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 | 钱钟书
“Interior of a Cave” Andrey Avinoff (American1884–1948) no date, pastel on board
/ 钱钟书 /
有那么一个有名望的作家，我们竟不知道他的姓名叫什么。这并非因为他是未名、废名、无名氏，或者莫名其妙。缘故很简单：他的声名太响了，震得我们听不清他的名字。例如信封上只要写：“法国最大的诗人”，邮差自会把信送给雨果；电报只要打给“意大利最大的生存作家”，电报局自然而然去寻到邓南遮。都无须开明姓名和地址。我们这位作家的名气更大，他的名字不但不用写得，并且不必晓得，完全埋没在他的名声里。只要提起“作家”两字，那就是他。
这位作家是天才，所以他多产；他又有艺术良心，所以他难产。文学毕竟和生育孩子不同，难产并未断送他的性命，而多产只增加了读者们的负担。他写了无数小说、戏曲、散文和诗歌，感动、启发、甄陶了数不清的中学生。在外国，作品销路的广狭，要由中产阶级的脾胃来支配。我们中国呢，不愧是个诗书古国，不讲财产多少，所以把中学生的程度和见识作为作品的标准。只有中学生，这些有头脑而尚无思想、喜欢听演讲、容易崇拜伟人、充满了少年维特的而并非奇特的烦恼的大孩子，才肯花钱买新书、订阅新杂志。至于大学生们，自己早在写书，希望出版，等人来买了。到了大学教授，书也不写了，只为旁人的书作序，等人赠阅了。比大学教授更高的人物连书序也没工夫写，只为旁人的书封面题签，自有人把书来敬献给他们了。我们这位作家学到了成功秘诀，深知道中学生是他的好主顾。因此，他的全部作品可以标题为：“给不大不小的读者”；或者：“给一切青年的若干封匿名欠资信”——“匿名”，因为上面说过，不知道他的姓名；“欠资”，因为书是要青年们掏腰包买的。他能在激烈里保持稳健，用清晰来掩饰浅薄，使糊涂冒充深奥。因为他著作这样多，他成为一个避免不了的作家，你到处都碰得见他的作品。烧饼摊、熟食店、花生米小贩等的顾客常常碰到他戏剧或小说的零星残页，意外地获得了津神食粮。最后，他对文学上的贡献由公认而被官认。他是国定的天才，他的代表作由政府聘专家组织委员会来翻译为世界语，能向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这个消息披露以后，有他的一位崇拜者立刻在报纸的《读者论坛》里发表高见说：“政府也该做这事了！不说别的，他的书里有那么多人物，总计起来，可以满满地向一个荒岛去殖民。现在因战事的影响，人口稀少，正宜提倡生殖，光就多产这一点，他该得国府奖励，以为同胞表率。”
不幸得很，世界语并不名副其实地通行于全世界。诺贝尔奖金的裁判人都是些陈腐得发霉的老古董，只认识英、法、德、意、俄等国语言，还有希腊文和拉丁文，偏没有人懂世界语。他们把夹鼻老花眼镜，擦了又擦，总看不明白我们这位作家送来审查的杰作。好半天，有位对于“支那学”素有研究的老头子恍然大悟道：“是了！是了！这并非用欧洲语言写的，咱们搅错了！这是中国语文，他们所谓拉丁化的汉字，怪不得我们不认识。”大家都透口长气，放了心。和“支那学”者连座的老头子问他道：“你总该认识中文的，它这上面讲些什么？”“支那学”者严肃地回答：“亲爱的大师，学问贵在专门。先父毕生专攻汉文的圈点，我四十年来研究汉文的音韵，你问的是汉文的意义，那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至于汉文是否有意义，我在自己找到确切证据以前，也不敢武断。我这种态度，亲爱的大师，你当然理解。”主席的老头子瞧“支那学”者脸色难看，忙说：“我想，我们不用考虑这些作品，因为它们根本不合规则。按照我们奖金条例，必须用欧洲语言中的一种写作，才能入选，这些东西既然是中文写的，我们不必白费时间去讨论。”其余的老头子一致赞同，并且对“支那学”者治学态度的谨严，表示钦佩。“支那学”者马上谦逊说自己还比不上获得本届诺贝尔医学奖金的美国眼科专家，只研究左眼，不诊治右眼的病，那才算得一点儿不寒糊。在君子礼让的气氛中，诸老尽欢而散。只可怜我们这位作家的一腔希望！
“Sunlit Studio”, by Grant Wood
奖金人选发表以后，据说中国人民全体动了义愤，这位作家本人的失望更不用提。有好多他的同行朋友，眼红地羡慕他，眼绿地忌妒他，本来预备好腹稿，只等他获得奖金，就一致对他的作品公开批评，说他不是理想人选。这些人现在都表示同情，大声地惋惜，眼睛的颜色也恢复了正常，也许由于同情之泪的洗涤，有一种雨过天青的明朗。一家报纸的社论大骂诺贝尔奖金的主持人“忘本”；因为老诺贝尔在炸药上发了大财，而我们中国是世界上首先发明火药的国家，这奖金原该给中国人的，希望主持者对这点加以注意。那位“支那学”者还没研究到汉字的意义，所以这篇有力量的文章只等于白写。另一家报纸异想天开，用贺喜的方式来安慰这位作家，说他一向是成功的作家，现在又可以算是负屈的天才，被漠视、不得公平待遇的大艺术家：“成功和负屈，两者本来是对抗地矛盾的；但是他竟能一身兼备，这是多么希罕可羡的遭遇！”第三种报纸提出一个实际建议：“借外债不失为有利的政策，但是领外国人的奖赏是一种耻辱。为争回国家体面起见，我们自己该设立文学奖金来抵制诺贝尔奖金，以免丧失文艺批评的自主权。这奖金的根本条件是，惟有用中国各种方言之一写作者，才得入选；所谓中国方言，包括上海和香港人讲的英文，青岛人讲的日文，哈尔滨人讲的俄文。有了这奖金以后，诺贝尔奖金就不算希罕。欧美作者自然努力读写中文，企图获得我们的奖金，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也从此深入西洋了。诺贝尔奖金是私人名义的，所以这奖金也该用私人名义。譬如我们这位大作家为什么不采取上述的报复策略，贡献些版税和稿费来设立这个奖金呢？”第四种报纸的编辑不但实际，并且流露出深刻的心理观察。他以为文学应当提倡，不过肯出钱提倡文学的人，也该受到奖励；所以，要资本家给文学奖金，我们该先对若干资本家加奖，以资鼓励，钱的数目不必大，只要略表意思，好在资本家并不在乎，“我们这位大作家肯带头做个榜样么？”谁知道这些善意良言断送了我们这位的性命！
他知道了奖金的确实消息，就气得卧床生病。同胞们代抱不平，稍稍替他出了些气。他一面等看报纸上帮自己说话的文章，一面想该赶快口述一篇采访自己的谈话记，送去发表。报上关于他的消息照例是他本人送去的，常常有意在记载里点缀些事实错误，一来表示出于旁人手笔，二来可以再来个更正，一桩小事能使他的大名两次见报。他心上正在盘算着怎样措词，偏偏接二连三看到上面所说的社论。第一篇已经恼了他，因为他想，这是自己私人的财产损失，一牵上国家民族等大题目，就把个人的形象比衬得渺小了。他一眼瞧见第二篇的标题是向自己贺喜，生气得把报纸一撕两半。他勉强捺住火，看完第三篇，背上象浇了冰水。读到第四篇的结句，他急得昏厥过去。
那天晚上，他病榻前立着不少男男女女，来问病的团体代表、报馆采访、和他的崇拜者。除掉采访们忙在小本子上速写“病榻素描”以外，其余的人手里都紧握一方准备拭泪的手巾，因为大家拿准，今天是送终来了。有几位多情善感的少女读者，心里还怙［缀，“忄”旁］着，怕一方小手帕不够用，仅能遮没夹肢窝的旗袍短袖不象男人大褂的袖子，可以补充应急。我们这位作家抬眼看见病榻前拥挤的一大堆人，还跟平时理想中临死时的情景符合；只恨头脑和器官都不听命令，平时备下的告别人世的一篇演说，此刻记不全也说不清。好容易挣扎出：“我的作品……将来不要编全集……因为……”他想说的句子也许太长，至少他余下的生命太短，不容许他说完。许多人竖起象猎狗般的耳朵，失望地象猪耳朵般下垂。出来以后，大家爇烈辩论他不要编全集的理由。有人说，这因为他作品太多，竭力搜罗也收集不全。也有人说，他一定还有许多小说、剧本没有写出来，已印行的作品不够表示他的全部才华。这两派的争论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里最有趣的一章。一位批评家在追悼会上激昂地说：“他的津神是不死的，他的杰作永远存在，是他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一个小读者私下舒一口气说：“他的身体总算是死定了！他不会再出版新书，否则我真要破产了！”这位读者的书都是花钱买的，那位批评家所有的书当然是作者签名赠送的。
我们这位作者一灵不昧，觉得死倒也不错；津神轻松，仿佛在身体燥爇时，脱去了一件厚重的外衣，身上本有的病痛，也象衣缝寄生的蚤虱，随同衣服解除。死是死了，死后境界不知怎样。象自己这样对社会和文化大有贡献的人，天堂早该派代表来欢迎招待才对。难道天堂真出于迷信，并没有那么回事么？为了安置自己，也得加工赶造一所呀！不过，老住在天堂里也怪乏味的。除非象摩罕默德安排下的天堂，那里可以占有七十二位随时随意恢复处女状态的美人，空中成群飞着脆皮的烤鹅和烤鸭，扑到嘴边来挨吃，那还有点意思，只恨写作过勤，常发肠胃病，多吃了烧烤怕反而害事，鸭子的脖子上想来会也挂着一瓶“胃去病”、“若素”或者“清快方便丸”的。女人的数量也似乎太丰富了，一时享受不了那许多。假使七十二人相貌各不同，个人的审美标准总有局限，难保不偏宠了谁，结果争风吃醋；应付不了两个吵嘴女人的他怎吃得消七十二位象泡菜那样又酸又辣的娘儿们？听来这七十二个狐狸（Houris）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是黑头发，黑眼睛，水蛇腰，相貌没有丝毫两样。试想，老守着一个女人还嫌单调，这一个女人用乘法变了七十二倍……他吓得不敢再想下去。文人讲恋爱，大半出于虚荣，好教旁人惊叹天才吸引异性的魔力。文人的情妇只比阔人的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洋房，不过为了引起企羡，并非出于实际的需要。既然进天堂的每个人都有地煞星数目的女人，自己在性生活方面没法摆阔。借此积累点抒情诗和忏悔录的资料呢，那倒不错，只不知道天堂里有人看书么？自己去了也许可以开读书的风气，又何妨带几本作品去送同堂呢？因此，我们的作家踱进了他的书房。
A Hare in the Forest, c. 1585 by Hans Hoffmann (c. 1530-1592)
他踏进书室，觉得脚下有些异样。地面好象饿空的肚子给石块压得要陷下去，还在鼓气挣扎着掀上来。原来书架上自己的著作太多了，地载不起这分量。看来地的面子有些保不住，渐渐迸出裂纹。他赶快抢架子上的书。谁知道“拍”的一声，地面裂开一个大口子。架上的书，大的小的，七零八落地掉进地洞；他立脚不住，在崩塌的动力下，从乱书罅缝里直陷下去。他抱着胸脯，缩着脖子，变成了一切书冲撞的目标，给书砸痛了头，碰伤了肩膀，擦破了皮肤。他这时候才切身认识自己作品的势力多少重大，才懊恨平日没有抑止自己的创作冲动，少写几本书，每本书少写几万字。好容易，书都在身子前后左右摩擦过去了，遍体伤痕，一个人还是在无底的错暗里跟着这书阵的尾梢飘降。心里益发慌张，想这样沉下去，岂不通过地心，把地球跌个对穿。忽然记起在小学时读的地理，地壳子那一面就是西半球，西半球就是美洲。美国是一切旧大陆作家的金银岛，不成功的人到那里可以成功，成功的人到那里可以收获。每个作家都该去游历、演讲，为作品开辟市场，替美国人减少些金元的负担。一跌直到美国，那是第一妙事，又爽快，又新鲜，又免得坐飞机、坐船出事故的危险。他想到这里，身子愈低降，心气愈高昂。感谢天道毕竟有知，没亏负一生的苦干。原来好作家的报应，是跌到美国去，不是升天堂！俗语说“一交跌在青云里”，真有这一回事。
他正自我陶醉着，身子碰得震荡一下，停止下降，居然没摔痛。爬起来看，原来是一间大屋子，壁上挂有地图。他从屋顶破裂处掉进来，他的书把地面铺得又软又厚，不致跌伤筋骨。他方才懊悔写的书太多太厚，现在忻幸书多书厚很有用处。只是砸破了人家屋顶怎么办？脚下的书忽然掀动起来，掀倒了他。门外冲进许多穿制服的人，拉他下了书堆，把搬的搬，扔的扔，踢的踢，从书底下扶起一位压得头肿脸青的大胡子。屋里的陈设也露出来了，是一间讲究的个人办公室。穿制服的人有的替那胡子拍灰，拉衣服，有的收拾屋子，把翻倒的桌子和椅子整理好。作者一瞧这种官僚气派，惶恐得不得了，怕冒犯了一位要人。那胡子倒客气地对他说：“随意坐罢。”又吩咐手下人都出去。作者才注意到那人绕嘴巴连下巴的胡子，又黑又密，说的话从胡须丛里渗出来，语音也仿佛黑漆漆、毛茸茸的。
“先生的大作真是‘一字千斤’哪！”那胡子也坐下来，抚摸头上的包，说时苦笑，他的胡子妨碍着笑容的发育完全。
我们的作者看见胡子不但不和自己为难，反而恭维“一字千金”，胆子立刻壮起来，傲然说：“没有那么贵。我先请问，贵处是不是美国？折合美金，我的稿费并不算贵。”
“这儿不是美国。”
“那末，这是什么地方？”
“敝处就是世上相传的地府。”
作者慌得跳起来说：“岂有此理！我自信一生为人不该有这样的果报，到地狱来受苦！”
胡子挥手劝他坐下，说：“这一点，先生不用过虑，地狱早已搬到人间去了。先生忙于著述，似乎对最近的世界大势不很了解。唉！这也难怪。”
作者想对话者一定就是阎王了，怪不得他敢留那样威风的胡子，忙从刚坐下的位子上站起，说：“地皇陛下，恕我冒昧……”说时深深地象法国俗语所谓肛开婰裂地弯腰鞠躬（saluer?Culouvert）。
那胡子哈哈笑道：“先生错了！我给你的书压得腰和背还隐隐酸痛，恕我不便还礼，生受你这一躬到底了。这儿虽是从前的地府，我可不是什么退位的末代皇帝，也不是新任的故宫博物院院长。照例，帝制取消，宫殿该改成古物保管所，只是十八层地狱里所有的古物都是刑具。人类几千年来虽然各方面大有进步，但是对于同类的残酷，并未变得津致文雅。譬如特务机关逼取口供，集中营惩诫俘虏，都保持野蛮人粗朴有效的古风。就把中国为例，在非刑拷打里，你就看得到古为今用的国粹，鼻孔里灌水呀，火烙夹肢窝呀，拶指头呀，以及其他‘本位文化’的遗产。所以地狱原有的刑具，并非过时的古董，也搬到人间世去运用了。这里是‘中国地产公司’，鄙人承乏司长。”
A Mountain Stream, Tyrol, 1914, John Singer Sargent
作者正后悔自己的大礼行得冤枉，听见胡子最后一句话，又发生兴趣，想我有天才，他弄地产，这倒是天造地设的妙对。就问道：“地皮当然值钱啦，可是这儿是地心，会有人来交易么？想来是地皮给贪官污吏刮光了，所以你们这种无孔不入的商人，随着战时掘地洞躲空袭的趋势，钻到地底下来发利市了。”
那司长不动声色说：“照你那么说，‘中国地产公司’是要把中国出卖给人了。主顾当然不少，可是谁出得起这无价之宝的代价呢？假使我是地道的商人，我咬定要实实在在的利益，一不做亏本生意，二不收空头支票。所以，中国这笔买卖决不会跟任何人成交，也决不会象愚蠢的政治家把中国零售和批发。你完全误解了我们的名称的意义。我们是专管中国地界里生产小孩子的机关。地狱虽然迁往人间，人总要去世的，灵魂投胎转世，六道轮回该有人来管呀。一切中国地面上生育的人和动物都归我们这儿分派。”
“为什么叫‘公司’呢？”
“这‘司’字是传统称呼，陰间不是原有‘赏善司’‘罚恶司’么？所以鄙人的衔头是司长，不是经理。‘公’字呢，那无非表示本机关办事的公平、公正，决不纳贿舞弊，冤屈好人错投了胎。我这一部又浓又黑的胡子就是本司办事津神的象征。”
“我明白这是双关，”作者自作聪明说，“有胡子的是老公公，因此司长的美髯可算是大公无私的表现。”
“先生敏锐的心思又转错弯了！这是你们文人的通病吧？号称‘老公公’的不必要有胡子，从前的太监不就叫‘老公公’么？先生总知道西洋大法官的标识，是头上戴的白假发。人世间风行的那些讲中国文明而向外国销行的名著，先生想也看过些。咱们国家、人民、风俗、心理不是据说都和西洋相反么？咱们是东方民族，他们偏要算西方民族；咱们是中国人，他们老做外国人；咱们招手，手指向下，他们招手，硬把手指朝上；咱们敬礼时屈膝，他们行敬礼反而举手；他们男人在结婚前向女人下跪求爱，咱们男人在结婚后怕老婆罚跪；一切的一切，你瞧多别扭！以此类推，咱们爱面子，他们就不要脸；咱们死了人穿白，他们死了人带黑；他们的公正官吏头戴白假发，我们这里主持公道的人下巴该培养天然的黑胡子。这样我们才不破坏那些比较东西文明的学者们归纳出来的规律，也表示除掉这把胡了的颜色永远是漫漫长夜，此外天下就没有‘不白’的冤枉事！”
司长胡子飘扬，讲得十分有劲，须缝里溅出口沫。我们的作者边听边打主意。公正的人最讨厌，最不讲情面，要是听他安排，怕到不了美国，早溜一步为妙。他起身寒笑告辞：“今天兄弟不小心，书架塌下来带累贵处，又妨害了先生的公事，真是抱歉得一言难尽。不过，借此认识了先生，听到许多高论，这也是意外奇缘，哈哈。兄弟将来写回忆录，一定把贵司大大表扬一下。兄弟不再耽搁了，请吩咐贵下人把掉下来的拙作搬进来。我想挑一两种签字送给先生，一来留个纪念，二来有鄙人签名的书，收藏家都会出重价抢买，就算赔偿贵处房屋的修理费。”
“那不消费心。可是先生既来，不能随便去。”司长说时，捋着胡子，安坐不动。
“为什么不能？”作者怒冲冲地质问。“你手下人敢拦我？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天才？我并非有意跟你们捣乱，我这一次的堕落完全是意外的、偶然的。”
“天下就没有偶然，那不过是化了妆、戴了面具的必然。阳世间人死后都到我们这儿来，各有各的来法。可是，这不同的来法根据一条不偏不颇的定律：‘作法自毙，请君入瓮。’一辈子干什么事，临死就在那事上出个岔子，叫他投到。你是作者，所以你的书压破了地，你跟随它们下来。今天早晨，有位设计卫生设备的工程师的灵魂，你猜他怎么来的？他掉在怞水马桶里，给什么莽撞人直怞下来！我这屋顶常常或破或漏，我自己有时给打痛了头，有时淋了一身脏水。不过，为公家办事，吃苦是应该的。”
“那么，你想派我做什么呢？
“这个，我还在考虑。你生前消耗了大量墨水，照例我该派你来世做乌贼鱼，吐墨水。可是你又糟塌了不少的纸，你该投胎变羊，供给羊皮纸的原料。你当然也在写作生活里用退了无数笔锋，这样，我得派你做兔子、耗子或者还是羊。然而你是新作家，毛笔在你手里好象外国人手里的中国筷子。你常用的是钢笔尖和自来水笔的白金笔头，我不知道什么生物身上出这两种金属。万不得已，只能叫你转世做个大官，他心肠里和脸皮上也许可以刮下些钢铁。白金呢，好在白金丝发、蓝宝石眼睛的女人是现成的典型人物。最后，按照你藏头露尾、用好几个笔名投稿的习惯，你该来生做个累犯盗案遭通缉的积贼。非得常常改姓换名不可。不过，你只有一条命，总不成一身又是女人，又是男子，又是墨鱼，又是白兔子呀！所以——喂，你走不了！门外有人在等着你，跟你算账。”
我们的作者听那胡子愈说愈不象话，正要拉开门直向外跑，又停下来回头冷笑道：“什么！跟我算账！哈哈！司长先生，你笑我不知道‘最近世界大势’，那句话让我原璧奉还。你以为现代的天才还是潦倒寒酸不善理财的梦想者，一头长发、一屁股债么？你还中着浪漫主义的余毒，全没有认识现实生活呢！我们不是笨人，了解经济在生活里的重要，还怕自己不够津明，所以雇用了经纪人和律师来保障我们的利益。大宗的版税和稿费，我们拿来合股做买卖。当然有许多文化人是名副其实的斯文叫化，我可是例外哪！我临死的时候，就有几个剧本的上演税没收到，几本小说的版税没领，几千股股票没有脱手，一家公司的本期利息没领出。只有我向人家讨债，那有人和我算未清的账目！你这话想哄谁？”
“先生善于抓住现实——我的意思是抓住现款和实利，那不消说。门外那些人也并非来算银钱的账，他们向我告你的状。”
“告我什么？大不了是诽谤、抄袭，或是伤害风化。文人吃官司不外这三种缘故。”——作者深知道，文人不上公堂对簿，不遭看管逮捕，好比时髦女人没有给离婚案子牵涉出庭，名儿不会响的。
“告你谋财害命。”这后面四个字说得好象在钢铁模型里铸出来的。
Ab eo, Quod, 1956 by Leonora Carrington (1917-2011)
作者吓呆了。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瞬息间在心上纤悉不遗地瞥过，全没有那一会事。只有一时期作品里曾经宣传革命，也许少年人傻气，经不起煽动，牺牲了头颅和爇血。这上面难保不造孽。那时候，自己想保人寿险，太太要生孩子，都非钱不行呀！为自己的寿命跟老婆儿子的生命起见，间接地把作品害了人的性命，那也不算什么。何况那许多志壮气盛的孩子视死如归，决不会后悔，向自己倒搬账。他胆子又壮起来，“哼”了一声，拉开办公室门，身子还没全出去，只听中面叫喊：“还我命来！”
院子里挤满了人，直溢出大门以外。穿制服的仆役在走廊的阶石上拦住这群人，不许他们冲进办公室来。胡子拍作者的肩说：“事已如此，你总得和他们对个是非了。”两人在办公室门前站住。那群人望见作者，伸着双手想涌上来，不住地喊：“还我命来！”人虽然那么多，声音却有气无力，又单薄又软弱，各自一丝一缕，没有足够的粘性和重量来合成雄浑的呐喊。作者定睛细瞧，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富的贫的，各色人都全。每人害大病似的，无津打彩，身子不结实，虚飘飘地不能在地上投一个轮廓鲜明的影子。他们向自己伸出的手，都微颤着，仿佛悲愤时强自抑制的声音。这种人有什么可怕！他们中间有缠小脚的老婆婆，有三五岁的小孩子，有一团邪气（虽然这气象泄了）女人，决不会是受他影响而革命的烈士。除非——除非他们的命被志士们革掉了，所以追究到他身上。他们压根儿该死，有什么可怕！作者雄赳赳上前一步，咳声干嗽，清一清嗓子，说：“别吵呀！你们认错了人罢！我一个都不认得你们，一个都不认得。”
“我们认得你！”
“那当然，自己全不知道的人却知道自己，这就是名气。你们认识我，有什么用？问题是，我不认识你们呀。”
“你不认识我们！你别装假！我们是你小说和戏曲里的人物，你该记得罢？”说着，大家挨近来，伸长脖子，仰着脸，叫他认，七嘴八舌：“我是你杰作《相思》的女主角！”“我是你名著《绿宝石屑》里的乡下人！”“我是你大作《夏夜梦》里的少奶奶！”“我是你奇书《落水》里的老婆婆！”“我是你剧本《强盗》里的大家闺秀！”“我是你小说《左拥右抱》里的知识分子！”“我是你中篇《红楼梦魇》里乡绅家的大少爷！”
作者恍然大悟说：“那末咱们是自己人呀，你们今天是认亲人来了！”
“我们向你来要命。你在书里写得我们又呆又死，生气全无；一言一动，都象傀儡，算不得活泼泼的人物。你写了我们，没给我们生命，所以你该偿命。”
一个面目模糊的女人抢先说：“你记得我么？只有我的打扮，也许还多少表示我是你书里什么样的角色。你要写我是个狠心美貌的女人，颠倒、毁灭了不知多少有志的青年。可是你笔下写出来的是什么？既不是象人的女人，又不是象女人的人，没有可能的性格，留不下清晰的相貌。譬如你说我有‘水淋淋的眼睛’，又说我有‘锐利得能透视灵魂的目光’，吓！真亏你想得出！又滴水，又尖利，我的眼睛又不是融雪天屋檐上挂的冰楞！你描写我讲话‘干脆’，你听我的嗓子是不是干得要裂，脆得要破？你耽误了我的一生，现在怎么办哪？”
旁边一个衣冠端正的老头子上气不接下气说：“我在你的书里一出世就老了，那倒不算什么。可是老人该有老人的脾气啊，象我这种身体，加上这一把年纪，还有兴致和津力来讨姨太太，自寻烦恼么？你这人呀！不但不给我生命，并且糟塌我的第二生命——名誉。我又没有老命来跟你拚；好容易今天碰到你，我先向你要了命，然后跟你拚——”老头子太紧张了，一阵呛，说不下去。
一个黑大汉拍老头子的肩，说，“老家伙，你话也说得够啦，让我来问他。喂，你认得不认得我？我就是您笔下写的粗人，您看我象不象哪？短褂子，卷上袖口，动不动拍着胸脯，开口‘咱老子’，闭口‘他妈的’。您书里说我‘满嘴野话’，‘咱老子’和‘他妈’，俩口儿不就合成一家么？‘野’在那里！我是你笔下的粗人，按理，我得先给你几个耳刮子，再来算这笔帐，可是，天哪！你打我耳刮子，我也没有气力还手。你说可怜不可怜！”
这时候角色都挤上来讲话，作者慌得也没工夫欣幸，假如自己真写成一个生龙活虎的粗人，今天就免不了挨打。还有几个角色直接向司长呼吁，要求他快把作者定罪处罚。司长微笑道：“这事虽比不上留声机的唱片，咱们也得两面都听听呀！作者先生，你对他们的一面之词，有什么答复？”
作者急出主意来了，对阶下的群众说：“你们讲的话，也有片面的理由，但是，没有我，那来你们呢？我是产生你们的，算得你们的父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为人不要忘本，你们别跟我为难。”
司长捻着胡子冷笑。
一个男角色怒叫道：“你在书里写我闹家庭革命，为理想逼死老子，现在又讲起孝顺来了？”
一个女角色抿着嘴笑道：“你是我爸爸，那末妈妈呢？”
另一个不男不女的角色声泪俱下说：“我只知道‘母亲之爱’，伟大、纯洁的‘母亲之爱’。我在你的书里，从不觉得父亲有存在的必要。”
一个中年人说：“养活孩子的父亲还不能博得儿女们的同情，何况你是靠我们养活的。你把我们写得死了，你可以卖稿子生活，这简直是谋财害命，至少也是贪图遗产。所以，我们该是你的衣食父母。”
那老头子听了点头赞叹说：“这才象句话。”
那粗人指着自己鼻子说：“咱老子！”
那都会女人扭着身说：“‘父母’的‘母’？我可不爱做。年轻人也可以养活老人。反正为父亲而牺牲自己身体的年轻姑娘，有的是。”
一个意料不到的洪大的声音在人堆里叫：“我总不是你产生出来的！”把一切声音都镇下去。
作者一看，喜出望外。说话的人非别，是比自己早死几天的一位提倡文化事业的资本家，生平最要好的朋友。这位资本家原是暴发财主的儿子，少年有志，嫌恶家里发财的时期太短，家里的钱还刺眼地亮、刺鼻地臭。他父亲也有同感。于是老子一心和绅士、官僚结交，儿子全力充当颓废派诗人，歌唱着烟、酒、荡妇，以及罪恶。他相好的女人有一把；怞的烟、喝的酒和各种牌子也凑得成国际联盟，只是什么罪恶也没有犯过，除了曾写过几首非由自出的自由诗。一天，他和情妇上饭馆，忽然注意女人的口红老是拌着饭和菜同吃下肚去，所以一顿饭吃完，嘴唇也褪了颜色，非重涂不可。遗传的商业本能在他意识里如梦初醒，如蛇起蛰。他不做颓废诗人了，改行把老子的钱来开工厂。这工厂第一种出品就是“维他命唇膏”。这个大发明的功效，只有引他的广告部主任的妙文来形容：“美容卫生，一举两得”；“从今以后，接吻就是吃补药”——下面画个道士装的少年人搂着一个带发尼姑似的女人，据说画的是贾宝玉吃胭脂。“充实的爱情！”——下面画个嘻开嘴的大胖子，手搀着一个骨朵着嘴的女人，这嘴鼓起表示上面浓涂着“维他命补血口红”。这口红的化学成分跟其他化妆的唇膏丝毫没有两样，我们这位企业家不过在名称上轻轻地加上三五个字，果然迎合了一般人爱受骗的心理，把父亲给他的资本翻了几倍。他又陆续地发明了“补脑益智生发油”，“鱼肝油口香糖”，细腰身女人吃了不致发胖的特制罐头“保瘦肥鸡”。到四十岁，财发够了，他旧情未断，想起少年时的嗜好，赞助文学事业。
他和我们这位作者一见如故，结下了生死交情。资本家五十生日，作者还征集稿件庆祝呢。他现在看到朋友，胆子大壮，招手说：“你来得正好！快帮我分辩一下。”
“分辩！”资本家鼻孔里出冷气说：“我也要向你算帐呢！”
作家惊惶失措说：“唉！咱们俩翻起脸来了！你五十生辰那一天，我不是还为你在报纸副刊上出个庆祝专号，写了几千字的颂词，把你大捧特捧么？谁知道你多喝了酒，当天晚上就得急病死了！我没有能和你诀别，正引为憾事，今天不期而遇，大家都该高兴，你为什么翻面无情？”
“吓！我的命就害在你手里，还说什么交情！你的副刊简直就是讣刊，你的寿文送了我寿终正寝，你捧我真捧上了西天。你不知道自己多利害，你的笔是刀笔，你的墨水等于死水，你的纸赛得阎罗王出的拘票。不但你小说剧本里的人都是木雕泥塑的死东西，真正的活人经你笔上一描写叙述，也就命尽禄绝。假使你不写那篇文章，我还有好几年的寿命呢。你试想你那篇文章的颂赞，象不象追悼会上讲死人的好话？我那里当得起这种恭维！把我的福分都折尽了！我在这里专等你来讨命。”
Achille Laugé (French, 1861-1944)
作者听他数说时，忽然起一个不快意的念头，梗在心中，象胃里消化不了的硬东西。临死以前，刚写了一个自传，本来准备诺贝尔奖金到手后出版的。照那资本家的说法，一到自己笔下，人物休想活命，那末自己这一次并不是气死的，致命的原因怕就是那个自传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有这样一枝杀人不见血的笔，不该自杀地写什么自传，真是后悔无穷！且慢，好不傻！事到如今正好将错就错，打发了这些讨命鬼再说，就对群众道：“既然如此，我已经恶贯满盈，自食其报，偿过你们的命了。我不是写自传么？这不等于自杀？算了，算了！咱们大家扯个直，我也不亏你们什么。”
那些人一齐叫起来：“好便宜！你的死那里算得自杀？好比贪嘴吃河豚，中了毒送命，那算不得厌世。我们还是向你要命！要命！”
作者慌得搓着手，在地上转，喃喃自语说：“这可真要了我的命！”
胡子说：“现在我可以判决了。我想派你投生到——”
作者向他鞠躬行礼说：“司长先生，我请求你先听我一句话。我这辈尝够了文学生活的味道，本来妄想来生享受些人世间的荣华富贵，现在我不指望了。我自知罪孽深重，求你从轻发落，按照自作自受的原则，罚我来生还做个作者罢。”
胡子惊奇道：“还做作者？你不怕将来又有人向你要命么？”阶下的人都睁大了眼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作者解释道：“我只翻译，不再创作，这样总可减少杀生的机会。我直译原文，决不意译，免得失掉原书的生气，吃外国官司。譬如美国的时髦小说‘GoneWiththeWind’，我一定忠实地翻作‘中风狂走’——请注意，‘狂走’把‘Gone’字的声音和意义都传达出来了！每逢我译不出的地方，我按照‘优默’、罗曼谛克’、‘奥伏赫变’等有名的例子，采取音译，让读者如读原文，原书人物的生命可以在译文里人寿保险了。再不然，我不干翻译，只编戏剧。我专编历史悲剧，象关公呀，岳飞呀，杨贵妃呀，绿珠呀，昭君呀，有的是题目。历史上的人物原是已死的，悲剧里该有死人，经过这样加倍双料的死亡，总没有人会告我害他的命了。再不然，我改编莎士比亚。这位同行前辈曾经托梦给我，说他戏里的人物寿命太长，几百年活得不耐烦了，愿意一死完事，请我大发慈悲，送他们无疾而终罢。他说这是他们洋人所谓‘mercykilling’。他还恭维我‘后生可畏’，向我打拱作揖，说‘拜托拜托！’呢。”
司长说：“我自有好办法。大家听着。他作自传的本意虽然并非自杀，他为人祝寿的用心也不是要使人减寿。这两事可以抵消，他跟资本家之间就算扯个直了。他剥夺了书里人物的生命，这一点该有报应。不妨罚他转世到一个作家的笔下也去充个角色，让他亲身尝尝不死不活的滋味。问题是，这一类的作家太多了，我派他到谁的笔下去呢？有了，有了！阳世有一位青年人，正在计划一部破天荒的综合体创作，用语录体小品文的句法、新诗的韵节和格式、写出分五幕十景的小说。纸、墨、笔都预备好了，他只等着‘灵感’，等他‘神来’之候，我就向他头脑里偷偷送个鬼去。先生，”——胡子转脸向我们的作家道：“先生，你去充当书里主人翁最好没有了！你是天才，你的那位后起者恰恰要在书里描摹天才的性灵和生活。”书里一个角色哑声问：“司长说的是‘性灵和生活’，还是‘性生活’？我没有听清楚。假如那青年作家注重在后者，岂不太便宜了我们这个公敌？”
胡子笑说：“诸位放心。那个青年人传授了这位先生的衣钵，到他书里，你就不知死活，更谈不到什么生活。”
“赞成！”“公正的司长万岁！”群众欢呼。我们这位作者提出最后无希望的抗议道：“司长先生，我个人的利害，早已置诸度外，逆来顺受，这一点雅量我还有。可是你不该侮辱文艺呀！那位青年等候‘神来’，你偏派我的魂灵儿去‘鬼混’，他要求的是‘灵感’，不是‘鬼迷’。你叫我受委屈可以，你要和崇高的文艺开恶毒的玩笑，那无论如何我不答应。文艺界同人知道了要动公愤抗议的。众怒难犯，还请三思。”
“神者，鬼之灵者也，”司长说，“先生当之无愧，这事不要紧。”作者听他通文，不知道是他杜撰的句子，以为出于权威性经典著作，哑口无言。在大众嗤笑声中，他的灵魂给一个穿制服的小鬼押送上路。
这位青年作家等候灵感，实实足足有三年了，从前储备的稿纸现在都涨不知多少倍的价，一张空白稿纸抵得上一元花花绿绿的纸币，可是灵感左等不来，右等还不来，也许迷失了路，也许它压根儿不知道青年作者的住处。青年人急智生，恍然大悟，要写处女作，何不向处女身上去找。所以我们这位作者的灵魂押送到的时候，青年正和房东的女儿共同探讨人生的秘密。押送的小鬼是个守旧派，忙别转了脸不窥看陰私。我们的作者在这生死关头，马上打定主意，想无论如何，总比送进那青年的脑子里好。他趁那小鬼不注意，飞快地向房东女儿的耳朵里直钻进去，因为那姑娘和那青年扭作一团，只有两只耳朵还畅通无阻。这样，他无意中切身证实了中世纪西洋基督教神学家对于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的解释，女人的耳孔是条受胎的间道（quaeperauremconcepisti）。那青年丧失了书里的角色，那女孩子获得了肚子里的胎儿。他只好和她成为眷属，书写不出了，把写书的手笔来替丈人家开的杂货铺子记流水账。他唯一的安慰是：中国的老式账簿每行另起，一行写不到底，颇象新诗，而记账的字句，不文不白，也充得过亦文亦白的语录体。那押送小鬼回去了大受司长申斥，才认识到为了公事就得窥探私情。
据说，那孩子一生下地就笑，看见父亲，笑得愈有一种胜利的表情。亲戚们都说这孩子的命运一定大吉大利。直到现在，我们还猜不出这孩子长大了是否成为作家。
AGATHON LÉONARD 1841-1923, LE VAMPIRE OU LA CHAUVE-SOURIS, VERS 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