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一个作家，如果把心理分析写进作品，那就很可怕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04—1991），美国犹太作家，被称为20世纪“短篇小说大师”，主要代表作品有《傻瓜吉姆佩尔》、《莫斯卡特一家》、《庄园》、《撒旦在戈雷》，1974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1978年凭借小说《魔术师·原野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登上文学事业的高峰。
辛格写作起步很早，15岁时，就已经开始用希伯来语写作；到了1921年17岁时，他又改用意大利语创作。1923年，辛格在华沙跟哥哥在报社工作。1935年，在德军占领华沙前夕辛格离开波兰移民美国，辛格在美国以当编辑和写作为生，后来在纽约的《犹太每日前进日报》担任记者和专栏作者。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
辛格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使命感的作家。身为一名犹太人，辛格对于自己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他的小说创作也处处体现了这一点。其中，“信仰上帝”是辛格小说创作的主题之一，在他的宗教题材作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最知名的长篇《卢布林的魔术师》和最为人所称道的短篇《傻瓜吉姆佩尔》讲的均是人对上帝信仰的主题。
在长篇《撒旦在戈雷》中，辛格甚至请撒旦直接粉墨登场，充当故事的主人公。他否认自己不信上帝，不相信宇宙是由化学元素构成的说法。然而，在辛格作品中，读者又经常可以看出作者对上帝的怀疑，他说自己是相信科学的，呈现出一种“悖论”式的创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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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作家是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做了心理分析，这是他自己的事，但是，如果他想把这个心理分析写进作品，那就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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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当记者是个比教书更健康的职业，尤其如果他教的是文学。如果教文学的话，作家习惯于时时刻刻地分析文学。一个批评家告诉我，“我从来不能写任何东西，因为我刚刚写下头一行，就已经在想写一篇关于它的文章。我已经在批评我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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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同时又是批评家，又是作家，这样不好。如果他只是偶尔写一篇评论，甚至是写一篇关于批评的论文，这还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他时刻进行这种分析，分析变成他每天的口粮，某一天这种分析也会成为他写作的一部分：一个作家，一半是作家，一半是批评家，这非常糟糕。他在为他的主人公写文章，而不是在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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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故事结构，这是最困难的部分。如何安排一个故事的结构，使它有趣。一旦我将结构安排好了，写作本身——叙述和对话——就自然地流淌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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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好作品的唯一途径是埋头苦干。口袋里装一条兔子腿，靠这个是不可能写出好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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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我坚持写点什么。我不用逃走。有些作家说，他们只有到一个遥远的岛上才能写作。他们会跑到月球上去写，免得被人打搅。我觉得，被人打搅是人生的一个部分，有时候，被人打搅是有用处的，因为你中断了写作，你休息的时候，你在忙着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视角会发生变化，或者视野会变得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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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人，尤其是一个作家，任何信息对他都是有好处的。我觉得当记者对一个作家不会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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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推崇的作家有一个。确实，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是一个诗人。他的名字是阿哈龙·泽特林。这个人，他是我的朋友，但我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才夸奖他。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我认为他的作品和托马斯·哈代的诗歌有同样的价值，而我对哈代的评价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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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我不认为一个坐下来写一篇小说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小说家能取得什么成就。更好的世界是由很多人，由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和社会学家造就的。我不知道谁会去创造它，也不知道是不是终究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我唯一确定的，就是小说家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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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不能拯救我们。我们可以取得很大进步，但我们会继续经受苦难，永远不会有终结。我们永远会发明新的痛苦的根源。说人会得到拯救的观念，完全是一种宗教性的观念，而且即使是宗教领袖，也没有说我们在今生今世就能够得到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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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希望我们能够远离战争，另一方面，还是会有足够多的疾病、足够多的悲剧，人类还是会一如既往地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继续经受苦难。对我来说，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就意味着做一个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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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有苦难，尽管生活永远不会带来我们想让它带来的天堂，我们还是有值得为之活下去的东西。人类得到的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选择。确实，我们对自由选择的使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拥有的这一点自由选择，是一份如此伟大的礼物，它的潜在价值可以有如此之大，以致仅仅为了它本身，人生就值得活下去。
本文摘录自《巴黎评论》之作家访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