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书里书外的人生印象
《人间杂录》，著者：瞿炜
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书里书外的人生印象
——《人间杂录》读后感
肖伊绯
如果将《人间杂录》这本书搁在公共读书（售书）空间里，无论是强调个性的独立书店，还是应有尽有的大型书城，应当是没有多少人会去关注的；甚至连凑上去瞄一瞄书皮，翻一翻内页的读者，恐怕都寥寥无几。
可正是这样一本从书名到装帧，都极其普通，普通得让人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去翻动的一本书，却是一位几乎十年间都未曾联络，却又时常忆及的朋友从浙江温州遥赠而来，这份“书缘”着实又显得极为特殊了。毕竟，这十年间，友人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人世浮迁，其所思所行，究竟又有哪些写入了这本《人间杂录》，是亟待了解一番的了。
再者，因为是去年才出版的“新书”，或许总有一些新意，加之又因这书名偶然联想到了另一位近代温籍作家陈适所著《人间杂记》，于是在收到此书的当晚，即刻就在这春风沉醉的夜里，开始了与友人在书中的遥相致意。
全书分为四个小辑，每一小辑汇录了若干篇文章。第一辑名为“人间印象”，大致都是写作者与师友之间的交往点滴，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师友已为故人，所以这些文章大多还有纪念与怀念的意义在里边。譬如，追忆赵瑞蕻、范泉、林斤澜、唐湜诸先生的文章，都言简意深，读来颇令人感慨。
通过这些文章，也体悟到了作者与这些大家长者的“忘年”交谊，可人生苦短，这些弥足珍贵的交谊，总是因其殊为难得之故，在“逝者如斯夫”的时光面前，总又显得过于短暂，令人徒叹奈何。有些遗憾确实遗憾之至，有些无奈确实是无可奈何。
譬如，《一首诗，一座青翠的峰峦》一文，是记述唐湜先生事迹的，曾应《北京晚报》之约，于2005年初刊发于该报。当时已经因病住院的唐老先生曾嘱托作者将样报留赠；可当作者拿到样报之际，唐老竟已病逝。这样的遗憾，自然无可弥补，可也正是在这样真切摧心的人生经历之下，相信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如我这般的“旁观者”，此时再来返观这样的一时感兴之作，又别是一番人生郑重、千万珍重的况味，暗涌心头了罢。
在“人生印象”里，总予人一种“吾生太晚迟，恨不见先贤”的莫名追羡，亦滋生一份“吾生稍晚迟，见贤亦不识”的枉自慨叹。除了莫名追羡与自愧不如之外，不觉已翻检至是书第二辑“书里书外”。
不难发现，这一辑里的文章数量与内容规模，都相当可观，处于全书的核心地位。可见，人生与读书，“书里书外”的“人生印象”，即是这一本《人间杂录》的抒写中心。
略微看过此辑目录一遍，仿佛是一份作者的精选“书单”，可谓琳琅满目、如入宝山。虽说感觉上应当是“精选”，应当是作者认为自己比较喜爱，也读得比较透彻的书单，可从读书门类而言，这却是一份古今中外、文史诗画皆入其中的博涉“书单”，似乎又谈不上“精选”，真真算是“杂录”了。
在这“书里书外”的众多篇什之中，从中可见作者认真读过的各类书籍之中，不乏我也感兴趣，也有读后感的一些书籍。最令我喜出望外，一见如故的莫过其中作者考证诗僧惠洪与温州的两篇文章。
因为自己曾写过一篇《永嘉禅与文字禅》，试图从北宋诗僧惠洪所著《石门文字禅》的诗集中去梳理、记述与考证诗集中关涉永嘉风物的史迹种种。见着作者竟也曾写了两篇主题近似的文章《北宋诗僧释惠洪笔下的东瓯》《北宋诗僧释惠洪与温州的缘分》，虽两文收在此辑末端，也仍急不可耐的跳开前边诸篇，直奔自己最感兴趣的“主题”而去了。
原来，作者也是仔细读过日僧廓门贯彻所著《注石门文字禅》一书的，而且比我读得更为仔细，更为精细；更因为本是温州人的缘故，对集中关涉温州风物之处，自然也更为敏感，解析也更为细致。譬如，惠洪诗集中有一首《劝学次徐师川韵》，语涉“东瓯”，当年我读此集时，似乎也曾读到过，不过因诗中并无“惊人语”，竟然一掠而过，将这么好的史料给忽略了。诚如作者所言：
“这些诗句描绘了北宋末年东瓯的盛景，廓门贯彻在其后的校注中写道，'《一统志·温州府》：郡名东瓯，汉名’。东瓯即温州也。对我来说，这几句诗，不啻为一个小小的惊喜。”
这样的发现，于我而言，何尝又不是一个惊喜呢？作者还考证出惠洪此诗所致意的徐师川即徐俯（1075—1141），乃黄庭坚之甥，也是江西诗派著名诗人之一，且据此可以旁证惠洪与黄庭坚的交往（学者多持否定意见）。窃以为，这一系列发现，若他日能“转引”至拙稿《永嘉禅与文字禅》一文中，定然又是另一番惊喜了。
《北宋诗僧释惠洪笔下的东瓯》一文，给作者本人与读者的惊喜，还远远不止这些。此文曾刊发于报章，见报后竟引来所谓“专家”批评，称“东瓯”这一概念有广狭之分，广义者乃指闽越，狭义者方才专指温州；并据此称惠洪诗中所谓“东瓯”，应为广义概念，实指泉州而非温州。作者对此并未多作辩解，只是提出了一个连“商榷”都算不上的反问与自答：
“窃以为，东瓯若有此广义狭义之分，则广义之东瓯不知是否也囊括温州？若狭义为温州而广义竟无温州，如此看来世上不是有广义狭义的东瓯，而根本就是有两个东瓯，则吾更觉不能思议，只好拱手承教。”
如此这般逻辑严密却又不囿于概念之争的风度，令人领会的不仅仅是学识，亦不仅仅是学风，更进一步而言，这乃是“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虽然并不十分接受某种并无确切依据的批评，也并不以反唇相讥来驳斥，只是心平气和、轻描淡写的表述一己之见，还要十分客气、肃立拱手的表示搁置争议。这样的“和而不同”，这样的君子之风，恐怕是如今这类应对文章里，很难看得到的人世风度了。
或许，不但应对所谓“专家”拱手承教，简直还应当对之感激莫名。因为正是为了应对“专家”的批评，方才催生作者又写了一篇《北宋诗僧释惠洪与温州的缘分》。而这篇文章所持论调与论据，与拙稿《永嘉禅与文字禅》如出一辙，这十年未曾联络的友缘，仿佛也因这诗僧与温州的诗缘一般，本就心有戚戚，自然要惺惺相惜了。
作者通过对诗僧慧洪“游戏翰墨”之禅诗境界的体认与感悟，娓娓道出诗僧惠洪笔下的山水风物并无确指（自然更无广狭概念之分），写下了这样一句令我颇感默契，几乎是会心一笑的话语：
“所谓诗无达诂，乃虚构之艺术。诗人往往天马行空，思绪如云彩飞扬，时东时西，时闽越时东瓯，时空交错，亦是一种境界。……在诗僧的笔下，大约也就是一个借以抒怀的远方异域，一个大概的方向而已。”
这样的话语，非诗人无法说出，非诗人不可理解。于此，也就可以明瞭，为什么有那么多不是诗人的“强作解人”，一定要从地理方位与地质实体上去考证“南山”、“沧浪”、“桃花源”等历代诗人笔下的“地名”，往往一头雾水、穷经皓首而终不得解，常常经年累月、争讼无休而终无定论。终了，这些“强作解人”，却还是要长篇累牍的写出一大堆冠以种种名目的论文集来，美其名曰“诗案”或“学案”之类。
说来惭愧，我也曾是这“强作解人”朋友圈中的一员，也曾为了某部诗集中的一言半语去碧落黄泉、上下求索，而终归模棱两可、意兴阑珊。读到《人间杂录》的这两篇关涉诗僧惠洪的文章，更有幡然之意。遥忆十年前，作者是诗人，曾赠我一本名为《地下铁》的诗集；思忖之后这十年间，作者应当还是诗人，而且是在人世历练与文史陶冶中更增成色的诗人——通过这“书里书外”的“人生印象”，我已有所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