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的閒居生活
人生几度诗意，不过诗酒茶花。在中国古代，最懂得生活，最懂得情调的，一个出自两宋，一个出自晚明，晚明是一个动荡而又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里既有狂躁跳跃，也有内敛静思，既有叛逆超脱，也有回归守成，无数寄情山水生活的文人，他们或悠游林下、披月山巅 ，或携友观戏、醉酒花间，他们读书治园，他们遵生爱己，他们的生活是晚明最璀璨的烟火，是四百年后的我们，依旧向往的理想生活。
1587年，29岁的陈继儒会试落第，遂“取儒衣冠焚弃之”，“遂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有终焉之志”，从此绝意科举仕进。
世人常语，名利不如闲，不徇利，不求名，惟是田园粗足、丘壑可怡、水侣鱼虾、山友麋鹿、耕云钓雪、诵月饮花，或兀坐一室，习静无营，或拼命扶藜、流连忘返，此之为乐不减真仙，何寻常富贵之足道乎。此时，隐居山间的陈继儒也没能逃出这份快乐，他闭门谢客，潜心读书著述，有时就连他的夫人也要借上坟的名义，才能见面住上几日。而流传后世的《小窗幽记》就是在这时完成的。
明·陆师道《临文徵明吉祥庵图》
《小窗幽记》中不仅有令人发醒的至理名言，也有陈继儒对闲居生活的细节描述，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对书斋雅室陈设的妙见。他说：“余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饷时而起，则啜饮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空灵，面上当亦扑去三寸。”
此时此刻，我们虽然无法走进陈继儒的竹居生活，但那股坐看朝霞暮霭、星月竹影的雅气与情怀，穿透厚厚的光阴，迎面而来。
明·周臣《山亭纳凉图》
当筑室东佘山的陈继儒长窗高卧、莳竹弄花时，诗人冯梦祯因得罪当权者，“京察以浮躁谪官”。万历二十一年( 1593) 冯梦祯又被起用，做到南京国子监祭酒，但四年后又中“蜚语” 而去职。在遭受仕途上的三次重创后，冯梦祯决意归隐杭州孤山之麓，开始追寻自己心向往之，放任旷达、恬淡自适的生活方式。
孤山结庐后，西湖便成了冯梦祯日夜相对，流连忘返的风景。《快雪堂日记》中有许多他与友朋们徜徉西湖、优游佳山胜水的记录，几乎每月都有一到两次出游。他们在湖上观戏、赏荷、对饮。从此，西湖也成为了冯梦祯和朋友们最好的交游地点。
万历十六年十二月 ，冯梦祯收到好友田艺衡的书信。同月，雪后初雾，田艺蘅拜访冯梦祯 ，两人泛舟西湖，开怀痛饮，“舟出西泠，沿孤山而返 。积雪在山，明月相映，可谓不夜。薄暮，都阃君宴客，鼓吹，放烟火，如星如月，飞空而下。与子艺凭栏看之，亦佳观也。”万历十八年二月，冯梦祯邀友人孙如法一起游西湖，后来又遇到了田艺衡和张毖，于是就结伴而行。
其实，西湖泛游不仅是冯梦祯的喜好，也是那时诸多文人最爱的清娱，就连深隐山间的陈继儒有时也按奈不住游湖的心情。他们常常三五人结伴，有时荡着高大的楼船，船上有书画可赏，有小童煮清茶，有名伶颂婉歌。有时也泛着轻快的扁舟，配着清淡的饭食，茶笋、莼鲈、秫酒，吟诗作文，逍遥湖上。
1597年，在北京做官的袁宏道第一次来杭州游玩。他望着矗立于西湖的保叔塔，心早已飞到了湖上，匆匆吃过早点后，就去湖上泛舟。生病后的袁宏道还说，此地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不过和游湖相比，插花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生活意趣和心灵慰藉。
袁宏道24岁就中了进士，也是个入仕的人，所以官场上自少不了俗事牵累。他曾在《瓶史》中安慰自己说，很向往那种身在泉林山水的乐趣，但又被各种俗事牵绊着，身不由己，于是把花朵插在瓶中，放在案头，也是一大快事。
在插花这件事上，无论选花还是择器，袁宏道都有自己的审美判断。关于插花的经典方法和意趣，他统统写进了插花艺术的代表作——《瓶史》。
若要插花，先要取花。在袁宏道眼中，“取花如取友”。对他来说，那些隐逸山林的奇人逸士固然令人心向往之，但这些人藏匿于山林之间，自己很难接近他们。因此，就从自己生活的繁华都市之中选择，当然，必须取隽秀高士，决不能因陋就简单地选择下里巴人将就。
袁宏道生活在气候寒冷的北京，南方的名贵花木自然不可得，“取花”虽需就近取之，但也不肯将就了俗花。春取梅花和海棠；夏取牡丹、芍药和石榴；秋取桂花、莲花和菊花；冬取蜡梅。若是没有合适的花卉，宁可由竹柏代替，即使无花，也绝不肯将就俗花。
明·沈周《庐山高士图》局部
都说好花配好瓶，养花瓶也需精良。但袁宏道却认为，花之金屋莫过于他曾在一户江南人家中见到的旧觚。其次才是官窑、哥窑、象窑、定窑这些名窑。从袁宏道取花择器的方式来看，明代文人士大夫早已将自己的品格，寄寓于在所养之花的品格中。庙堂之谟与山水之乐，士林风骨与江湖情怀，皆可从一花一叶、一瓶一罐中寻到自己的影子。
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文人士大夫仕途受阻。而此时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出现，他们在新思想的冲击下，生活观念和生活意趣也都发生了变化。这时的明人较之前代，更加追求物质的享受和闲情逸致的生活情调。但他们不止于停留在单纯的风雅享乐中，而是积极地参与生活方式的营建，探索，留下了数不胜数文字著述。
从陈继儒的《小窗幽记》到袁宏道的《瓶史》，从董其昌的《古董十三说》到文震亨的《长物志》，从高濂的《遵生八笺》到计成的《园冶》，他们对生活的探索，涉及到读书、藏古、雅居、养生、治园各个方面。
今日，明人虽已去四五百年，但那些高卧负暄、临帖刻竹，试茶洗砚，尝酒对画，听雨看山，湖上泛舟的闲雅生活，却在文字的记载中长存。这些文字是他们对历史的总结，对美好生活的描摹，亦是他们对人类文明的永恒追求与探索。
其实，明人也好，今人也罢，我们都将成为历史。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竭尽所能、真实生动地留下有价值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