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清淤惊现四件大木 水下紫檀出搅起百年谜(组图)
两次清淤惊现四件大木 水下紫檀出搅起百年谜(组图)
原标题：水下紫檀出 搅起百年谜
1984年古船发掘现场 刘莉 提供
现存于蓬莱古船博物馆的黄花梨木材
本报记者 卢 昱
本报通讯员 张爱敏
登州港位于蓬莱丹崖山内侧,负山控海,形势险要。丹崖山是周围一带的制高点,既便于船只隐藏,又能控制海面,利于防守；港内宽阔隐蔽,港外有险可峙,适宜军用舰船进出,方便、畅通。
除了军事地位险要,登州港在商业上也繁荣一时,这里曾经“舟船飞梭,商使交属”。早在隋唐五代时期,登州港的繁荣便达到了空前规模。这一古港历经千年仍在使用,得益于历代不断地疏浚清淤,历史上最大的清淤工程是在1984年和2005年。而正是这两次清淤,让在水下沉寂六百余年的谜题浮出水面,逐渐清晰于世。
两次清淤 惊现四件大木
1984年4月,在登州古港清淤工程的淤泥中,发现一块大型明代木材。木材长8.2米,被加工成方木,木材分大、小头。在大头部分凿有9厘米的圆形穿孔,在小头处刻有3行文字,共48个字:“黄字三百十五号,壹根长二丈八尺,厚一尺二寸,舵头破心,闪脚破开一尺五寸,巴节三个。永乐十年六月(此两字不可辨识)日进四百料。”
据登州博物馆馆长、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袁晓春介绍,该木材上的“永乐十年”、“舵头破心”等刻字表明,该木材为明代永乐十年(1412年)造船选用的舵杆构件。
而就在同时,在登瀛桥南部西岸两米深的淤泥中,又出土了一块古代大型木材,长4.5米、宽0.69米、高0.3米。紧接着,4月6日,在同一地点附近的淤泥中,出土一大型古代木材,长3.1米、高0.49米。
也许是天意使然,时隔21年,在2005年登州古港清淤工程中,再次出土明代舵杆。舵杆长9.23米、宽0.65米、厚0.38米。舵杆经过了加工,被做成上窄下宽,上厚下薄的方木。
这些水下考古出土的木材看似平常,但在行家看来却意义非凡。1984年登州港清淤工程后,蓬莱县文物部门将三块珍贵船材取样,送到北京的中国林科院木材所请木材鉴定专家腰希申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令人振奋,这些木材竟然是稀少的硬木,其中古舵杆用材为紫檀木,另两块木材为黄花梨木。
2005年蓬莱水城发现的古船船材和舵杆用材,是否也同为“寸檀寸金”的硬木材料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专家们来蓬莱取样。”袁晓春说,“很是巧合,这些专家回京后,腰希申先生再次参与古舵杆木材的鉴定,鉴定结果是舵杆为铁力木。”
据袁晓春介绍,探究登州古港紫檀木舵杆的一些细节,可得出很多重要的历史信息。从国内发现的明代船材文物看,许多官方木料上大多刻有文字编号,如南京宝船厂、登州古港出土的明代木材莫不如此。“1984年紫檀木舵杆的编号就是依据《千字文》开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黄'字头来编号。”袁晓春解释道,“这样的编号,显示出官方管理机构对于珍贵船材的严格管理程度,甚至连'巴节三个'都详细标明,也说明当时对紫檀木的珍视程度。”
而盘点当前国内出土的古代舵杆,除登州古港之外,1957年在南京市宝船厂,也曾出土过长11.07米的铁力木舵杆。“登州古港和南京宝船厂南北两地共同发现的铁力木舵杆,表明明代铁力木船材尚充裕,明代造船在船舶的关键部位喜欢选用铁力木作为舵杆。”袁晓春说。
此外,1989年,在江苏太仓出土了元朝6.05米海船舵杆。2003年到2004年间,在南京宝船厂遗址又出土了长10.10米和11米的舵杆。“登州古港发现的紫檀木舵杆,与南京宝船厂历年发现的三件舵杆式样相同,其出土20多年来,先后历经中国船史界众多专家学者的考察,均认定为明代舵杆。”袁晓春介绍道。
实心紫檀 水下蛰伏600年
古人为何拿紫檀木、黄花梨木、铁力木等珍贵木材来做舵杆呢?据袁晓春介绍,这些优良材质的木头可以保证海船的卓越性能,“明代远洋航行,有时一船备用两三条舵杆,就怕在风浪中舵杆折断,不能正常航行。而这些珍贵木材耐久性强,质地坚硬、沉重,木纹细密,带有油性,能保证船舶的抗风浪能力。至今日本有的造船厂还坚持在螺旋桨外层包裹一层铁力木,大大增加了船只的使用寿命。”
这些珍贵木材的产地却不在国内。“传统观点对于明清紫檀木的产地,素有印度、斯里兰卡、东南亚及我国云南、两广等地的说法。”袁晓春说,但近年来经周默先生等紫檀木专家实地考证,实际上自古至今紫檀木的原产地范围并没有那么大,大概在今印度南部、西南部、东南部地区,紧邻古代的古里国。
而古里国是郑和下西洋船队的经常抵达地,船队自然而然装载紫檀木返回中国,袁晓春介绍说:“登州港紫檀木舵杆,无疑与郑和下西洋船队带回的紫檀木有关。”
“近年来,我国著名造船史专家席龙飞也提出,郑和船队的大型宝船出现于第三次下西洋以后,而登州古港出土的紫檀木舵杆,恰好出现于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后。”袁晓春介绍道,目前,国内文博界成为共识的观点是“紫檀无大料”、“十檀九空”,但在登州古港发现的长8.2米的紫檀木大料,历经600年的水下蛰伏,心材为实心,至今材质不裂、不翘,品相优良。
据袁晓春介绍,“永乐十年”的刻文表明紫檀木大料与印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使这块木头成为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新物证。此外,舵杆选用如此珍贵木材,也意味着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有条件使用世界上最优质的木材造船,使其具有卓越的航海性能,可以在海上劈涛斩浪。
郑和下西洋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丰富了中国官方与民间对珍贵木材的选用和珍藏。然而,在中国北方登州港发现明代4方大型珍贵木料,其尺寸之大,国内罕见,袁晓春介绍道:“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登州古港在明朝初期繁盛的运输景象。”
兴于盛唐 闪现外商身影
国内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之后,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的珍贵木材随着西洋航线的开通,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其实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就曾大量引进紫檀木材。”袁晓春说,早在唐朝时,紫檀木就大量地进入中国,其原因之一与佛教的传播有关。
唐代辩机《大唐西域记赞》中记载玄奘西去天竺取经,在经过天竺一座城池时:“城内故宫中有大精舍,高六十余尺,有刻檀佛像,上悬石盖……以紫檀雕刻以像真容,世尊下来时,像迎佛,即此也。”可见印度的紫檀木佛像,给玄奘等取经者留下深刻印象。此后唐代开始引进大量的紫檀木,流行用紫檀木雕刻成佛像进行敬奉。从此中国成为继紫檀木原产地印度之后,世界上使用紫檀量最多的国家。
“据说使用紫檀木制作的琵琶,其音质奇妙,别具韵味。”袁晓春分析道,唐代诗人张籍在《宫词》中描述:“黄金捍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尽理昨来新上曲,内官帘外送樱桃。”便记载了紫檀木琵琶的奇妙之处。唐紫檀制品对日本的影响也极深,并作为珍品输往日本。保存在正仓院的日本国宝之一唐代镶螺钿琵琶,被视为重要文化财富历经千年,珍藏至今。
元代,中国的紫檀木作为大宗商品输往东亚的日本、朝鲜。1976年,在韩国新安海域发现的元代沉船,上面装载紫檀木多达1017根,紫檀木放置在舱底用以压舱。袁晓春说:“我曾在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的仓库内,测量了这批紫檀木,紫檀木大多数为实心。其最大的紫檀木周长为45到70厘米,但数量较少；大部分紫檀木周长在20至32厘米之间。”
韩国新安沉船有3类大宗商品,分别为瓷器、铜钱、紫檀木。据袁晓春介绍,其中瓷器两万余件,大部分产自中国,铜钱600多吨、800万枚之多。而更重要的是新安沉船上的紫檀木,作为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贸易紫檀木,充分说明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港口是重要的紫檀木国际贸易港。
“更引人注意的是,在这1017根紫檀木中,发现有53人次制作的标识,标记文字主要为汉字和拉丁文字。”袁晓春说,新安沉船紫檀木上拉丁数字的发现,证明了元代紫檀木贸易中有着海外商人的身影。
硬木难寻 大料更显价值
越是珍贵,越是稀罕。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全国范围内紫檀木没有大木料。紫檀木鉴定专家周默说:“我接触紫檀木二十多年,小头直径最大的有53厘米(长度为260厘米),最长的紫檀木约390厘米左右。”
近年来,周默还亲往印度南部的古德伯林区,看到紫檀木的老树桩直径在67.95厘米,还见到了直径44厘米的紫檀木树干。他认为由于印度林区运输困难,紫檀大料在印度本地用于建房或提取染料而使用殆尽或过度采伐,致使来到中国的紫檀大料寥寥无几。
多年从事明清家具研究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胡德生介绍道:“故宫现存紫檀大器中,板宽很少有超过20厘米的。”明清家具研究专家王世襄也曾说:“从见到的紫檀原材料来看,直径或板宽在一尺以上的绝少。”
然而,在登州古港发现的明代永乐十年长8.2米的大型紫檀木料,说明郑和下西洋航线的开通,使得海外大型紫檀木经过辗转,抵达北方登州古港,又因其历史机缘而保存至今。
大料木材少见,而家具同样稀罕。周默指出,明中期以前所存的木质文物,特别是家具极少。胡德生也认为,明清硬木家具是从明代后期的隆庆、万历以后才出现,但有明一代,272年间硬木家具只占最后的70年。
“在抄没明代权臣严嵩的家产清单中,没有紫檀木、黄花梨木、铁力木等硬木家具。”袁晓春说,因此可以认为隆庆年间开放海禁,私人可以出洋,才使南洋及印度洋的各种优质木材大批进入中国市场。
“从我国可以看到的官方和民间紫檀木收藏领域看,专家们所言不虚。”袁晓春介绍道,但登州古港紫檀木的出土,对于传统“紫檀无大料”的观点形成新文物实证,“同时也说明在郑和下西洋时,紫檀大料已进入中国,但目前存世极少,其历史与科学价值也将日益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