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必同归于尽
论述了中西方文化之间完美的互补性之后，让我们再回到人之初，看看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误区——语言转向与语言的产生背景关系甚大，可哲学史的起点却并未因此前置到人之初，所以我真好奇他们又是怎样偷换概念成功的——不尊重人类文明从低到高发展的事实，所谓的哲学专业技术上再怎么巧妙，也难掩内心的虚弱，这对于终极求真的哲学来说，这是一切伪哲学衰亡的征兆。
回看早期人类文明，随着认识水平的积累与提升，语言文字逐渐诞生，与这个过程中同步提升的，是人的逻辑层次，更是人对世界日渐丰富的认知深度与广度，这让人对自然的恐惧日渐绝对降低，人的自信心日益增强，但西方哲学显然不能这样解释语言转向，不然上帝就真的消失得更早了。
面对这样的事实，相对于人之初人自主消解朦胧世界观的不易，西方哲学定义自己的历史起点为第一次哲学高峰期，按世俗的道德水准进行逻辑判断，不是居心不良，就是学术素养太低。
面对西方哲学这个显而易见的自圆其说不能的尴尬，从言论自由的角度，结合不同人的不同立场，甚至可以得出更多言之凿凿的结论，可惜再多也一样不能达到终极自圆其说的水平。
反之，只有用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经》中的超道德标准——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才能对其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每个人的每种说法都对，因为他们有权力维护自己的立场；但每个人说的又都不对，因为人类应该有一个可兹终极自圆其说的共识立场，结果却被大家的滥权给肢解了。
这样的答案不是简单的和稀泥，因为这是辩证视野之下两分矛盾的必然，更因为前面预设了“从言论自由的角度”这个前提，就像旧哲学正因为普遍基于假设展开理论探索一样，所以才有了不同的主义冲突。
欲解旧哲学的普遍冲突，只有指望终极哲学诞生一途，所以从言论不自由的角度，从人类文明的现实局限出发，答案只有一个，既然思想界谁说的都有理，那么谁最有话语权，谁说的就最权威。
如果谁都没有话语权，那就由政治选定一个，因为政治主导人类的日常生活，所以从代表人类文明现实发展效率角度，政治从不允许众说纷纭，所以政治从来乐于勉为其难地担当思想调解者角色。
同样因为逻辑分析能力缺陷，缺乏终极成熟性的旧哲学只能任由政治这样曲解，政教合一，是政治与宗教的双赢，民众就只能成为等宰的羔羊。
放眼世界政治，只有中国传统政治受宗教干扰最少，从汉以后，政治也失去了随意曲解思想的权力，这是因为儒家思想博采众家之长的结果，所以既能绑架政治，又能赋予社会相对整体和谐的效率，扼杀一些人性，那是人类整体苟且的必然，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无可厚非，只要能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思想革新就好，因而不构成被逻辑分析能力不强的人进行道德审判的依据。
所以，脱离思想解放的思想自由与形式民主一样，虽然有监督政治的积极意义，但扭曲文明发展本质的消极性也很明显，因为无知者的思想狂欢反而更在利于既得利益者浑水摸鱼。
从物极必反的角度，无知者思想狂欢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人类文明进入民主化时代之后，衍生出消灭政治的政治，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消灭一切既得利益者而实现天下大同。
天下大同受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决定，具体怎样实现，由人类在历史维度内自行解决。解决能力不强的人，在无望中把这种主观能动性异化于神，于是在更高明的无能者的意淫中继续汇集于上帝，于是基督教等一神教诞生，成为束缚人自身的最大逻辑天花板，但这反而更有利于真懂逻辑的人一击而碎之，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有神存在的空间，但从未有神学能干扰得了中国文化人对天下大同的期许，这是中华文明相对成熟的根本原因所在——天下一家符合人类集体利益最大化。
事实上，逻辑分析能力不足的人们一贯迷信权威，这是由人类文明的一贯局限造成的无奈，所以人类的自由观也从来分裂。理论上，人可能享受绝对自由，但现实中从来只有相对自由，所以政治从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终极政治一定是终极之合，但终极之合的结果就是人皆圣人的无政治状态。
于是在人类整体思想尚达不到人皆圣人的水平之前，有不良居心者，比如政治势力或者不真懂哲学的人，就可以随便用相对自由偷换概念成绝对自由，而被愚弄者却无法分辨，因为他们没机会接受相应专门训练，于是愚人者就可以浑水摸鱼了。
可是从绝对自由的角度，人类根本不需要任何权威，所以专业哲学因为终极自圆其说不能，注定实质变成一群貌似权威者之间在基于共同的无知而隔空吵架，所以这样的哲学可学，但需要有技巧地学，不能稍有盲从，因为那直接等于迷信哲学，必掉进旧哲学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陷阱。
所以，与政治苟且的那部分儒学一定不能实现政治的终极自圆其说，但儒学本身融汇各家文化的能力不失，所以经过创新的儒家思想一定能够重新实现更大范围的自圆其说，直到终极自圆其说。
这里必须强调一点，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来没有脱离道家思想的儒家思想，因为《道德经》中“圣人不仁”和“天地不仁”的超道德价值观是确保中国传统文化具备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根本前提，当然也是天下大同的根本前提，因为只有常识化解读的超道德价值观，才能终极调解由世间众说纷纭的思想差异造成的普遍思想洁癖和道德洁癖。
掉进逻辑陷阱，是任何哲学自主创新不能的人的哲学学习宿命，当然也是不能实现哲学终极理论创新——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家的宿命，因为他们都不承认逻辑的先在性，又无法自主调和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之所以会有如此尴尬，只是人正确认识逻辑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哲学走向终极发展的历史，以终极发现逻辑于人类主观文明的本体性为标志，而发现逻辑的这个本质的难点恰恰又在于，逻辑分析能力是人特有的，但逻辑运用能力却是动植物都有的，正确理解动物具有逻辑运用能力，会帮我们发现人的本能与潜意识受形式逻辑支配，而人的主观意识则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始终受辩证逻辑支配。
由此可见，正是潜意识的形式逻辑的简单与意识的辩证逻辑的对立统一关系，才构成了人和不成熟的人类社会的主观分裂存在模式，只有终极认清这种主观分裂的内在逻辑关系，人才能终极调和这种主观分裂。
承认植物也有意识，可以将逻辑与自然规律建立起内在逻辑联系，对正确理解分析逻辑这种主观能力诞生于自然规律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可以从二者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的一致规定性当中发现二者异名同出于道，而规律则是物质本体的基本属性，对旧哲学不能用主观逻辑这个主观本体客观表述自然本体进行终结。
所以，人一边具备逻辑运用能力，一边又具备自主提升逻辑分析能力，不能正确区分二者区别，任何人都会因为自觉意识不强而不得不掉进逻辑陷阱。
这种逻辑分析难，与哲学整体性表述容易，但定义难一样，这就是哲学与道共同的全息性造成的，所以哲学从来难学。因为过去没人告诉我们这个真相，只能靠每个人自己自己去悟，悟得又说不得，就是掉进逻辑陷阱不能自拔的必然尴尬。
如今常识化的哲学挑明了，这其中的全部原因就在于，旧哲学隐藏了专业哲学共同无知的那部分——哲学的整体性。显然，只有论述清楚了哲学的整体性，然后才能再借由整体框架循着终极自圆其说之后的哲学普及思路才能终极发现逻辑的本体性和先在性。看来，这才是本书真正的终点。
显然，哲学的整体性相对易找，谁能找到，谁的主体性便具足如圣贤。找不到，那就只能依赖政治革命去慢慢释放人的主体性了，这就是人类文明进步史，如此缓慢，就是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能力太差的必然结果与报应。显然，只有哲学的终极常识化，让人人都能自觉如圣贤，人类才能终极解除这种报应机制。
如此则不难理解，只要不能如我一样实现自主辩证下的终极自圆其说，那么即便学了再多专业哲学，最终也只能掉进别人预设的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陷阱，成为别人思想控制下的行尸走肉，想用这样的旧哲学找到自己的真正主体性自由，门儿都没有！就像指望政治赋予你人生自由一样，只能是白日做梦。
政治是束缚一切人的，像上帝一样，上帝如果是形上的逻辑天花板，那么政治就是人类奔赴终极自由的形下的具体的逻辑天花板。
现在看，只要不能普及理解《道德经》当中圣人不仁和天地不仁的超道德价值，人类用专业思想勾勒的价值观再漂亮，都一定最终形成绑架逻辑分析能力不足的人的思想洁癖和道德洁癖，所以《道德经》的众经之经地位，从不仅限于中华文明内部，随着哲学常识化的必然，《道德经》的超道德价值标准是全球和全人类意义的。
由此可见，中国人之所以敢早早地喊出天下一家的豪言，理论基础全在其中了，这是史上最强的洞见，是对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的最纯粹、最直接的把握。
以前之所以一直未实现，只因与西方文明一样，受制于哲学史意义上和逻辑学意义上的双重言论自由不能，所以中华文明也只能被动等待被西方哲学通过残酷的历史互动周期的补强——文化在互译中互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性所决定的历史必然。
相对于终极哲学的终极认知，人类曾经所有关于未知的探索，虽不完善，却都是人类集体认知的有机组成，可以在互译中相互借鉴、促进与提高——只有在旧认知的逻辑层次与认识深度积累到人类可以驾轻就熟地反思自己与自然的终极自由关系时，才在旧有的语言体系和逻辑架构基础上逐步实现哲学终极化的可能。
所以，脱离了逻辑的先在性和人之初的自我发展成熟经验作为理论基础，西方哲学史的那些基于假设的逻辑前提全是错的，一如佛说的颠倒因果，所以基于不同立场，不同派别的哲学专业价值观只能在众说纷纭中莫衷一是，必须通过常识化的可普及哲学，才能对其实现颠覆式正本清源的整改。是故，专业哲学是死的，是静态的和不可更改的，而创新哲学是活的，是动态的和随时渴望被颠覆的。
本来专业哲学都负有哲学创新义务，可惜这种创新必须把死的和静态的哲学史看活了才行，可惜因为过于迷信哲学，所以少有人能通过严谨的前提批判自主突破旧哲学的内在逻辑天花板，再加上一个绝对真理一样的上帝这个外在逻辑天花板，西方哲学就更看不到哲学的整体性了，于是哲学创新只能成为必然当中的偶然，哲学史就是这样写就的，也一直折磨包括专业哲学在内的世人至今。
逻辑上，当相互对立于统一场中的双方都有存在的合理性时，说明二者在对立的同时一定隐藏着某种统一性——一定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理或逻辑合于二者之上——只要认识了统一场，这种统一性便不难发现。
这里的理既可以是逻辑，又可以是规律，所以把这个问题参照物理学理解就容易多了，或者干脆因此承认世界的合规律性就是人类文明的合逻辑性的异名同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主义思想同时降格为思维的两个属性，是让两者共同合于一个更大的理的唯一办法——人的思维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共存的统一场——就像电子与原子核共同形成原子一样。
相对于唯心主义的保守，只有唯物主义思想才能提出这种主动自我牺牲式理论创新，所以其合理性在于，既然旧唯物主义一直不能战胜唯心主义，那么基于二者一如既往的共生关系，如我一般的唯物主义者在选择了彻底毁灭自己之后，唯心主义自然将因为失去唯一的参照物而同步消失。
显然，通过同归于尽摧毁唯心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实现终极理想的唯一可能通道。当然，也只有这样，真正没有内部冲突的哲学才能以全新的整体性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局部就是局部，永远反映整体，却代替不了整体。既然没有脱离整体的局部，那么自然没有脱离哲学的唯物主义哲学，所以唯物主义哲学只是哲学的局部，不是哲学，同理，唯心主义哲学也不是哲学，它们都只是哲学的局部。
由此可见，道具有全息性，哲学却从来没有，为什么？因为哲学不承认逻辑的先在性，所以就不能因为全息性而自圆其说，如今通过二者之间的常识化互译，发现了逻辑的先在性，承认了道就是哲学遍寻不着的整体一致性，那就不一样了。
用某种哲学观指导人认识自然文明和人类文明，基于客观立场的视角而言，人在人类文明里认识的一切，都是局部性的，在更大的自然文明里，就更是局部的局部了，正因为这种层层递进的局部性，所以人类的一切抽象思维和理论研究都具有坐井观天性。
由此自然引出这样一问，是什么让人可以在坐井观天的思想中把握并未实见实证的哲学整体性呢？答案当然是同样具有先在性的逻辑和规律又同时内涵的对自然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单一终极指向性，这才是洞见与预判能力的逻辑基础。
人类的文化先祖虽然不具备这样的认识论，但通过“先天”逻辑对规律的正确把握，所以才纷纷在不同的语境里同时命名了道、梵、逻各斯、理念、规律等具有终极本体意义的整体性概念。
我们似乎可以抽象地理解，这些概念是基于形式逻辑的单向推理演绎而来，然后只有中国和古印度的文化先祖通过系统深入地反思，通过高超洞见归纳了思维和思想的整体性特点，而其他文化则继续在单向的直线形式思维中前进，比如西方哲学，虽然用极尽高明的反思建构了系统的哲学体系，但只要这个体系不能进一步被归纳出哲学的整体性，那么西方人整体性的思维回路便不得高屋建瓴地建构清楚，于是只能继续分裂着活。
中华文明则借由道和梵的理念而相对整体和谐地活到今天，只因文明根本局限不除，在过去一直保守于进一步的创新，尤其受更保守的政治的束缚，更是直接压抑了科技创新，所以当西方世界用哲学激变出现代科学后，虽然可以凭借科技优势打掉了中华文明一贯的优越感，但也同时激发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创新能力，而这种整体创新能力的单一指向就是全球范围的天下一家，这还是中国人一贯梦想的天下大同，所以佛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得以落地重要的原因便得到了一致性解释，所以历史直通未来的原因也得到了逻辑上的确证，所以人类文明的共同未来发展趋势就此可以确认——在合逻辑中合于天下大同。
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哲学的后代，受先天基因局限，要想在理论上整体弥补西方文明先天不能自圆其说的缺陷，只能向本文明之外另谋他法，归宿并升华于中华文明，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在文化内核上的缺陷与中华文明互补的结果。
通过这样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不禁让我想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二者合起来是人，分开来其实只有人的部分属性，并不真的是全部的人。
如此一来，夫妻关系就好理解了，当二者都互不包容地强调自己在婚姻的主导地位时，就如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各自的自圆其说。互相不能自圆其说于哲学整体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就像一对一直吵架的夫妻，最终的结果不是离婚，就是争吵过后在同床异梦中委曲求全。
显然，只有已婚的男人和女人的眼里分别只有对方而没有自己时，他们才能成为众人皆羡的神仙伴侣。电子与原子核之间就是这样相互吸引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只有也实现了这样的相互吸引，哲学的真正本性才能像原子一样稳定，人类文明需要稳定如此的哲学。
事实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当然一直是分不开的对立存在，如此一来，自然不难发现，只有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时降格为不具有独立性的哲学与思维的属性，二者才能在若即若离的互相接纳中和谐存在于人的思想，人性才能因此而至善地真正回归于人本身。
眼里只有对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要有异性相吸的感官享受和感性上的不谋而合，其次才是理性地知道，只有放弃或者放空自我之后，才能在相互全身心地服务对方的过程中，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人类当然需要在彻底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冲突中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在不能实现之前，用一套浅层次自圆其说的伦理文化维持男权（或女权）的权威性，就成为局限文明下的正常选择——这是正常下的不正常，不正常下的正常。
对比在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中实现人性光芒的伟大，婚内双方如果各自的自我意识越强，那么彼此个人人性的光芒越弱，其互害性就是人性自私带来的先天恶性肆无忌惮的释放结果。这足以说明，只要不真知，任何男人或女人就不能合格做人，所以只能强装人，于是最终都在画地为牢的自欺欺人中妥协着苟且地活。
婚姻内的男人或女人，如果不能合二为一地实现整体和谐，那意味着人性光芒的不得实现，所以彼此只能展现自私与利己的魔性。相对而言，利他才是真正终极意义的人性，具有文明意义上的终极指向性。
因为知易行难导致普遍的知行不一，人类社会表面上呈现为普遍利己主义，但隐性的社会属性仍在，所以每有不经意的显现时，高度知行合一的利他主义就很容易被描摹成至善的神性。
是故，只有通过专门的逻辑训练，帮或者让人人都能自主实现无条件利他的价值观时，才是最高境界知行合一人生实现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境界，与上帝没有一点儿关系。个人要想在天人合一境界中实现人神合一，只有靠唯心的悟才能让自己曾经卑贱的自私性合于自己人性善恶兼具的另一面——极端利他的神性。
由此可见，人，男人和女人，都是神魔一体的，要想成神，只能靠自己用逻辑一点一点地思辨着悟。要想婚姻幸福，只能在无条件利他中寻找双方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