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个获得权力的转折点上,许多帝王心里都有项羽与刘邦。刘邦之所以能崛起,正因为他在别人的心目中是项羽的反面。大家在项羽身上看到可怕的东西,但在刘邦身上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素质,都说“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司马迁在《项羽本纪》最后写了一段“太史公曰”。他首先肯定项羽非一般人:听说圣君舜的瞳仁有两层,而项羽的瞳仁也有两层,难道项羽与舜有血缘关系?司马迁用问句来写,其实是要表明项羽并非常人,不然怎么解释他的兴起这样快速,如此带有戏剧性呢?20世纪时,法国史学中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年鉴学派”,它提醒我们,用不一样的时间尺度来看历史,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应该能够分别出,历史上的时间有短有长,有变动比较快的时期,也有变动比较慢的时期…《史记》里对于古史(尤其是商之前)的绝大部分说法,今天的我们不可能再全部信赖。历史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或者进一步说,是解释“如何”及“为何”,这是与我们当下学习历史的态度差异最大的地方。按司马迁的态度,历史不是一堆“What”,重要的是“How and Why”。点评:每读史记,总是生出无限感动与感慨,尤其是当我历经岁月,读了更多唐宋明清的文学作品,更加有一种恐慌与庆幸。试想,如果没有太史公当时的隐忍与决绝,没有那些无韵的不朽,后世千万诗词中的典故成语,将变得何其空泛贫瘠无趣?如果没有史记,今日之中国,面目可憎,也未可知?史记,给了全体中国人一个命运的庙堂,一个灵魂的港湾,我们才可以历经又一个个千年,依然以同一种文化符号彼此理解互相迁就,告诉彼此,纵隔千山,驰离万水,我们都不可能分离彼此。在这上面,史记分其功几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