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漂来的大象，洪遵《泉志》载大食国钱新考
问题：大象金币真的是大食国钱吗？
洪遵成书于1149年的《泉志》无疑是东亚影响最深远的钱币学著作。尽管《泉志》并非中国最早的钱币学研究，但却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中国钱谱。南宋到清朝中期的中国钱币学处于停滞阶段，1750年完工的《钦定钱录》出版后中国的钱币学才开始超越洪遵的范围。日本钱币学初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泉志》1697年在京都的翻刻，这令当时古泉家得到对中国古钱的系统认识，且成为日本钱谱的典范。
《泉志》一个特色是对外国钱的重视。外国钱在《泉志》十五卷的篇幅中占了三卷，而在《钦定钱录》只占了十六卷中的一卷，宋代对海外的兴趣可见一斑。《泉志》保留了很多中外关系史的史料，因此很多研究中外交流的学者也会引用《泉志》。但是，洪遵对外国的认识也有未周之处，未加考辨便引用是很容易被误导的。笔者最近翻阅时便找到这么一条纪录：
右大食国钱。《广州记》曰：“生金出大食国。彼方出金最多，凡诸货易，并使金钱”。《国朝会要》曰：“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大食国以金钱、银钱各千文入贡”。余按：此钱以金为之，面文象形，形制甚小，余至南海尝见之。
大食指阿拉伯帝国，南海当指广东南海县。阿拉伯帝国是当时的世界大国，而且在《泉志》外国钱的记录里大食国钱是作者著述相对翔实的一条，因此这条文献受到相当关注。前人在引用这一则文献时，无人对这枚面文象形的金钱为大食国钱有任何质疑。清末金嘉采所撰《洪氏泉志校误》展现了对外国古钱更深刻的了解，但主要只是纠正洪遵在汉文古钱的错误，例如把太平兴宝背丁从不知年代品改为越南钱，而对着大多数非汉文古钱都没法校对，大食国钱也不例外。现代研究者，包括全汉升的《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和王贵忱与王大文合著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有关货币问题的探讨》，引用《泉志》大食国钱条时也没有质疑。
然而，笔者读到这条文献时却觉得相当困惑，因为未曾听闻阿拉伯帝国以大象为国家图腾。阿拉伯帝国铸造的金币会出现大象的图案吗？出于这样的疑问，笔者翻检了介绍伊斯兰钱币的指南：Stephen Album的《Checklist of Islamic Coins》。Stephen Album经营着美国最著名的东方钱币拍卖公司Stephen Album Rare Coins，他所著的《Checklist of Islamic Coins》是目前英文世界最全面的伊斯兰钱币目录。
阿拔斯王朝阿尔・马赫迪于782年铸造的金第纳尔
翻检之下确定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和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都没有铸造带有大象图案的钱币。假如大象金币不为大食铸造，那又会是哪个国家所铸造呢？
大象金币由来的猜想
今本《泉志》所附的图为明人徐仲和所补，洪遵所画的原图已失传，因此靠书中图案判断大象金钱是行不通的。这样，要了解这枚大象金钱的铸造地，剩下的一个方法是找出在中国出土的大象金钱实物，再比对外国钱币目录答案便呼之欲出了，《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有关货币问题的探讨》一文便持这个思路：
见于收藏家著录的古代阿拉伯金银币甚少，1965年西安市西窑头村清理唐墓中发现过阿拉伯金币，未见原物，不知与洪氏著录的金币相同否。
1965年西安出土阿拉伯金币
2013年涿州出土阿拉伯金币
1965年西安出土的3枚阿拉伯金币都没有大象图案，2013年涿州也曾出土阿拉伯金币，毫不意外也没刻有大象图案。即使把考察领域放大到中国出土的所有外国金币（就笔者所见，尚有拜占庭、波斯、印度德里苏丹国），也没有找到相关线索。
1960年代常德出土印度德里苏丹国金币
中国出土而有清楚考古纪录的外国钱币是非常稀少的，仅由出土金银无法推断古代金银的流通情况。总之，透过出土钱币考察大象金钱的方法陷入了死胡同。
在这个情况下，唯有透过文本细读才可找出真相。《广州记》和《国朝会要》的引文只是概述了大食的贸易情况而非大象金钱的情况，《广州记》和《国朝会要》所记的大食国钱不见得就是大象金币。和大象金钱直接有关的是作者按语：
此钱以金为之，面文象形，形制甚小，余至南海尝见之。
以此可以概括出大象金钱的五个特征：
a. 金制；
b. 有大象图案；
c. 形制甚小；
d. 和南海贸易与大食有一定关系；
e. 铸造下限是1149年。
先从最易辨识的大象图案进行排除法。众所周知，印度化国家经常使用大象图腾，那么铸造地当是南亚或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翻查相关研究，1149年前东南亚未曾铸造带有大象图案的钱币，那铸造地应该是南亚的印度化国家。
印度铸造带有大象图案的钱币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摩揭陀国难陀王朝便铸造了正面有大象的银币。
值得一提，印度大象曾经深刻影响了欧亚历史。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3年驾崩后，各方势力尽其所能争取大帝的遗产，这些势力称为继业者，其中一位是征服了东方行省的塞琉古一世。塞琉古一世曾和推翻难陀王朝而创立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交战，处于下风后割让领土以换取五百头印度战象。得到这批印度战象后，塞琉古一世才能在伊普苏斯战役战胜最强大的继业者安提柯一世，因此再没继业者能完全继承大帝遗产而重建帝国。屡有印度君主视如此神威的大象为国家图腾，确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下一条线索是材质。1149年前四个南亚的印度化国家铸造了带有大象图案的金币：二世纪后期的贵霜、五世纪初期的笈多、十二至十三世纪的卡拉丘里与十一世纪后期的西恒伽。
贵霜二世纪后期君主胡毗色伽铸造的金币
笈多五世纪初期君主鸠摩罗笈多铸造的金币
卡拉丘里十二世纪初期君主拉德纳德瓦二世铸造的金币
西恒伽十一世纪后期铸造的金币
贵霜和笈多的金币距离《泉志》成书超过七个世纪，应当不是《泉志》中的大象金币。卡拉丘里金币纪录了大象和老虎搏斗的画面，但洪遵只是提到“面文象形”，因此也不太可能是洪遵所说的金钱。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可能当是南印度西恒伽的大象金币。西恒伽的大象金币有2个面值：Fanam（直径5.8毫米，重量0.37克）和Pagoda（直径14毫米，重量3.7克），而Pagoda的存世量远多于Fanam。相对其他流通的金币（以前述阿拉伯帝国阿尔・马赫迪铸造的金第纳尔为例，直径19毫米，重量4.25克），《泉志》说大象金币形制甚小也可以理解。
和前述其它三枚金币不同，西恒伽的大象金币上并没有文字直接标示什么君主铸造这些金币，推断这些金币的由来只能根据文献的片言只语、考古发现和西恒伽的政治文化。印度中世历史研究学者Brajadulal Chattopadhyaya认为这些金币为西恒伽铸造，他的看法是学界主流方法，在此简述他的论证逻辑：大象金币主要在卡纳塔克地区（Karnataka）出土。另外，十二世纪的史诗《诸王流派》（Rajatarangini）提到，克什米尔君主Harsa（统治时间：1089～1101）仿照卡纳塔克钱币样式铸钱。因此，这些大象金币的铸造地当在卡纳塔克地区而铸造年代是十一世纪晚期。之所以认为是西恒伽铸造，一方面因为大象（Madagajendra）是西恒伽王朝的象征，另一方面贝尔高姆（Belguam，位于卡纳塔克地区）1075年的铭文提到恒伽的金币，因此这些大象金币当为卡纳塔克地区的西恒伽铸造。按照Michael Mitchiner的推断，这些大象金币是在恒伽脱离朱罗王朝（Chola Dynasty）的1080年左右铸造的。
十世纪恒伽的铜制徽章
这些金币的流通地域非常广大。克什米尔仿照这些大象金币铸钱，斯里兰卡则在1922年出土了179枚大象金币的窖藏，可见西恒伽的大象金币是当时颇受欢迎的贸易货币，在中国出现是非常合理的。晚《泉志》一个世纪著成的《诸蕃志》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令我们能够推断大象金币是如何流入中国的：
故临国自南毗舟行，顺风五日可到，泉舶四十余日到蓝里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土俗大率与南毗无异。土产椰子、苏木，酒用蜜糖和椰子花汁酝成。好事弓箭，战斗临敌以彩缬缠髻。交易用金银钱，以银钱十二准金钱之一。地暖无寒。每岁自三佛齐、监篦、吉陀等国发船，博易用货亦与南毗同。大食人多寓其国中。每浴毕，用郁金涂体，葢欲仿佛之金身。
南毗的解读至今天尚未有定论，较多人采纳的是伯希和的看法，认为南毗为婆罗门姓Namburi的对音，也就是说南毗是族姓而非国家。故临的对音则确凿无疑是Quilon，即今天的奎隆（Kollam）。故临地处印度西南沿岸，位于阿拉伯帝国对岸（周去非《岭外代答》即谓“故临国与大食国相迩”），是当时世界一大贸易重镇，和中国有着相当规模的贸易来往。我们不妨大胆推论大象金币到达中国的漫长旅程：先由西恒伽流入故临这个国际贸易港，再由大食商人循着广阔的南洋带到洪遵面前。洪遵不知道这些复杂的来龙去脉，便大笔一挥写到大象金币是大食国钱。
游走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阿拉伯商人
宋朝是一个商业非常繁荣的年代，宋钱铸量之多远超其他朝代，仅仅宋神宗元丰年间每年铸钱便超过600万贯，而明朝前两百年的铸钱也只是400万到600万贯。宋钱的铸量之大从海外古钱出土也可见一斑，根据铃木公雄的名著《出土钱币的研究》北宋钱占了日本出土中国古钱的将近八成。宋朝和海外的贸易非常频繁，以致洪遵在《泉志》序言将“夷航蛮舶之所负”与“金工所铄”及“童孺所鑢”并列为钱币耗损的原因。由于宋钱的大量流通，后来日本和越南的仿铸钱也多依宋钱钱文。宋钱的流通范围超出汉字文化圈，南洋的星加坡、爪哇、斯里兰卡乃至东非也有宋钱出土。
日本出土钱中中国历代钱币占比
宋朝的贸易繁荣自然生出对异域知识的需求。宋朝以前，中国对海外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到印度求法的僧侣推动的，唐代僧侣义净便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纪录了57位到印度求法的高僧，包括《西游记》唐三藏原型的玄奘法师。这些僧侣留下的游记是今天研究印度和东南亚的关键史料。
但是，随着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灭佛，佛教势力大不如前，到印度或南海的僧侣迅速减少。同一时间，唐朝灭亡后国都为广州的南汉重视贸易，黄巢毁灭的南海贸易得以重建。宋朝征伐南汉后，南海贸易继续发展，四海商贾云集中国。因此，收集外国知识的更多是边境和贸易城市的官员，例如广西静江府县尉周去非和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市舶司即海关，赵汝适身为海关官员，自然更重视贸易方面的数据，因此他的著作《诸蕃志》更重视海外流通的货币，上引故临国条便清楚纪录了故临的金银兑换率。
故临是两位叙利亚基督教教士Mar Sabor和Mar Proth得到维纳德王国（Venad）的君主许可后建立的，并发展成一个重要的贸易港。苏莱曼（Sulaiman al-Tajir）是一位九世纪的波斯商人，他曾经到过印度和中国并留下了游记。苏莱曼指出故临是中国商船去波斯湾时会停下做生意的唯一一个印度转口港。令人振奋的是，2014年始故临港口遗址出土了500多件瓷器残片和1300多枚铜钱（含残件），故宫博物院和当地研究单位进行联合考古调查。就笔者所知，这次应该是日韩越以外最大规模的一次海外古钱出土。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馆员冀洛源在《二〇一四年印度卡拉拉邦两处出土中国文物遗址的调查与收获》一文介绍了古钱的组成，铜钱的铸造时间从唐朝到元朝，两宋钱币有一千两百多枚，占比超过九成。另外，南印度钱币专家Beena Sarasan写了一本《中国铜钱在“故临”：奎隆海洋史的遗迹》（Chinese Cash in "Ku-lin" - Vestiges of Kollam's maritime history），对窖藏情况和出土古钱进行了分类介绍。这次古钱出土有力地印证了中古故临的贸易盛况。
连结着中国和印度的是阿拉伯商人。唐代时，社会流传着很多胡人辨识宝物的故事，这些故事很形象地反映了胡人的经商头脑和广博知识。石田干之助在《长安之春》便引用了十一篇唐人笔记中胡人识宝的故事，这些胡人既有波斯人也有大食人。但是，九世纪后期后控制波斯湾贸易城市希拉夫（Sīraf）的阿拔斯王朝衰退而同时红海的法蒂玛王朝兴起，大食商人开始取代波斯商人的地位。在宋代纪录外国商人的文献，波斯逐渐消失而大食受到相当重视。赵汝适对波斯的记述只有海上杂国条的其中一则简短记述，并在介绍大食历史时参考《旧唐书》说“（大食）本波斯之别种”，而在别处再无有关波斯的记载。相反，赵汝适不仅对大食国本身的描述十分周详，还在很多其它国家的条目提到大食。笔者翻检《诸蕃志》后，发现大食有着以下的重要性：
a. 如先前很多论者（如Angela Schottenhammer 萧婷）提到，大食商人生活在很多国家，例如先前提到的印度故临，建立了一个覆盖范围广阔的网络；
b. 较少人提到的是，阿拉伯帆船是很多国家到中国朝贡乘搭的交通工具，赵汝适便经常提到某某国遣使同大食国来贡，例如缅甸的蒲甘王朝；
c. 大食是中国判定外国地理位置的重要坐标。赵汝适描述木兰皮国（西非的穆拉比特王朝Almoravid）的地理位置时这样形容：「大食国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国不可胜数。大食巨舰所可至者，木兰皮国尔。自大食之陁盘地国发舟，正西涉海百余日方至其国」。
笔者推测，赵汝适对外国的很多了解都是透过大食商人知道的。在明初洪武海禁之前，大食商人一直在中外贸易上扮演着关键角色，知识交流亦然。
遥想着一千年前大食商人带着大象金币来到中国，再由中国带回方孔铜钱和瓷器，而其中一枚大象金币流到洪遵之手，的确是满有意思的事情。南洋钱币志 ，作者Travi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