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顾嗣立的元诗研究
一．《元诗选》与诗坛风气
元朝得天下虽不满百年，文学却相当繁荣，诗歌创作的兴盛并不亚于前宋后明。据同事杨镰先生编《全元诗》的初步统计，元诗今存尚有十四万首之多，几乎是现存唐诗的三倍，就一个延祚不及百年的王朝而言应该说是异常丰富的了。不过，元诗自它问世以来始终未得到较高的评价。在连宋诗也不放在眼里的明代，元诗基本是走入歧途和堕落的形象，没什么人读，也没什么人收藏。元诗的总集和选集虽有本朝蒋易《皇元风雅》三十卷、傅习、孙存吾《元风雅》二十四卷、赖良《大雅集》八卷、曾应奎《元诗类选》四卷、顾瑛《玉山名胜集》九卷、《草堂雅集》十三卷和明代揭轨《光岳英华》元诗六卷、偶桓《乾坤清气集》十四卷、孙原理《元音》十二卷、符观《元诗正体》四卷、宋绪《元诗体要》十四卷、李蓘编《元艺圃集》四卷、曹学佺《石仓十二代诗选》金元五十卷等十几种[1]，但规模都不大，涉及作者也有限，每人收三四十首，在整个元诗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况且到清初这些集子若存若亡，流传甚罕，读者难以见识元诗的真面目。在这种情况下，顾嗣立编刻《元诗选》成为元代诗歌文献整理乃至古代诗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顾嗣立（1665～1722），字侠君，号闾邱。江南长洲人。康熙四十四年中举，征入京编纂《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选》，五十一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入值武英殿。一直参与官书的编纂，直到五十四年告病归。顾氏自元代顾瑛以来，世为苏州望族，园林之美甲于一方，嗣立好客善饮，有“酒帝”之号，其秀野园蔚为吴下风雅渊薮。所著有《闾邱诗集》、韩愈、白居易、温庭筠、苏轼四家诗注及史地考订笔记杂著多种，辑有《杜韩白苏四家诗选》、《唐诗述》、《宋诗删》、《元诗选》、《金诗补》、《今诗定》、《诗林韶濩》、《寒厅诗话》等，看得出诗学是其平生最用功之处。但晚近以来治清代诗学者很少注意他，直到最近才有学者考述其诗学活动，探讨他与康熙文坛的关系[2]。
据钱谦益说，元代是江南文化地位急剧上升的时期[3]，诗文和书画艺术创作成就最为卓著。顾瑛玉山草堂雅集，是元末影响极大的文学活动，形成吴中诗酒社集的风雅传统，流风余韵，经久不息。顾嗣立追慕祖先的玉山草堂雅集，以“真吾家千载一佳话”而自豪。从年轻时与兄嗣协一起读书、学诗起，就留意元诗，“尝以有元一代之诗未经论定为憾”[4]，立志删述。康熙二十七年(1688)卜筑秀野草堂，三十年春嗣协北上应试，临行以编选元诗相嘱，嗣立遂延俞玚馆于家相与商讨，着手编选元诗[5]。友人文点、金侃慨然提供藏书，徐昂发和八兄汉鱼也时常相过考究。《寒厅诗话》载：“文与也点、金亦陶皆名家子，善书画，以诗名，时号文金。与也隐居竹坞，亦陶居吴城霜林巷，无子，性好抄书，元人文集，抄至百种，余《元诗选》所收，半其藏本也。”又得徐乾学兄弟及东南一带藏书家所藏元人别集，共计百余种，于三十二年（1693）编成《元百家诗》116家，翌年刊于秀野草堂。全书以天干分为十集，前八集是采自专集的诗家，方外、闺秀编入壬集，凡据选本及方志、笔记、小说之类杂书采录的零星作品归于癸集，拟附于全书之后。三十八年，康熙帝南巡，顾嗣立以《元百家诗》进献。初集刊成以后，经三十五年、三十八年两度进京应顺天乡试，南北访求，又借朱彝尊所藏元人小集，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编成《元诗选》二集107家。四十四年，顾嗣立参与编集《宋金元明四朝诗选》，得以接触内府藏书，因合历年访求所得，编成《元诗选》三集117家，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刊行。别集以外零星搜集到的作品编为癸集，得三千余人，以卷帙过大，未曾刊刻。两年后顾嗣立即下世[6]，癸集后历经周折，到嘉庆三年才得梓行。
顾嗣立毕生涉猎广泛，诗学也有多方面的造诣。当时称“先生之诗，其始得力于遗山、虞、杨诸家，而其后渐进于雄伟变化，有昌黎、眉山之胜”[7]。观其平生所学，大体是由宋、元入手，先河后海，归于韩、苏门庭，与宋荦趣味相投。中年入京后虽执贽于王渔洋门下，但论诗明显有自己的立场。对王渔洋《唐贤三昧集》，他曾引宋荦“力挽尊宋祧唐之习，良于风雅有裨，至于杜之海涵地负、韩之鳌掷鲸呿，尚有所未逮”之评，以为持论极当；对明代王李、钟谭的诗学，他更赞许冯班之论最为痛快：“王李、李何之论诗，如贵胄子弟，倚恃门阀，傲忽自大，时时不会人情；钟谭如屠沽家儿，时有慧黠，异乎雅流。”[8]对方回《瀛奎律髓》，他也引冯班之说：“西昆之流敝，使人厌读丽词；江西以粗劲反之，流敝至不成文章矣。四灵以清苦为诗，一洗黄陈之恶气象、狞面目，然间架太狭，学问太浅，更不如黄陈有力也。”又引冯舒之言曰：“方公《律髓》一书，于大段未十分明白，只晓得江西一派恶知见，且不知杜，又何知杜所从来，又何论庾、鲍而上至汉魏乎？独于今世不论章法，不知起结，如竟陵、空同诸派，彼善于此耳。”[9]这种置江西派于格调派之上的评价，是与王渔洋的价值观相对立的。王渔洋对冯班原不无许可，后因赵执信顶礼膜拜，转而于晚年笔记中颇有鄙夷之意。渔洋晚年位尊望重，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身为门人的顾嗣立此时论诗却不阿附渔洋，显示出学者的独立品格。《寒厅诗话》自序云：“余少孤失学，年二十始学诗。上自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以迄于今，诗家源流支派，略能言之。尝浪游南北，遍访名儒故老。闲居小圃，辄与当代名流往还，侧闻前辈长者之绪论，诗盟酒社，裒益不少。”这种见多识广的阅历，使他免于乡曲老儒式的褊狭，诗学明显具有融会博取的特征。
顾嗣立论诗专著有《寒厅诗话》，大体是“集以资闲谈”的传统诗话体裁，多载师友论诗之语及诗酒游从轶事，真正集其毕生心力的还是《元诗选》。康熙三十二年初集刊行时，宋荦序云：“由明迄今，诗变愈数，成弘一变，嘉隆再变，而皆学初盛；万历以后，变而学晚唐，又变而学温李，近乃变而学宋，而元无称焉。先是予友石门吴孟举有《宋诗钞》行世，学者靡然趋之，距今将三十年矣。而顾子乃起而为元诗之选。”这段话为抬举顾嗣立而明显有夸饰的成分。吴之振《宋诗钞》刊于康熙十年(1671)，言近三十年已夸甚；顾嗣立编元诗原出于追慕、表彰先祖风流的夙愿，也不是因为世无称元诗者才从事这项工作；自从程孟阳、钱谦益推崇元好问，表彰《中州集》，天下翕然从风。康熙初，王渔洋作《论诗绝句》四十首，其十五云：“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已逗推扬宋元之意[10]，康熙八年（1669）冬在清江读韩愈、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虞集诸家诗，深有会心，各题一绝于后[11]。翌年回京后就与诸诗友在京城扇起一股学宋元诗的风气，直接催生了分别为吴绮和陈焯编的《宋元诗永》（康熙十七年）、《宋元诗会》（康熙二十七年）。安致远《渔村文集序》提到康熙十八年（1679）的诗坛风气，说：“其时之主坛坫者，方且倡为诡异可喜之论，以窜易天下之耳目。曰：诗何必唐？苏、范、虞而已。文何必八家？震泽、毗陵而已。而浅识薄殖之夫，承响窃影，恣意无范，以纤巧为新奇，以空疏为古淡，诗文一道至于嵬琐卑弱而不可读。”[12]康熙二十一年（1682），丁炜《春晖堂诗集序》云：“今谈诗家不务宗汉魏三唐，以渐追夫《三百》，而顾变而之宋之元，争为诡胜，究且失其邯郸之步。”[13]康熙二十六年（1687），李来章《观澜亭诗序》云：“今天下之诗喜为宋，渐且为元。”[14]康熙三十二年（1693），叶矫然《龙性堂诗话》云：“前后七子喜道涪州、遗山之诗，海内寻声者争言宋元，炫异吊诡，无所不至，一时风靡。”[15]康熙三十三年(1694)，冉觐祖《莘野集序》也说当时“厌常喜新，翻尽窠臼，□前贤所论定，弃者取之，取者弃之，色求腴而气骨渐凋，意欲逸而音节不振。宋元诸家迭出相轧，不仅如昔所云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已也”[16]。由此可见，当时诗坛风气决非“元无称焉”，而是非常流行元诗。顾嗣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着手编纂《元诗选》的，他不仅清楚诗坛的风尚，也一定看好市场需求，看起来这的确是个很好的时机。
当时宋诗风因遭猛烈批评而衰减，而学宋的流弊也开始暴露无遗，宋元诗风的倡导者王渔洋已悄然折回唐诗的路子。《元诗选》值此际问世，无形中展开了宋元诗之间的高下之争，元诗寖寖有驾宋诗之上的势头。毛奇龄《西河诗话》载：“向学宋诗者椎陋恶劣，下者类田更，上者类市侩，丑象已极，然尚有气也。近一变而为元诗，为初明诗，力务修饰。”[17]朱彝尊《南湖居士诗序》也提到：“今之诗家大半厌唐人而趋于宋元矣，或谓文不如宋，诗不如元，赤城许廷慎非之，以为宋诗非元人所及，要亦一偏之见也。”[18]直到康熙四十三年（1704）汪瑶刊《二冯批才调集》，冯武在凡例中还说“今学者多谓印板唐诗不可学，喜从宋元入手”，可见宋元诗风在王渔洋息鼓易帜后仍持续地影响着诗坛。不过在那个时代，像《元诗选》这般卷帙巨大的总集，无论对刊刻者还是购买者终究是很大的经济负担，因此它不太可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顾嗣立家业虽号为富足，竟也致衰落。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载：“石室礼堂，借钞翻阅，诸生都讲，给值酬庸，以至梨枣之资、装潢之费，计不下数万金。秀野固雄于赀，至是而耗散殆尽。然元人之真面目，至是乃出；一代才士之英华，不至与陈根宿草同归澌灭，亦可谓功在百世也已。”[19]顾嗣立穷其毕生精力、财力所从事的这项事业，为表彰、保存元代诗歌作品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至今浏览这一煌煌巨编，犹能发见其特殊的思想、文学及文献价值。
二．《元诗选》的元诗史观
我曾注意到，康熙年间的宋诗选本不特是在宋诗风气下产生，而且编者都是站在反宋诗立场上的。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陈訏《宋十五家诗选》序云：“诗道之由来久矣，昔敝于举世皆唐，而今敝于举世皆宋。举世皆唐，犹不失辞华声调堂皇绚烂之观；至举世皆宋，而空疏率易，不复知规矩绳墨与陶铸洗伐为何等事。嗟乎，此学宋诗者之过也。”因其编选出于反宋诗的动机，编者对宋诗并无特别研究，故往往强调宋诗与唐诗本质上的相通：“盖宋之与唐，其诗之所以为诗，原未尝异。特以其清真超逸，如味沆瀣者陋膏粱，游蓬阆者厌都邑，故足贵耳。”[20]这其实是在抹杀唐宋诗的差异，以唐诗的标准衡量宋诗。而顾嗣立却不同，他是站在元诗立场上来认识元诗的，因而不抱先入为主的偏见，他对元诗的看法远较当时宋诗选家对宋诗的态度来得客观。
由于元人诗集世间绝少流传，顾嗣立所阅也很有限。开始编纂时，他对元诗的源流和文学史意义还说不上有什么见识，在《凡例》中只泛泛地对元诗承前启后的意义作了肯定：
飚流所始，同祖风骚，骚人以还，作者递变。五言始于汉魏，而变极于唐；七言盛于唐，而变极于宋。迨于有元，其变已极，故由宋返乎唐而诸体备焉。百余年间，名人志士，项背相望，才思所积，发为词华，蔚然自成一代文章之体，上接唐宋之渊源，而后启有明之文物：此元诗之选所以不可缓也。
秋涧诗才气横溢，欲驰骋唐宋大家间，然所存过多，颇少持择，必痛加芟削，则精彩愈见。北方之学，变于元初，自遗山以风雅开宗，苏门以理学探本，一时才俊之士，肆意文章，如初阳始升，春卉方茁，宜其风尚之日趣于盛也。[21]
元兴，承金宋之季，遗山元裕之以鸿朗高华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刘梦吉之徒继之。故北方之学，至中统、至元而大盛。赵子昂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寇绝一时。邓善之、袁伯长辈从而和之，而诗学又为之一变。于是虞杨范揭一时并起，至治、天历之盛，实开于大德、延祐之间。伯长没后二十余年，会修宋辽金三史，遣使者求郡国遗文故事，惟袁氏所传为最多。
元诗之兴，始自遗山，中统、至元而后，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则松雪为之倡。延祐、天历间，文章鼎盛，希踪大家，则虞、杨、范、揭为之最。至正改元，人材辈出，标新领异，则廉夫为之雄，而元诗之变极矣。明初袁海叟、杨眉庵辈皆出自铁门。钱牧斋谓铁体靡靡，久而未艾，斯言未足以服铁崖也。
元诗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遗山(好问)，而郝陵川(经)、刘静修(因)之徒继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然粗豪之习，时所不免。东南倡自赵松雪(孟頫)，而袁清容(桷)、邓善之(文原)、贡云林(奎)辈从而和之，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而诗学为之一变。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虞集，字伯生，号道园，蜀郡人。杨载，字仲宏，浦城人。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人。揭傒斯，字曼硕，富州人。时称虞、杨、范、揭，又称范、虞、赵、杨、揭，赵谓孟頫)，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时又称虞、揭、马(祖常)、宋(本、褧)。继而起者，世惟称陈(旅)、李(孝光)、二张(翥、宪)。而新喻傅汝砺(若金)、宛陵贡泰甫(师泰)、庐陵张光弼(昱)，皆其流派也。若夫揣炼六朝，以入唐律，化寻常之言为警策，则有晋陵宋子虚(无)、广陵成原常(廷珪)、东阳陈居采(樵)，标奇竞秀，各自名家。间有奇才天授，开阖变怪，骇人视听，莫可测度者，则贯酸斋(小云石海涯)、冯海粟(子振)、陈刚中(孚)，继则萨天锡(都剌)，而后杨廉夫(维桢)。廉夫当元末兵戈扰攘，与吾家玉山主人(瑛)领袖文坛，振兴风雅于东南。柯敬仲(九思)、倪元镇(瓒)、郭羲仲(翼)、郯九成(韶)辈，更唱迭和，淞泖之间，流风余韵，至今未坠。廉夫《古乐府》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门下数百人，入其室者惟张思廉(宪)一人而已。明初袁海叟(凯)、杨眉庵(基)为开国词臣领袖，亦俱出自铁崖门。而议者谓“铁体”靡靡，妄肆讥弹，未可与论元诗也。[22]
元时蒙古、色目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材辈出。贯酸斋、马石田(祖常)、开绮丽清新之派，而萨经历(都剌)大畅其风，清而不佻，丽而不缛，于虞、杨、范、揭之外，别开生面。于是雅正卿(琥)、马易之(葛逻禄迺贤)、达兼善(泰不华)、余廷心(阙)诸公，并逞词华，新声艳体，竞传才子，异代所无也。[23]
四．《元诗选》编纂工作的具体评价
其次还要提到，《元诗选》的编纂工作不止是抄录编排，顾嗣立的考订辨证功夫也是随处可见的。一是考辨作者姓名异同，如世传《鲸背吟》前自序署朱晞颜，顾嗣立云：“《翠寒集》赵魏公序，谓子虚旧以晞颜字行，世居晋陵，家值兵难，迁吴，冒朱姓云。则知晞颜即子虚无疑也。曹石仓《十二代诗选》，别载朱晞颜《鲸背吟》，正子虚从事征东幕府时所作。石仓盖未知晞颜、子虚之为一人耳。”[43]二集梦观道人大圭小传，载其所著有《梦观集》及《紫云开士传》，举同时有僧守仁，富阳人，亦号梦观，有《梦观集》六卷，洪武间征授右善世，诗见《列朝诗集》中，曹学佺《石仓诗选》误为一人[44]。二是考校作品归属，如二集李材《泊舟湘岸》诗注《乾坤清气集》作高克恭，成廷珪《简句曲外史张伯雨》注又见《萨天锡集》，宋本《舶上谣送伯庸以番货事奉使闽浙十首》注第四、五首见杨维桢《西湖竹枝词》。三是辨正讹竄作品，如初集萨天锡诗按语考辨集中讹入之作，卢琦小传又指出陈诚中所编《圭峰集》“大半见萨天锡集中，亦间有陈众仲、同宽甫诸作。兵燹之余，收拾采掇，不无传抄之误。天锡宦游闽海，遗稿流传，如《中秋玩月》一篇，自叙历历可考，而后人漫不简点，使《圭峰》一集真赝杂陈，可嘅也。若其《寄同年拜住善御史》及《重游蓬壶》等诗，为希韩所作无疑。兹特芟其重见他集者，采而录之”[45]。四是考辨作者年代归属，如初集李存小传：“虞山钱牧斋《列朝诗集》载俟庵诗，称为洪武中年卒者，误也。危学士素所撰墓志年月甚明。《俟庵集》刻于明永乐三年，国子祭酒徐旭序之，谓其距俟庵之没五十二年，则俟庵已卒于明太祖未定金陵之先也。牧斋于史学最为详密，而不能无误，考证之难盖如此。”[46]又如王逢小传云：“（逢）有《梧溪集》七卷，钱牧斋《列朝诗集》载之前编，谓原吉当张氏据吴，大府交辟，坚卧不就。而又称其为张氏画策，使降元以拒台。此说何也？张士德之败在丁酉三月，其时张氏尚未降元也。而谓其于楚公之亡有余恫焉，未知其为元乎，抑为张氏也？原吉一老布衣，沐浴于维新之化者二十年，其子已通仕籍矣，而谓其故国旧君之思，至于此极，西山之饿，洛邑之顽，未知其又何所处也。牧斋好为曲说，至引谢皋羽、犁眉公为喻，抑何其不相类乎？”[47]凡此等等，例子尚多，难以尽举。
勤奋的搜辑加严谨的考订，使《元诗选》的编纂达到很高的水平，赢得本朝学者的一致赞誉。王渔洋笔记中曾记载：“门人顾嗣立，字侠君，汇选元诗集，自元好问迄张雨辈，起甲终癸，凡百家。与石门吴之振孟举《宋诗钞》并行，两朝之诗略具二书矣。其传例仿虞山《明列朝诗》，甚有雅裁。”[48]后来阮葵生也称赞《元诗选》“去取有规则，小传亦脱俗，元诗之眉目亦云具矣”[49]。翁方纲则认为：“顾秀野《元百家诗》，体裁洁净，胜于吴孟举《宋诗钞》远矣，犹嫌未尽审别雅俗耳。如关系史事，及可备考证者，自不应概以文词工拙相绳。若其言怀叙景之作，自当就各家各体，从其所长，而去其所短。一人有一人之菁华，岂必一例编载，陈陈相因哉？”[50]他是说全书体裁严整，但落实到各位诗人，顾嗣立的选目就不算太好，未能各尽其长。后来的元诗选家大抵也持这种看法，认为顾嗣立“意在广收，未遑持择”[51]。我们只要读一下二集范德机、李孝光诗选，就会有多采近滥的感觉。其实顾嗣立编诗是自有艺术标准的，那就是凡例所说的“稍汰繁缛，存其雅正，随人所著，各自成家，春兰秋菊，期于毋失其真而已”。而且他尤其注重真性情的发摅，初集熊鉌小传引其论诗曰：“灵均之骚，靖节子美之诗，痛愤忧切，皆自其肺肝流出，故可传也。不然，虽呕心冥思，极其雕锼，泯泯何益？”他说熊氏言此“盖已得诗之本原矣”[52]。不难看出，他在诗歌本原的问题上对钱谦益论诗宗旨也是有所继承的，非仅限于“诗史”一义而已。
[1]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明潘是仁《宋元名家诗选》一百卷，据杨镰《元佚诗研究》(《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一文考证系伪书。
[2]凌郁之《顾嗣立与康熙文坛》，《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朱存理传：“自元季殆国初，博雅好古之儒，总萃于中吴，南园俞氏、笠泽虞氏、庐山陈氏，书籍金石之富，甲于海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第303页。
[4]顾嗣立《元诗选凡例》，《元诗选》初集卷首，中华书局1987年版。
[5]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卷十四俞玚小传：“犀月精心猎古，秀野顾太史选元诗初集，两人共商榷者也。”
[6]有关顾嗣立编刊《元诗选》的详细过程，可参看顾廷龙《顾嗣立与元诗选》，《顾廷龙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7]杨绳武《古柏轩文集》卷二《翰林院庶吉士顾秀野先生墓志铭》，道光二十八年刊本。严迪昌《清诗史》也认为嗣立诗“宗法韩苏，以笔力健举为长”。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上册第532页。
[8]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82页。
[9]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83页。
[10]《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中华书局。
[11]王士禛《渔洋诗集》卷二十二《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凡七首》。
[12]安致远《玉磑集》卷一，康熙四十一年刊本。又见李渭清《白云村文集》卷首，末署日期为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上元后一日。
[13]丁炜《问山文集》卷一，咸丰间重刊本。同卷《于畏之清江草诗序》亦云：“近海内诗人渐以汉魏三唐为不足法，骎骎流入宋元，意在标新领异，骖驾前人。”
[14]李来章《礼山园文集》续集卷一，康熙刊本。
[15]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册第1049页。
[16]康乃心《莘野诗集》卷首，康熙刊本。
[17]毛奇龄《西河诗话》卷七，《西河合集》，乾隆间萧山书留草堂藏板本。
[18]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九，康熙刊本。
[19]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卷三“秀野草堂诗钞小传”，台湾广文书局1971年影印本。
[20]陈訏《宋十五家诗选》卷首，康熙刊本。
[21]《元诗选》初集，第1册445页。
[22]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84页。
[23]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84页。
[24]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见于章节目录的诗人共29位，耶律可温、金元素、耶律楚材、刘秉忠、张弘范、郭昂、姚燧、刘敏中、王士熙、张养浩、许有壬、张雨、丘处机等13人出于顾嗣立所举之外。
[25]吴骞《拜经楼诗话》卷三，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762页。
[26]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3册1445页。
[27]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3册1446页。
[28]龚显曾《蒧斋诗话》卷二即袭翁方纲语，复引杨学易诗，肯定顾嗣立“以遗山冠之编首，殊失斟酌”。光绪七年明州重刊《亦园脞牍》本。
[29]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杨廉夫序《玩斋集》，论元一代之诗，有'郝、元初变，未拔于宋；范、杨再变，未几于唐’之语，此似以遗山入元诗。然第一时称述之词，从流溯源之论耳，未可以为据也。”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3册1455页。
[30]《元诗选》二集，下册第929页。
[31]《元诗选》初集，上册第251页。
[3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陈基传，详蒋寅《钱谦益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33]如三集杜瑛诗选十一首，其中《吊故宫》、《秋思》、《邺南城》、《西陵》、《汤阴道中》、《登古邺城》、《三台怀古》二首悉为托感慨兴亡而寄故国之思的作品。
[34]《元诗选》初集，下册第1972页。
[35]《元诗选》初集，上册第277页。
[36]《元诗选》二集，上册第68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37]《元诗选》三集第49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38]马先登《勿待轩文集存稿》卷二《改革之际论》，光绪刊马氏丛书本。
[39]《元诗选》初集，第3册1749页。
[40]《元诗选》初集，第1册250页。
[41]《元诗选》二集，上册第140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42]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六按语，道光刊本。
[43]《元诗选》初集，第2册第1296页。
[44]《元诗选》二集，下册第1395页。
[45]《元诗选》初集，第3册第1790页。
[46]《元诗选》初集，第2册第1666页。
[47]《元诗选》初集，第3册第2194页。
[48]王士禛《居易录》卷四，康熙刊本。
[49]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上册第333页。
[50]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54页。
[51]顾奎光《元诗选》序，乾隆刊本。
[52]《元诗选》初集，第1册296页。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夏之卷
编辑/排版 张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