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志斌：论《种芹人曹霑画册》的真伪及其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了解作者的生活状态是解读作品的重要基础之一
鲁迅先生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中写道：
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1］
这是鲁迅先生作为一个小说家和小说史研究家提出的结论。作为比较文学研究专家，李辰冬先生也指出：
一部作品的认识，至少得从时代和个性两方面着手。所谓时代，指由经济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时代意识。这种时代意识，是作者从事创造的标向，同时，也是读者快感之所在。所谓个性，指由特殊的环境、教育、血统、生活等等而形成的个人意识，这种个人意识是组合一部作品特点之成因。尽管时代意识彼此相同，若个人意识殊异，则人生的认识、创造的手法也随之而异。由此而论，可知只做版本、回目、故事及章法等等之方面工作是不够的。［2］
《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明确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观点。
实际上，知世论人同样是需要的，尤其是，在研究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品的作者时，作者的时代情况、时代意识就成为一切研究的基础之一。
没有这个基础，一切关于经典的研究只能看作不同时代个人对经典的赏析感受，与作品的思想与审美，也即作品要表达的作者思想、表达主旨、技法等不可避免的产生隔阂，也即鲁迅先生所谓的“近乎说梦”。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活于18世纪的中国，限于资料，我们虽然对他的时代有相对清晰的了解，但对于作者的个人生平、生活状态、思想演化、学术素养、创作节奏等都缺乏重视与了解。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红楼梦》的重要研究者之一的胡适对《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评价都很低，他在1960年11月20日回复苏雪林的信中写道：
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在那些满州新、旧王孙与汉军纨绔子弟的文人之中，曹雪芹要算是天才最高的了，可惜他虽有天才，而他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当时整个的中国文学背景，都没有可以让他发展和修养文学的机会。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可惜他的贫与病不许他从容写作，从容改削。他的《红楼梦》，依据我们现在的可靠资料看来，是随写抄去换钱买粮过活的。［3］
这从一个侧面看出，了解经典作家的生平、交游是多么的重要。［4］
笔者所著《曹雪芹传》曾就曹雪芹的身份、时代政策、家产、亲戚诸事有所阐述［5］，并在2015年《文史知识》第10期上发表《曹雪芹与亲戚们的交游》，但现在看来影响不大。
学界虽然对《红楼梦》的评价甚高，但胡适所谓曹雪芹晚年生活贫困潦倒的说法影响仍然主导着红学界，影响着在此意识支配下对《红楼梦》的解读——即便很多人或多或少的知道曹雪芹的亲戚有礼王、平王、某王子、侍讲学士、畅春园总管等诸多当政人士，仍然认为曹雪芹贫困潦倒，没有与上层接触的机会。
好在随着相关材料的出现，随着对曹雪芹人生、交游的重视，了解曹雪芹的生活和创作状态逐渐变得更加可能，这种探索也就为今人解读《红楼梦》打开了又一道可能的缝隙。
二、两条新资料和顾斌对两条材料的考察
所谓“新”的材料，是指最近几年“引起”和“重新引起”学界关注的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中关于曹芹溪的记载（朱新华《关于曹芹溪的一则史料》，上海《文汇报》2011年3月30日）和贵州省博物馆藏《种芹人曹霑画册》（赵竹《〈种芹人曹霑画册〉真伪初辨》，《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6］。
《自怡悦斋书画录》（道光十四年甲午刊本）卷十九“册页类”第一件为《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合册》第八幅著录有陈浩书李白《秋登宣城谢朓北楼》诗后跋，云：
曹君芹溪携来李奉常仿云林画六幅质予，并索便书。秋灯残酒，觉烟云浮动在尺幅间，因随写数行。他时见谷斋，不知以为何如也。生香老人再笔。
《种芹人曹霑画册》第六幅瓜图下落款为“曹霑并题”。
2013年，顾斌在《红楼梦研究辑刊》2013年第七辑上发表《贵州图书馆藏<种芹人曹霑画册>考释》一文，将两幅画作合并对考。
顾斌考察了《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第五图上陈本敬题识与《种芹人曹霑画册》中第七幅图陈本敬题识，陈本敬与《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画作者陈浩（字紫澜）的父子关系，指出：
通过以上梳理分析，我们发现《种芹人曹霑画册》中的“种芹人曹霑”、《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中的“曹君芹溪”在同一年与陈浩、陈本敬父子联系起来了，即种芹人曹霑→仲思陈本敬══陈浩←曹君芹溪。也就是说陈本敬为“种芹人曹霑画册”题识不是没有根由的事，曹雪芹与陈家的交往或许比较密切。
顾斌还考察了2001年秋季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古籍尺牍名人墨迹收藏品专场拍卖的“陈本敬书诗稿”、2010年春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第10期精品拍卖会古代书画专场拍卖的陈本敬书法作品的“苏体”分格、落款签名、印章等，指出：
《种芹人曹霑画册》中第七幅图陈本敬的题识亦为苏体风格，第五图题识则有颜体意味。但两幅题识后落款签名与拍卖的两幅陈本敬作品后签名颇为相似。落款印“陈本敬印”、“仲思”，引首印“玉壶冰”则完全相同。于此推论《种芹人曹霑画册》中陈本敬题识不会是后人假托。
通过对两幅画册中陈本敬的考察、对陈本敬书体印章一致性的考察，斌指出，贵州博物馆藏《种芹人曹霑画册》是可靠的。
应该说，顾斌的证据和逻辑都是合理的，这也是当前关于曹雪芹两件资料最扎实的考证。
三、对相关质疑证据和逻辑的解释
顾斌文发表后，引发学界对两件材料的关注，也引起了不少质疑。总结来说，学界的质疑问题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关于《种芹人曹霑画册》的艺术水准与曹雪芹的差距问题
季稚跃先生认为，《种芹人曹霑画册》的画作水平低下，非能诗善画的曹雪芹所为［7］；刘梦溪先生则指出，此图“笔墨臃堆鄙俗，无论如何无法与'击石作歌声琅琅’而又善画石的雪芹曹子联系起来”［8］。
从历史里看，曹雪芹文物的鉴定者和研究者往往存在这般思路，但是，这种态度和方式存在几个“不确定”的前提：
1、艺术的高下，见仁见智，即便如齐白石、张大千等人的作品，在各评论家的认识中也存在不同的意见，故艺术作品艺术水准的高低问题是难以评定的，也难以作为考论艺术作品作者的“标准”——赵竹先生即认为，该画册笔法清秀、风格疏雅；尤其是，文化学人的审美又不同于专门的艺术家，故而，上述看法无法作为考订贵州博物馆藏《种芹人曹霑画册》的“证据”。
2、现在并没有“确切的”曹雪芹画作发现，且个人艺术风格有多方面的表现（传统时代文人画家多人物、禽鸟、山水、小品，大小写、工笔皆能）。在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又如何按照现在的几句诗文对“特定作品”的形容，去否定“其他作品”与曹雪芹的关系呢？
可见，评论者的思维方式更多的被情感所支配，而不是更多的强调证据和合理性，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思维有悖于考证研究的基本方法。
（二）关于《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陈浩题词中的“辛巳秋日”问题
1、画作落款的时间未必一定是当日
刘广定先生指出，《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上陈浩的题词落款有“辛巳秋日”，惟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秋陈浩不在北京，陈浩诗有《辛巳正月，客汴城，庚华小阮送水仙数本……》《辛巳十月，自汴城入都，诸生远送至时和驿。是日，雨雪载途，晚至新店，却寄》，故乾隆二十六年秋陈浩不可能为李世倬（号谷斋）绘画题字［9］。
应该说，刘广定先生这一证据是极其有力的否定性“硬证据”。问题是，画作题词的“落款时间”是不是“一定”是题词的时间呢？即便题词“一般”都落题词“当日”的时间。
实际上，未必。如果画作和题词为特殊人物、特殊的时间节点的特殊事件而作，题词的“落款时间”不一定与“题词时间”一致。
2、乾隆辛巳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间节点
具体到《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中陈浩何以落“辛巳秋日”，因没有证据，不好妄测，但“辛巳秋日”一件特殊事件似乎值得关注。
实际上，诸君已经关注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如黄一农《曹雪芹现存诗画考论》、董志新《卖画钱来付酒家——曹雪芹晚年书画活动的一个侧面》等都注意到，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十一月是乾隆皇帝的母亲崇庆皇太后七十寿辰，而且《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的两位作者李世倬、陈浩都参与了此会［10］。
总之，如果曹芹溪为某人或代替某人为某人的一个特殊时间的特殊事件，向陈浩请题，则陈浩之题词落款时间不一定“非要”落题词的“当日”。
3、乾隆二十五年秋陈浩在京师
实际上，乾隆二十五年秋，陈浩在京师，此时，有为曹芹溪题词的时间。
陈浩《李生琢璞哀辞》写道：“李生成玉，字琢璞……归未数月而没。乾隆二十五年八月也……余时适以家事北归，及来而生殁已逾月。”陈浩又有诗《庚辰六月十八日，自汴城入都，渡河后，回寄书院诸子》。
也就是说，乾隆二十五年夏秋之季，陈浩因家事从开封返回京师，至次年正月方返回开封。也即乾隆二十五年秋，曹芹溪以李世倬画作请陈浩为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秋日某特殊时间事件题词，此时，陈浩题词落“辛巳秋日”是完全可以的。
（三）关于《种芹人曹霑画册》中的西瓜、南瓜问题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种芹人曹霑画册》中第六幅明明画的是南瓜，而题词则云：
冷雨寒烟卧碧尘，秋田蔓底摘来新。
披图空羡东门味，渴死许多烦热人。
如吴佩林、杨仲佑、胡铁岩、邵琳等或者质疑，题词（咏西瓜）与图画（似南瓜）不一，或者质疑初秋北京是否还有西瓜。
对于这些质疑，我们首先要明白清代文人小写意图画中西瓜是否一定不能画成这般形状。吾见也少，不敢做如此的结论，但至少这种质疑不能成为否定《种芹人曹霑画册》为真的证据。
岂有图画所绘明显如南瓜，题词者却看不出来的道理？！而这种“表面看来明显的不合”只能说明，在绘画者、题词者（与绘画作者一人，因此图落款“为种芹人曹霑并题”）的“意识中”，这个瓜画成这个形状再正常不过。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也即图画所绘的既不是西瓜，也不是南瓜，而是甜瓜。
“披图空羡东门味”中“东门味”典出“东陵瓜”。《史记·萧相国世家》载：
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
“瓜美”二字一般指味道。又，阮籍《咏怀诗》云：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
走轸距阡陌，子母相钩带。
五色耀朝日，嘉宾四面会。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祸害。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召平为西汉初人，阮籍为三国魏人，彼时，中原尚无西瓜与南瓜。按照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记载，西瓜入中国在辽代，南瓜入中国在明代，又云南瓜不可生食。
可知，召平所种之瓜为本土生的甜瓜，阮籍所咏瓜也是甜瓜。这一点在阮籍的《咏怀诗》诗中可以得到证明，其云“五色耀朝日”，即说明召平于长安东门外种的瓜纹路、色彩丰富，这正是甜瓜的特点。
至于北京西瓜成熟时间的问题，《本草纲目》也有记载：
瑞曰：“契丹破回纥，始得此种，以牛粪覆而种之。结实如斗大，而圆如匏，色如青玉，子如金色，或黑麻色。北地多有之。”
时珍曰：“按，胡峤《陷虏记》言：'峤征回纥，得此种归，名曰西瓜。’则西瓜自五代时始入中国，今则南北皆有，而南方者味稍不及，亦甜瓜之类也。二月下种，蔓生，花、叶皆如甜瓜，七、八月实熟。”
李时珍所谓的西瓜“七、八月实熟”，是指农历七八月西瓜可熟，正是秋时。如今，画作题诗中有“秋田”、“冷雨寒烟”不正合西瓜成熟的时间吗？
总之，我们在考证历史事物时，一定要努力回归到所考事物的时代去思考问题，而不是用今天的知识去考量。
四、关于曹芹溪与曹雪芹
刘广定先生素来对《春柳堂诗稿》中曹芹溪与曹雪芹是否为一人表示怀疑，其论《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一文中，针对“曹君芹溪携来李奉常仿云林画六幅质予”的记载，也对其中曹芹溪与曹雪芹的关系表示怀疑，云：
除《春柳堂诗稿·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诗不能表示曹雪芹与芹溪居士为同一人，敦敏、敦诚诗中并没说曹雪芹有芹溪之号……敦敏《懋斋诗钞》……《题芹圃画石》及在《赠芹圃》中称其“卖画钱来付酒家”，表示曹雪芹绘画时以芹圃为号，而不是用芹溪或其他署名。
在笔者看来，做考证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用一个证据去否定另外一个不同的证据，而不考虑其间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单向性的思维方式极大地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深入。
何以曹雪芹绘画时以“芹圃”为号，就不会用芹溪或其他署名呢？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为人题诗不就用过楝亭、荔轩、雪樵、鹊玉亭、柳山居士、棉花道人、紫雪轩、紫雪庵主、西堂扫花行者、盹翁、柳山聱叟等等诸多号吗？何以其祖可以如此，其人即不可如此呢？
实际上，敦敏、敦诚兄弟称呼曹雪芹的号也不一样，敦诚称他为“雪芹”，如《寄怀曹雪芹》《赠曹雪芹》《佩刀质酒歌》等；而敦敏则称其为雪芹，或称其为芹圃，如《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馀矣……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题芹圃画石》《赠芹圃》《访曹雪芹不值》《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等。
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有《题芹溪居士》《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伤芹溪居士》、《怀曹芹溪》，说明张宜泉认识叫作“曹雪芹”、“曹芹溪”的人；而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中写道：“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眉批写道：
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第十三回回末批语则云：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以上资料对看，可知曹雪芹、曹芹溪是一人，即《石头记》的作者。由此，也可以证明张宜泉笔下的曹雪芹、曹芹溪亦当为一人。
针对十三回回末批语，刘广定先生认为：“虽有芹溪一名，但是否即指作者（曹雪芹），有待商榷。”
这种观点不知是何道理。
曹芹溪不是曹雪芹，不是《石头记》的作者，批者何以要让他将《石头记》中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事删去呢？曹芹溪又有什么资格将其删去呢？可以说，以上两条脂批很明确地告诉读者，曹雪芹、曹芹溪是一人，是《石头记》的作者。
刘广定先生之所以不能正视此一逻辑和结论，与其对《春柳堂诗稿》的否定态度有关。
实际上，在黄一农先生找到不同图书馆数个本子的《春柳堂诗稿》之后，这种以《诗稿》有后人手脚来否定《春柳堂诗稿》对曹雪芹记载的考证方式已经失去任何可以成立的可能了——现在对《诗稿》中相关诗注形式的怀疑，也只能作为一种怀疑或者需要探寻的问题存在，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五、一个重要的节点：乾隆二十四年
（一）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怡亲王弘晓家族
《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中有一个时间信息极为重要，即为《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第六图题词的是钱维城，其时间落款是“己卯夏午月又二日”。
己卯，即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午月，即阴历五月。
乾隆二十四年在曹雪芹、《红楼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节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己卯本”前有“己卯冬月定本”字样，而且，此本避康熙帝玄烨的“玄”字、雍正皇帝胤禛的“禛”字，不惟如此，还避怡亲王允祥的“祥”字、避小怡亲王弘晓的“晓”字，说明此本出自乾隆时期的怡王府，乾隆年间，曹雪芹与怡王府关系极为密切。
偏偏绘图的李世倬又与怡王府关系极为密切，允祥是李世倬所在正蓝旗的旗主，允祥的女婿福增格、怡王府西席张宾鹤都是李世倬的十数年的至交。
综上，颇疑乾隆二十四年李世倬作此六幅仿倪云林（倪瓒，元末明初画家、诗人，号云林子）山水，而钱维城为之题词，至乾隆二十五年夏秋，为二十六年辛巳特殊时间事件（颇疑此事或与弘晓相关），曹芹溪将此图带到陈浩处，请陈浩题词，并落“辛巳秋日”的时间款识。
（二）陈浩、钱维成、富察·昌龄、曹寅藏书
实际上，陈浩、钱维城与曹雪芹的一位亲戚昌龄也有相关。昌龄，富察氏，其父傅鼐曾任刑部尚书，其母为曹寅之妹。昌龄藏书极多，其藏书大量来自曹家。昭梿《啸亭杂录》卷之四“昌龄藏书”条载：
富察太史昌龄，傅阁峰尚书子，性耽书史，筑谦益堂，丹铅万卷，锦轴牙签为一时之盛。通志堂藏书虽多，其精粹蔑如也。
而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则云：
延庆堂刘氏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曹楝亭印”，又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盖本曹氏物而归于昌龄。昌龄官至学士，楝亭之甥也。
《熙朝雅颂集》卷三十九叶三载：“昌龄，字晋蘅，一字谨斋，兵部尚书傅鼐子，满洲人。雍正癸卯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累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癸卯即雍正元年（1723）。
为画作题词的陈浩是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进士，钱维城是乾隆十年状元，曾官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与昌龄似都可以产生交集。
又，与李世倬同为高其佩书画学生的甘士调，其叔甘国基系曹寅表兄［11］。
总之，不论是从怡王府而言，还是从昌龄、甘氏家族来说，李世倬、陈浩等人都可以与曹雪芹产生联系。
六、关于种瓜与种芹
正如顾斌在《贵州图书馆藏〈种芹人曹霑画册〉考释》一文中指出的，不管是种菜，还是种瓜，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或者对外宣称理想的）生活状态的一种代称。顾斌还考察了“种芹”与北京三屯城东北芹菜山（辽进士冯唐卿于山前结庐种芹）的关系。
“种芹”二字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雪芹”、“芹圃”、“芹溪”之“芹”的理解。
1980年1月25日，周策纵在写给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的“序”中写道：
这一点我不妨举一件小事来作证。他在初版《红楼梦新证》里解释“雪芹”二字说：“怕是从苏辙《新春》诗'园父初挑雪底芹’取来的。”后来在1964年出版的《曹雪芹》一书里，他又加了“或范成大的'玉雪芹芽拔薤长’的诗句。”我当时读到这里，就觉得这样注释固然显得有理，但雪芹真正用意所本，应该还是苏轼的《东坡八首》。我把这意见向一些学生说过，本来想写一篇小品来补充，因别的事情耽搁了。后来读到1976年汝昌的《新证》增订本时，见他果然在这范成大的《田园》绝句下面又加了一个括符说：“参看苏轼《东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一寸磋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这小事很可看出他不断勤奋追索的精神。
当然这里我仍然不妨补充一下我个人的一点见解。我为什么说这诗才是“雪芹”之所本呢？要了解这点，必先说明苏东坡用这“雪”和“芹”的历史背景和象征意义。按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被新政派小人告发，以所作诗文“讥切时事”，教人灭“尊君之义”，和“当官侮慢”等罪名，被逮捕下御史台审问入狱，几乎丧了性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此案牵连很广，据东坡自己事后说，吏卒到他家搜抄，声势汹汹，他家“老幼几怖死”，家人赶急把他的书稿全部烧毁。亲戚故人多惊散不顾。情况颇有点像《红楼梦》里所描写的抄家的恐怖局面。我们固然不知道这一回是不是雪芹的原稿；但我想，雪芹在原稿写到抄家时，其情况恐怕也会和东坡所描写的抄家的恐怖局面有共同之点。而汝昌在本书中写到明清时代抄家的情况时，也正好有类似的举例，《新证》增订本引《永宪录》也有“幼儿怖死”的例子。
由于周汝昌先生《曹雪芹小传》以不同名目多次出版，影响巨大，周汝昌、周策纵先生对“雪芹”的解释影响也相当之大。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没有相关证据，这种解释更多的是对“可能典故”的“可能解释”，准确与否，无可证明。
但是，《种芹人曹霑画册》的出现和顾斌对“种芹”的考证，证明曹雪芹诸多号中的“芹”字应当做“隐归”（对隐归高士情操的向往）讲，而不能做二周那般的理解。
至于苏轼《东坡八首》中“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应如何理解，是否反映了苏轼经受乌台诗案恐吓后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是否又反映了曹雪芹抄家之后的心态和他对清政府的态度，笔者以为，当结合诗句的前后文字考察。苏轼原诗云：
昨夜南山云，雨到一犁外。泫然寻故渎，知我理荒荟。
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蜀人贵芹芽脍，杂鸠肉作之）。
就该诗而云，诗中的“泥芹”、“雪芽”二字有何特殊含义，似乎难以觉察。结合其后诸诗，也许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云：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蜀人以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出矣）。
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
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蜀中稻熟时，蚱蜢群飞田间，如小蝗状，而不害稻）。
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
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
诗写得自自然然，根本看不出任何所谓乌台诗案的影响。
实际上，苏轼其人，不仅是伟大的词人、散文家，更是有相当学术修养的哲学家，而哲学直接指导着他在不同时段面对社会的态度。正如刘燕飞指出的：
苏轼的人生哲学，最为关注个体人生的悲剧性和永恒的忧患意识，并由自我上升到普遍人生的高度。无论从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对人束缚的永恒性，或者从有限在与无限的对比中表现出的缺憾性的角度，都得出了人生是悲剧的结论。对于如何解脱悲剧人生，从而获得幸福与快乐的问题，苏轼提出的办法是：超然自适。具体说来包括：超越出世入世的差别、超越任何物质的束缚、超越任何精神的束缚、超越任何条件的束缚，超越的结果就是自性的完满，无所待于外，获得自适，进而得到永恒的快乐与尊严。在现实生活中，苏轼也非常注意通过保持自身情绪和情感上的愉悦而获得人生解脱。［12］
正是因为“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才使得苏轼在面对各种社会、自然压力的时候，能以“极其轻松”的态度去适应，否则，他早就死在边疆蛮荒之地了。《东坡八首》正是反映这种态度极佳的例子。
综上，曹雪芹的诸多与“芹”有关的号，既反映了他对人生、社会的“自动切割”（归隐），更反映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超然自适”。
这种“超然自适”支配了曹雪芹的生活与创作，《红楼梦》中之所以不时对三教做出积极的评价，正是他人生哲学的表现；其对三教的表面性“斥责”，更多的是针对“世俗”对三教的（有意无意的）“歪曲”而言的。在《红楼梦》第十九回中，曹雪芹借助袭人之劝贾宝玉，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
可见，《种芹人曹霑画册》的存在和顾斌对“种芹”二字的考察，对研究曹雪芹的生活状态、学养、生活态度等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七、结语
（一）关于曹雪芹的士林交游
如前所述，在学界没有关注到曹雪芹的交游情况，尤其是士林交游情况之前，对曹雪芹的生活状态和创作状态的研究几乎都是付之阙如——虽然偶有涉及其生活时代研究的引用，这就导致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赏析的过度推崇或过度贬低，前者以周汝昌先生为代表，后者以胡适先生为代表。
因此，了解曹雪芹的郊游情况，与了解他的生活时代、家风、家族关系一样，对深入解读《红楼梦》的价值都是不可忽视或者低估的。
近几年，在陈浩题词中“曹芹溪”资料出现以后，尤其是顾斌在考察了《种芹人曹霑画册》以后，学界对两件文物涉及的相关人员，如陈浩、陈本敬、钱维城、李世倬等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的观点——这种研究方式在敦敏《懋斋诗钞》、敦诚《四松堂集》的研究中早就存在。
虽然，笔者非常不同意“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这一观点——因为这一观点违背最基本的人际常情，也违反最基本的考证逻辑；但是，如果将我们的研究视野放得更加广阔些，也就是说，将这种研究放到考察曹雪芹士林交游的大环境下来看，这种研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为探讨曹雪芹的生活大环境和可能的生活小环境提供了诸多可能的线索。
实际上，这种研究不仅对了解曹雪芹的生活圈、生活状态、创作状态、《红楼梦》的传播与批评都有参考意义，甚至对研究曹雪芹“文物”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年，王冈绘《独坐幽篁图》之所以被胡适等人“否定”，不就是因为立论者认为，曹雪芹回京之后即一败涂地、无人问津，没有中上层的交往了吗？
（二）关于“卖画钱来付酒家”
至于说到曹雪芹“卖画钱来付酒家”这一问题，笔者以为，亦不可做“放大性”的理解，以为曹雪芹以卖画为生。
我们要注意到，“卖画钱来付酒家”之前一句为“寻诗人去留僧舍”，敦敏此两句诗作个案理解可，作普遍性理解似乎有待新的证据。
毕竟，曹雪芹也不是常常“寻诗人去留僧舍”，何况，作为旗人，尤其是内务府包衣旗人，在曹雪芹时代，除非反“大逆”罪，是出不了旗的。
也就是说，不论其当差与否，曹雪芹都有相应的收入，何况，他们家族还转移过家产到那些阔亲戚家里呢？！昌龄大量藏书上“曹楝亭印”就是证据，这也说明雍正皇帝当年风闻曹家转移家产并非诬蔑。
（三）关于《种芹人曹霑画册》研究的当务之急
现在，对贵州省博物馆藏《种芹人曹霑画册》最需要进行的工作是，邀请一流的文物专家，鉴定该画作是否有后人改动痕迹、画作作于何时。
如果能够确定画作没有后人改动，作于乾隆时代，则此画作为曹雪芹所作，当无异议，对研究曹雪芹、《红楼梦》的价值也就可以想象。
又，2016年8月8日，贵州省红学会代会长井绪东先生告，经与贵州省博物馆相关同志沟通，知《种芹人曹霑画册》专家鉴定“肯定是清代”作品；8月11日，又云贵州省博物馆专家认为，该作品是“乾隆年间的”，不过，“观看的人意见不一，否定的人认为画得差，诗作也不佳”。
实际上，笔者个人对文学界的意见只关注“年代”二字，既然画作为乾隆时代作品，则因图上“曹霑”、“辛巳秋日”、“陈本敬”等信息与现有曹雪芹研究信息对照，可知该作品为曹雪芹作品无疑。
至于作品“画得差，诗作也不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本不是问题，因考证者要尊重实物信息，但因不断有人质疑这一点，还是应该再解释一下逻辑：
（一）曹雪芹的画作到底在什么水准上，因没有直接实物性证据，无法据以做出对《种芹人曹霑画册》非曹雪芹作的评判；
（二）虽然曹雪芹的友人张宜泉称，曹雪芹“工诗善画”，《红楼梦》对画理有专业性描述，但张宜泉“工诗善画”的评价是将曹雪芹作为一位文人，放在“文人诗画”的框架内进行评判的，并未将其作为国内一流的、“专业性”画家（以画闻名于世）看待——这种评价可与时人对曹寅“善书”的评价对看；
（三）传统文人画的特点
元代画家倪瓒（即李世倬所仿山水画作者倪云林）在《答张藻仲书》中论文人画的两种倾向，云：
今日出城外，闲静处始得读“剡源事迹”，图写景物，曲折能尽状其妙处，盖我则不能之，若草草点染，遗其骊黄牝牡之形色，则又非为图之意。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13］
“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正是传统文人画的主要特点。民国二十一年（1932）夏，陈衡恪（字师曾，号槐堂、朽道人。江西修水人，著名画家，陈寅恪兄，著有《中国绘画史》）作《论文人画》云：
何谓文人画？即一种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14］
今贵州省博物馆藏《种芹人曹霑画册》正是此类，故“读”此画当从“文人画”的角度立足。
（四）我们应当相信收藏者陶廷杰对“文人画”的鉴赏水平——此图为陶廷杰后人“持《种芹人曹辖画册》一本请省博物馆陈恒安先生鉴定,后由馆方向陶氏后人酌价收购。”［15］按，陶廷杰（1785—1856），字子俊、涵之，号莲生，清贵州都匀府（今都匀市）人。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次年进士，入翰林院授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山西主考官、广东学使等职，累官至陕西巡抚等职，其人秉性刚直，为官清廉，振兴教育，喜诗文、善书法。他之所以收藏《种芹人曹霑画册》，其出发点当是画册反映的文人画的意境和水准。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0页。
［2］李辰冬：《知味红楼：红楼梦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3］《胡适致苏雪林》，胡适甚至说“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见宋广波编校《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页。李辰冬“胡先生的第一句话就说：'《红楼梦》毫无价值’”，见李辰冬《诗经研究》，台湾水牛出版社1978年版，第78页。
［4］对于上海李祖韩家族藏《独坐幽篁图》，胡适之所以认为图像上人物非曹雪芹，是因为“画中的人号雪芹，但不是曹雪芹。他大概是一位翰林前辈……题咏的人多数是浙江江苏的名人，很可能此公也是江浙人。总而言之，这位掇高科、享清福的翰林公，绝不是那位'风尘碌碌，一事无成’，晚年过那'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生活的《红楼梦》作者。”
［5］樊志斌：《曹雪芹传》，中华书局2012年版。
［6］赵竹《〈种芹人曹霑画册〉真伪初辨》一文称画在贵州省图书馆，现经证实，该画册藏贵州省博物馆。
［7］季稚跃：《关于<种芹人曹霑画册>的几点浅见》，《红楼梦研究辑刊》2016年第十二辑。
［8］刘梦溪：《红学研究的集成之作：读黄一农教授<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清华学报》新45卷2015年第1期。
［9］刘广定：《陈浩、周于礼未与曹雪芹交游之证》，《红楼梦研究辑刊》2016年第十二辑。
［10］董志新：《卖画钱来付酒家——曹雪芹晚年书画活动的一个侧面》，《红楼梦研究辑刊》2015年第十一辑。
［11］黄一农：《曹雪芹现存诗画考论》，《红楼梦研究辑刊》2015年第十一辑。
［12］刘燕飞：《苏轼哲学思想研究》，河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2011年博士论文。
［13］《清閟阁全集》卷十《尺牍篇》。
［14］原载1921年版《绘学杂志》第二期，后选入1932年初版《中国画讨论集》。
［15］赵竹：《<种芹人曹沾画册>真伪初辨》，《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
本文首发于《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