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刻十六种原大整张印制 | “稀见金石名品”系列第一辑出齐了！
去年我们向大家推荐了《汉刻九种（原大整张印制）》，反响极好！
好消息！我们再次补货了，可以继续订购！
更好的消息！九种之后，又新出七种，第一辑全部出齐，这次可以一次性买全！
“稀见金石名品”丛书
小嫏嬛馆 编
特约编辑 蒙中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授权合作首发
之前九种
《五凤刻石 新莽居摄坟坛》
《莱子侯刻石》《石墙村碣》
《子游残碑·上（贤良方正刻石）》
《子游残碑·下》《汉延熹封墓记》
《扶风丞楗为李禹表摩崖》
《杨叔恭残碑》《石门潘宗伯造桥阁记》
新品七种
“稀见金石名品”系列第一辑（汉）共16种，精选有较高收藏和研究价值，却较少为大众所见的刻石为出版对象，从中可以窥见汉隶除典雅庄重书风之外的，苍劲古朴、率意自在的书写风格。每件拓片原大高清整张印制，分装入牛皮纸信封袋中，抽取、赏读便利。
| 2021年3月出7种
| 2020年11月出9种
汉代是中国刻石史上的繁荣时期，字体演变进入了隶书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最能体现这一时代书法艺术特色的当属刻石书法，《文心雕龙·诔碑》中载：“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在汉代，随着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的提出，汉代厚葬之风的盛行，刻石迅速发展并进入鼎盛时期。汉代刻石以篆、隶两种书体为主，其中隶书作为汉代的代表性书体，更是被广泛使用在刻石上，刻石成为了汉隶的主要载体。清代书家王澍评汉碑云：“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备出一奇，莫有同者。”
汉碑多精品，现多为人们所熟知的有《曹全碑》《张迁碑》《乙瑛碑》《史晨碑》等集汉隶之大成者，而其他刻石则少显于人前。此次出版的“稀见金石名品”系列，继续选取了有较高收藏和研究价值，却较少为大众所见的七种刻石，其中有拓本稀少的《杨量买山地刻石》和《阳嘉残碑》，有石刻小品《阳三老石堂画像题记》，也有书法介于草隶之间的《延熹石刻》，呈现了汉代隶书发展成熟过程中生动多变的艺术风貌。汉代从经典碑刻、简牍墨迹再到类似于《阳三老石堂画像题记》的石刻小品，共同构成了今天的书法传统体系。
汉代书法，除了在简牍绢帛、石碑、摩崖上的书法作品之外，不少石刻小品也很精彩。石刻小品文字多少不一，风格更接近于日常手写体。《阳三老石堂画像题记》，是现存单字尺寸最小的汉代题记刻石，因其字小，加上刀刻，表现了毛笔书写之外的刻工凿刻的意趣，活泼随意、自然生动。这类小品被晚清以来的金石书家所珍视，扩大了传统书法的取法对象。
|《阳三老石堂画像题记》局部
世传西汉石刻文献稀少，原石拓本流传极其罕见，如《杨量买山地刻石》和《阳嘉残碑》的拓本较为稀有。《杨量买山地刻石》于清代出土自四川巴县，该拓本稀有，属“汉刻名品”。此本为沈均初旧藏，上有赵之谦题跋，又有秦文锦、赵叔孺等人的递藏鉴赏印，其字体取势扁方，形态苍劲奔放，备受众书家重视。《阳嘉残碑》为东汉成熟时期的汉隶，用笔瘦劲挺拔、雄健刚毅；结字富于变化，天真烂漫，方整秀劲，波挑夸张，飘逸多姿，兼有《礼器碑》《乙瑛碑》《吏晨碑》等碑的神韵，属于汉隶中挺峻刚健、清劲秀逸的风格，是学习汉隶难得的资料；因其自出图到被毁仅十八年，其拓本流传稀少，因此也弥足珍贵。
|《杨量买山地刻石》局部
|《阳嘉残碑》局部
部分汉代刻石记录了凿岩、建筑的过程。《刘平国碑》又名《刘平国治关亭诵石刻》，该刻石文字记述了东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带领内陆工匠孟伯山等六人与当地各族人民凿岩筑亭、稽查行旅、修建关城的吏实。此刻石中提到的“亭”即汉代政府负责边境安全而设立的地方行政机构，这处关亭正是由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所建。
|《刘平国碑》局部
汉代是字体演变最为剧烈的时期，西汉初年的“古隶”沿着正、草两条线索发展。正体发展为字形扁方、蚕头燕尾、波磔分明的标准隶书（又叫八分书）；草体则日趋减省，成为使转自如、波磔分明的字体，汉代将这两种字体合称为“隶书”。后世将两种字体加以区别，分为隶书和章草。《延熹石刻》中的书法介于草隶之间，颇有逸趣，为后世书法的发展和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建安残石》《汉建宁残石》《汉残碑阴》，此三种残石小品，不见著录，拓本也颇少见，书法各有特点。
| 《汉残石三种》
安阳汉代四残石即《子游残碑》《正直残碑》《刘君残碑》和《元孙残碑》，今选其后三种出版。金石家称其为安阳残石四种，依据其出土地点也被称为《豹祠四残碑》，这四块残石虽都为汉代遗物，但书法风格却各不相同。
《正直残碑》呈不规则形，中央有一个圆形穿孔，字体结构规整内敛，笔画开张有致、雄健有力；康有为对此有较高的评价：“又书法每苦落笔为难，虽云峻落逆入，此亦言意耳。”《刘君残碑》被发现时已錾断为两块，每块残石中央均有穿孔，碑体为八分书；字体方拙简真、古朴淳雅、结构谨严。《元孙残碑》，也被称为《遗孤元孙等字残碑》，是安阳四残石中所存文字最少的一块，原石今已佚失；字体方圆兼备，又以圆笔为主，雍雅异常；清人郭尚先评：“最为雍雅，安阳残石以此为冠”。在这套系列里，我们将《子游残碑上》和《子游残碑下（贤良方正刻石）》两种存字较多的，各自单列影印，余下三种合成一组付印，以飨读者。
| 《安阳残石三种》
本次出版精选质量上乘的底本，采用高清原大整张印制的方式，将这批优秀的历代书法资料化身千万，以飨广大书法爱好者和研究者。使这些不常见的书法资料获取更为容易，让书法学习的历史视野更为宽阔。
《扶风丞楗为李禹表摩崖》，东汉永寿年间（一五五—一五八）刻于陕西汉中褒斜道石门内壁。隶书，七行，行十到十三字不等，现存五十字。
此刻石字迹多漫漶，拓本稀见。书风类《石门颂》，更加率意萧散，有列无行，参差错落，疏密相间，笔法恣肆之中又凝练朴茂，浑厚华滋。为汉代摩崖的精品，被后人归入“石门十三品”之第四品。
《汉延熹封墓记》，又称《为父通作封记》，东汉延熹六年（一六三）立。字外有阴刻双栏框，隶书十六行，行二十四至二十八字不等，共三百四十四字。其字较小，颇工整，结体谨严，笔势生动。此刻文中明确提出“立碑”概念，对研究汉代碑刻形制有重要意义。原石在山东峄县马槽村，半没土中。清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山东劝业道萧应椿查矿时发现，提学使罗正钧移置山东省图书馆金石保存所，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此记字颇小，是汉刻中少见的小字石刻，且存字较多。用笔结体颇守法度，又不同于常规汉碑的矩度森严，不拘横向的整齐，字形既规整又一任变化，气韵流动自然。
《莱子侯刻石》,新莽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二日制石，故又名《天凤三年刻石》，亦称《莱子侯封田刻石》《莱子侯封冢记》。清嘉庆廿二年（一八一七）颜逢甲等发现于山东邹县南卧虎山，后移置邹县孟庙至今。
书法苍劲古朴，颇具奇趣。开始的几行端庄严谨，越到后面越大小错落，不受界格限制，舒展自然。清代金石书家认为这些西汉刻石是以篆笔作隶书，较东汉的名碑更显古朴大气。这也和这类刻石因凿刻不刻意表现波磔，加上历经千年风化而形成的浑厚斑驳有关。
《石门潘宗伯造桥阁记》位于陕西汉中褒斜道石门摩崖中。该摩崖有两段因修治褒斜道镌刻的文字。其一为刻于三国魏景元四年（二六三）的《荡寇将军李苞通阁道题记》，其二为刻于晋泰始六年（二七〇）的《潘宗伯造桥阁记》。
此摩崖虽只几十个字，但书法雄峻奇逸，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大小相差数倍，笔画粗细变化反差也大。整个题记顺崖壁的起伏不平书写镌刻，章法大小跌宕，起伏变化，参差错落，率意而自在。书风近似《杨淮表记》，而生拙奇逸似更过之。为褒斜道石门摩崖书法珍品。
《石墙村碣》又名《中郎等字刻石》，无纪年，清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在山东邹县石墙村出土，后移至邹县孟庙。石高三〇厘米，宽五十二点五厘米。字体在篆隶之间，有直界格，文十一行，行六至八字不等。左侧有清代道光年间曲阜孔继壎题记。
《五凤刻石》刊刻于西汉五凤二年（前五六），又称《鲁孝王刻石》《鲁孝王泮池刻石》等，无撰书者姓名，现藏于山东曲阜孔庙。《五凤刻石》凿成龛形，可能是竣工标识；右侧作方坎，刻高德裔于金代明昌二年（一一九一）发现原石的题记。
《新莽居摄坟坛》，清以前发现的西汉石刻甚少，据宋尤袤《砚北杂记》：“闻自新莽恶称汉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赵明诚《金石录》仅著录《居摄两坟坛》《五凤刻石》两种。今藏于山东曲阜孔庙的《新莽居摄坟坛》篆书弥足珍贵。
金代明昌二年，此石出土于鲁灵光殿基西南三十步的太子钓鱼池一带。此处在鲁孝王时期是鲁王活动场所，故很有可能是建筑修建落成时的标记。西汉石刻传者极少。书法上，其用笔灵动奔放，长短错落，不做粉饰，生动别致，风格简质古朴。
《杨叔恭残碑》，又称《汉沇州刺史杨叔恭残碑》，东汉建宁四年（一七一）七月六日立。隶书。
残碑于山东巨野出土，今藏故宫博物院。碑阳文凡十二行，行字数不一，计七十一字。碑阴漫漶不清。碑侧四行，凡二十余字，大小相间，剥蚀已甚。《杨叔恭残碑》结字工整，体势开张，书风古雅秀逸。碑侧题名一任大小，疏宕萧散。
《贤良方正刻石》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出土于河南安阳，因首行有“贤良方正”等字而得名。出土后不久，原石被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收藏。此石今藏天津博物馆。
此碑下截首行有“允字子游”等字，于清嘉庆三年（一七九八）四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丰乐镇之西门豹祠旁，后移至孔庙。为著名的“安阳残石四种”之一。后又移置洛阳存古阁，今藏安阳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