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故事：回望民国老照片里的益阳1912-1949（上辑）
No.1
马背上的外国人为挪威著名传教士艾香德(1877-1952)，这是一位颇受争议性的先锋人物，因为他的宣传对象是中国宗教人士，尤其以佛教僧侣为主，作为北欧传教士，他还自学汉语经常走访中国内陆，为他牵马的叉腰少年为颜复（颜郁文）；旁边站立的是他的弟弟颜超（颜约瑟），右二是艾香德的未婚妻格美逊小姐，右一是倪尔森的妻子玛丽亚，这张照片是益阳信义医院创始人倪尔生拍摄。当时艾香德正从长沙前往宁乡去接管宁乡传道中心，宁乡籍颜氏兄弟从小受教会的照顾，并作为最早一批教徒协助传教士艾德香在宁乡及益阳区域开展布道工作。而后牵马的颜氏兄弟成为湘中信义会骨干成员并在益阳信义事业的建设和拓展中担任重要的角色。颜郁文后来致力于纺织事业，作为主要发起人创办了“达人工业社”，是益阳第一家民族工业企业，他也成为益阳现代纺织行业的先驱，颜约瑟在1920年受职成为一名忠心的牧师，在益阳、宁乡、安化等地传教布道。（本张选自挪威差会档案馆：编号为：VID-MDA-A-1045-U-Uc）
No.2
1918年，南北军阀在湖南混战，益阳县城成为要冲，驻益军旅易帜频繁，战事吃紧时，资江河上的渔船就被征集成为各军阀的运兵船，南北士兵烧杀抢虐在城内时常发生，人民生活异常困顿，照片中吊脚楼为资江北岸，载满士兵的渔船即将靠岸。
No. 3
民国时期，益阳农村送葬现场一暼，红白喜的操办在旧时是个很重要的行当，更也是一门重要的营生。照片中逝主家属身穿白色孝衣，磕头跪地，出殡行列有响器、纸活、花圈、挽联、执事、僧道、执绋亲友、灵棺等。那是中国的丧葬习俗包含着慎终追远、事死如事生的意蕴，是“礼”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家家户户都很重视。当时的民国政府也曾致力于丧葬习俗的改革，使其流程简化，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推行新礼仪、公墓制、追悼会等。但通过倪尔生拍摄的这一张照片不难发现，这次葬礼仍然沿用着旧俗，白事的排场不小送葬队伍齐活，显然也是一个殷实之家。
No.4
桃江浮丘山下的驿道，由当时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1923年拍摄，原始照片为黑白色，这张为后期人工上彩色。
No.5
该有明确时间地点的加字纪念合影，却成了这组照片中最扑朔迷离的一张，照片加字记录着“益阳各界举行胜利路命名典礼剪彩摄影 三十五年六月一日”，现有的益阳地名资料有记录仅有桃江胜利街（建国后重命名）和资阳区临兴街（文革时期短暂改称胜利街）这两处，除此再无“胜利路”的相关记录，作者通过史料佐证再与相关文史专家论证，1945年抗战胜利后，次年重建的“川湘公路（现319国道常益段)，6月1日，益阳国民党驻军和社会各界为此路重新命进行剪彩仪式，并留下这张珍贵的合影。
No. 6
1926年5月，安化新建县长公署落成，旧时县公署即是县衙门，县公署坐南朝北，从建筑，装修到升堂审案，都有一定的模式和讲究。安化县公署主要分为第一进（法堂）：对犯人首次作下马威的打煞，第二进（公堂）：定案判决的审判堂，第三进（退思堂）：办案的法官复议堂。当时的第三进退思堂悬挂着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国旗，安化县还属于北洋政府控制的湖南省直管。
No. 7
挪威人镜头下的资江南岸，北岸停满了休整的帆船，河中一大片捆好的竹木在资江里漂成了一座小岛，放排的汉子就在这堆排上搭棚生活着，顺江而下直至汉口。远处的葱郁的树木围绕着龟台山、魁星塔，龙洲书院，益阳古城和资江这上千年的默契显得格外的宁静而祥和。
洞庭湖畔的渔民，住在临时搭建的竹席棚里。
浩瀚洞庭湖，显得一望无际，挂满风帆的渔船相伴而归。
1926年洞庭湖水系的湘江、资水、沅江中下游等流域发生特大洪灾，40余县受灾，长沙，益阳，沅江等地尽成泽国，堤垸溃决无数，方圆数百里一片汪洋，岛崎役治赶上了洪水，便拍下了洞庭湖凌云塔被淹在水中的照片，塔边露出一个小树梢。
No. 8
这组老照片来自当时在大连的日本人发行的杂志《亚细亚大观》（后改名为《亚东印画辑》），刊载了大量中国各地照片，拍摄人员几乎都是日本帝国政府派到华来搜集情报资料的日本情报人员，这组洞庭湖的照片拍摄年代为1926年，是日本摄影师岛崎役治途径洞庭湖时拍摄。
No.9
图中两位缠着纱布双颊肿胀的两位女孩是双胞胎，正患有腮腺炎在信义医院进行治疗，后面穿白大褂站立者是信义医院第二任院长挪威人符克德医生。
No.10
1933年6月，湖南沅江第一次奋兴会全体摄影。沅江是湘北区域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传教士较早进入传教的地区，“奋兴会”的意思是已经信仰了耶稣，但对基督的教义领悟还不够深刻，于是请更资深的牧师来讲课，重燃起大家对耶稣的信仰和激情。由于民国时期社会动荡，生活较艰辛，大部分男人从事劳动力工作忙于养家糊口，所以沅江本地信教的基督徒多为老幼妇孺。
No.11
这是珍藏在芬兰国家档案馆的一张老照片，由芬兰传教会宣教副总监督Hannu Haahti来益阳游历时在春秋阁拍摄，图文下用芬兰语标识着：“在春秋阁上俯瞰城市风景，湖南益阳.1914/1/25
No.12
该图拍摄点为信义医院病房，时间为上世纪40年代左右。正值抗战，日军入侵益阳，由于战祸伤病患者陡增，信义医院医疗设备有限，为及时救助病人，于是病房内摆满了这种两条长凳和一块木板拼接的简易病床。左一站立着为时任信义医院院长符克德，右一益阳籍医生谢葆灵，1944年12月，挪威人符克德院长离任回国，这位湘雅医专毕业的博士谢葆灵医生临危受命，成为信义医院首任华人院长，这标志着中国医生开始直接管理医院，也留下了这张象征中挪友谊的珍贵的合影。
No.13
日军武装车在益阳桃江的老照片，战争下的桃江一片废墟。落款清晰题着：“抗战流血，代价云何。前方拼命，后方享乐。天理何在？何日报后？民卅一年 于浏阳普迹市，益阳桃花江”。照片拍摄者早已不得而知，但照片留给我们的故事和遐想或许还在等待着解密。据资料记载。抗战时期日军入侵桃江，对桃谷山、桃花江、修山等地烧杀抢掠达11次，飞机轰炸1次，杀死桃江军民60人，强奸妇女30多人，毁屋杀猪抢物等不计其数，这张老照片就是日军侵略益阳桃江最真实的罪证。
No.14
民国初的益阳信义孤儿院（育婴堂）。由芬兰传教会宣教副总监督Hannu Haahti拍摄。
No.15
民国19年（1930年），长常（长沙—常德）公路开通，益阳作为重要中转站开通了长常汽车客运业务，资水两岸各设一车站售票处，主要客运中心站为益阳北站，位于桥北乾元街，站房面积为140平方，照片拍摄地就是民国时的汽车北站。
No.16
上世纪20年代的安化梅城东华山远景图。山右侧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东华观和魁星阁，毛泽东两次到来安化考察农民运动都曾登顶东华观，1925年6月，国民党安化临时党部也在此成立（曾改名为中山阁），左侧半山腰是清两江总督陶澍捐助修建的启安寺，文革60年代“破四旧”时三大古建筑悉数被毁，今年安化梅城镇的东华观和魁星楼在原址地基上集资重建。
No.17
1946年12月18日，益阳县警察局欢送大公县长留影。大公县长是一种下属对上司的尊称，正中间身着呢子军大衣的即是时任湖南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谢声溢将军。湖南第五行政督察区是1940年设立，公署常驻益阳县城，管辖益阳、安化、湘乡、宁乡、汉寿、沅江等6县，督察专员为益阳县军政最高长官。
No.18
1948年4月，湖南境内连遭水灾，洞庭湖滨湖地带水位猛涨相继溃堤。益阳县城内水深达六尺，沅江，南县灾情最为严重，全县几乎被淹，淹毙上千人。很多农民为抢救高处田地的禾苗，集合所有水车，日夜不息的把高田的水排出，可是连连暴雨，始终无法将高田的水排干，农民的血汗成了白费，绝望的农民有的便自溢在水车架上。
No.19
民国初，桃花仑的妇人们合影，这张老照片选自挪威差会档案馆，照片中的都是清末缠过足的妇人，三寸金莲说的就是如此，从清政府到后来的北洋和民国，都曾下令禁止缠足，但是几千年的陋习传统在民间依旧没有改变，女性的地位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很低，思想一直被保守禁锢着，外国传教士当时在中国除了进行传教授道，还有部分肩负着人道救援的任务，比如解放女权，具体行动为提倡不缠足和兴办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