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消灭政治的哲学预言
比较于“唯心”的西方哲学语言转向在诱变“唯物”的计算机科学后的方向感缺失，一旦因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而为世人提供平等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建设机会，则意味着一切阻挠世人不能实现整体和谐的矛盾的彻底消失。之所以会有如此自信终极瓦解不可知论，是因为通过哲学常识化普及视角，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然分别建构了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这已然意味着我已具备终极打破一切与哲学相关的逻辑天花板的能力，如今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一致性关联进一步深入解析，便意味着还有更多隐藏在哲学语境的逻辑天花板可以被我进一步系统打破。具体而言，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提供的全新的自上而下新视角，我要彻底改变旧哲学在屡次颠覆式创新之后仍不得不重回自下而上的坐井观天视角的尴尬，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然发现，哲学的每一次小的理论创新其实都是一次小的哲学转向，但西方哲学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但其实，正因为每次大的哲学转向都由多个小的理念创新所代表的小的哲学转向形而上学集成而来，所以相对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旧哲学界根本从未意识到有个终极自圆其说能力需要建设。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西方哲学之所以一贯保守如此，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迷恋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渐次提升，从不谋求本体论冲突的终极调和，因此放弃调和本体论冲突的西方哲学一边在文艺复兴后能反复迅速提升科技水平，一边任由不同的本体论所带来的立场冲突肢解了人的文明因哲学立场冲突的调和而终极成熟的可能性，具体就是西方哲学用错误的主观与客观定义肢解了“存在”命题所先天内涵的人的文明与文化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发现，西方哲学一贯盲目依赖形式逻辑，所以通过排中律否定了逻辑先天的绝对辩证属性后，必然知行合一地肢解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同时因为西方哲学根本没能正确定义逻辑是什么，所以迷信西方哲学的人对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的知行合一肢解既是故意的，又是下意识的，因为相对于《道德经》所内涵的朴素辩证法，西方文明只在近现代才分别建立起唯心和唯物辩证法，但西方哲学并不真懂形式逻辑只是构成辩证逻辑的局部，结果在误以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是并列存在的情况下，现代人的逻辑分析越言之凿凿，结论就注定越错得离谱于南辕北辙，因为人的逻辑分析能力建构在神经系统正常运行基础上，但神经系统的进化起点是细胞膜的应激的选择性。正因为一切应激性都符合形式逻辑的三段论结构，所以动物的神经意识行为都是无数个形式逻辑的因果一致性堆叠，而人的神经意识行为又在动物的神经意识行为基础上进化出了更丰富的反思架构，因而人的文明因反思于绝对辩证能力的下意识运用而通过文化体系的系统建设而异军突起于绝对辩证能力的知行合一运用。正因为人皆有绝对辩证的下意识分析能力，所以盲目依赖形式逻辑的西方文明没有明确的知行合一认知，而中华文明则在传统文化领域有明确的知行合一追求，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发现，基于思想之间不脱离一致性的差异性，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哲学中有太多未被常识化解析清楚的整体与局部之间的一致性关联，因为相对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明确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因为缺乏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方法论的指导，西方哲学既未建立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认识论，又未建立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这意味着西方文明所代表的人类文明既不真懂方法论，又不真懂认识论，更不真懂本体论，因此从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角度，西方文明当然不具备始终占据文明主流的能力。正因为在上述基础命题上不真懂于似是而非，所以导致西方哲学也同样从未真懂哲学转向这一基础命题，下面通过中西方思想之间不脱离一致性的差异性，我将常识化厘清——哲学史上的每次颠覆式进步都是一次重大的整体一致性转向，本质上都是由数个小的局部观念创新所形成的小的哲学转向形而上学集成而来。透过小观念创新与大哲学转向之间物极必反的因果一致性，相对于旧哲人诱变终极哲学的方向感缺失，通过终极自圆其说于常识化普及的标准，在循序渐进地分别建构了终极本体论、终极认识论、终极方法论之余，我却发现，哲学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哲学转向之所以都无力诱变终极哲学，根本原因就在于，那些旧哲人既没正确意识到在哲学的历次转向之间都有未曾认识清楚的因果一致性，又没正确意识到局部理论创新与整体思想创新之间与“没有脱离一致性的差异性”认知有整体一致性关联。归根结底，就是一切旧哲学人都没能充分意识到，从零起步建设的人类文化语境的每个概念的定义行为都内涵人的文明与文化存在的本体论追求，本质上都与无中生有的语言文字的强名产生机制和望文生义的形而上学会意机制直接相关。这其中的认知关键在于，浩如烟海的人类文化体系实际处于一个0到正无穷的进化区间，这个有主客观一致性的主观进化的动因源自人的物种因清晰的自我意识的无中生有的建立，也就是基于动物不具备深刻反思能力的意识基础上的进化，人之初的人基于进化的必然性，无中生有地偶然具备了能深刻反思的意识能力。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还发现，无论清晰自我意识的无中生有建立的源头是神还是自然进化，人类思想体系的无限延伸都必须形而下地嫁接于语言文字基础上，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诱变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哲学的全部自信，都来自于我对语言文字与人的认知机理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泛化解读。其中所谓的泛化解读，不是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建构才开始的，而是从人之初有了明确反思的自我意识后就开始了，尤其伴随语言文字的逐渐诞生，通过逻辑认知所内涵的反复演绎、归纳的叠加积累，人的文明内形成了诸多不脱离形而下的语言文字所辅助形成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随着这些思想体系的形而下学形成，人的文明史的进步过程即呈现出不脱离形而上的形而下进步趋势，形而上地概括这个一以贯之的常识化进步趋势，就是语言文字表义能力的体系性泛化。为了终极常识化解析这个泛化机制的终极哲学属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结合语言文字的泛化表义机理将人的意识作用机理常识化解读为：先客观见之于主观的形而上学感知－再主观见之于主观的形而中学认知－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形而下学落实行为的反复知行合一叠加。这样再看前面“那些旧哲人既没正确意识到在哲学的历次转向之间都有未曾认识清楚的因果一致性，又没正确意识到局部理论创新与整体思想创新之间与‘没有脱离一致性的差异性’认知有整体一致性关联”，我之所以强调“没正确意识到”，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源自古印度的佛学都注重因果，这是一种认知水平相对曾经最高的朦胧的因果一致性追求，正因为似是而非于朦胧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所以虽然意识到了一些因果关联，在局部认知现解析时也能做到看似非常正确，但只要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于整体一致的无困于心，我们却只能常识化判定其不具有完整的整体一致性。正因为重视因果，所以因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道本体认知和本体论命题，中华文明因有朦胧的整体一致性认知而通过天人合一理念强化了人际伦理关系认知，因此在中华文明的主导下，整个东方文明的人际伦理关系相对于西方文明为更成熟，也正因为对因果认知相对最成熟，所以中华文明能够最早变成能有效排挤宗教干政的世俗文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相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对宗教干政的有效排挤，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世俗文明属性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伪命题；相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在执政理念方面的持续创新能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世俗文明水平亦相差太多，因为他们的文化基因或者没有、或者较少天下大同理念。具体就是古巴没有，朝鲜和越南则因为立场的狭隘而必然选择性无视天下大同的整体一致性。曾经作为中国的属国，朝鲜和越南在西方文明殖民全球的过程中，都因外来文明的冲击而脱离了与中华文明在文化方面的整体一致性，在随后的旧民主主义浪潮中，两国都与中国一样，借助共产国际理念而实现民族独立，但基于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坚守能力差异，中华新文化体系一贯能自觉摆脱苏联社会主义理念的缺陷而持续自新，从而在新民主主义道路上能走得更坚定，而朝鲜和越南则只能亦步亦趋地在两难中顾左右而言他地跟随，这是对天下大同理念信得不够虔诚的表现，亦是一种下意识与显意识之间不脱离一致性的差异性冲突。由此可见，如果世俗化是人的文明的唯一正确进步方向，那么哲学常识化转向将配合世俗化趋势知行合一地瓦解一切宗教文明，具体就是通过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指导，当社会主义政治主客观一致性地成熟于终极思想自由和准终极物理自由之后，也就是人皆终极自圆其说于终极自律之后，以义务劳动为主的社会化大生产格局将迅即形成，与此相配套的无偿分配机制一旦形成，政治一体化格局将迅速漫延开来，马克思主义以政治消灭政治的追求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了。这其中，所谓顺理成章实现，也即人的文明常识化进步于同一个因果一致性趋势的延续，其中关于无偿分配机制得以最终形成的客观条件，一是现有的社会化大生产就已然能够满足人类整体的基本需求，二是终极哲学一旦常识化普及，没有逻辑天花板的人在理论上都具备同质化的科技和艺术创新能力，而本书将循序渐进地常识化厘清这其中的一切知行合一的心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