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张謇：“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沉寂与归来 | 张謇·启示

编者按：百年前的民族企业家张謇和来自远山高原的藏族小伙丁真，是跌宕的2020年注定将被记住的名字。两个关键人物背后，新晋GDP万亿之城南通和刚刚脱贫的小县城理塘，都是中国转型的庞大图景中至关重要的拼图。我们将视线聚焦于此，聆听历史的遥远回响，探寻城市的进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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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通老城西南营连片的老建筑群落中，张謇暮年时期曾居住的“因树斋”格外难寻。

周遭的张謇纪念馆、沈寿艺术馆名声在外，不时有游客光顾，但这个院落却掩映在茂密的树荫当中。紧闭的房门背后，成立快40年的张謇研究中心，在寂寞中守望城市的百年沧桑。

因树斋

其核心成员主要由南通政府机关和高校院所退休的“老一辈”构成。这个时常资金紧张、甚少受到关注的学术研究团体，在近段时间的“张謇热”中，将有望“升格”为事业单位。

不久前，他们中的几位还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2020年度论坛”。正式举办前，论坛临时将主题从“职业教育”换成 “新发展格局与张謇精神”。张謇研究中心顾问、南通大学张謇研究所教授张廷栖的观点是，由于张謇并非理论家，需要以现在的眼光认识其百年前的实践。

反观南通与张謇、以及南通的过去与现在，亦有百年“时差”亟待弥合。

2002年，著名建筑家吴良镛为已届百年的南通博物苑重新设计。面对这座由张謇谋划的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吴良镛带领团队详细调研南通近代历史，为南通留下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的高度赞誉。

南通博物苑

据参与调研的南通原市委副秘书长黄鹤群回忆，当时的南通，某种程度上陷入被兄弟城市赶超的悲观情绪当中。即便在南通本地，对于“第一城”的说法也普遍“缺乏自信”。

如今，南通正努力找回往日荣光。长期关注家乡南通的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何建华认为，对比百年前的张謇时期，南通又一次站上类似的历史节点——既处在城市新一轮发展的关键风口，又面临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关口。刚刚官宣迈入GDP“万亿俱乐部”的南通，需要重新叩问历史、审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城市精神，以应对新发展阶段下的新问题。

更重要的背景是，“十四五”将至，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60%，城市发展重点从外延扩张转为内涵提升。重拾对内涵和精神的重视，也是为城市过去的发展补齐缺失的一课。

回溯历史，张謇朴素“城市观”中的诸多思想精髓，恰对应着南通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人口结构、经济转型等方面隐忧。

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王凯指出，我们留在城市是为了生活更美好。城市与自然协同、经济和居住融合的系统性规划思维，在张謇的城市规划中都有所体现。这不仅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需求，还以新的城市观启迪民智，为城市走向未来架设桥梁。

对张謇城市精神的再解读与再定义，将是南通以及更多中国城市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

三次机遇

在濠河环抱下，南通老城区形如葫芦，四方的十字街与板正的棋盘状街坊里巷，记录着南通的千年建城史。对“六桥之内为内城”的笃信，让南通老城区聚集了大量老建筑和历史遗迹。仅濠河两侧，就散落着近20座博物馆，张謇曾居住的濠南别业、濠阳小筑，分别成为如今的南通博物苑、张謇纪念馆所在地。

过去一个月内，近十万人涌入濠南别业。在“张謇热”带动下，埋藏在“老南通”里的故事，再次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

张謇故居濠南别业

“流量”来了，但在“南通”作为一种历史“载体”出现的同时，城市本身并没能获得同样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多位专家尝试论述张謇与南通的关系时所说，张謇的南通与现在的南通存在巨大的时代差异，很难用历史解释“新南通”的发展。

一种声音也存在于南通内部：即便有数量不少的历史文化遗存，南通仍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有经济无文化”的困惑，城市文化有待进一步挖掘。

这不是南通第一次“找自己”。

20年前，同样出于对张謇的再思考，吴良镛就曾对张謇与南通的关系进行过梳理。在其随后编著的《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一书中，亦曾提及南通“模糊”的城市形象：

尽管对张謇与南通的关系“有人加以研究”，“但未曾用城市发展观念加以系统总结，给予总体的评价，并在城市建设上赋予南通应有的城市地位”。

换言之，在南通，大量历史文化资源，并没有与城市有效发生关系。

一直以来，张謇的“民族实业家”情怀更为人所知。在濠南别业进门厅堂内，一副“未镂已雕，不扶自直；垂德而处，虚己以游”的对联，道出张謇筚路蓝缕的创业心境——身处乱世的他临危受命，从京城辞官返乡，创办中国第一所股份制企业“大生纱厂”，期望以振兴实业救国于危难。

但南通并非仅以“背景板”存在。相反，吴良镛研究发现，张謇的产业实践离不开对城市的理解和重构。

作为参与研究的一员，吴良镛的学生、现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于海漪曾著《南通近代城市规划建设》一书。她告诉城叔，张謇的产业发展逻辑实际上包含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他以“村落主义”“地方自治”等理念，全面、综合、系统地改造了南通的空间关系和发展格局。

据其考据，在中国城市版图上，南通是少有的经由中国人自己规划设计、具有现代意蕴的城市，一度与当时的上海、天津、青岛等城市齐名。

然而，历史的断层加剧了新老南通之间的隔阂。王凯曾在南通度过人生最初的十余年。在后来的数次返乡中，他感受到，新的经济建设目标、以及由此诞生的一个又一个新区，已经让张謇过去在南通较整体化的空间规划结构变得破碎。这导致的后果是，城市各个部分的扎实发展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城市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黄鹤群提到，获誉“中国近代第一城”后，南通很难不与兄弟城市苏州比较：

历史上苏州已名声鹊起之时，位于冲积平原上的南通甚至尚未成市；近代，在发达的棉纺业带动下，南通经济一度与苏州比肩，却因为产业变迁逐渐落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第一”之名都已蒙尘。

而随着苏州工业园成为全国标杆，南通的代名词仍是家纺和建筑两大传统产业。本地人口中的两大“富民产业”，难以从根本上提升南通的城市地位。

如今，在都市文明的碰撞下，苦于“千城一面”的城市，亟需在新一轮发展中，挖掘蕴含在城市精神中的独特性与竞争力。从100年前辉煌的历史到20年前的再探索，在“张謇”推动下迎来“第三次机遇”的南通，亦不例外。

图片来源：南通发布

格局塑造

张謇所造就的南通城市精神，究竟是什么？

卡尔维诺曾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到，“城市不会轻易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城市的发展脉络，潜藏在市井街巷的经纬当中。

地名是窥探城市历史的入口。张廷栖告诉城叔，与许多城市不同，南通存在大量以“场”“灶”等命名的地点，如“如皋场”“秦灶”等，它们透露出南通悠久的产盐史——

唐宋以来，南黄海沿海地区盐业生产进入鼎盛时期，南通海盐经扬州行销中原地区，一度造就“数十里相随而行”的运盐河壮观场景。“场”“灶”等正是当年盐业编制的遗存。

商业文明与南通的江海文明相伴而生。盐文化之后，以棉业为核心的农耕文化继而发展，市场文化在南通不断生根发芽。而到张謇时期，商业与城市的关系在工业文化的影响下达到新的高度。

在吴良镛设计的南通城市博物馆中，南通城市格局的变化历程展露无遗。

南通城市博物馆

自张謇时代开始，城市的核心区域从濠河内向外伸出“触手”，唐家闸、天生港与狼山三个与主城区相连的镇沿长江依次排开。本就因季风而与东西向呈15°夹角的主城区继续沿此方向“拉长”，带状城市形态基本成型。

南通城市格局演变 图片来源：于海漪《南通近代城市规划建设》

张謇曾将此总结为“一城三镇”——

主城区仍作为城市中心地区，往上游，通扬运河流经的唐家闸作为工业区、大生纱厂也在此设立，而长江边的天生港作为港口区；往下游，临近长江入海口的狼山，与其周边丘陵构成江苏沿江少有的山水景观，被作为花园私宅及风景区。

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陆枭麟自2014年起参加南通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他分析指出，“一城三镇”格局的精髓是一种“组团有机分工”的规划思路。直到现在，尽管南通发展空间早已突破原有框架，但组团城市逻辑以更为有机的方式继续存在于城市规划当中。

比如，在新的“一主三副”城市结构中，在滨江主城外围，通州湾、通州和海门三个副城功能各异。其中，即将落户南通新机场的通州副城，围绕新的资源特色，被定位为“江海河联运、水陆空互通的门户地区、长江三角洲北翼先进制造业基地、特色鲜明、生态友好的宜居城市”。

王凯则指出，张謇在“一城三镇”框架中填充的内容，无不体现出他对城市规划的远见卓识和深刻理解。

产业链、产城融合等先进理念，很早就被运用在张謇的规划实践中。张廷栖举例说，从以棉纺业为主的大生纱厂开始，张謇根据上下游产业链需求，先后布局生产原料的通海垦牧公司、修配机件的资生铁厂、处理剩余材料的广生油厂、大隆皂厂，以及解决运输的大达轮步公司等。

图片来源：于海漪《南通近代城市规划建设》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杰认为，对工业、城市和企业文明的信仰，是张謇三个突出的思想特征。其百余年前的所思所行，即便放在当下，也毫不过时。

顺着张謇的实践继续梳理，就能找到他一系列安排的初衷。为了解决用工问题，张謇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兴办教育、关切民生。南通不仅诞生了如今复旦大学、东南大学、东华大学、苏州大学、南通大学等的前身，还修建职工宿舍，开设大量博物馆、剧院等满足工人精神需求的场所。

于海漪提到，张謇曾在上海棚户区看到南通老乡的生活惨状，他们即便卖苦力也难以养活家人。他把自己的第一个企业起名为大生，就是取自“天地之大德曰生”，背后是追求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张謇打造城市的目的在于发展经济，而最终起点实质是人。如王凯所分析，城市与自然协同、经济和居住交相融合，一整套系统性的规划思维不仅满足了当时人生活的需求，还以新的城市观启迪民智，为南通走向未来架设桥梁。

在许多规划学者眼中，他与同时代在伦敦周边进行田园城市实验的霍华德遥相呼应。二者标注了城市化的两个节点：与解决“城市病”的伦敦相比，南通的城市化进程刚刚起步。但他们以人为本、改造社会，实践社会理想，正从东西两个方向共同推动城市的新一轮进化历程。

城市迭代

历史的齿轮转动不休，张謇的城市精神正迭代出新的表达方式。

数年前，为解决城市发展局限性而设立的南通新城区，与老城区一样选在了靠近长江的区域，与狼山相邻。这一选择，一方面与老南通格局一脉相承，填补了张謇时代主城区与狼山之间的“留白”，让二者之间原来的弱联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使得南通主城区进一步面向长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张謇规划水城关系的一种继承。狼山所在的五山地区，沿袭了张謇规划时的休闲与生态功能，新开发的滨江生态公园成为可进入、可参与的开敞空间。而在缩短与市区距离后，五山地区将与城市生活发生更紧密的关系。

五山地区长江江景

南通规划局相关工作人员亦反复介绍，南通正在腾退长江工业岸线、恢复增加生态岸线，并以骨干河道为主、依托长江，构建覆盖城市的生态圈。

生态文明取代张謇时代工业文明的主导地位，人的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城市化在高效率聚集经济和人口同时，也要保护好区域内的基本农田和生态空间。而站在江苏全省角度上看，陆枭麟认为，南通有独特的优势。

尽管穿江苏南部而过的长江哺育了9座沿江城市，但真正向江发展的城市寥寥无几。据陆枭麟观察，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苏南城市不得已将工业板块布局在长江沿岸，在大型化工企业和沿江港口影响下，生活品质难免打折。而主城区临江的城市中，南通不仅位于入海口、又有狼山踞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山、城、水体系。

“

如果坐船从南京顺流而下，沿途城市中，南通沿江景观价值、风貌价值，以及人地和谐特点尤其突出。

”

对生态的重视只是张謇精神以新形式存在的一个侧面。百余年来，张謇城市精神的营养，一直在南通的血液中流淌，滋养城市肌体成长。不少人提到，南通至今仍是一个以教育闻名的城市，这与张謇当年“父教育、母实业”的坚持不无相关。包括如今支撑起南通工业经济的纺织业，也有张謇的身影犹存。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城市如何以更适宜的方式重新解读张謇？

比如，王凯提出一个疑问：面对开阔的长江入海口，城市走近长江是否遵循“以人为本”的规划方式？若从城市发展规律分析，大尺度的水面难以带来好的景观体验，风暴涨涨落落还可能对城市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即便“和自然互动，方向是对的，但是在具体设计的手法上，其实是有好有坏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城市的方向性变化，也常常发生在一举一动之间。

数年前，吴良镛为南通提出“北上海”的发展策略，再次梳理南通的区域关系。在张謇的规划实践中，亦能找到区域整体发展思路的痕迹：

他思考陇海路通南通，并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开拓滩涂、治理水患，这不是就南通论南通，而是就全世界、全中国、长三角看南通的建设。

如今，“北上海”的说法已几经更替，在“上海北大门”的新目标下，南通正努力从“滨江城市”向“通江达海之城”转变。在新机场、通州湾和“八龙过江”的新格局下，南通提出，“全面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沪苏通核心三角强支点城市建设”。

南通通海港区

从长江走向大海，意味着城市规模的再度摊开。但蹄急之时，如何保证步稳，以免产生“小孩穿大衣服”的反效果？

王凯举例称，深圳经过40年的滚动发展、产业逐次迭代，从最早的加工业到现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正是远见不断落实的过程。深圳从最初划定硬性的生态红线，到如今把重要的生态空间留给市民，也体现出对人的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突破一时一地的限制，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来理解，张謇的城市精神为南通带来的意义，才有可能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重现。

 “黄金时代”

在《文明中的城市》一书中，英国规划泰斗彼得·霍尔曾重点关注城市的“黄金时代”。与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大城市注定走向灭亡”不同，他相信大城市“始终是点燃人类智慧和想象力生活的地方”。但从希腊时代开始，大城市极其短暂的“黄金时代”又令他疑惑：为什么它们总是昙花一现？又是什么让一座城市忽然之间极具创造性、格外新颖？

在吴良镛眼中，张謇时代算得上是南通的一个“黄金时代”。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城市不同，张謇时代的南通发展于上个世纪，“看得见、摸得着”。也因此，要回答“彼得·霍尔之问”，南通有着特殊的价值。

在“中国近代第一城”提出后，2004年，南通启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四年后，捷报传来。

据张廷栖回忆，申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直到现在，同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几乎都有悠久历史，南通千年建城史略显逊色。

“

南通因为近代历史入册，一个重要原因是唐闸（即原唐家闸）有完整的工业遗产。与其他城市近代工业文明不同，唐闸保留下来的不仅是一座企业、一个点、一条线，唐闸是一个面、一个完整的工业城镇。它有工厂、有配套设施，甚至还有文化、教育、交通等遗存，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

”

唐闸

唐闸的遗迹来之不易。据多位专家介绍，自南通1984年成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并于同年设立首批国家级开发区，南通的经济发展重心从沿江向沿海迁移。唐闸因此“失去”数年，但大量被废置的市政设施却因此保存下来。

如今的唐闸，已经成为当地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从刻着“中国近代工业遗存第一镇”的石碑向西，过去沿街两侧的厂房和民居，已变成各类传统工艺体验馆和饭店场地。张廷栖认为，这实际偏离了近代工业文化的特色，反而更具江南小镇气质。原来的居民在改造中被迫迁出，商业价值部分替代了历史价值。

唐闸民族工业风情小镇

唐闸代表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共通问题：即便在已经意识到传统重要性的城市，传统仍然难以避免现代化建设的影响。更准确的说法是，城市难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

眼下，南通的经济发展正迈上新的台阶。刚刚闭幕的南通市委全会传来消息，202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预计突破万亿元，正式跻身“万亿之城”。而在过去几年时间内，多次区划调整让南通市区面积与人口迅速增长，“大城时代”将结束南通一直以来“小马拉大车”的尴尬。

但隐忧犹现。

根据2019年数据，在南通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高达30.8%，居江苏省内首位。此外，南通三次产业结构为4.6：49.0：46.4，第二产业仍占主导地位，且新兴产业产值增长率仅为1.6%，远低于第二产业增加值6.9%的增长率。

更大的问题是，经济增长能否让南通重新找回“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自信？

在王凯看来，评判中国的城市发展和社会建设，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

在《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书中，吴良镛曾高度评价张謇思想：

“

既有通过学习西方、考察日本所得，更有中国传统人文基础与文化自觉，古代社会理想与道德标准。

”

通过“艰苦探索中国人自己的城市发展道路”，张謇期望，“建设中国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

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南通“黄金时代”的影响？

按王凯所说，对当地文化的系统性梳理和认真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按照“私人订制”而非“套餐”来制定城市规划……这些城市规划的成功经验，或多或少都在张謇的城市规划中有所体现。

此外，不要忽视市民的力量。王凯认为，一直以来，经常被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人们在城市长期待下去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更美好”，是我们在城市里生活的一个共同追求。经济提升后，更重要的是要让市民建立起“城市观”， 认识到城市是大家的共同家园，提高城市的发展质量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义不容辞。

吴良镛曾总结，中国正面对历史上不曾有的机遇，正处于足以产生“城市黄金时代”的伟大时代。南通所面对的，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黄金时代”归来，更是作为一个新晋万亿级城市，对中国城市前进方向的再探索。

文字 | 杨弃非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均据杨弃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