旧文 // 读臧棣《书信片断》
这是一篇近二十年前写的文章。记忆中是当时收到臧棣赠送的自己印制的诗集《燕园纪事》后写下的。那段时间，关于诗歌技艺的讨论，触动了正处在诗歌写作向更深广处推进的我这一代诗人面临的诸多问题，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在寻找能够更为丰富地建构自己诗歌形态的方法。臧棣的这首诗应该说正是当时此等努力的具体体现。由于其呈现的文体特性刚好符合我那时满怀兴趣的思考，让我产生了谈论的愿望。但，大概是对一些问题的想法并没有在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表达，自己不太满意，所以这篇文章便成为放在抽屉（电脑文件夹）内之物了。现在回头从中翻出，虽然仍很不满意，觉得写得真是不好。不过时过境迁，我亦没有再修改的心境和兴趣了。想了想，干脆就这样放在公众号上吧。只是我这里并没有臧棣原诗，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找到读一读。
“反讽”作为当代诗歌写作的基本方法，被写诗者大量使用，这是近几年来的事。它的加入使得诗歌在复杂性、戏剧化等方面比之过去更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反讽”并不简单的是一种诗歌形式构成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浸渗了写作者的人生经验。“反讽”实际上包含了对事物与人生的理解。因此，只有深刻地认识事物与人生的意蕴，一个写作者才可能真正获得“反讽”的能力。因此“反讽”的运用，在确切的意义上讲是一种批判能力的确定。
但是我在本篇文章中不谈这些。我将要谈论的是“反讽”带来的诗歌的复杂性，以及在“反讽”使用中的限度问题。从写作的角度看，这是更为重要的。我将通过具体分析来说明，那怕有一点不谨慎，“反讽”的确立也会成为不可能的事。我在这里选择的分析作品是臧棣的诗：《书信片断》。在我看来，臧棣的这首诗恰当的使用了“反讽”，从而使得作品获得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内敛”的复杂性。这不容易。因此，他的这首诗可以成为一个范例。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是如何处理的吧。
这首诗所用的是写信的口吻。因此一开始就为诗定下了一种谈话的调子。我们都知道，一般的情况下，写信是私人性质的交流活动，他多半在朋友和亲人之间进行（也有不是这两者的，但那一般就是程式化地讲事情了），所以没有通常我们见到的写其他文章时的那种严肃，文体也就自然而然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书信在另外的一点上的性质是：没有顾忌，谈论问题可以放得开。臧棣将自己的这首诗定义在“书信片断”上，实际上已经隐含地确定了诗歌的方向。
事实上结果也是如此。从诗歌的第一句“最近以来，主要的工作／就是驯服与被驯服”开始，我们便看到了谈话的方向：这是一次带有自我审视意味的写作之旅。从常规的情况看，审视的结果多多少少都带有批判性质。在这里也没有例外。“驯服与被驯服”，在这样的句子中明显的存在自我调侃的色彩（“驯服”这个词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讲，带有人对动物征服的意思，用在这里显然别有所指）。而写作者当然并不想止于调侃。在接下来的诗句中，批判的剑芒便露出来了：“当自我被比作黑洞，我同时感到／美容术的兴奋和天文学的羞怯”。人在潜意识深处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精神活动，即使在今天科学的发达中也是没有探察清楚的。将之比做一个黑洞应该可以成立。不过，就算是黑洞，他也存在着边界，存在着面向外部世界的一面，它为外部世界呈现着自己的隐匿不了的、而且是好表现的一面。很显然这样的一面的呈示，由于社会化的原因，很难是本来的面目，肯定要加以修辞修补。写作者显然很清楚此中的奥妙，所以他使用了“美容术”这样的一个词。这个词用得无疑很好。“美容术”是什么？当然是对自我的美化，把丑陋的部分藏匿起来。因此，“美容术”一词在这里具有讽刺意味。它已经向我们暗示了对于依靠隐藏而改变一些事物的本来面貌的不屑。因此，在后面的与之对应的“天文学的羞怯”便明确地说明“美容术”的修补所带来的并不是完全的美化，藏匿的企图仍然存在着。在这样两句表面上讲究对应对称的诗句中，我们可以发现自我批判的力量的存在是以谨慎的形式出现的，人在庞大的世界面前必然会感到一种“羞怯”。
当然，事情在这里只是开了一个头，在紧接下来的诗句中，真正的反讽才开始出现：“从隐喻中汲取简洁的力量／学会驯服内心的愤怒／使它适应滞销的生活／应该被视为了不起的个人成就。”在这几句诗中，写作者运用语言的才能表现了出来。“滞销的生活”。一个内心存在着小小的个人隐密的人，和生活的关系自然不是一般的关系，生活的不入门，被改变成了生活的“滞销”（“滞销”一词既说明了个人与生活的不和谐，又暗示出一个物质主义的生存环境的存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法？一个词便突现出了关系的不和谐，还把这种不和谐说成是了不起的成就。而这算一种成就吗？同样，“了不起”这个词的夸张成份给予的是很好的，它说明的是没有什么了不起。语言的反用。不过，如果这首诗就这么写作下去，只是把笔头对准自己，当然不会有什么更有力量的价值。因此，在接下来的诗句中，写作者从自我脱离开了，他把笔触指向了“他人”。而从此处开始，他批判的意识呈现出来。我们真正要重点谈论的，正是在下面的章节中，写作者是如何完成他的“反讽”的使用的。
“我已能和住在三层的那位马戏团老板／开几句玩笑，你知道，他妹妹／曾对我有过多年的感人（赶人）的好感。／如今她远嫁巴黎，冒充科莱特的崇拜者／并拿她和萧红作了对比，像缝两块布似的／拼凑成一篇论文，还敢来信说是受了我的启发。”任何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人都会看到写作者在上面的诗句中是如何以平静的口吻表达了他的反讽能力的。一个双关词的使用、冒充的崇拜者、写作论文不过是在缝两块布（其价值可想而知），以及一个“还敢来信……”，这些诗句看似普通，没有奇异的意象，没有什么隐匿的象征性，但它们的确将写作者对于生活中假模假样的行为的解剖，很清晰地呈现在我们这些阅读者面前。同时也表达了写作者对于这类行为的轻蔑。我相信，面对上面的这些诗句，如果不是根本读不懂诗，那么每一个读者在读到“还敢来信”时都会感到在这里“还敢”一词中包含的讽刺意味。我自己在读到这里时，的确为这个词的使用回味了半天。而如果写作者在这里不把握分寸，将“还敢”换成“还胆敢”，仅仅是多一个“胆”字，那么其效果就会大不一样，说得轻一些是没有分寸，说得重一些便是太恶狠狠的了。限度的确是很微妙的，对它的把握要求写作者对词语含量的分辩能力。
《书信片断》的写作者当然是一个对分寸把握的十分恰当的诗人。而且，他知道，对一件事情的叙述必须适可而止，否则就会造成言辞的过度，反面会使效果被减弱。因此，在接下来的第二节诗里，他的叙述的方向指向了谈论知识。当然，他并不是为了在表面上使诗篇获得复杂性而谈论知识，而是为了在这样的谈论里为自己在诗篇中虚拟的谈论对象的要求给予回答。而在这种回答中写作者的机敏是可以看出来的，他先是说出“你寄居在我身上的重量”，但马上便抬出了王尔德、尼采、蒙田这些历史上的大人物来消解这样的重量，并暗示出蒙田作为一个大人物，与自己也不过是睡觉前读五分钟的关系。连一个历史上的大人物也不过是临睡前用来催眠的工具，那么，其他的一切的重要性便可想而知了。但哪怕是写作者用这种貌似无所谓的口吻说出的对历史上的大人物的认识，也还是体现出他们内在的意义仍然高于其他事物。与他们打交道比借酒打发时间的无聊举动要高级的多。或者，他们是消解生活记忆中的毒素的药剂。他使得一个人在现实中不能解答的问题被转移到了书本中，并依靠书本对之做出更新的改造。
在我的理解中，所谓复杂性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多重性”，它的特征是一首诗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单一的主题，而是在其间向多个方向展开。如果从这点上讲，那么，臧棣的《书信片断》在前面两节中已经为我们呈现出了复杂性，在第一节中对自我的处境的分析，对一个当代宠儿（很多出国的人都自认为自己是时代的宠儿）的讽刺。在第二节诗中，对历史人物与叙述对象的比较，应该说给予我们的是不同的东西。但这首诗远远比我们已经读到的两节要复杂的多。
因此，当我们阅读第三节时情况又不一样了。在第三节里，写作者谈论起了性问题：“爱情的领域，已有一部分开始／陷入晦涩。解释的喉结凸起／企图像性感一样雄辩，或是把夏天扯进来。”而为什么会陷入晦涩呢？因为人们如今对于爱情的关注点已经不一样了，精神的领域让位给了身体本身，而这种观念的改变所带来的意义，并非能够那么简单、清晰地给与意义的解析，其陷入晦涩正是对无法说明的说明。那么。夏天是什么？不就是一个暴露的季节么？虽然我们不敢肯定写作者在这里想说明的是：性的问题就是肉体问题。但他对当代生活中的性现象不以为然的态度可以从第三节诗中十分明确的看出来。“色情其实像习惯一样容易对付”（当然啦，这是一个消费问题嘛，而爱情则显然不是），“本城的出租车仍以黄色的居多／在后排座上没能说清的事情早已离题万里”。在这些看似不动声色的诗句中，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写作者批判的态度。因为对性的态度其实已经威胁到了当代生活中人们对于事物和行为的认识：“真诚很少能恰当，比如现在／它就像无法忏悔的事情／威胁有煎蛋和牛奶的夜宵。”瞧，在这个问题上真诚的结果是可能被扫地出门，一顿夜宵也吃不上了。到这里，我不禁为写作者的冷静吃惊，也为他设计的反讽叫好：他用“煎蛋和牛奶的夜宵”便表明了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性问题的态度；有“煎蛋和牛奶的夜晚”难道说不是平静的，或者说和平的吗？
而在紧接下来的第四节诗里，我们还看到写作者把这一问题扩大了：“北京的女权主义开始有了一点进展／开始蹦出一两句名言，譬如：／‘贞洁就像钻石项链，我们／不能在任何场合都佩戴它’”。虽然我们不能说女权主义是这个时代不好的事物，但从写作者的这样的诗句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对于当代道德问题的态度：一种被过分强调的要求里面很可能包含了非真理的成份，而且很容易发生质量的变异。事实上我们在一些过分地强调女权主义的人的行为方式上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对自身权利的强调变成了对权利的混乱理解。不过写作者也知道在这样的问题上不适合过于纠缠，那会使自己陷入单一性的圈套中。因此，与第一节向第二节转换时的情况一样，写作者很快便转到了对另一个问题的描述。在最初的阅读中，人们很可能会被写作者这种带有硬性色彩的转向搞得无所适从，感到诗歌在这里出现了结构上的断痕。我第一遍阅读时也的确在这个地方感到诗歌叙述的连续性出现了问题。但很快，我发现这实际上是写作者所采取的带有策略性质的回避手法（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当代诗歌中，叙述的转移作为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意义，它扩展了篇幅限制下的诗歌的容量）。如果他还要在此将上面的问题谈论下去，很可能就造成一种结论。而这样一来，便不可避免地会冒被人指责存有偏见的危险。显然写作者并不想在这样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上冒这样的风险，他宁愿仅仅做出提示，把结论留给读者去下。所以他突兀地将自己引向了对另外的问题的谈论。他是想以这样的方式做出回避。那么，这一次他谈论的是什么呢？
这一次，他谈论起电子邮件来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电子科技的革命进程让人目不暇接，它带来的已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改变。很显然，写作者对这一事物的出现带着矛盾的心理，他虽然意识到电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认识论，“但我还是钟情于书信，迷恋着／剪短指甲的手，白纸和钢笔之间／网罗的精神放松。”在这样的一种精神的氛围中，写作者好像要向人们提供我们能够更可靠地认识事物的奥秘，哪怕是对于痛苦的理解的奥秘（这里面还有着一种怀旧的情绪的溢出，让我们感到了写作者对“消失”的拒斥）。虽然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时代，痛苦的内在的含义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经“腐蚀于个人政治的资本化”（政治身份成为人们社会生活地位的砝码，并具有可以转化为财富的功能）。但就是这样，它也仍然“远胜于博物馆里的死后捐赠品”（关注现在和未来比关注消失了的事物更重要）。而为什么会这样呢？接下来的第五节诗，继续进入了对这一话题的说明：“理所当然的事情：记忆／继续以一个人的肉体为教堂／崇拜你，用它越来越模糊的印象。”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写作者最初虚拟的谈话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不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了，而是变成“人”的抽象体。不管历史的进程怎样发展，科学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奇发明，但人却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基本的存在对象。人就是人的教堂。有了这样的基本的认识，我们发现生活尽管存在着问题，但它还是在不断地进行下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生活中，人的感受能力在不断地扩大，无论是批判还是赞赏，都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点。并且他永远不会麻木，哪怕面对的是死亡，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说出它是“最大的真理”。应该说第五节诗是这首诗最为重要的一节，因为它触及到的问题带有终极意味。也是在这一节诗里，我发现，前几节诗里所有的那种轻松的调子在这里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而且这一变化是为了向下伸延，即是为了在第六节诗里谈论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命运。
是的，命运问题对于诗人来说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诗歌毕竟关乎到对人的精神的触及，它始终具有朝向“问题”的必要性。因此，第六节诗的起句便很突兀：“命运是否能被贿赂？”（这是一句很有明堂的诗句，它可以被看成对一个商业化社会中物质主义现象的戏仿式反讽，在现实中我们不是的确看到过太多的希冀通过贿赂改变命运的现象吗？）。不过，写作者当然知道“命运”这样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谈论的，即使谈论也很难得到确定的结果。所以在谈论这一问题时，写作者的态度也是理性的，没有将之戏剧化（即给予它夸张的色彩，与夸张的调子），在接下来的诗句中，他马上说出的是：“一个更像是与想象力有关的问题／混迹于思考的领域”。意识到这一点，自我批判，反讽便开始了：“我痛感天赋的大而无当”。有天赋的人当然总是充满自信，好像自己能够解决世界上出现的任何问题。但实际这是不可能的。“天赋的大而无当”。正是它在很多时候将人置于悲剧的角色位置。更多时候，人还是要回到细小的问题上，譬如说回到“一张面孔”上，于是，写作者真得将下面的诗句落实到了对一张面孔的描绘上。很显然这是一张在“命运”之后出现的面孔，它更像幽灵，浮现在视线里。而面对这样的一张面孔，感情的波澜推动着想象力四处奔突，仿佛建立起了自我的意志的边界。但使我着迷的是，在写作者的身上控制力好像是一道阀门，始终在起着作用，这不，到了下面的诗句：“也许还会摧毁一个茂盛的比喻／因为在其中，自我被轻率地当成／一株坚挺的松树，耸入说教的天空。”他又将诗句拉回到与前面的几节诗相呼应的范围内，“茂盛的比喻”、“轻率”、“说教的天空”，这些词的使用突出地体现出写作者最终的兴趣是在反讽上。尤其是“轻率”和“说教的天空”将人的基本处境很好的概括出来了，因为在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个别的凸现不管怎么具有显形，都只会是渺小的，当然是树之于天空的比例，想一想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比例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说根本就是看不见。
因此，到了第七节，也是最后一节诗，写作者把这首诗的主旨终于向我们托了出来：“假冒的造物主／会从我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中／撕开一条缝，钻进来，说：‘你好哇’。”这说明我们始终是生活在一个被各种事物不断侵扰的世界上，躲避都躲避不掉。哪怕是为自己建筑起一个看起来十分坚固的精神堡垒，那怕是建立一个关于飞翔的梦境，哪怕是感受到一个异域的存在，都无济于事。情况可能真是这样，当一个人在他自己生活的处境中完整性都被破坏了，他还有什么可能保持住自己呢？有那么多人以假冒的造物主身份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被不断地撕扯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哦，写作者的尖锐的确是很厉害，他到了最后干脆告诉大家：“被运来运去的情感；／像是夹在一个不断超重的信封内／我做梦，并感到邮政的颠簸。”把诗结束在这样的诗句上，不但回应了这首诗是以一封信的形式出现的，而且，也突出了在整首诗里所不断暗示出来的当代生活的情感的不可靠。而让人尤其惊讶的是“我做梦”这个词的出现，它等于把这首诗的性质完全改变了，使我们不得不想：原来并没有一封信被写出，所有的不过是一封假想的、梦境中存在的信。因此，那怕是真正“邮政的颠簸”，在这个时候也无足轻重了，重的是情感的当代生活中的找不到根基，只能被像邮件一样寄来寄去，而寄到什么目的地呢？到了这里，整首诗终于在最后完成了它的反讽的营造，在不断伸延的谈论中达到了诗意的建构，并确定出自己的复杂的主题：写作具有多重可能性，文本的设计本身就带有主题性质。
但从另一方面讲，由于这首诗的复杂性，阅读的过程几乎也就变成了一次地地道道的探险。可能它的更为隐匿的动机我仍然没有触及。譬如它在修辞方面的独特选择使诗句呈现出来的不均衡性，到底是“反讽”的需要还是有更加实际的考虑？以及它从始至终都存在着的结构性空隙，到底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在限度问题上做到不越轨？还是……。本来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做出仔细的探究，但由于看来要将之完全的讨论清楚，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我放弃了。
1997·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