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屯防时小像

吴大澂（1835~1902），原名大淳，后避同治帝讳改为吴大澂，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白云山樵、愙斋等，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清代官员、金石学家、书画家、收藏家，吴湖帆祖父。

吴氏一族，源出周泰伯。自明成化年间吴敏学迁苏定居，入清以后，吴氏门庭渐盛，至光绪中吴大澂、吴大根兄弟重修族谱时，族人中进士者凡六人，除明代的吴敏学外，清代五人中吴士玉兄弟、父子占三人，最后两位即吴大澂及其胞弟大衡。

道光十五年（1835）五月十一日，吴大澂出生于苏州城内双林巷老宅。他天性聪颖，六岁入塾，十二岁读毕五经。1851年（咸丰元年）十七岁时入泮，1868年（同治七年）三十四岁时中进士，以后的仕途之路颇为顺利。他曾入李鸿章幕，后授翰林院编修、陕甘学政、河南河北道员，又曾两赴吉林，屯边、练兵、勘界，1887年后任广东巡抚、河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

为官

吴大澂出任外官多年，宦辙几遍天下，其才干得到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等朝廷重臣的赏识。他为官期间值得一提的，大概有三件事：

一

1880年，吴大澂在东北率领“闯关东”的山东移民垦荒、开拓，这件事情对于中国的边疆意义不可估量；

二

1886年，在完全劣势的情况下，吴大澂与沙俄苦苦谈判五个月，据理力争，最后迫使对方归还非法侵占我黑顶子一地，重立界碑，并为中国人争得了在图们江的航行权。他还效仿汉代马援立铜柱故事，在长岭子中俄交界处添立铜柱，高达4米多，直径1米多，镌刻着他自撰自书的铮铮誓言：“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矗立在珲春市区的龙虎石刻，正面篆书阴刻“龙虎”二字，左下竖刻“吴大澂书”，字体流畅，气势磅礴。（图一）

（图一、《清代苏州吴氏的收藏》展览现场复制的铜柱）

三

1895年甲午战争时，时任兵部尚书的吴大澂也是甲午海战中最坚定的主战派之一，而且冲在前线。

如果说还有一点成绩，比如：1880年，为抵御沙俄侵略威胁，吴大澂奉命帮办吉林边防。与建立防军、屯垦实边相配合，于1881年奏请创办吉林机器局。该局在创办中克服了调员、建厂、选匠、购器及转运等困难。主要产品为枪弹、炮弹和火药，基本满足了吉林、黑龙江等省的防务需要；还自行试制新式枪、炮，试造轮船，并在全国最先采用机器铸造银元，成为洋务运动中较有成效的军工厂局之一，是东北最早的近代化机械工业。吴大澂为吉林机器局的创办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再比如：本书（《笃斋藏吴大澂手迹四种》，下文简称“《笃藏吴札》”。）所收录“致续昌书札”一整通长达二十四张纸，篇幅之长,目前所见之最。讲的是亲赴澳门查勘（图二），发现民生之苦的原因（“粵中械鬥劫奪之風辦不勝辦, 推其起釁之由大半為爭墳爭地,不惜以數千金涉訟爭此片壤, 其實購地之價已十倍不止,愚民之愚,牢不可破。” ），大多是为了葡萄牙人占地挖坟的事情大动干戈，吴大澂一是苦心劝说，谆谆告诫，还联合各村士绅，节制乡民。还有发现租界范围的划定、缉拿私船盗艇、增收商税等问题，并都找出问题的根本，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如下），说明吴大澂眼光毒辣，恪尽厥职，力行敬业。

一、關閘以內,望廈、龍田、龍環、塔石、沙岡、新橋及沙梨頭七村,皆華民久居之地,並有田畝歷在香山縣完納錢糧,其勢不能劃歸葡界。

一、向來租界以水坑、尾門、三巴門圍牆為限,歷有案卷可查,今圍牆以外添盖洋房不少,皆侵佔官地民地,應否准其歸入租界,免令拆毀,以示格外體恤之意。

一、蓮花莖原有關閘,係前明萬曆年間所設,年久毀廢,今葡人修建牌坊一座,中無門,旁亦無牆,非關非閘,應否由粵省籌款興修撥兵守護。( 葡人與此處設有兵房,須令撤去,此一節最費唇舌 )

一、青洲小島,在蓮花莖之西,本不與澳門相連,葡人修盖房屋,據為己有,應否酌給修造之費,仍歸粵省地方官經理。

一、澳門西南對港之灣仔有華民百餘家,灣仔迤南五六里為銀坑,有華民數十家,皆不與澳門相連,葡人近年勒收地租,尚未興蓋洋房,似應及早收回,以杜侵佔之漸。

一、澳門南面海口曰十字門,十字門之東有大拔島,西有大橫琴、小橫琴二島,大橫琴島之北麓為過路灣,有華民百餘家,大拔島之下為潭仔,有華民百數十家,弟親至該二島,俱見有葡人設立兵卡, 尤堪詫異,若令葡官撤去卡兵,亦應將洋房給價購回。( 此節似非力爭不可。)

此外尚有礮台數座,在租界外者，目前未必能一律收回,似可姑置勿論,數年以後,葡人無可收之利,必至日窘百力不足以養兵, 即各處礮台亦可設法給價歸中國派兵看守。弟以為海疆久遠之圖,不能不通盤籌及,想我公不以為多事也。

但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三件大事。

（图二、《笃斋藏吴大澂手迹四种》致续昌手札廿四开之一）

書畫

吴大澂从小即在外祖父韩崇处受金石熏陶，后又为吴云、潘祖荫二人服务过诸多金石之事，练就了一手过硬的篆刻、椎拓功夫。在残存的吴大澂咸丰十一年（1861）七十多天的日记中，有很多为人刻印的记载，说明此时他已经研习篆刻多年并在友朋圈中有了名声。光绪十一年（1885），吴为《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作序曰：“余弱冠喜习绘事，不能工。洎官翰林，好吉金文字，有所见辄手摹之，或图其形，存于箧”。此后，他为陈介祺、王懿荣、叶昌炽等手拓墨本，皆广受好评和赞誉。

在吴大澂收藏的近两百件画作中，“四王吴恽”的作品多达54件，多于吴门画家的作品，在吴大澂的临作中，临习“四王吴恽”的作品也较多（图三），而清代的“四僧”，吴大澂则一件没有收藏，也不曾向他人借阅临摹。白谦慎先生认为，这反映出吴大澂驯雅的审美趣味。

（图三、愙斋公临恽王合璧山水册十二帧）

吴大澂14岁那年开始习画，曾经临摹过多种宋元名迹，一生作画颇多。1877年，吴大澂在致潘祖荫的一札中曾对自己的绘画作如下自评：“大澂画学甚浅，亦如陈子振刻印，须有依傍。”陈子振即陈佩纲，大收藏家陈介祺的族弟。意思是说，自己的绘画，正如陈子振的印章，临摹水平甚高，离开原典后的自运，则水平一般。这里面固然可能有自谦的成分，但总的来说，却符合吴大澂的绘画特点：具有创新意识的自家风格面目并不明显。

吴湖帆绘斋馆图甚多，有于手卷前、有于册页前、有于诗堂、有单独成轴，穷其源流，其祖父吴大澂尤擅此道，潘祖荫曾特请其绘《藤陰書屋勘書圖》（图四），吴大澂绘就后回函潘氏，回函正好收录在《笃藏吴札》之潘祖荫部分（图五），此画尚在人间，且题咏累累，见证了这段友谊。

（图五、《笃斋藏吴大澂手迹四种》致潘祖荫手札之一）

命繪《藤陰書屋勘書圖》送呈

鈞誨。俞如英與辛芝世伯同來,初八日在津

動身,十二日必到矣。

夫子大人函丈。大澂謹上。重陽日。

（图四、《藤陰書屋勘書圖》吴大澂绘）

友谊的小船虽然不是说翻就翻，但也充满了隐忍、包容、细心经营，偶尔也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比如吴大澂在给王懿荣的信中（私人信函往来，无公开宣示之虞，多能畅所欲言，即有埋怨牢骚，皆可直抒胸臆。），多谈金石之学，时有对潘祖荫的怨言，首先是潘以前辈自居，给吴下达任务，应接不暇：

“司农既命绘爵，又属写盂鼎释文，又欲招往剔卣，一日数差，兄实无此健腕，不比撝尗有求于司农，终日奔走而不辞，兄则自吃自饭，何苦乃尓，只得贪懒矣。顷又属篆印文，已应一差，亦可告无罪乎？司农致吾弟书，想必有见怪语也。”（图六）

（图六、《吴愙斋尺牍》致王懿荣部分之一）

吴大澂苦于应付，又自觉并非如赵之谦攀附有求，不免心生不满。其次，对于潘司农的鉴古眼力亦不表示认可：

“司农商镈，寿老已不以为然，亦恐为退楼所訾议，款识中又不能不列，吾辈亦无如何耳。”

盖因潘祖荫所得商镈，陈介祺识为伪，但潘自己不能识别真伪，又碍于情面，吴大澂只得列于款识之中。

依辈分而论，潘祖荫为吴大澂的父执辈，但两人实际年龄仅相差五岁。不过，潘祖荫出仕为官，却要比吴大澂早十数年。吴氏于同治元年（1862），与吴大衡、汪鸣銮等赴京应试，惜未中式，场后留京，馆于同乡彭蕴章家（”遍访同乡戚友,对世道冷暖深有体会,幸好世居葑门南园的彭状元後人彭蕴章(一七九二—一八六二)伸出援手,请他到家中坐馆,课读幼子彭祖润(岱霖)。今《乙丑日记》附有吴氏致彭祖润等手札,颇疑此册日记曾经彭氏保存。“《笃藏吴札》李军序），居城西小麻线胡同，此时当已以年家子身份拜见潘祖荫，不过，两人当时似乎并未深交，甚至说有点冷落。

待到吴大澂同治七年（1868）得中进士,落魄时并未雪中送炭的同乡潘祖荫一改昔日的态度,对他分外热络起来。此後数年间,潘氏对吴大澂甚为倚重,除了帮办笔墨之事外,还请他入市物色青铜器、编订藏器目录、勾摹彝器图等,可以说吴大澂是潘氏《攀古楼彝器款识》（图七）成书的主力。

从此至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出任陕甘学政之前，吴大澂寓居京师二载有余，此为潘、吴二人往来最密切的时期。就连皇上的差事也常常委于吴大澂。同治十年（1871）年末，因同治帝即将于次年举行大婚，潘祖荫又接内廷急务，命为皇后寝宫拟定屏、对等件，其一人一时难以应付，又匆忙函招吴大澂，嘱其约顾肇熙、许玉瑑等同往协助，其函有云：

“皇后邸第扁对、屏幅三百余件之多，限正月初五日交，今日发下。吾弟明日午刻能过舍来一助我否，岁底如此奉烦，殊不情耳（初二、三、四尚欲奉烦枉顾，能拨冗否。写底本正本，兄自书也）。”

人生的聚散也很有意思。

（图七、《攀古楼彝器款识》）

在清代的书法史上，吴大澂的大篆独树一帜，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吴大澂生活在收藏和研究商周青铜器最为活跃的时期，收藏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好的学术交流关系，使吴大澂得以见到大量的青铜器铭文和其他各种出土文字的拓片，为他研习篆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加上早年书写玉筯篆和多年研究文字学的经验，吴大澂创造出古雅清穆的大篆书风。

本书（《笃藏吴札》）收录的正好是早中晚期的代表书风，从中可略窥吴大澂三十岁以後近三十年间书风变化的轨迹。一、吴大澂日记（附：致岱霖、颂田等诗稿手劄）依然未脱馆阁气息 ；二、致潘祖荫（伯寅）已然参用北碑，极富金石气；三、致续昌（燕甫）四、致谭钟麟（文卿）步武黄山谷式的行书大行其道。

治學

光绪十五年（1889年），55岁的吴大澂任河东河道总督兼兵部尚书，他用两个月时间完成《古玉图考》的初稿，基于古文献和周礼的传统，在当时书中对大多数玉器的玉质、颜色、形制和功能做了可借鉴的考证，共录玉器 60 余类 227 件，为后来的古玉研究开创了新视角。《古玉图考》（图八）奠定了吴大澂在学界的崇高地位。

（图八、《古玉图考》吴大澂著）

从吴大澂这一年的主要著作《古玉图考》中，白谦慎发现一个有趣的变化：1889年4月出《古玉图考》时，有一个印章叫“十圭山房”， 8月25日变成“三十圭草堂”（图九），12月变成“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图十）。

（图九、印章“三十六圭草堂”）

（图十、印章“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

（图十一、吴大澂自署“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

1889年，吴大澂除了完成《古玉图考》外，开始了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权衡度量实验考》（图十二、十三）的撰写。这两本著作，不像他的另两本重要著作《说文古籀考》和《愙斋集古录》都是研究铭文，古玉没有铭文，绘图要看实物。正因为吴大澂拥有数量可观的古玉，才能完成他的古器物研究。因此白谦慎认为，和晚清官员的收藏活动紧密相关的学术活动，在此时也体现了一种新的规模，为中国传统学术在二十世纪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开辟了新的路径。

（图十二、《权衡度量实验考》吴大澂著）

（图十三、《权衡度量实验考》吴大澂著）

金石学自乾嘉之后成为一门显学，吴大澂学识渊博，生逢其时。他与金石界胜流陈介祺、潘祖荫、王懿荣等以书相通，以心相契，相互砥砺，奇赏异析，并能及时、全面地掌握彼时金石学研究的新成果，在古器物学、古文字学和古玺印研究上获得了卓越的成就。

本书（《笃藏吴札》）收录的《乙丑日记》（图十四）中所记载，协助吴云（平斋）编纂《焦山志》（“从津沽坐轮船到上海,稍作勾留,游城隍庙,去跑马场,开过眼界之後回到苏州。正赶上咸同间在上海坐馆时的居停吴雲(一八一一—一八八三,号平斋),三年前被人参劾, 落了官职,隐居苏州,在金太史巷买宅筑园,故人相见,分外高兴。当时吴雲方主持《焦山志》的重修事宜,吴大澂深受平斋青睐, 应邀参与其事,并留下两人讨论焦山鼎的函札。对於这段往事,顾廷龙的《吴愙斋先生年谱》中有所涉及,但交代不甚明晰。吴大澂的《乙丑日记》稿本,虽然仅存两月的片段,却足堪珍视。 ”《笃藏吴札》李军序），除了”清晨纂《焦山志》（图十五）半卷，下午不开心的事情就来了，这也是日记有趣的地方。

去柳门（汪鸣鸾，既是吴大澂的表弟，又是吴大澂妹夫）家贺清音，发现芝生小舅舅（母亲的弟弟，实则比吴大澂还小）没来参加宴会，以为其生病，晚饭后便去看望，谁料想五六十人在屋内赌博，令吴氏竟无处下脚。忍不住气血喷涌，大骂并严责其行为，且警诫小舅舅的赌友们：“不准再来！”，说完此话，不禁泪目。“ 世家門第,何一敗至此耶？”这一番折腾下来，二更才回家。

（图十四、《笃斋藏吴大澂手迹四种》乙丑日记部分）

”二十日清晨纂《焦山志》半卷。 至柳門處賀清音,詶應竟日。芝生母舅以同巷咫尺而不至,余疑其病,夜飯後往詢之。則見一屋五六十人,讙呼聚博,余至竟無側足之地,不覺憤氣填胸,遂大聲疾呼而責之,並諭眾人以後不准再來聚賭,眾皆愕然,言竟不禁下淚。世家門第,何一敗至此耶?二更歸。 “

（图十五、《焦山志》）

晚景

到了晚年,通过尺牍能与吴大澂论道的人陆续凋零,他的信函用大篆书写者幾乎绝迹,步武黄山谷式的行书大行其道。《致谭鍾麟书札》一册,可视作吴氏任湖南巡抚期间书风的代表,笺纸的阑格较早年所製要宽大不少,可能是愙斋特意为配合其书写习惯而定造。其内容多涉湘中民生问题,此册副页章士钊（1881—1973）题记中言及自己童年时在抚署外又一村,望见年届六旬的吴大澂,“头戴無顶涼帽伛偻缓缓前行,憂容可掬。”（图十六）殆吴札作於甲午前,而章氏追忆此事已是五十四年之後。

“歲乙未,湖南大旱,吳清帥喪師關外,新返湘垣,在長沙龙伯侯爺廟行香,由撫署又一村步行出街,因革職留任,故頭戴(带) 無頂涼帽,傴僂緩緩前行,憂容可掬。余時讀書營盤街三公祠內,去廟址近,曾目睹此段故事。緘中所謂『治軍不利,愧悔交深』及『旱象已成,祈禱無靈』等語, 舊影憧憧在眼,迄今已五十四年矣,三復憮然。戊子秋,章士釗題。”

（图十六、《笃斋藏吴大澂手迹四种》致谭钟麟部分章士钊跋）

花甲之年的吴大澂成了清廷的替罪羊之一，从湖南巡抚的高位上被革职回原籍，最终未能逃过后人的评价：“書生誤國,千古同慨。”（章士钊跋语：“愙帥文采照耀一時,甲午之役誤於勳胄,辜負雄心。徐頌閣函中所所謂『雅歌投壺』即指吳軍而言。當時主戰者自負清流,實皆書生, 李文忠老謀持重,群目為漢奸,及遭慘敗,牽羊謝敵,終仗文忠。書生誤國,千古同慨。” ）这也是吴大澂藏品失散的开始。

甲午战争失败后，《马关条约》签订，面对两亿两白银的巨额勒索，一腔报国热血的吴大澂甚至想要以自己的收藏品抵现一部分，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他按当时的古董市价，挑选了各类古物一共3200件，作价1000万两，足以抵付赔偿款的二十分之一。但他的提议没有得到张之洞的支持，被认为是无稽之谈。电文也没有转到李鸿章手里，后来吴大澂又再次发点文力争此事，但最后不了了之。著名艺术史学者白谦慎认为，当时吴大澂计划拿出的只是自己藏品的五分之二。

1895年4月，吴大澂的夫人陆氏突然去世。这对于吴大澂来说，无异于往心灵的伤口上又洒了一把盐。而夫人的去世，也把一个重要的问题推到了吴大澂面前——继承人问题。

吴大澂本有一子六女，但独子吴本孝九岁不幸夭折，无奈，吴大澂将侄子吴本善的儿子吴翼燕（吴湖帆）过继过来，成为嗣孙。

吴湖帆8岁那年，与二姐吴惠菁合照，他于筒中拔笔书其背面：“二姐十岁我八岁。”那时的吴大澂已中风卧床，看到吴湖帆书而惊叹道：“此子他日当有所成。”于是就将其家藏财物分而为二，一份分给女儿，而将平生所藏字画、青铜彝鼎尽归吴湖帆，并于床前亲授家藏文物之名目及来龙去脉。

吴湖帆自吴大澂那里继承了很多藏品，如周代邢钟和克鼎、欧阳询的《虞恭公碑》，以及吴大澂生前特别喜爱的古印40余方、官印50余方、将军印28方等。吴湖帆为祖父编的藏品目录，名为《愙斋公书画家藏目录手稿册》。其中著录的文物包括古器物与书画。仅从这一著录便可见吴大澂收藏范围之广、数量之巨、品位之高。

次年，即1902年，吴大澂去世。

蛰居虞山的翁同龢得知吴大澂去世的消息后，特遣人送去挽联：

文武兼资，南海北海；

汉宋一贯，经师人师。

横批：一卧沧江。

参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