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等人的下作行为

上等人是什么人，按照传统中国社会的理解，至少具备几个特点：一是官职高，那怕这个官职是捐来的；二是要有钱，那怕这个钱是偷（抢）来的。放在现如今的社会里，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些人的特点一般是位置显赫，手头可支配的资源很多，心理上总感觉高人一等，与人说话总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久而久之，连他（她）们的子女或什么亲戚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似乎一切好的东西都应该是他的，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应该是别人的，至少与他无关。

有些上等人，可以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菜金与街头小贩理论半天，可去了高档饭店挥金如土。在这，我们就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上等人向需要帮助的人买东西，却要显示高高在上的优越？而对于不需要我们慷慨的人却又如此慷慨？

这是什么心态，我估计这些上等人有如此做法，也只是环境使然，试想与他交往的也大多是上等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攀比自然是少不了的，然而若遇到那些不如他的人面前，那副下作的嘴脸就暴露无遗，似乎要从那些不如他的人面前获得一种快感。

大诗人李白的才气有如天助，曾经也是自负得让周遭的人黯然失色、俗不可耐，他是精神上的上等人，可是当他走进玄宗的朝堂时，他视朝堂上一干生活中的上等人——玄宗、玄宗的爱妃杨玉环、玄宗的宠臣杨国忠、玄宗跟前第一得意人高力士如枯草路石，据说他曾叫“贵妃亲擎砚，力士脱靴，御调羹就飧不谢。”

我总以为这是后世文人的夸大之辞，其实是李白到了京城以后，他总以为能填上几首好诗，以布衣而取卿相，得到玄宗的赏识，能一展自己在政治上“为君谈笑靖胡尘”的政治夙愿。但他的作为自然遭到了周围的妒恨，李白的出局已成必然，虽然他被玄宗授予翰林待诏的位置上，也确实起草了诸多重要文件，但却被玄宗讥为“一副穷薄相”。

其实包括玄宗在内的这些上等人，他们的内心是根本看不起李白，尽管李白是个诗人。精神上的上等人和俗世中的上等人本就是两条永不相交的直线，可偏偏交织在一起，谁看谁都不顺眼，高、二杨的挑拨下，他被“赐金放还”，徒唤“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的哀叹。估计此时的玄宗、二杨和高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呵呵呢！

李白还算幸运，倘若生在大明朝，估计以他的性格，少不了被当众打屁股，即所谓廷杖，这是明朝惩治不听话臣子的一种羞辱性的措施，就是让你众人面前失去面子。如果在永乐皇帝朱棣时期，他会叫这些不听话臣子家眷发在教坊为娼，并让军人前往蹂躏。

可如果放在清雍正朝，那种生不如死的精神羞辱更是在所难免。钱名世曾经在年羹尧得势时写过几首关于年的颂歌，以夸奖他平定青海的功绩，这也是情理之中，毕竟两人有同年之谊嘛。可当年出事后，雍正开展对钱名世的处理可谓阴损到了极点，他不打也不杀，而是亲手书写“名教罪人”的匾，并令其挂在自家的正堂，就是要羞辱你和你的全家，并每月初一、十五，派当地的官员前去检查，看那块匾是不是还在挂着，那一刻我估计钱要死的心都有。然而雍正的怒气似乎还未消，并组织300多人写诗骂钱，这些诗如写得不好，被打回重写，有的可能还被革除职务，发配原籍。与此同时，雍正还组织人编写了《名教罪人诗》，交给钱名世，让他自费出版，而出版所用纸张，还得用上好的宣纸。

这种种触及灵魂的上等人下作行为，实在是不胜枚举。且各种花样百出，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在这种所谓上等人的思维里——我是对的，没有错，要错的也是下属，人人都是他的仆人。这个方面崇祯皇帝算是楷模，他的那句——“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算是说出了上等人的心里话，不过崇祯最后那一吊，算得上爷们！再看看我们身边的上等人，唯一打败他们就是默默地看着他们无耻疯狂着，“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然后再厚着脸皮地变老，以某某老而自居，混个某某家而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