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专题】世纪回眸——鲁迅手稿 / 四六文摘

在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到来之际，兰亭书会特推出“鲁迅专题”系列文稿，致敬大先生，以示纪念！

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鲁迅手稿是一座蕴藏丰盛但有待开发的宝藏，因为它既具有文学价值，又具有书法鉴赏价值。据鲁迅博物馆资料部统计，鲁迅著作手稿保存下来的有350篇，1916页，约占鲁迅创作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比较完整的是《朝花夕拾》《故事新编》。鲁迅杂文手稿现存167篇，其中有不少重要文章，如《死》《<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门外文谈》《为了忘却的记念》等。鲁迅手稿中还有两个特殊部分，一是日记，二是书信。日记手稿共2204页（包括书账）。书信手稿现存1388封，2175页，大约只占全部书信的四分之一。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是《两地书》。另外还有鲁迅辑校古籍85篇，8136页；鲁迅辑校石刻879篇，3679页等。

我所了解的鲁迅手稿

陈漱渝

在国际范畴，手稿研究已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早在1885年，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即正式成立了现代手稿部门，收藏了雨果等作家的大量手稿，并开始进行研究。西方的文学手稿研究此后形成了一个批评流派，称之为文本发生学。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已开始进行作家手稿数字化整理，并着手进行全球视野下的作家手稿专题研究。在中国大陆，1995年在北京成立了现代文学馆，收藏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手稿，但基本上未进入研究状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手稿学还在起步阶段。

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鲁迅手稿是一座蕴藏丰盛但有待开发的宝藏，因为它既具有文学价值，又具有书法鉴赏价值。早在20世纪60年代，文物出版社就出版了《鲁迅手稿选集》（共四编），受到了学界欢迎以及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重视。从1978年至1986年，文物出版社又将现存鲁迅手稿编入《鲁迅手稿全集》陆续出版。这是鲁迅手稿出版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当代线装书印刷史上的壮举。2014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率先申报的“《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被批准立项，成为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

鲁迅行书致胡适札 1922年选自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

据鲁迅博物馆资料部统计，鲁迅著作手稿保存下来的有350篇，1916页，约占鲁迅创作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比较完整的是《朝花夕拾》《故事新编》——这个功劳应该归于珍视鲁迅手稿的未名社。遗憾的是，《朝花夕拾》中有三篇手稿散佚，《故事新编》的《补天》一文中有他人的代抄稿。鲁迅名著《阿Q正传》的手稿，现存仅1页。

鲁迅杂文手稿现存167篇，其中有不少重要文章，如《死》《<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门外文谈》《为了忘却的记念》等。其中有多重研究意义的是冯雪峰起草、鲁迅修订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全文共15页稿纸，其中4页计1500字是鲁迅手迹，其余部分是整理者冯雪峰的笔迹，但也经过鲁迅的修改。

鲁迅行书致蔡元培札 1923年选自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

鲁迅手稿中还有两个特殊部分，一是日记，二是书信。日记手稿共2204页（包括书账）。从1912年5月5日起，至1936年10月18日止，其中1922年的日记于1941年被侵华日军抄走，至今下落不明。鲁迅日记的行款格式受到了日本的影响。我见过日本上世纪初印制的日记本，形式设计跟鲁迅日记差不多。鲁迅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隐含着很多他本人的生活密码，值得破译。但这是就鲁迅日记本身的内容而言，单从手稿的角度并不能看出多少修改的痕迹。鲁迅书信手稿现存1388封，2175页，大约只占全部书信的四分之一。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是《两地书》。

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通信，始于1925年3月11日，终于1932年10月27日，七年间共存一百六十余封。1932年下半年，他们将这批信增删修改，选取其中的135封编为《两地书》交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受到了读者的喜爱。此后又收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的《鲁迅全集》和《鲁迅三十年集》。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发行了《两地书》的重印本和注释本。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鲁迅景宋通讯集——（两地书）的原信》，首次披露了《两地书》原信1864封。这个版本既区别于加工后的《两地书》，又比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致许广平书简》增加了许广平的书信部分。跟《两地书》修订本比较起来，《两地书》原信（主要是许广平书简）个别文字有些芜杂，或欠准确；还有些文字直接涉及时人或时政，在当时易招忌讳。然而今天读来，《两地书》原信则显得更真实，细节更丰富，心理活动的展示也更加细腻。周海婴在该书《书后说明》中指出：“这些书信，深刻地反映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年代里鲁迅和景宋两人的思想发展和相互影响，记录了他们对于怎样改造中国社会和人的共同探索；它不但是鲁迅研究工作的思想资料，也是有益于广大鲁迅爱好者的珍贵篇什。”

鲁迅行书致许广平札 1926年选自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

众所周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不仅是基于思想的共鸣，理想的一致，而且也是由于气质的相近，性格的契合。正是这样一种坚不可摧的一致性，使得他们消弥了年龄的差异，冲破了流言蜚语的包围，战胜了旧礼教、旧传统的威逼，英勇地捍卫了同自己心爱的人结合的神圣权利。从表面看来，鲁迅的性格冷静、坚韧，趋于内向，而许广平的性格炽烈、豪爽，趋于外在。其实，在鲁迅的性格里面，别有一种潜在的踊跃奔突的激流；而在许广平的性格里面，也蕴含着另一种深沉细腻的特色。这一点，在《两地书》原信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比如鲁迅将许广平称为“小刺猬”，明确向她表示：“我们的前途似乎毫无障碍，但即使有，我也决计要同小刺猬跨过它而前进的，绝不畏缩。”（1929年5月19日致许广平）而在另一封信中，正怀着海婴的许广平（自称“乖姑”）告诉鲁迅：“你的乖姑甚乖，这是敢担保的，他的乖处就在听话，小心体谅小白象（按：指鲁迅）的心，自己好好保养，也肯花些钱买东西吃，也并不整天在外面飞来飞去，也不叫身体过劳，好好地，好好地保养自己，养得壮壮的，等小白象回来高兴，而且更有精神陪他。他一定也要好好保养自己，平心和气，度过预定的时光，切不可愈加受损，已经来往跋涉，路途辛苦，在劳心苦虑，病起来怎样得了！”（1929年5月20日致鲁迅）阅读原信中这些披肝沥胆、袒露心迹的温馨文字，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握鲁迅和许广平的性格，更全面地透视他们的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鲁迅楷书致许广平札 1926年选自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

鲁迅书信手稿中还有日文书信七十多封，用日本汉学家竹内实的话来说，就是“一丝不苟，恳切周到”，只有个别处有改动，如鲁迅1934年12月29日致增田涉信，将“为出版物写点文章”改为“为报刊写点文章”，这是特例。在鲁迅的日本友人中，跟他通信最多的是增田涉。现已出版的《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是鲁迅与日本汉学家增田涉1932年至1935年间的质疑应答书简，计八十余件。其中第一部分是增田涉翻译魔女社版《支那小说史》时跟鲁迅之间的书面问答。第二部分是增田涉编译改造社版《世界幽默全集》第十二卷“支那篇”时跟鲁迅之间的书面问答。第三部分是增田涉翻译岩波书店、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和鲁迅的杂文《小品文的危机》时跟鲁迅之间的书面问答。原信几乎都不署日期。

增田涉是1931年通过内山完造的引荐结识鲁迅的。他当年还是一位青年学者，中文水平有限，曾有半年多时间去鲁迅寓所求教，归国后决定将《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文，但疑难之处很多。由于远隔重洋，只有通过书信问答方式解决。比如，增田涉问：“'瓦舍’可以理解为街名吗？”鲁迅为了使这位日本翻译家了解宋代的都市状况，作了以下浅显而易为日本人理解的回答：“宋朝都会十分可怜，多数是草屋。瓦屋寥寥无几，大多在繁华地区。因此，瓦舍具有繁华街市之意，并成为地名，恰如东京银座。”为了增强直观效果，鲁迅还用绘图方式解说一些外国人不易理解的中国名词，如“鸦黄”“地炉”“花枪”“桩橛泥犁”“报君知”“槅扇”“碌碡”……对于中文造诣较高的人来说，《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并无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但正如增田涉的友人、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在《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序》中所说，这是一本“情爱”的书：“读罢此书，最令人感动的无过于这两位异国师生间的绝对信赖关系。增田君犹如投入母亲怀抱撒娇的孩子，而给予温暖及搂抱的则是鲁迅先生。即便对那些稚拙的问题，他也决不含糊，诚恳而又耐心地详加解释。鲁迅先生此种诲人不倦的态度，令人敬佩不已。当时正值鲁迅先生夜以继日地用文章向各种敌人作斗争的时刻。百忙之中，他以欢快、诙谐的笔调写下这些解答，我们从中仿佛瞥见了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在这本书中有其他书籍所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远远超过知识和学问，它比知识、学问更生动、更美丽、更珍贵。”

鲁迅行书自作诗稿 1931年选自北京古籍出版社《鲁迅诗稿》

作为能够驾驭各种文体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鲁迅书信中有对文艺创作的一系列真知灼见，其深刻性与广泛性不逊于任何一部峨冠博带的文艺理论专著。比如他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的书信中将文学反映社会而又影响社会的互动关系，比喻为从芝麻中榨油而油又能浸润芝麻一样。他1935年2月4日致李桦的信中表达了希望战斗的作者能置身于斗争的漩涡中的态度：“倘不能，也可以表现自己熟悉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鲁迅明确反对徒然玩弄技巧，但他又历来重视技巧修养，要求内容的充实与技巧并进。在谈到木刻创作时，鲁迅强调指出：“木刻是一种做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这一段书信，对于我们辩证理解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和艺术审美功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鲁迅行书致舒新城札 1929年选自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

鲁迅书信中涉及了很多中外作家作品。从中国古代的孔子、扬雄到近代的章太炎、现代的瞿秋白；从俄国的果戈理到美国的赛珍珠……鲁迅都对其人其文作出了看似随意实则经过深思熟虑的评价。比如他肯定李商隐的作品“清词丽句”，但同时批评他“用典太多”；他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批评周作人“颇昏”，但又肯定他的五十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这些评价都是剀切公允，一语破的。

在鲁迅书信中，我们还可以读到鲁迅对他自己作品的自评。我们自然无须对鲁迅的自评全部认同；从接受美学的理论来看，作品在流传中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又决非作者创作时所能够预料；但毫无疑义，这些自评往往正是我们打开鲁迅作品思想艺术宝库的钥匙。比如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书信中谈到阅读《资治通鉴》对创作《狂人日记》的深刻启示，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的信谈到创作《阿Q正传》“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1926年12月29日致韦素园的信谈到小说《伤逝》并非自叙，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的信谈到散文诗《野草》的“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谈到他的杂文集中以《二心集》“比较锋利”（1935年4月23日致萧军、萧红），谈到《华盖集》以及其续编“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1933年5月22日致杨霁云），谈到《野草·过客》的主题是“反抗绝望”（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对于任何忠实的读者和公允的批评家来说，鲁迅的上述自评无论如何都是必须高度重视、深刻领会的。

鲁迅行书致章廷谦札 1929年选自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

鲁迅为人处世之道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首先区分敌友。他说：“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1935年3月13日致萧军、萧红）鲁迅书信，就鲜明体现了上述原则。对于政敌，鲁迅采取了高度警戒和决不调和的态度，为仇为友，了了分明。1936年初，有人多次致函鲁迅为《越风》半月刊约稿。鲁迅对此作出斩钉截铁的答复：“三蒙惠书，谨悉种种。但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1936年2月10日致黄苹荪）而对于文学青年，鲁迅采取的是热情坦诚的态度，推心置腹，率意而谈，内容从大事要闻到治学心得、人生体验，乃至恋爱、婚姻、避孕、节育，使受信人仿佛面对的不是前辈、长者，而是霭然可亲的密友。

鲁迅行书致韦素园札 1929年选自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

鲁迅对文学青年的关怀是细致入微、十分全面的。在书信中他毫无保留地向青年人传授创作经验、学习方法以及斗争艺术。他1933年10月7日致胡今虚的信谆谆告诫文艺青年要坚韧、认真、韧长，同时在1935年4月12日致萧军的信中说既不可“自负”，又不应“自卑”。他在1933年8月13日致董永舒的信中希望青年作家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而后形成独具个性的创作风格。在跟旧社会的斗争过程中，他1935年10月四日致萧军的信中希望青年作家进行“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而不能赤膊上阵，专一冲锋。这些教导，对于培养和保存文学战线的新生力量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广义上说，每一封书信都是作者的自传。鲁迅书信亦如此。其中不仅有对家世和往事的忆叙，而且还提供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节，是最生动、最真实的鲁迅生活片断。更为珍贵的是，这些书信还提供了一个个心灵的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瞻仰到鲁迅崇高的内心世界。在1927年9月25日致台静农信中，鲁迅谢绝提名充当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在1934年5月25日致陶亢德信中，他谢绝记者访问及提供书斋、夫人、公子的照片。在1936年5月8日致李霁野信中，他以自己一生太平凡为理由拒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为他立传。在1936年9月28日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信中，他拒收自己所有作品外文译本的稿酬。在1935年12月14日致周剑英信中，鲁迅宣布自己的“人生计划”就是“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在1935年4月23日致萧军、萧红信中，鲁迅将那种一心谋私的人物比喻为“白蚁”：“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做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读着这些感人至深的书信，我们的灵魂同时得到了净化和升华。

鲁迅行书致萧军札 1935年选自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

鲁迅手稿中还有一些其他部分。据鲁迅博物馆资料部统计，鲁迅辑校古籍85篇，8136页；后编成《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一书，共分6函，从1986年至199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内收鲁迅辑录校订的古籍48种，包括大家熟知的《嵇康集》《唐宋传奇集》《古小说钩沉》等。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是《嵇康集》，因为历时二十余年，校勘十次，鲁迅亲笔校勘本五种，另有校文12页。1931年鲁迅的定稿本共10卷，鲁迅手迹两卷，后8卷为许广平续抄。《古小说钩沉》写定本共10册，500页；另有4册底稿，59页，其整理过程也值得研究。有些古籍是他人辑校的，如章川岛校点的《游仙窟》，但其中也有鲁迅的很多校注。据章川岛说，鲁迅为此书所花的劳动并不比他少，因此应与鲁迅辑校古籍同样看待。鲁迅辑校石刻879篇，3679页。198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鲁迅辑校石刻手稿》，共3函，18册，其中鲁迅摹写的石刻原文具有书法鉴赏价值，其眉批、夹注、案语极具研究价值。鲁迅做金石目录时专门做了《伪刻坿》，说明他在辨伪上下了一番功夫。整理拓片时留下的文字有修改痕迹，如将《六朝墓志目录》修改增删后改名为《六朝墓名目录》，这其中也隐含了鲁迅的研究心得。北京鲁迅博物馆还保存了一些鲁迅的笔记手稿，如留学日本仙台医专期间的《医学笔记》和听章太炎讲课的《说文解字》笔记。《医学笔记》已与日本东北大学进行合作研究，研究价值主要是反映日本当时的医学教学状况；《说文解字》笔记已与其他章门弟子的听课笔记汇总出版。

鲁迅行书致台静农札 1932年选自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

我曾多次说过，不研究鲁迅译文，鲁迅研究就相当于跛了一条腿，我们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就不会全面。研究鲁迅译文手稿，是研究鲁迅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据我理解，翻译就是把原文本（亦称为“语源之本”）从文字上转换为“译入语文本”，使之能供其他国家的读者阅读。评价翻译水平的标准，不只是简单地看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词句是否能够对应，也就是常说的“翻译对了”或“翻译错了”，而且还要考察译者对原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是否准确，看译本能否符合其他国度读者的阅读习惯。这就不仅要求译者能吸纳原著的语言信息和美感因素，而且还要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转换和再造。

鲁迅行书致李秉中札 1932年选自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

在翻译领域，相对简单的是技术性的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一种十分艰难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完全达不到终极目标的事情，所以有人认为文学是不可能忠实翻译的。鲁迅的翻译宗旨，不仅是力图从域外运来提供“奴隶起义”的军火，而且还想尝试通过外文严谨的语法改变中国人模糊的思想方式，使之趋于精密。这是一种更高的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据翻译界前辈戈宝权统计，鲁迅一生翻译了14个国家近一百位作家的作品，印成了33个单行本，总字数超过了250万字。但鲁迅绝不可能通晓14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他精通的仅仅是日语，其次是德语和英语。他的大部分译著都是根据日译本转译的，因此日译本的失误也就必然株连鲁迅，像鲁迅早期的译本《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术》不仅内容文字跟原著有很大出入，甚至连原著的作者都弄错了，用句北京俗话说，就叫“吃了挂落”。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现存鲁迅译文手稿39种，1439页。主要有《小约翰》《毁灭》《死魂灵》3种，《小约翰》121页，《毁灭》360页，《死魂灵》601页，还有一些零星译稿。国家图书馆存有鲁迅译文手稿25篇，共928页，2014年已结集为《鲁迅未刊翻译手稿》（共6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些未刊翻译手稿的问世，展现出鲁迅手稿研究的广阔前景。

（作者系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