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的是对中国古籍的版本鉴别。此外上世纪的出版物以及外文原版书也都有版本问题，要讲得另请高明。
我这个人基本上是自学出身。除抗战后期上高中二年级时听了吕诚之（思勉）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 四门课真正得益外，向顾颉刚师、童丕绳（书业）师学习也只是读了他们的著作。而且他们都不以藏书著称，诚之师有的尽是常用书，颉刚师书多，也懂版本，但仍是实用的，连明版都很少。所以我在版本上更是全无师承，这里只讲我自己如何自行学习、自行摸索而掌握了这门学问。对大家是否都适用我不敢说，只能说是可借参考吧！
过去我常说懂版本能鉴别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卖书的，一种是买书的，当然这书都是指的线装古籍。最近想到还得加一种人即是在图书馆工作的，老一辈有赵蜚云（万里）先生、顾起潜（廷龙）先生，同一辈比我稍年长的有冀淑英大姊，自己都不藏书而成为版本专家，可惜他们都没有把经验写下来。卖书的，我主要是指旧社会自己开旧书铺的。他们一般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学历大概相当于小学最多初中吧，十几岁时到旧书铺当学徒，老板也就是师傅教他们背《书目答问》，慢慢地训练他们收书卖书，满师后有的留下来当伙计，有的自行开店经营。不论老板、学徒， 都必须迫使自己学好这套鉴别本领，否则把明版书当宋版收进，宋版书当明版卖出，不上一年半载就得关门，学徒就卷铺盖。解放后旧书业不久就合营国营，有一段情况似不甚理想，因为工资反正一个月就那么多，不钻研也可混日子。这到改革开放后才有变化，现在又在出人材了。这是大好事，否则经营古籍讲版本后继无人，可不得了！再讲买书的，这是指我这种买书的，过去有些大富翁怕不行。他们是大资本家或大地主，钱多，买书即使贵了也无所渭，自己不懂还可请行家替他鉴定，自己的鉴别能力当然提不高。只有我们这种钱不多又爱书的人，总想用很少的钱买到很好很名贵的书，这样鉴别版本的本领就越练越高强。有时买起来像和书铺斗法似的，铺里没有看准，把好书当普通木子标了低价，我就不声不响地买下来，从书铺的行话讲他们就是“卖漏了”。例如抗战胜利前一年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书，从保文堂买到陶湘影印《金石苑》所用的底本——徐钧所藏的原刻本，是被放在影印本一起标同样价钱为我买来的。又如50年代前期从上海来青阁以廉值买到《盾鼻随闻录》的咸丰刻本，这书光绪刻本已难得，咸丰本连解放初纪念太平天国时编印的书目里也未见著录。类似情况近年来也有，当然也不是经常的。北京有人说凡是被我看上了的书，售价都该比原标的翻一翻，那是夸大了的。买书必须要真爱书，真爱书必须多少懂点书的内容，由爱其内容然后进而讲求版本。我是1925年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从幼稚园、小学上到初中二年级抗战爆发，逃难到老家附近江阴利港镇上读了半年《孟子》和几篇古文，对古书开始有兴趣。不久沦陷的常州城区秩序稍为平静，我曾约了同镇的一位中学生进城买点古书过瘾，其中有一部会文堂影印的胡克家仿宋本《文选》，字体很好看，使我幵始注意版本的好丑。所以我买书最初是先着眼于内容同时兼讲版本，进而先讲版本但也要看内容行不行。结果是经史子集四部都有一点，和专收某一类的做法不太一样。不论专收某一类，或四部兼顾，对四部书的基本知识总都得有一些。当年我是先看吕诚之师的《经子解题》，这是1939年我回常州城后在地摊上花几分钱买到的，是引导我步人文史领域的人门书。稍后买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还是常州旧书店传古斋的人向我推荐的，这书在今天当然不尽适用了，可还没有人编一部新的来代替它， 因为要编得真正文史兼通，而这样的人今天太少了。以后我还看过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及其读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者是把清代学者对经史子集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读起来很有兴趣。这些对我后来研究学问有用，当时对买书也很有用。否则连这点基本知识都不具备，就颇有点像去买衣服却连毛料、布料都分不清，什么流行什么过时也不知道，岂不叫人笑话。上面这些只介绍书名，讲点内容，进一步还得见见原书。我是从当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四部丛刊》下手的。这是一部专收四部要籍的大丛书，而且都是选用较好较旧的本子影印的。因为要用旧本，因而清人的经子新注没有收，“二十四史”因为想用旧本也没有收，以后另出了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十三经》也只印古注不收《十三经注疏》，因为暂时没有更好的本子来替代通行附阮元主撰校勘记的本子，改为搜寻传世的单疏本印在《丛刊》的续编、三编里，还有大部头的类书等当然也无法收，此外四部要籍的较好较旧的本子大体都收在里面。我起初还见不到全部的《丛刊》，好在旧书店里多少有些零种，还弄到一本注有版本的《四部丛刊书录》。当时我是十四五岁，记忆力好，加之是影印可以见到原书的真面目，形象化的东西更加记得牢，这样我就把四部要籍加上重要的好版本包括若干宋元明本都大体掌握了。附带说一下，当年中华书局为了和商务印书馆竞争，用所谓仿宋的铅字排印了一部《四部备要》。大概主持者对版本不很内行，又为了节省成本费用不去访求旧刻本好版本，尽用当时通行廉价的局刻本以至石印本，清人著作也常用翻刻本，多年前我的一位研究生曾写过《四部备要版本勘对表》，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的《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一集上，勘对出这《备要》自云用什么版本和实际作用的版本多不相符。不过当时的中华并不完全等同于今之中华，今之中华书局是合解放前商务、中华两家的古代文史部分组建的，请中华的朋友听了我对《备要》的批评不要介意。《四部丛刊》只好说帮我打基本功，继续修练提高，我大体是从（1）多看原书和书影，（2）多看讲版本的书，（3）看注出版本的四库书目这几方面着手。这里先讲多看原书和书影。如今经营线装的架上最早只有清初刻本了，明版书已不往外边放，可我年轻时明版书还有的是。解放初期一部白棉纸嘉靖本不过几万旧人民币折合后来的新人民币几元， 许自昌刻后印本《杜诗》当时称之为烂明版标旧人民币一万都无人问津。即使宋元本也偶而可遇到，小部头标旧人民币几十万，残本一册旧人民币一万到两万，大部头南宋建本《两汉书》在上海修文堂也只标五百万，折合新人民币五百元。当然熟悉宋元本还得多看书影。书影者是将若干种宋元本书每种影印一两页，今通称之为图录。我在抗战胜利前买到编印南京围学图书馆原八千卷楼所藏宋元本的《盋山书影》，解放初又在苏州以廉值买到《铁琴铜剑楼书影》，在修文堂买到陶湘印的《涉园所见宋板书影》，都看得很熟。至于明版则从开明书店买到顾起潜和潘景郑（承弼）两位先生编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不过其中大多数都先后见过原书。清刻本如今也成为爱书者搜求的对象，所以前些年我和贾二强同学又编了一部《清代版本图录》，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印制问世。事物一般都有其发展规律，雕版印刷何能例外，所以每一时期的刻本书都有其特定的风格，早期在宋元时还有地域的差异。对此前人以至近人讲版本的书里都不曾讲或讲不清楚，我是多看原书以及书影后自行摸索出来的。大约在二十岁前后，就知道这是宋浙本，那是宋建本，那是元浙本，明初黑口本、嘉靖本、万历本更分别得一清二楚。解放初在修文堂见到残缺剩几十册的《资治通鉴》，一看即知是南宋建本，和铁琴铜剑楼的那部残本原是一部书后来分散的。又在苏州瀚海书店见到残存二十多册的《晋书》，一看即知是元浙本，而且是公私书目向未著录，只有大公报馆印的《藏园群书题记》著录过残本四卷。可惜我当时是供给制待遇，没有多馀的钱，只能各买一册留个样子。1978年陕西省办了个古籍版本之类的讲习班，要我去讲，我就开始把版本如何演变、各个时期以至地域的特点写进讲义里，稍后几经增改作为古文献专业的版本学教材。其简本是为邓广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研究知识手册》撰写的，作为“版本”一章，1990年河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流传不广，且有错字，今又收入我的《古文献学四讲》中，今年由鹭江出版社出版。至于详细的，1985年在北京大学古文献专业讲课时编印了半部《古籍版本学》，全部在前几年写成后交江苏教育出版社待出版。其中所陈述的规律特点等请看这些书这里没有时间讲了，至祈原谅。
《藏书纪事诗》
为了扩大知识面，还要多看讲版本的书。这不是指有些图书馆专业用的今人写的教材之类，而是指真正行家的著述。最基本的当然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和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前者虽有不是之处仍大体可看，后者是讲历代藏书家尤详明清两代，很有用。叶昌炽还有一部日记叫《缘督庐日记》，前些年已用手稿全部影印，但我十几岁时买到摘要石印的《缘督庐日记钞》就够用了，因为已把他一生买书买碑刻拓本的经历都抄了出来，看起来极有趣味。更多讲版本的书是清人以至民国时人撰写的藏书记或题跋的汇编。我最感兴趣的，有汇编嘉道时大藏书家黄丕烈题跋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和《荛圃藏书题识》，有民国时大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这《题记》我最初看的是抗战前大公报馆印的平装四薄册，稍后见到仿宋字印的线装本《续集》和《初集》，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其孙傅熹年先生的整理本，加入了《三编》及有关著述更为完备。其前1983年中华书局还出了傅熹年先生整理的《藏园群书经眼录》。此外可看的还有清末民国时藏书家缪荃孙的文集里的题跋文章和他别具一格的《艺风藏书记》、《续记》，以及叶德辉的《郋园读书志》，潘景郑先生的《著砚楼书跋》。总之这些书使我大为得益。例如看了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癸甲集》里的《桂氏说文义证原刻跋》和《郋园读书志》里的题跋，才知道道光咸丰间连筠原刻《说文义证》之名贵，到“文革”刚结束听说于省吾先生的藏本售于上海古籍书店，就赶忙用书把它换来。又如解放初我在修文堂见到乾隆时原刻作者校样的《苏州府微显志》，是详记其地人物士女的书，记得《缘督庐日记钞》中提到过，是民国初叶昌炽为藏书家刘承幹鉴别所收书时记下来的，公私书目均不见著录，就赶快以廉值把它买来。《艺风藏书记》和《续记》还有缪荃孙自己在晚年批上价钱准备出售用的，我见过三部，一部当年在修文堂，一部没有《续记》在苏州某店，我都没有买，一部是谢刚主（国桢）先生的，他晚年送我了。从这书上所批的可知民国初年的书价，稍后京沪各大旧书店所出书目也都有售价，嘉道时的书价则可看黄丕烈的题跋。
《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
在上述几方面下了十来年功夫，再经常翻看以记版本为主的书目，就可以做到常见的古书都能讲出有哪些主要的版本。这种书目《书目答问》还不够格，一则它讲到的书不够多，所记版本也多属清代刊刻通行常用的，明本就很少，宋元更不记。所以要用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批注版本的，一共有邵懿辰、莫友芝、朱学勤三家。最早我十几岁时买到的是莫友芝的叫《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郘亭是他的别号，是据傅增湘挑印本影印成四册小本线装书。邵懿辰的《四库简明录标注》其孙邵章清末刊行，但价高难得，解放后邵章之子邵友诚又将邵章所批作为“续录”增入，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已颇便使用。傅增湘又在莫友芝书上作了大量增补，经傅熹年先生整理，于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四册《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其详备又更在郘目之上。至于朱学勤批的，向未刊印公世，去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才借了我收藏的光绪时管礼耕抄本影印精装一厚册，题曰《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问世，这修伯是朱学勤的字，所批颇可补邵、莫两家之不足。《四库全书》纂修在乾隆时，所以查看清人著作及其版本要用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和《续编》。修《四库》时查禁了不少书，1957 年商务印书馆把姚觐元的《禁毁书目》加上“补遗”和孙殿起的《清代禁书知见录》合成一厚册出精装本，也便于使用。《四库》不收话本和章回小说，可用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都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修订本，柳存仁先生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有书目文献出版社本。近年来有一种传说，说我黄永年有这样的本领，线装书在架子上不用取下来，更不需打开看，就知道是什么版本，这岂不是说我有什么特异功能？其实世上哪有什么特异功能，我无非是记住了什么书有哪几种版本，再从书根的新旧颜色来推测判断。例如前些年我在琉璃厂松筠阁架上看到一部《公羊传》，两厚册，从书根看是连史纸印的。我知道《公羊传》清刻单行的有道光四年扬州汪喜孙仿宋余仁仲本，太平天国后书版归金陵书局附加校勘记后曾大量印行，但用的纸是黄色的毛边纸，而且书品宽大，这书品不大且用白色连史纸的肯定是太平天国之前的早印本，比较难得，取下来果然如此。又如在当时大院的架上看到一部《两当轩集》，我断定它是极为难得的咸丰时家塾刻足本，因为这有四厚册，通行的嘉庆时刻《诗钞》只有四薄册，这咸丰本经太平天国版毁后在同治时印过活字本，光绪时又有重刻本，但我见过的虽也是毛边纸印却都比较新，不像这部那么黄旧，叫取下来一看真是咸丰原刻。刻本以外还有抄本、稿本、批校本，鉴别起来需要更多的知识和学问。记得50年代前期上海修文堂老板孙实君对我说，他们看刻本书还可以，要鉴别抄本、稿本、批校本就困难了。孙实君当时已五十多岁，是旧书业的老前辈，可说的确实是真话。抄本关系到纸张，关系到用不用印格，用什么样的印格，此外字体还有时代性。举个例子，解放初上海温知书店有一部吕祖谦的《左氏传说》，蓝格白棉纸，字抄得很拙率，说明它是标准的明抄本，再加上有王士禛的题跋并盖了他的多方收藏印记，他的字我也认得真，价高一些还是把它买下来，一查此书仅有通志堂刻本，对一下发现它还可补通志堂本的阙文。后来在这店里还买到一部吕祖谦的《东莱吕太史文集》，有清中叶时小重山馆藏印，素纸抄无印格，字体却不像清中叶的，仔细翻看“玄”字不缺笔，说明是明抄最晚也是清顺治时的抄本。稿本也遇到过一些。当年协助张元济编印《四部丛刊》的孙毓修的藏书散出，我从温知书店买到几种，其中有一册汪琬自注、惠栋增补的《汪氏说铃》，黑格抄本，左栏印有“红豆斋藏书钞本”一行字，这红豆斋就是惠家的书斋，可见这是惠栋作了此增补后叫人清抄的叫清稿本。著者手写的稿本则在上海传薪书店得到清中叶藏书家倪模的《经锄堂书目》，素纸毛钉小本有三十二册，每种书都写了像《四库提要》那样的提要，有的据《四库提要》节抄，还有许多《四库》未著录的则倪模自行撰写。当时传薪的老板徐绍樵问我这书有没有用，我说当然有用，他说有用你就拿去吧，我说总该付点钱，付了三元。以后我给顾起潜先生讲起，他说倪模有部《江上云林阁书目》，是没有提要的简目，虽有刻本也很难得，燕京大学图书馆曾晒蓝印了一部，这《经锄堂书目》自然更是前所未闻的秘笈（这《江上云林阁书目》刻本80年代我居然也从广州买到）。批校本一要看据校的本子和批的内容，再得认识那些名人的字， 看是真迹还是过录的，有时还有伪造的，以伪造何焯（义门）批校的居多。何焯批校的过录本我买到好几部，最好的有他的学生蒋杲在康熙刻《王荆公唐百家诗选》上过录的，还有他的学生沈岩之子沈鸿在万历刻《元氏长庆集》上过录的，前者得于温知书店，后者得于忠厚书庄，都是解放初我在上海工作时的事情。何校真本则“文革”结束后也得之于上海，在席刻白家唐诗的第一种《刘随州集》上用朱笔校补，有宜稼堂藏印，是王大隆（欣夫〉先生生前最宝爱后来散出的。买这些都得识字迹、懂内容，单靠看题跋还不够，因为保不定会做假。所以有时虽尤题跋，凭字迹、内容我也可以断定是哪位名人的批校。我的翁方纲批卢文弨刻本《经典释文》就是这样从传薪书店得来的，阮元用宋刻校朱筠刻本《说文》也是这样从苏州琴川书店得来的，这也都是刚解放时的事情。
《古籍整理概论》
如今图书馆多编印善本书目，买书的藏书的也自夸买了藏了若干善本书。究竟什么样的书才能叫善本，有时并不定弄得清楚，为此我在所写的教材《古籍整理概论》里专设了一节来讲述。《概论》 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初版，去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又出了增订本，有兴趣者可以找来看。这里为时间所限，只能简单说几句。善本这个名称大约北宋时才开始使用，本是指校勘得好的本子。由于自然损耗，加上天灾人祸，宋元旧本日渐稀少，到清人就把宋元本以至其他稀有的旧本书也称之为善本了，这样就混淆了善本的概念。因此，我认为实际上是有两种性质的善本，一种是校勘性的善本，一种是文物性的善本。前者和时代和稀有与否没有关系，譬如南宋的建阳坊刻错字多就不是善本，今天中华书局高质量的点校本就是善本。后者则掌握一个“物以希为贵”的原则，譬如南宋时小学生书包里也尽是建阳坊本，有什么文物性？到明清时南宋建阳坊本稀罕了，就成为文物性善本了，所以这文物性善本的范围会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逐渐扩大。宋元刻本、明嘉靖以前刻本、明活字本、明抄本、清前期旧抄本和有价值的稿本、批校本，清人视为善本，今天则扩大到凡是明刻本、清代以至民国时少见的或特别精美的刻本、活字本、有价值的抄本、稿本、批校本，也都算是善本了。当然这些文物性善本中有好些在校勘上也做得好有价值，则可说是兼具校勘、文物两性的善本。至于我们爱书买书讲究版本者所搜求的善本，一般都是文物性的，很少从校勘上考虑，这和专弄学问不讲版本的人不一样。有所谓“三性”“九条”之说，这是70年代后期要编全国善本书总目时提出过的，说善本要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即“三性”。但今天中华书局出的书难道没有学术资料性，荣宝斋出的难道没有艺术代表性，所以这后两性根本不能成立。“九条”中问题也不少，如把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为善本，以乾隆时作为善不善的界限，就明显有问题。因为清刻本中堪称文物的一部分在清初，多缘涉及怀念故明而遭禁，一部分在道光、咸丰时，则缘书版及印本在太平天国以及捻军的战事中被毁，而乾隆时刻版虽也被毁，但印本流传已多，往往并不难得，所以用乾隆来划界限是错误的。一是买书要量力而行。买到好书善本书是高兴事情，心情为之舒畅，对正经工作包括正经的教学科研等都有益无损。但如好书价太贵，那也只好割爱，不必多方借贷，为买书背上一笔重债，反而弄得不愉快。要知道天下好书尽多，只祝愿它保存人间不使损伤，何必一定归我。有时看到好书，也买得起，可被人捷足先得，也当如此达观，不必懊伤。再是买到了好书，要爱护书。如果旧装典雅且大体完好，就不必改装成金镶玉之类。如已破烂不堪，或本来就装得不雅，可改装，用古色或磁青色封面，双丝线订。我当年遇到纸张没发脆、不需大修补的，要改装都自己动手。可以加盖藏书印，但必须刻得真正好的，印泥用略带黄色的西泠印泥之类，漳州印泥就不免太油。千万不能盖上恶劣印章和蓝色橡皮图章。可以写题跋，但要用毛笔，而且字也须过得去。否则一定要写，可用单张的荣宝斋信笺之类写了夹在书里，后人认为你是名家，会给珍藏起来或加裱装：一定要写在书上，也只能写在前后空白页即所谓护叶、看叶上。有位藏书的也略有名气，可老是喜欢紧写在正文或目录之后，文词书法也未必能登大雅，他把书出卖后，人家买了要去掉都没办法，除非忍痛把书页割掉一块。此君还有个毛病，即为了要收集名人的藏书印记，在卖出前用刀片将书上的名人藏印割下来，我当年在上海就见到好些明版白棉纸书惨遭此劫，这就更为正派人所不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