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 | 故事又开始了
1979年，我和我的部分高中同学合影。
那年我长这样。
“……转眼到了去学校报到的时间。”我二哥胡洪江在他的那本回忆录里写道，“由于那年洪侠才十六周岁，还从没有出过远门，我决定一直送他到衡水师范学校。按说去衡水的路线是这样的：从军屯坐公共汽车到建国，在建国换车再到衡水。那时我想洪侠没出过远门，坐公共汽车的机会不多，火车就更没有坐过了，可能见都没见过，不如带他远走点路，从军屯坐公共汽车到终点站德州，从德州再转乘火车到衡水。这段路虽然不算长，但总算见到火车、坐上火车了。我这个想法洪侠非常同意。那天我们早早地吃了早饭，带上所需物品，告别父母就赶到军屯乘车。到达德州以后，我们顺利地买到去衡水的火车票。因离上车还有一段时间，我就带洪侠来到火车站旁边的大门口，先让他先看一看火车是什么样的。恰好这时开过来一辆慢慢地停下来。'好家伙，火车就和房子似的，这么大啊，还这么长。’洪侠说着还把头歪着挨近大铁门上一直往里往后看。一会儿我们也上了车，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因为是慢车，座位还是有的。在车上，洪侠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窗户，一直往外看……。”
这段文字，曾多次把我带回1979年11月初我去衡水师范学校报到的那一天。此刻重读，我突然被其中一个词触动了思绪，那就是“远门”。
在我们老家，“出门”的意思，是去了一趟外地；说“出远门”，那就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了。
可是，衡水离胡官屯有多远呢？我刚用手机导航地图查了查：80公里。以今天的标准，80公里算什么“远门”呢？驾车不过一个多小时就够了。
可是，在四十多年前的我的故乡，去一个80公里之外的地方，就是出很远很远的门了。当农民被规定不得做“盲流”，不得迁往城镇，更不得流动到大城市，他们一生的活动范围，不过方圆数十里而已。每天步行能到的地方，十里八里之外的地方，就已经是“他乡”，我们习惯称之为“东乡”、“西乡”或者“外乡”。“外乡”人说话的口音都不一样，但有一样差别不大，那就是同样贫穷。为什么会有“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的说法？并非农村的风俗天然就丰富多彩，实在只是因为交流范围狭小容易形成差异而已。那时的农村，因为封闭，所以安静；因为贫困，所以沉寂；因为无从致富，所以土地沉睡；因为无以改变，所以人心麻木。现在有些不知是何居心的人，竟然开始歌颂起那时的所谓“乡村田园生活”，觉得农村是“诗与远方”，又环保又安逸，天天可以享受世上防癌抗癌第一食品——红薯。真是不长记性，或者用那时的“斗争语言”，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城乡二元格局之下，身为二等公民，农民连迁徙的自由都没有，连吃饱肚子的时候都不多，哪里来的狗屁“诗与远方”？
而在我的头脑中，衡水之远，更是双重的：距离之远，只是一端，心理上的“远”，尤其明显。有几年我天天在大队代销点乱翻公社邮递员送来的报纸，除《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之外，也有一份《衡水日报》。我那时觉得很奇怪，这个“衡水”，为什么也有“日报”？版面又小，纸张也差——是那种又白又硬又脆的纸，糊墙包东西都很不好用；从一版到四版，连模模糊糊的照片都很少能看到。那时我当然知道我们这个村属于“衡水地区”，但是很奇怪，日常生活中村里的人很少提起衡水，也没听谁说起过谁家有亲戚在衡水工作。他们常说的地名是德州。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酒席上的白酒也都是武城“古贝春”之类，很少有人喝衡水老白干。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做梦都没有把衡水和我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过。我们触手可及的繁华之地是河西街，是武城大桥。
你说我们都是村里人，没见过大世面？那也不尽然。我们可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我能说出许多国家和许多人的名字，比如：越南、老挝、柬埔寨、古巴、阿尔巴尼亚、蒙古温都尔汗，还有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胡志明，霍查，卡斯特罗，更有苏修头目赫鲁晓夫、反动导演安东尼奥尼、帝国主义分子杜鲁门等等。他们以各种面目出现在课堂上、广播里、报纸中和标语里。这些名词构成我们当时的世界地图，它们虽然远在天边，我们却觉得非常熟悉，写作文时它们会自动来到我们笔下，接受我们的敬礼或口诛笔伐。读那时我的作文，感觉我哪是生活在一个封闭落后的村子里，我简直在参与管理世界，日夜想着拯救美英等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定要解放台湾”这类大事更是时时放在心上。
可是，衡水，80公里之外的衡水，却远在天边。
所以，1979年11月，衡水师范学校新生入学之日，我生命中的许多个“第一”依次开启：
1979年的德州火车站。
第一次出远门；
第一次去德州；
第一次看见火车；
第一次坐火车；
第一次到衡水；
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从来不认识的人；
第一次在十几位同学同住的集体宿舍过夜；
第一次在衡水师范学生食堂用餐，吃的竟然是馒头！
42年之后，“河北衡水师范学校”早已不存在了，那个校园，那栋灰砖二层教学楼，那一排排红砖学生宿舍，那个兼做食堂的大礼堂，那个给我留下过美好记忆的学校图书馆，统统不存在了。
我以1.625米的身高入学，到毕业时，身高已成1.78米。两年间增高的这十几厘米，都是拜衡水师范所赐。终于可以不必每顿饭用红薯果腹了。即使还吃窝窝头那也是不掺红高粱和红薯面的了。多年之后想起每次食堂供应蛋炒饭时同学们奔走相告、不惜加塞吵架的场面，都是想笑又想哭。我也多次想回到学校大门口，透过那两扇大铁门，再向院里张望一番，看看能否看见那年初冬慌慌张张赶来上学的少年身影。
哪里能够。
入学之日，我不会想到，三年之后，我竟然重回这个校园，找到当年熟悉的老师，要求旁听数学课程，以开启新一轮高考之旅。
是啊，新一轮。我的高考之旅，横跨整个八十年代。前几天我还在想：现在看来，1980年代整个就是我的高考年代，而当老师、当记者，都是插曲而已。
高考的故事，再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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