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之变奏：
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汪洪亮，1976年生，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5号，邮编610068。
中国边疆学术源远流长，近代以来历经三次边疆研究高潮。民国以来，不少学人致力于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持续呼吁构筑中国边疆学，形成了多种学科建构话语。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间学科构筑的实践，贯穿了“问题”与“主义”之变奏。在百家争鸣的当下应在保持各自思考的基础上逐步寻求会通。
中国边疆学术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历代史书中有关边疆民族之史料记载和考证研究。大量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积累，广袤边疆地区及民族文化的存在，都为中国边疆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近代以前的中国边疆研究，基本上属于舆地之学，且不成建制和体系，也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更难言学科之构建。中国边疆研究之初具规模是在晚清，但提出学科构想晚至民国。一百多年来，中国边疆学之构筑，从思想到实践，均已蔚然可观。但诸说并存，歧见纷出。既有论述，大多乃学理讨论，缺乏对近代以来边疆学科构筑的长时段回溯，对相关问题的见解，也往往秉持学科本位立场，对其他学科学者的相关论述尚乏更多理解之同情。本文拟对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历程做一回顾，对当前诸说进行评议，并对该学科构筑前景做一展望。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马大正认为，中国边疆研究经历了“千年积累、百年探索的继承，以及40年创新的实践”。近代以来中国有三次边疆研究高潮，已成学界共识。从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构筑而言，则是晚清开其端，民国继其后，改革开放后总其成。如果套用20世纪五四运动前后的“问题与主义”的思路，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化历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1）晚清时期：专注于“问题”，顾不上“主义”。（2）民国时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10—20年代，“问题”持续严重、“主义”开始萌芽，二是20世纪30—40年代，“问题”达到顶点，“主义”多而落地少。（3）20世纪80年代后：边疆“问题”研究形成热潮，“主义”多元而有对话。晚清西北史地学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轮边疆研究高潮的重要标志。这是对西方觊觎中国边疆的一种学术回应，如顾颉刚指出：清代道光以后“中国学术界曾激发边疆学之运动，群以研究边事相号召；甚至国家开科取士亦每以此等问题命为策论。察此种运动之起因，实由于外患之压迫”，那时国人因俄国与中国的国土毗邻而认定“为中国之大患”，故“学者之精神群集中于西北”，“及俄患稍纾”，“此轰轰烈烈之边疆学运动乃渐就消沉矣”。清代中后期投身于边疆研究的学者尚无西方知识分类的学科背景，如祁韵士、徐松、洪亮吉、龚自珍、魏源、姚莹、张穆、何秋涛、李文田、丁谦等，均为文史学者型官员。他们发表大批经典之作，如徐松《西域水道记》、沈垚《新疆私议》、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姚莹《康輶纪行》、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魏源《海国图志》、李文田《元史西北地名考》、李光廷《汉西域图考》等。严格来讲，那时的“边疆学运动”，范围不大，参与人不多，“边疆”也并未成“学”，所以在边疆学科建构的“主义”层面尚无建树。梁启超认为，清季西北边疆史地学“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显系相对于此前国人对边疆研究缺乏关注而言。研究范围多为开发边陲及维护边防所涉局部区域；研究领域大致局限在史地范畴，很少涉及民族、宗教与社会；研究方法沿袭传统士人撰述方法和体裁，以游记、杂录、地志居多。徐益棠说：“我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创始于外国之传教师、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而尤以法国之天主教徒及英国之基督教徒为最有贡献。”此言以现代西方学科学理为依据，同时限定在“边疆民族之研究”，符合历史事实。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与晚清时期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有明显不同，无论边疆研究的旨趣与内容，还是学术活动的开展与运行，均呈迥异之貌。这一时期边疆学术研究主体和载体皆有前所未有之气象，诸如职业化学者群体，高校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研究机构、学术社团、学术期刊、报纸等，都是清季所没有或不普及的。边疆研究开始从个体行为向自觉的群体行为，从以书斋研究为主到以实地调查为主转变。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经历了由单一向复异，以史地学者为主向以社会文化学者为主转变。学科构成变化是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转型的外在表现，表明边疆研究在民国时期已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参与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学科构筑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10—20年代，国内处在多事之秋，边疆问题依然严重。一是外蒙古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后改为“自治”。二是英印势力渗透西藏。三是日本支持清王公从事“独立”活动。这个时期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渐多，边疆研究活动开始具有组织、协同的集体行为特征，但是在“主义”上仍无建树。考虑到政学两界参与，多种学科介入，“主义”虽未浮出水面，但已在萌芽，这个时期可以称为筹备期。所谓“主义”，一般是指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理论和主张。当年胡适与李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就已经显示：问题是相对具体的，而主义是相对抽象的；主义可以基于问题而产生，也可以用于分析和解决问题。所以“主义”应该是“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刚起步，胡适在1922年参加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时批评“学校组织上虽有进步，而学术上很少成绩”，“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稗贩的时期”。北大如此，其他可想而知。那时中国大学往往缺乏图书、仪器设备，研究风气与研究条件都不尽如人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也多在20世纪20年代末才进入中国高校学科和课程设置中。这一时期边疆研究基本还是延续晚清的套路，考察游记类居多。徐益棠就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的边区考察团大多关注“纯粹之自然科学”方面，而“边疆上之实际问题，常被视为属于外交或内政之问题，科学家不甚加以注意；偶或有所记述，大都由于好奇，零星简略，不足以供参考”，即使有一些“谈实际的边疆问题者”，“每每注意于‘土地’与‘主权’，而边地民众之如何认识，如何开化，如何组织与训练，均不甚加以重视”，原因在于“其时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尚无人注意，而民族学在我国之幼稚，在当时亦毋庸讳言”。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30—40年代。这个阶段，边疆“问题”达到顶点，多种“主义”出现。徐益棠指出，20世纪30年代不少研究者认识到“中国之边疆问题，民族的因子实居其重心，文化之低落，又为其根本之原因”；各省当局对此问题也有省察，于是“竞设学校，广训师资”，同时注重“民族研究之工作”。此言反映了国人对边疆问题的成因从外到内的视角转换，揭示了“民族因子”和文化低落具有相通性，同时也表明，有些民族学家的边政思路是从文化角度调适民族问题和推进社会建设。这也能证明，“主义”应该产生于问题意识，而且具有系统性，那么关于边疆研究的系统性“主义”，就应产生于对中国边疆与边政问题的深入考察，产生于“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据笔者目力所及，这一阶段至少有五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化的努力：一是顾颉刚的“边疆学”；二是杨堃的“边疆教育学”；三是杨成志的“边疆学”；四是吴文藻的“边政学”和杨成志的“边政研究”；五是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学”。顾颉刚曾提出过“边疆学”的学科概念。1936年，他在《禹贡学会边疆研究计划书》中指出，尽管晚清西北边疆研究后来“渐就消沉”，但外国人对中国边疆的调查研究却未曾停止，“吾人苟欲认识自己之边疆问题，已不得不借材于外国”，这是“大可耻之事”、“大可怵目而伤心之事”。顾颉刚呼吁“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而且表态深信“此第二回运动之收效必远胜于第一回”。边疆研究在1936年还需要发动，可见在他看来，边疆研究在彼时还远未形成近代中国的第二次边疆研究“运动”。该文回顾了“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可见顾认为两次边疆研究高潮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顾颉刚所言“第二回发动”，相对于曾经“激发”而后“消沉”的第一次边疆研究，可谓“复兴”。这个计划书是在冯家昇所撰初稿基础上修订而成。据顾颉刚日记，1935年12月30日，他“根据伯平所起稿，重写《研究边疆计划书》”，31日“修改《计划书》”，此后半月他又多次“草”、“抄”、“修改”、“校”《计划书》。他在1936年1月11日的日记中交代：“此次到南京，为募禹贡学会款。张石公先生谓予，‘要募款，须论今，勿论古。’予因其言，作《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冯家昇的初稿与顾颉刚最后修订本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初稿中是否明确提出“边疆学”的学科概念难以确知，但以顾颉刚的笔力，尚且花费如许时间和精力，必然在该文中灌注了其个人对边疆研究的若干深入思考。该计划书梳理了“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及“百年来外人对于我国之调查研究工作”，还专门介绍了“近年日本学者之中国研究”，详细阐述了对开展中国边疆学研究的若干看法。他提出了收集边疆史料、训练调查人才、奖励边疆研究等三个主张。他格外关注边疆史地研究，认为边疆种种政治问题都有其史地背景存在，“史地之背景明则政治问题无不得其解决之端矣”，同时他也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性，认为边疆研究者须具备民族文化语言习俗及地质、生物等专业知识。虽然该文内容曾在小范围内传播，且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上作为宣言发布，但大体上是内部传播，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我们对顾颉刚所提出的“边疆学”概念流传及其影响亦不能过高估计。顾颉刚1940年在成都组织中国边疆学会时，其身份是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教授，他指出那个时代是“边疆学的启蒙时代”，可见其一方面对边疆研究的前景看好，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对其时边疆研究的成绩还不够满意，从“启蒙”到繁荣显然还有距离。吴文藻在倡导“边政学”时特别强调，“九一八”事变后复兴的“中国边疆学”，是以史地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边疆之学，实为固有学问，如果对其加以“科学洗礼”并“予以发展机会”，“在边疆政治上自有特殊的价值”。此处所言，大概是指顾颉刚所倡导的“边疆学”。二人均于1929年到燕京大学工作，曾共同组织考古旅行团、举办照片展览会、参加抗日十人团等，且均于1938年到云南大学工作，都在1941年参加了中国边政学会工作，对边疆研究工作应有交流，思想见解和而不同。杨堃1937年在《旬论》第1卷第2期发表《边疆教育与边疆教育学》，开篇就说“边疆教育”这个名称流行，“边疆教育学”这个名词还没人用过，“边疆教育的一切难题与一切病源全系于此”。他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不能具有“完全相同的教育制度”，故应警惕所谓“汉化教育”或者“国化教育”政策。他认为，边疆民族非常复杂，对“汉化教育”的感应可分两类：一是文化较低，其中已受汉化的有可能继续接受“汉化教育”；也有较为原始，虽有教育制度但没有特设教育组织，在人类学看来就是原始教育，在教育学来看则无教育。二是自身文化也很高，可以分亲汉和排汉两派，亲汉的容易接受“汉化教育”，排汉的就认为是文化侵略。杨堃虽没有讨论“汉化教育”是否文化侵略，但其潜台词其实认为并非文化侵略，因为“文化侵略的大本营乃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国家”。杨堃提倡的边疆教育学，是采用人类学的原理与方法，以边疆诸民族之旧有教育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本质和功用、演化及变迁。他认为，“以边疆教育学为根据的边疆教育才是一种合乎理想的教育政策或文化政策，然而边疆教育学的本身却仅是科学的而不是政策的”，“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比较的与综合的大科学”。他认识到边疆教育学建设非短期可以成功，“需要先有一种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的调查作为研究的张本，其次还需要集合全国人类学者与其他诸专家编制一种方案，每组以一二边疆民族作为研究的对象”。这种研究是“精深的与局内法的研究”，研究者要有人类学训练，对于所研究的民族要有深切认识，熟知各种有关文献，要能说听民族语言，“深入其境”参与经历其社会生活。在这样的“专门研究与专门报告”积累到相当程度后才有完成“边疆人类学”或“边疆民族学”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边疆教育学”。这篇文章虽然论述了边疆教育学的重要与必要，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对其学科体系并没有展开论述，其后杨堃也没有对此进一步研究。吴文藻在稍后也指出，边疆教育是“发展国内民族文化的基本工作”，“边疆教育的对象，系中国边地各种浅化民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弱小民族”。他特别强调中国边疆的特殊性，“对中央不是殖民地的关系，不是藩属的关系，亦不是如欧美人或日本人所说保护国和宗主权的关系，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或一个中华民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所以中国政府所倡行的边疆教育是“中国文化与土著文化双方并重同时并行的边地义务教育”，与奴化教育（殖民地教育）有着本质区别。他还指出边疆教育是一种特殊教育：“必须先建设一套边疆教育学的理论作为科学研究的张本。然后在应用一方面，始能根据确定一种或多种比较适当的边疆教育政策。”尽管那时学界已有不少学人，包括李安宅、张廷休、徐益棠、曹树勋、梁瓯第等均对边疆教育有专门论述，但都缺乏学科构筑的立场，可见那时对边疆教育学的建构具有自觉的人仍是凤毛麟角。杨成志在1941年发表《边政研究导论》前，也曾提出“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规划。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建议在中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宗旨是“养成边疆各项建设专门人材之干部，并本科学研究精神，从事开发西南边疆自然与人文之学术宝藏”。他认为边疆工作“根本之图”，“莫如本教育为经，立研究为纬，使教育学术与国家建设，打成一片”。他列出了“急待研究之三大问题暨九节目”，包括开发边民问题（分文化、教育、社会三节）、改进边政问题（分政府、经济、资源三节）、巩固边圉（分史地、外交、国界三节）等问题。这段表述在两年后发表的《边政研究导论》中再次得到强调。这可能是在中国高校设置边疆学专业或学科最早的倡议，但未获准。杨成志还曾提出要在西部地区建立一所“国立西南边疆学院”或“国立西南民族学院”或“国立西南国族学院”的建议，对其在教育、学术、政治、军事、国防上的“希望结果”甚为乐观，但未获准。参见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第1期。尽管杨成志对设置边疆大学、边疆学系的名称与宗旨、筹备步骤、人员与经费等实务层面有周全系统的思考，但恰对“边疆学”的理论和方法等学科层面存而不论。或因此弊，两年后他在《边政研究导论》中对此问题做了非常系统的论述。民国时期有关边疆研究的学科论证最成体系的是“边政学”，有两位学者专文论述其学科意义、性质、内容及建构。一般学者将吴文藻1942年1月发表在《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的《边政学发凡》视为该学科的奠基之作。其实1941年9月杨成志即在《广东政治》创刊号上发表了《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比吴文发表早4个月。该文以“名词解释”的形式，对边政研究的对象、内容、理论与方法等各个层面进行了深入论析，开篇即言该文“是一种发凡性质的论述，把边疆研究的各项部门，一一略加解释，俾望国内一般人士得明瞭边政研究为如何的事业”。吴文指出，国内学者尚未对边政研究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问进行讨论。“本篇之作，亦属初步尝试性质，只能先给边政学划出一个轮廓。”吴文藻此言不算谦虚，他在北平燕大时期专注于社会学中国化，即使是在云南大学工作期间，对边疆研究也没有积极参与，“更遗憾的是，虽身处多民族的地区，却没有把握良机亲身参加实地调查”。他1941年到重庆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职责是对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和提出处理意见，同时，还兼任了蒙藏委员会顾问和边政学会的常务理事”，此时才具体从事边疆研究，《边政学发凡》就是在这个时段写出的。两文均自称属“发凡性质”或“初步尝试”，均对边政研究若干“关键词”进行了阐释，并对边政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及所涉学科进行了分析。两文均指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具有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种趋势，但在“抗战建国”的关键时期应用研究更为重要。两文均强调“边疆”除了地理概念之外，更多具有政治和文化意义；并指出边疆民族及文化是解决边疆问题的关键和边政研究的核心议题。两文均强调边政研究要以民族学为基础和核心，也要有相关学科的广泛参与。不过，吴文藻在肯定人类学的基础上，还提出政治学为副。杨成志没有明确列举边政研究相关学科，但在论述边疆调查和边疆干部培养问题时，表达了类似观点。两文发表时间相近，尽管具体论述有些差异，但基本关怀和学科构想较为一致，呈现了南北人类学者的许多共识，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堪为“边政学”建立的理论宣言。考虑到《边政公论》是蒙藏委员会下辖中国边政学会机关刊物，持续时间达8年，发表当时政学两界人士各类论著200多篇，在边疆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再因吴文藻在蒙藏委员会及中国边政学会均有较高地位，《边政学发凡》一文之传播应较广泛。发表在《广东政治》这一地方性刊物的《边政研究导论》或许在当时读者会少些。需要说明的是，杨成志在文章中并没使用“边政学”这个专有名词。不仅如此，据笔者目力所及，除了吴文藻，民国时期其他学者在论著中并未明确提出“边政学”这个概念，而是以“边疆研究”或“边疆社会研究”来表明其研究领域。这表明那时学人虽热心边疆问题研究，但对边疆学科建构问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尚缺乏共识，故没有积极回应“边政学”的学科概念。与前面几种仅通过一篇论文来阐述学科构想不同，李安宅以一部专著的规模对边疆社会工作学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边疆社会工作》（中华书局1944年版）集中表述了李安宅的边疆观念及其边政主张，实际上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时人窦季良认为，这本书是李安宅“十余年人类学修养和三年藏民区实地研究的结晶”，是“量少而质高的一种作品”，对“边疆社会工作或应用人类学”有许多“特殊贡献”。李安宅对边疆社会工作的论述涉及边疆工作的实施原则与步骤、机构设置与人员安排等方面。该书共有七章，标题分别为“何谓边疆”、“何谓社会工作”、“何谓边疆社会工作”、“边疆社会工作所有之困难”、“边疆工作所需要之条件”、“边疆工作如何做法”、“边疆工作之展望”。这样的章节安排，层层递进，是一个学科导论的框架，只是没有明确标注为该学科之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从学科立场来看，李安宅的主张是一种人类学的主张，是基于文化的理解和互惠，是一种社会建设先导的体系。他指出，边疆社会工作也可以说是应用人类学，“边疆的特点乃是实地研究的乐园，尤其是应用人类学（边疆社会工作）的正式对象”。他认为边疆工作就是要“不但根据实地经验，亦且依照‘应用人类学’的通则”，接下来，他明确表态：“应用人类学就是边疆社会工作学，只因舆论不够开明，所以热心边疆的人与机关尚多彷徨歧途，而不知有所取法。”这番话虽说得坚决，但学科意识却不够强烈。如果书名确定为《边疆社会工作学》，显然更能表明其学科关怀。该书论述的落脚点在于消除边疆的“边疆性”，让“边疆”仅仅是个地理的名词而失去文化的意义。这番表述，与胡耐安的观念若合符节。胡认为边疆工作者应认识到，“国土是一块整土”、“国族是一个整体”，“除了地理上的边疆名词以外，不再有移用边疆名词于其他任何部门的权宜办法”。边疆工作成为无差别的社会工作，也就是边疆居民与内陆居民都成为现代的国民，边疆社会工作的归宿即在此。作为国民政府社会部研究室编的“社会行政丛书”中的一本，其“最大特色，在于不是为边疆而讲边疆，乃是从整个国家去看边疆，将边疆工作与整个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后来有学者在边疆工作思想链条上为李安宅定位，认为边政学突破了有些学者主张的失之粗略的同化战略，在吴文藻提出边政学的理论目标和参照体系后，在李安宅这里形成了“以西方为榜样的比较成熟的边疆工作模式”。李安宅有着建构立足应用的边疆学科的雄心，但从学科角度而言，“边疆社会工作”即使是一个学科，也只是“二级学科”，不如“边疆学”或“边政学”内涵丰富，而且“应用人类学”和“边疆社会工作学”内涵也未尽一致。尽管如此，这个学科设想仍然反映了抗战建国时局一个学者对多种潜在的学术话语困境的突围。20世纪30年代已出版不少基于实地考察的边疆研究论著，但很少有专门讨论边疆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作品。40年代，许多学者撰写文章讨论边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表明边疆研究在方法论上趋于规范化和科学化。如柯象峰的《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边政公论》1941年第1期）、林耀华的《边疆研究的途径》（《边政公论》1942年第1—2期）、卫惠林的《中国边疆研究的几个问题》（《边疆研究通讯》1942年第1期）等文，基本都对边疆研究所涉及的相关概念与论域、理论和方法、组织与步骤及参与学科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讨。综合上述，相对而言，民国时期后半段，“主义”纷呈，但大多昙花一现。有些学人立足于解决问题，但没亮出“主义”的旗帜。上述五种“主义”的学科理念传播及影响，需要谨慎评估。顾颉刚的边疆学主张，在当时没有及时发表，后来虽然组织了中国边疆学会，又很快因三个学会同名而合并。杨成志的边疆学系设置及边疆学院设置构想，虽然公开发表，但并未真正落地。他转而提倡“边政研究”，与稍后吴文藻提出的“边政学”，可以看作边政学的学科建构宣言。因为有了中国边政学会和《边政公论》刊物，边政学研究具有较好的载体，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1944年都成立了边政学系，也使边政学的人才培养具有根基。但是仅从理论建树而言，那时高举边政学旗帜的并不多，至少公开呼应杨成志和吴文藻的论著并没有看到。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很多有关讨论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组织与程序的论文，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边政研究，多以“边疆研究”为题目，比如柯象峰、林耀华等从事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也都是讨论“边疆研究”而不提“边政学”，其中有何玄机，值得思考。杨堃的边疆教育学，虽有学科建构的理想，但没有延续和深入下去。至于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学，旗帜不够鲜明，理想隐约其中。总体而言，这些“主义”在当时留下痕迹不多。提出了学科构建构想的人，对其系统阐述也比较有限。即使是较为系统的阐述者，在当时就受到支持和拥护，得到传播和推广的仍然很少。这一时期，也即所谓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学界对中国边疆学科构筑的热情很高，提出了很多学科构想。1992年，邢玉林发表《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初步提出了“中国边疆学”的概念，对其定义、功能及研究内容做了初步讨论。此后马大正对中国边疆学的构建做出了持续的思考与努力，将“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视为边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他关于中国边疆学的系列论述，大多结集于《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及其编著的《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中。21世纪以来，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边疆学》辑刊出版，地方性边疆研究机构及刊物兴起，边疆民族研究成为“学术热点”，都在呼唤着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学界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性问题做了较多探讨，代表性学者有马大正、方铁、李国强、李大龙等。近年来参与讨论的学者不少，如邢广程、李鸿宾、吴楚克、罗中枢、王欣、崔明德、孙勇、杨明洪、苗威等，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和话语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以“边疆 某学”，或“某 边疆学”为题名，且从学科构筑角度展开论述，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专著大致有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马大正《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毕天云《中国边疆社会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梁双陆编著《边疆经济学：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发展》（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余潇枫、徐黎丽、李正元《边疆安全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周平《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李星主编《边防学》（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罗崇敏《中国边政学新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边疆学构筑的论文甚多，其中邢玉林、马大正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论述最为完善。邢玉林将中国边疆学分为5个分支学科（包括中国理论边疆学、中国应用边疆学、中国边疆地理学、中国边疆历史学、中国边疆学史）及23个组成部分。马大正将中国边疆学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领域，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边疆理论、中国历代疆域、历代治边政策、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社会、边疆立法、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考古、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军事、边界变迁、边疆人物等方面，应用研究领域则包括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政治、边疆社会、边疆立法、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军事以及自然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其他具有学科导论性质的论文还有方铁的《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和《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邢广程的《关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4期），李国强的《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透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周伟洲的《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等等。这些论文基本上属于专题研究性质，缺乏学科构建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理论方法及相关学科和话语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考虑到“详人所略”，故前文对民国时期边疆学构筑的“问题与主义”所述较繁。而上述论著的基本观点，马大正在《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探索》（《中国边疆学》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已有详细评述，限于篇幅，此不赘言。概言之，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边疆学构筑的特征，可以表述为：边疆“问题”研究形成热潮，“主义”多元而有对话。特别是21世纪以来，有关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表述，各科学者参与，可谓众声喧哗，观点不尽一致，甚至立场相左，无论是边疆概念与特征的界定，还是边疆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都有论争。吕文利干脆将中国边疆学构建的学者们划为两大“阵营”：“一个是以历史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如马大正、李国强、邢广程、周伟洲、方铁、李大龙等，主要以历史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立足于中国传统，同时观照西方理论与现实实践；另一个是政治学学者出身或者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以周平、吴楚克、罗中枢、孙勇、杨明洪等人为代表，主要关注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实践的适应性问题。”所谓阵营的划分，或许有点简单化，因为所谓历史学阵营或政治学阵营内部未必就观点一致，同一个学科甚至同一个工作单位的同事，论及边疆学科构筑问题，同样可能各持己见。比如关于“边疆建构论”和“边疆实在论”的论争，实际上就主要发生在吕文利所言政治学“阵营”之中，同时也有民族学者介入其中。另外，除了这两个阵营外，也有其他不同的声音，特别是民族学者们的有关思考不能忽视。罗志田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丰富而活跃的动态，包括那个时代关注的中国社会改造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输入外来“主义”如何适合中国国情等焦点问题；作为北大同事的胡适和李大钊的相关言论，并不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裂”，或即使“分裂”也达不到既存研究所论述的程度。这样的分析框架，似乎也基本适用于看待近代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构问题的见解。很多学者尽管对如何构建边疆学的认识有不少分歧，但也分享着许多共同的思想资源；或者在观点表达阵营分明的双方，在现实中可能是私交不错的同事。回溯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科构筑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的西北史地研究尚无边疆研究的学科自觉，民国时期在大量边疆研究实践基础上已经出现多种学科构筑的“主义”，但是传播及践行的范围和效果非常有限。尽管边政研究成果丰硕，但从学科构筑角度来看，“边政学”概念并未得到较大范围的承认。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已成为很多学人的共识，学人之间互动频繁，也有不少“理解之同情”。但在如何构筑边疆学这个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边疆学的研究对象，即边疆的内涵与特征；二是中国边疆学是否为独立学科；三是中国边疆学与一般边疆学的关系；四是中国边疆学的依托学科的问题。笔者认为，上述四个问题的分歧，可能还会长期持续下去，也已成为目前中国边疆学构筑的一大桎梏；应有更加理性和兼容的态度，在和而不同中寻求更多共识。一方面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在渐进的局部解决基础上逐步寻求整体解决，同时也要处理好外来主义与本土学情的关系。关于这四个方面的分歧，笔者在此略陈管见。一是边疆的内涵与特征。不少学者认为，目前中国边疆学建构最大的困境在于没有统一对边疆概念的认识。2015年12月，笔者参加四川大学召集的边疆学圆桌论坛。有学者认为，对边疆概念的理解形成共识，是建构边疆学的基础，现在大家谈不到一块，主要是因为在边疆概念理解上没达成共识。其实“边疆”的概念在历史时期就不曾统一，民国时期周昆田指出，“忆自抗战以还，国内学人及从事边政工作之人士，对此问题即不断加以研讨，惟以个人观点的不同，见仁见智互有歧异，迄未获一致的结论”。那时国人对边疆的认识虽然驳杂，但是有条主线，多数在肯定边疆地理含义的前提下，非常重视文化意义上的边疆。现在学人对边疆的认识无法统一，也不难理解。不是每个国家都有严格意义上的“边疆”，不同国家的边疆概念也不尽一致，边疆形成的原因、表现形式也有不同，很难一概而论。对于边疆的多维形态，马大正曾指出：“中国边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只有综合考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后，才能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李大龙在《“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一文中也做了细致的梳理。我的看法是，关于边疆概念的认识，一时无法形成共识，实属正常，特别是在不少学人还将诸如“利益边疆”、“战略边疆”、“高边疆”、“网络边疆”等名词纳入讨论的情况下，更是引起一些学者关于概念泛化的忧虑。但我们可以寻求和而不同，在相异中看相通。就如“边疆建构论”和“边疆实在论”的论争中，我们也不妨看到二者均言之有物，并非完全对立，更多是一体两面。正如杨成志点评顾颉刚与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看法，认为二人见解之不同是因“立场不同”。这里所谓立场，大概是其学术上的立场，而非政治上的立场。他认为：“费先生所言之‘民族’，似近乎Ethnic，即多偏于客观之民族志（Ethnography）范围；顾先生所言之民族接近Nation，即倾向于主观民族论（Nationalism）主张，两者虽各有所偏，要之均可称为有心学术或国家之作。”再如岑家梧点评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殊途同归”论和张廷休的中华民族“同源异流”论，主张虽稍有不同，但都同样指出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要建构中华民族这个国族。这是问题的关键。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是个博大的综合体，在它里面的人民，有不同始而同终的，也有同始而不同终的，都是极其显明的事实”。岑家梧：《论民族与宗族》，《边政公论》1944年第4期。顾颉刚和张廷休都只从一个角度来讲民族发展历史，显然不无偏颇。只是这种偏颇，就作者而言，大概都是故意而为，但其目的却是同一，就是要证明中华民族具有整体性。不管是去论述其久远的历史基因，还是来讲述其现实基础，都是为了呼吁国内各族应该团结。我们今天讨论边疆的概念，也应该秉持这样的立场。我们在审视学界的相关论争时，或可借鉴杨成志、岑家梧的视角。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不是在边疆概念上形成共识，关键还是要各自努力深化研究，当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能实现殊途同归。二是中国边疆学是否为独立学科。关于这门学科的表述，目前已有多种，如独立学科、综合学科，或者是交叉、边缘学科，新兴学科等。“一级学科是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李国强认为，一个学科必须具有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边疆学，必须立足于其自身具有的整体性和独立性，立足于科学归纳提炼总结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我同意这样的基本判断，但我认为一定要注意“相对独立”，“中国边疆”毕竟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存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等多种类型，很难用一种特定的独立的理论或方法概括，即使有，目前也还没看到学界提炼出边疆学所需要的特定的独立的理论和方法。边疆学的天性就是处于政学之间、立足应用的学科。对于其学科性质的表述，我倾向于“综合学科”。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综合，是理论研究、事实研究和战略研究的综合，是多种学科的综合，没有哪个学科可以包打天下。中国边疆学的多种旨趣决定其必然依靠诸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注入。至于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是对其学科特征的表述，只能确定其研究方法的综合，没有表达出边疆学研究的目标任务的综合性。三是中国边疆学与一般边疆学的关系。这个问题是最近冒出来的。当前边疆学建构中，大体有两类，一类可以称为“国别边疆学”，如中国边疆学；另一类则可定义为“专门边疆学”，如边疆经济学、边疆政治学、边疆社会学等。有学者提出，应该先有一般边疆学，然后才可以有中国边疆学及各类专门的边疆学。孙勇提出：“一般边疆学的构建是中国边疆学的先导与基础，边疆学学科构建应该是一个概念集的开发，只有如此才能避免边疆学建构中的跨学科悖论的困境。”杨明洪认为在一般边疆学还没出现的情况下，构建中国边疆学，甚至已出现“中国边疆政治学”是“两种奇怪的现象”；“如果不从一般意义上构建‘边疆学’，而直接构建‘中国边疆学’及其下属学科，可能走上一条歧途”。这反映了学人对边疆学科构筑“建功心切”，但实则无法行通。固然所谓一般边疆学，或边疆学总论，与国别边疆学、专门边疆学，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但是否存在先后关系？现状是边疆学领域各类二级学科性质的学科构建层出不穷，而一级学科性质的建构不尽如人意。我们当然应该鼓励讨论一般边疆学，但不能将一般边疆学作为中国边疆学建构的前置性要求，不必有先后之争。与其纠缠于二者先后，不如踏实去做具体的边疆研究，待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成果推出后，总会有人做集成工作。固然一般边疆学的建构非常重要，但要说这是中国边疆学建构的源头，而且没有一般边疆学，就没有其他的国别边疆学和专门边疆学，我认为并不成立。比如说，长江、黄河固然有源头，但并不是没有源头就没有长江、黄河。因为长江、黄河都有若干河流汇入，也会有若干支流分出。在人们没有找到源头前，都不影响对长江、黄河的称呼及其利用。边疆学构建就是如此。我们不必等边疆概念达成一致才去研究边疆学，也不必等一般边疆学建成后再来讨论中国边疆学，更不必因没有一般边疆学，就去质疑学界已探索的中国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等学科化的努力。也许学术规律恰恰相反，没有局部，哪来整体？没有特殊，哪来一般？又如何提炼出一般？在众多边疆学二级学科的努力下，一级学科构建机会或许才会成熟。四是中国边疆学的依托学科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要有理性思维，不能画地为牢，固守学科本位。其学科属性，要从其研究对象及研究目标而定。边疆学不是边疆史地研究，因为史地研究不是边疆研究的终极目标，只是边疆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现在一些学者，提出要走出“边政学”，实际上“边政学”的基本思路符合边疆学的属性，边疆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对边疆及其人群与文化有正确完整的认识，就是要对边疆建设、管理、安全等提出正确的主张。边疆地区地域广袤、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经济落后，自然期待多种学科的共襄盛举。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当然需要跨学科实践。民国时期，吴文藻就曾指出，只有相关学科通力合作，“始克有成”。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史学、地理学及其他有关国防的科学，都是边政学研究所需仰赖的学科，这些都是“建立边政学的学术基础”。他特别强调“边教学”的重要，也指出其他学科，如军事、外交、农林、垦牧、交通、工程、医学卫生等，“凡与边防国防直接间接有关系的科目，都可供作参考”。《边政公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边疆研究需要“从事边疆工作和注意边疆问题的贤达，以及研究政治、经济、社会、人类、民族、语言、史地等等学问的鸿博之士”的共同参与。马长寿发现，“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无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其所学学科与边疆有密切之关系，其谈也固无不宜。然一般不相干的人士，或劳驾远征，或闭门坐谈，亦往往以边事边情为集注之点”。那时普遍认为，民族学应在边政研究中居于“主角地位”。柯象峰就说，边疆研究中各种学科都重要，但“研究员中任主角者”，“应推民族学及社会学家”，“对于边疆之初步研究，人文当重于自然，而人文科学中民族社会之研究当先于其他各方面，而处于一种先锋的地位，既同时进行，亦应有主客之分”。柯象峰这番表达，或有学科本位意识，所谓“主客之分”或令其他学科学者略感“不适”，但在抗战时期边疆族群及人文尚未被国人充分认识，中华民族认同构筑尚需努力的语境下，却是颇合时宜的。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有必要继承并弘扬过去学界关于边疆学、边政学的学术传统，也要与时俱进提出我们的思考。毫无疑问，中国边疆学并非闭门自统之学，应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凡有利于我们认识边疆、治理边疆、建设边疆的诸多学科，都应虚怀广纳。从边疆学的基础研究而言，边疆史地研究尤其重要。在史地研究中，历史研究又比地理研究重要。在民国边政学表述中，地理研究是比历史研究重要的。如吴文藻认为在史地研究中，地理研究比历史研究更为重要，“通达边疆现状重于了解边疆经历，所以边疆地理研究重于边疆历史研究”，而边疆历史研究，“若其治学方法能稍加改良，亦有益于边政学”。但是在今日，国家对边疆现状了解是较为清楚的，恰恰可能在历史问题上容易模糊。在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境下，我们更要强调边疆历史问题研究，特别强调边疆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边疆具体工作中，我们要用上各类相关学科，可以把民族学、社会学放在相对优先位置。因为任何工作，都是以人为本的工作。边疆工作中，主要就是边疆民族工作和边疆社会建设。边疆学就其整体属性，或许可以定位为政治学。边疆学研究应该有很强的国家立场，最能体现国家立场的是政治学。所以当年的边政学提出从人类学和政治学同时着眼，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但一定要把史地研究放在重要位置。所以我的主张是，以史地研究为基础，以民族学、社会学研究为主体，以政治学为导向，建构中国边疆学。至于一般边疆学及各类二级学科的边疆某某学，则应予以鼓励。只要持续努力，中国边疆学建构之完成，应能水到渠成。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文字有改动，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