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拔高了诸葛亮

陈寿拔高了诸葛亮      胡觉照

——诸葛亮怎样登上了神坛（一）

刘备死后，诸葛亮集军、政、财、文大权于一身达十二年之久，已经形成十分突出的个人崇拜，另有三个因素使个人崇拜得以深化。

一是庞大的国家机器对民众的严密控制。只有九十四万人口的蜀国，官吏竟有四万多，军队十五万，平均23.5人养一个官，并负担近四个士兵，在后方生产第一线的，只能是妇孺老幼了。民众供养了庞大的国家机器，庞大的国家机器反过来成为悬在民众头上的利剑，以妇孺老幼为主体的西蜀举国，难以形成反抗力量。

二是对外战争转移了民众视线，不满情绪容易转化为同仇敌忾，原本就不能代表自己的民众，更将战争的胜利结束，丈夫、儿子安归故里的希望，一古脑寄托在诸葛亮身上。

三是严刑峻法的威胁。诸葛亮将严刑峻法贯彻始终，使得百姓不满情绪只能藏匿于胸腹无法沟通，高压之下出舆论一律，出赞词颂歌。久而久之，这些虚假的赞词颂歌，就成了西蜀全体国民普遍的思维模式。这不仅仅是推理，有史实可以佐证。其子诸葛瞻任尚书仆射，才能平平，诸葛亮死时年仅八岁，不久即加拜为军师将军。蜀国民众因为怀念心中的神圣诸葛亮，也就喜爱其子诸葛瞻的“才思敏捷”了。朝廷每有一善政佳举，虽同诸葛瞻没有关系，但都会展转相告说：“这是他的主张呀”。（原文为“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指瞻）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陈寿出生于益州巴西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生于公元233年，诸葛亮死时年仅两岁，从学于蜀国典学从事谯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副部长或部长助理），出仕后任观阁令史。陈寿父亲曾是马谡参军，身份当是高级军官。军人的思维较为单纯，以建功立业，封妻荫子为目标，故崇尚战争，不可能认识到诸葛亮治国方略的错误。其父的认识必然影响到陈寿，优越的家庭环境，使陈寿无法了解到战争带给下层民众的深重苦难；陈寿的后辈身份和低微官职，自然生活在诸葛亮阴影之下；更加之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姜维等解决不了宦官黄皓的专权与胡作非为，陈寿也因不肯曲意阿附黄皓而屡遭贬黜，从而对诸葛亮就有了更多的崇拜与怀念，容易忽视其过失而追念功勋。所以在传记中发生了诸多偏颇，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诸葛亮时代，西蜀是典型的战时经济体制，它的特点是一切服务于前线，一切都为了战争，民众的疾苦生死无暇顾及。然而在所有人的传记中，只字不提民众遭受的战争苦难，只字未提蜀国人口急骤下降的事实及原因，对第一次“北伐”中，前方将士7000多人的叛变；对第四次“北伐”中，牺牲和被俘10000多将士，《晋书·宣帝本纪》中记述得十分明白，而《三国志》却加以隐瞒。

其二，在记述诸葛亮治蜀德政时，结论性语言过多也过于抽象，并没有实例作支撑。这同书写其他人传记的手法颇为不同，也违背了治史的证据原则。显然，陈寿有着拔高传主的主观意向。

其三，为了塑造诸葛亮忠臣形象，陈寿立传有曲笔。在诸葛亮、诸葛均兄弟二人何以去隆中躬耕一节，陈寿曲笔下写了：叔父诸葛玄带着他二人去豫章（今南昌）接任太守职务，后来朝廷改派了朱皓，诸葛玄就带他二人去荆州投靠故旧刘表。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兄弟二人躬耕陇亩，隐去了南昌民众杀掉诸葛玄这一事实。

其四，为塑造忠臣形象，陈寿对诸葛亮有亏臣节的内容都隐瞒不书，好在后世从它处还能窥见一斑。自西汉王莽受九锡封公以来，九锡已成为权臣荡向皇位的秋千，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态；如果说皇帝是蛾，受九锡之人则是蛹，是明日皇帝。诸葛亮在答李严书中，明白无误地说道：“若灭了魏国，杀了曹叡，将皇帝迎回故都，我和你们一同升官，到那时候，虽十锡都可能接受，况乎九耶！”南征回成都之后，仅以不足挂齿的功劳，诸葛亮已欣然接受了五锡，即：“金斧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释）。同曹操比较，诸葛亮显得性急了许多，这些有亏忠臣形象的重大内容，陈寿在《三国志》中一概隐去。

陈寿对诸葛亮的拔高和隐瞒，已将传主推到了近似完人的地步。

关于后人指斥陈寿因家父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剃光头发）而挟嫌报复事，是不攻自破的恶意中伤。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将街亭失败的责任分剖得十分明白：“马谡背离诸葛亮的调度安排，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和部署”（原文为“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其父是马谡参军，马谡的错误，同其父自然联系在一起。此段史料充分证明，陈寿不仅无报复之嫌，而且有自认父亲之短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