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神笔王铎”驰名天下
明 “神笔王铎”驰名天下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嵩樵， 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叟，河南孟津人 。明末清初书画家 。他的书法与 董其昌 齐名，有"南董北王"之称 。
王铎工正、行、草书，得力于钟繇、王献之、颜真卿、米芾，笔力雄健，长于布局。 有北宋大家之风。当时书坛流行董其昌书风，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等人提倡取法高古，于时风中另树一帜。
在书法上王铎是一位各体皆能、风格多样的书法全才。无论是伟岸遒劲的大楷、高古朴厚的小楷书，还是他那飞腾跳踯的行草书，在晚明书坛上都应说是一流的。正书在王铎作品中不多见，源于唐人而能自出胸襟。
王铎52岁时写的草书，纵逸，放而不流，纵横郁勃，骨气深厚。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嵩樵， 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叟，河南孟津人 。明末清初书画家 。王铎的楷、行、隶、草，都精妙绝伦，他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时有'南董北王'之称 。
王铎书法主要得力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米芾等各家。王铎最擅长行草，其书法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笔力雄健，长于布局。 在我国书法史上，董其昌一派的严谨秀逸之风曾在明末清初书坛盛行，而王铎取法高古，与拘谨乏趣、滑弱无力的书风相抗衡，并大胆创新，且开创了一代书风。
在我国书法史上，董其昌一派的严谨秀逸之风曾在明末清初盛行，而另有一位“神笔王铎”，其取法高古，与拘谨乏趣、滑弱无力的书风相抗衡，大胆创新，开创一代书风。
渔公子初看王铎的字迹就被深深吸引，有一种专注的一气呵成之感，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以行草书闻名的书家。
王铎（1592-1652），明末清初贰臣，好古博学，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以书法见长。他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曾有“南董北王”之言，世称“神笔王铎”。而这“神笔“的称号有何渊源？
《五律五首》王铎
传说王铎入阁拜相后，皇帝让他书写一匾额：天下太平。楷书巨匾挂上后，在一片赞扬声中，一个太监忽然发现“太”字少了一点，成了天下“大”平。众人抬头细审，果然是真。正待发问之时，但见王铎不慌不忙地手握颓笔，饱蘸浓墨，将笔向匾上掷去，不高不低，不歪不斜，恰好点在“大”字左下方，遒劲洒脱的一个“太”字，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众目睽睽之下。
顿时一片喝彩，齐夸王铎神功。皇帝惊喜万状，脱口称赞道：“王爱卿真乃神笔也。”从此“神笔王铎”驰名天下。
王铎在书法上最大的成就莫过于超迈雄奇的行草书。他的行草书不以势重，信笔挥洒，极具自然之态。字间虽连带不多，但笔断意连，行气贯通，运笔流畅。
吴昌硕在《孟津王文安草书卷》诗中吟道：眼前突兀山险巇文安健笔蟠蛟螭。波磔一一见真相直追篆籀通其微。有明书法推第一屈指匹敌空坤维。
从吴昌硕的诗中可以看出，王铎草书在明代的地位极高，成就极大。他的草书在笔法、结体、章法和墨法上均有所创新，尤其在章法的字间联系、行、行间空间、款字及钤印等形式的技法上，独具匠心。
《赠张抱一草书诗卷》王铎 自署书于崇祯十五年
此卷为王铎中年时所书，恰是其书风形成时期，故颇具苍郁雄畅之风，“兼有双井天中之胜”，属王氏中年时期之典型作品。
王铎在结构处理上的构成意识也是前所未有的。空间的切割完全具有次序观念，具有强有力的理性处置效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收奇效于意想之外。
他在笔墨上的创新也是具有开拓性的，他的线条遒劲苍老，含蓄多变，于不经意的飞腾跳掷中表现出特殊个性，时而以浓、淡甚至宿墨，大胆制造线条与块面的强烈对比，形成一种强烈的节奏，不能不说他这有意无意之中的创举是对书法形式夸张对比的一大功绩。
在他以前，还没有人能象他那样主动地追求“涨墨”效果。王铎的书法对中国书法后来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甚至也波及到海外书坛，特别给东瀛书法影响颇深。
《赠今础先生扇面》王铎
王铎《草书临帖扇面》金笺本，纵16.7厘米，横52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十樵、又号松樵、痴庵等，别署烟谭渔叟。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津，其先祖乃山西洪洞人，十世祖王成始迁至河南孟津邑双槐里，故落款亦有“洪洞王铎”。
王铎幼时家境十分贫寒，过着“不能一日两粥”的生活。天启二年（1622）三十一岁的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同科中了进士，又同进入翰林院任职，因性情志趣相投，他们对书法之道有着相近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相约同工行草且各具一格，互为砥砺而成就了飚炳书史的“晚明书风”（包括张、邢、董、傅）。黄道周曾写道：“惟王觉斯（王铎字觉斯）、倪鸿宝（即倪元璐）与吾最乳合，盟肝胆，浮意气，砥砺廉隅，又栖止同笔砚为文章。爱焉者呼'三珠树’，妒焉者呼'三狂人’，弗屑也。”
王铎在明并不是阿谀奉承的政治投机者，其作派近似年长十岁的东林党领袖、文坛盟主钱谦益，以“清流”而自居。崇祯八年秋（1635年），王铎因不屑于权倾当朝首辅温体仁而发生冲突，“不合温体仁、吴宗达乌程百计中之后，避而金陵”（《拟山园集》），自请调任掌南京翰林院事。崇祯十一年七月（1638年），王铎“上疏言边事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这种主战派的激言又激怒了主和派阁臣、兵部杨嗣昌，“杨嗾中当欲廷杖之”，王铎幸免廷仗，可说是死里逃生。好友黄道周亦与杨嗣昌当崇祯皇帝面激辩以论是非，这场有名的辩论之后黄道周被连贬六级，调任江西。而同年秋天，王铎又直言敢谏“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剥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幸好崇祯皇帝终“不加罪”，王铎数度上疏终“乞归故里”，回了河南孟津老家。而这三次不合时调地与权臣相抗则注定了王铎政治仕途的惨败。
历史是个无情的审判台，特别对于人格品行的评判标准几近乎严苛。王铎却在降清这件事上成了人生的至大污点，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攻克北京；十九日，崇祯帝殉国吊死于煤山的歪脖树上；王铎其时生活极度窘迫，带着家人靠航船漂泊于黄河、运河一带。“月来病，力疾勉书，时绝粮，书数条，卖之得五斗粟。买墨，墨不嘉耳，奈何！”，这是他为《赠汤若望诗册》跋文中所记述的生活境况。而历史的巧合竟跟王铎开了个可悲的玩笑，南京官吏如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松为帝建立弘光小朝廷，福王朱由松为了报答多年前王铎保护过他渡过黄河，则召王铎为东阁大学士。本已“乞归故里”过着安贫乐道的王铎，被福王召回内阁官为东阁大学士，福祸双至。“次年（1645年）即顺治二年五月，福王（弘光帝）走芜湖，留铎守江宁（南京）。铎同礼部尚书钱谦益等文武数百员出城迎亲王，奉表降。”（《清史.列传.贰臣传》），至此，由明入清山河破碎之时，王铎与钱谦益两个文人失节，腆颜手举白幡迎降清军，出卖了人格和灵魂，被世人鄙视为有才无行，王、钱“汉奸”声名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友黄道周、倪元璐降清后不堪亡国之辱又含恨以殉。钱泳《履园丛话》评论说：“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王铎更是书因人贱，其书当然遭受了冷落。乾隆修史时将钱谦益与王铎被纳入《贰臣传》“乙编”之首。钱谦益在《王铎墓志铭》中用春秋笔法褒言王铎，似乎惺惺相惜地“感激在知音”，但这终究掩饰不了钱、王分裂的人格。钱谦益墓至清嘉庆时已荒废，钱泳墓志铭下镌“吾意独怜才”捐资重修钱墓，仍被世人讥诮。
中国的文化传承秉承着人格的精神导向，所谓的“道德文章”，强调的是儒家文化做人的原本。而摒弃表象的“因人废书”，从艺术的本体来分析王铎书法这才是科学而客观的，清代刘熙载著《艺概》亦主张“书如其人”，“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显然，王铎书法风格的主调应该属于“沉毅”一类，王铎就该是书中之“骏雄”，以此来喻王铎其人其书颇为肯綮，王铎诗学杜甫是有感知的，其在明三次与权臣相抗导致其政治上失宠，生活的现状极具悲惨，李自成的义军横扫中原后，其父母、兄弟、妻子、女儿均在战乱中流落病逝，其悲观如其《自待》诗“衰颜百事倦，自待意何言。冷冷阶中草，萋萋河山园。秋风老马啮，夜月卧龙魂”，无家园可栖居，只能靠航船漂泊的酸涩滋味非个中人那能体悟，境况迥异于董其昌每每题记的“作于舟中”优游式的文人情调。王铎确固有“骏雄”的本性，在崇祯十三年（1640）十月，其偕家人去南京途中，先行的家人陷阵义军，王铎率二十五骑士破义军二千余竟救得家人突围，“血性男子”的英雄本色与其诗性即杜工部式的“苍郁”交织，秉性与学养造就了“神笔王铎”一世之雄欤！清代梁献认为:“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晚明书家中王、张因“大节有亏”，最为世人所轻视，人品与文品所隐含的矛盾性，确乎是个难以取舍的命题。
其实，降清后王铎内心深处的痛楚、矛盾与其书风“险”、“苍”、“雄”、“劲”是合拍的，在《拟山园选集》第八十二卷《文丹》中，王铎内心的独白亦是其审美观念的核心所在、“似散不散，似乱不乱，左之右之，颠之倒之”、“怪则幽险狰狞，面如贝皮，眉如紫棱，口中吐火，身上缠蛇，力如金刚，声如彪虎，长刀大剑，劈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鞭雷电而骑雄龙，子美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文公所谓'破鬼胆’是也。”“大力，如海中神鳌，戴八肱，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寸铁杀人!不肯缠绕”。“为人不可狠鸷深刻，作文不可不狠鸷深刻”。这种“落笔惊风雨”式的“胆敢独造”在其书风中释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其中年后行草书更是将“撞三山，踢四海!”、“寸铁杀人”苍浑的意境发挥到极致。可以说，不读《文丹》无以释然王铎书风的精魂所在。其代表作如影响日本树上彬岛书风的《雒州香山作》（树上彬岛藏，2010.12在北京拍卖，以四千三百多万成交）及《孟津残稿》（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草书杜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等，表象上王铎书风有行草书、大草、临帖几种形式，而意象上其气势、气魄、气象的雄浑内力却相同，同样具有撼人的力量感。
王铎书法的独到魅力随着时间反而日显，政治上“大节有亏”的王铎，其书法声誉却未稍减，遗墨亦倍受后世珍赏。清秦祖永《桐荫论画》有“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似在为王铎叫屈。王铎书法得到了重新评价和关注。清代杨钧《草堂之灵》中《记觉斯》的一段话，或可作注:与郎园闲谈，问日:“世间魔力何者最大?”余答日:“笔墨最大”。故赵孟颊，王觉斯之流，亦能千古不泯。的确，有明一代在书史上获誉无出其右者，如启功先生盛赞王铎:“可谓书才书学兼而有之，以阵喻笔，固一世之雄也。”并有诗云:“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评其“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得其正传，娇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艺术的成就终使人们忽略其失节之举，晚明书风无疑成了一座历史丰碑，其声势影响当首推王铎为代表。
王铎一生都在临摹，书史上从来没有那位书家与他一样有如此大量的临摹作品传世，“一日临书，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大抵王铎的临摹不可间断一日乎。在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上力图创新，借古而开今，王铎确实是身体力行的。其传世作品中临作竟占半，综合其传世墨迹分析，绝大部分是《淳化阁帖》中的羲、献诸帖。上及张芝、钟繇，下至南朝诸名家。小楷学钟，大楷学颜、柳，行书浸淫二王外，主要得于米南宫。临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横卷或册页形式作较忠于原帖的临书；一是以狭长条幅的形式作表现式的临书，由于意在透过古人表现自我，故经常以意临，即将自己的意念融入其中，对古帖融通后再诠释，如南京博物院所藏王铎于1631年所作《临阁帖轴》（绫本 277.5×45.8cm）便为此类的临书巨幛大轴，其连绵草的临摹发挥也最具代表性。
王铎的书法师承与董其昌相近，但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风格。董尚遒媚生秀，以韵擅场，王却“力矫积习，独标气骨”，以“苍郁雄畅”的势取胜，他的用笔、布局险象环生奇而稳健，映带呼应间给人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笔阵连绵流畅，起笔和转折又多方笔，凝重而不板滞，刚柔相济，章法大小错落，纵而能敛，险中见正。这些都是王铎努力与时风拉开距离，另辟蹊径，想突破董其昌笼罩下的书坛格局，与董同宗二王从而在源头上寻找突破。当然，董、王在技法层面是无分伯仲的，王铎对二王的理解并非简单以疏狂发韧，而是大胆将字形、布局渗入了自己的豪迈与古狂，章法一任纵横放逸，字势时有倾倒紧迫、气势奔放而势不可挡。用笔提按、墨色的浓淡干湿与结字的纵势、疏密相呼应，通过欹侧、聚散、挪移、夸张来平衡左右分量，相互牵制从而以达到均衡。王铎的“涨墨法”在书史上堪称独步，涨墨使笔道相互粘合晕化，由于蓄墨的多少、落笔的力度而使晕墨效果不可名状，象夏云一样含羞欲滴又如石破天惊般崩裂，这涨墨形成的块面与笔触的点线强力对比，使形成的润燥相间、节律相生，摄人心魄而惊世骇俗。
世无完美之说，凡事也必有正反阴阳相克。这里又不得不提到董其昌。董其昌曾语：“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化境矣”，王铎是要跳出董其昌的藩篱，便绝不用心于“巧妙”二字，其实这也是王铎对董其昌的矫枉过正。董取生秀淡雅的文人士气，而王铎则纵肆欹侧以野逸取势。赵孟頫曾评米字：“米襄阳书，政如黄太史作诗之变，芒角刷掠，求于椟韫川媚，则蔑有矣”指出了米芾书的躁露怒张，缺少高蹈华丽蕴藉之态。王铎主要得力于米芾，得在体势与笔力，而失却在韵致。反之，董其昌在巨嶂尺幅的表现力上或输于神笔王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