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成松，1987年生，文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2号，邮编116023。
洛阳出土《史乔如墓志》所载史氏家族人物，学界一直将其视为粟特史氏族裔,但通过《元和姓纂》阿史那氏家族谱系和史传相关人物传记的梳理，可知史乔如家族出自西突厥阿史那弥射一族。通过《史乔如墓志》的佐证和阿史那氏家族谱系的重构，可推知阿史那弥射一支出自处罗可汗，而且处罗曾为隋安西都护，是隋与西域、西突厥关系的重要人物，对重新考察隋西域民族关系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洛阳出土开成二年（837）《唐故秀士史府君墓志铭》，出土具体时间、地点不详，原石今藏洛阳关林管理处，志文载：府君讳乔如。其先起自大随，享金蝉之宠盛；弈世为我唐臣，有石奋之令称。尝著勋力，布在史册。□□□华毂二百余载，史臣名儒皆熟之。故不重□□□□□□随特进、安西大都护。高祖献，皇司农卿□□□□□□肃国公。曾祖震，左监门大将军。祖寂，皇□□□□□□书监。监生二人，长供，次备。供不仕，早□□□□□□囗畿佐，登柏台，践粉署，累从国相，军领光□□□□□□考殊绩，时谓良二千石。有二子，府君即濮州鲤庭之长也。此前的研究者根据墓志中的片断信息判断志主为粟特人，并未详加辨析。笔者因为研究粟特族裔的需要，在前人成说的基础上按图索骥，找到此方墓志进行研读，发现其中信息与《元和姓纂》史氏“河南”望所载改姓史氏的阿史那家族人物若合符节，并非粟特族裔。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墓志对梳理阿史那氏家族世系，探析隋安西都护府建置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故不揣鄙陋申论如下，就正大方之家。尽管墓志中所载史乔如先世名讳、官爵有阙文，但其人在传世文献中另有线索。史乔如之高祖史献，官“皇司农卿□□□□□□肃国公”，曾祖史震为“左监门大将军”，这二人在阿史那弥射家族中有对应。史载阿史那弥射为室点密可汗五代孙，贞观十三年内附，后册为兴昔亡可汗。开元中，弥射之子元庆、孙献（已单称史献）、曾孙震都袭此封。《史乔如墓志》载：“先起自大随，享金蝉之宠盛。”“金蝉”即汉代匈奴人金日磾，这是暗示史乔如家族本为外族。《旧唐书》阿史那忠本传称“时人比之金日磾”亦是如此。史乔如墓志所载先世对应人物，还有另外一个线索。《元和姓纂》史氏“河南”望条载：本姓阿史那，突厥科罗次汗子，生苏尼失。入隋，封康国公。怀德郡王。生大柰，子仁表，驸马。生忠，左骁卫大将军、薛国公。忠生晡，宋州刺史。晡生思元，右金吾大将军。思元生震、晋、巽、泰。震，右监门将军，生弘、宁寂、容。宁寂生备。容，冀王傅。巽，光禄少卿。泰，蜀州刺史，生寅、审。审，吉州刺史。将这段文字与《史乔如墓志》仔细比勘，有下面三条契合之处：（1）志文“曾祖震，左监门大将军”，对应《元和姓纂》中“震，右监门将军”，只是“左”、“右”稍异；（2）志文“祖寂，皇□□□□□□书监”，对应《元和姓纂》史震之子“寂”；（3）志文“寂……生二人，长供、次备”，对应《元和姓纂》中“寂生备”。据此，基本可以肯定史乔如一家就是《元和姓纂》所载史震一系人物。但《元和姓纂》载史震之父为“右金吾大将军思元”，墓志史震之父则为“司农卿□□□□□□肃国公献”，传世文献中阿史那弥射一系史震之父也为史献。这又如何解释呢？岑仲勉先生已初步厘定了《元和姓纂》文字脱讹错简的情况，这提醒我们：史震一系可能也是错简或脱误而接在思元之后。事实上，《元和姓纂》此段的脱误远不止此，其中涉及的人物关系颇为复杂。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梳理《元和姓纂》谱系中人物的现实关系；另一方面要考察《元和姓纂》文本的脱误情况，恢复其大致面貌。《元和姓纂》载苏尼失为科罗可汗之后。关于苏尼失一族谱系，文献记载颇有争议，学者各有其说。史载：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子也……贞观初，阿史那苏尼失者，启民可汗之母弟，社尔叔祖也。其父始毕可汗以为沙钵罗设……及颉利为李靖所破，独骑而投之，苏尼失遂举其众归国，因令子忠擒颉利以献。太宗赏赐优厚，拜北宁州都督、右卫大将军，封怀德郡王。贞观八年卒。忠以擒颉利功，拜左屯卫将军，妻以宗女定襄县主，赐名为忠，单称史氏。岑仲勉指出：若苏尼失为启民可汗之母弟及阿史那社尔的叔祖，则其父应为处罗侯可汗，而始毕可汗为其胞侄，此矛盾一；若苏尼失为始毕可汗之子，则其为启民可汗之孙，为阿史那社尔的从兄弟，此矛盾二。此外《通典》《旧唐书》另载沙钵略为启民可汗之子颉利可汗之“从侄”，与上面矛盾又相交织。岑仲勉提出一种假设：《旧唐书》苏尼失本传中“始毕可汗”乃沙钵略可汗或始波罗可汗之异译，即苏尼失为沙钵略之子，则与启民可汗为从兄弟，《旧唐书》世系文字只需要改“母弟”为“从弟”便上下无碍。《通典》《旧唐书》以颉利可汗为沙钵略从侄实际上颠倒了叔侄关系。卢向前则根据突厥婚俗认为《旧唐书》所载信息无误：苏尼失的母亲先嫁启民的父亲处罗侯可汗，又嫁启民的儿子始毕可汗（即婚其祖母），生苏尼失，从母系角度看苏尼失就是启民的同母异父弟弟，即启民可汗之母弟，社尔叔祖，颉利可汗之从侄。这两种说法影响最大，但亦莫衷一是。在出土墓志中也发现了苏尼失一系新的信息。上元二年（675）《阿史那忠墓志》载：“公讳忠，字义节，其先代人，今为京兆之万年人也。……曾祖大原，祖邕周，并本国可汗。……父苏，左骁卫大将军、宁州都督、怀德元王。”志文中阿史那忠之父“苏”即苏尼失。劳心较早据此将苏尼失谱系定为沙钵略可汗摄图—都蓝（大原）可汗雍虞闾—邕周—苏尼失—阿史那忠。王义康赞同岑仲勉的推定，将《阿史那忠墓志》中的“大原”、“邕周”对应乙息记、沙钵略父子可汗；又据史载开皇十一年（591）都蓝可汗“遣其母弟褥但特勤献于阗玉杖，上拜褥但为柱国、康国公”一事与《元和姓纂》所说苏尼失“入隋封康国公”对勘，认为苏尼失即褥但特勤，由此拟定《元和姓纂》中有关苏尼失的一段文字大体为“突厥科罗汗子沙钵略汗，生雍虞闾（或都蓝），次子苏尼失，入隋封康国公，唐怀德郡王”。王庆卫又据新出贞观十七年（643）《史善应墓志》进一步补充了上述观点，据墓志载：公讳善应，字智远，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夏禹之苗裔，历殷周秦汉，雄据幽朔。晋末，讬跋氏南迁，芮芮部乖散，掩有其地，与中国抗衡。本起突厥山，因以为号。曾祖颉杰娑那可汗，祖乙史波罗可汗。……父褥檀特勤，随（隋）开皇中因使入朝，值本国丧乱，遂留不返，随（隋）文帝授上柱国，封康国公。君即第四子也。他同意王义康对褥但特勤（即墓志中的褥檀特勤）和苏尼失为同一人的看法，还补充了《隋书》中一条材料，大业三年正月突厥染干“率左光禄大夫、褥但特勤阿史那职御……并拜表，固请衣冠”。阿史那职御即褥但特勤苏尼失之汉名。此后汤燕又据北京图书馆新入藏总章三年（670）史善应子《史崇礼墓志》，对上述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推进，墓志载：君讳崇礼，河南洛阳人也。……曾祖乙史波罗可汗，周驸马都尉、左右骁卫大将军、上柱国、雁门公，志略雄远，风神爽迈。祖实，随右武卫大将军、上柱国、康国公，皇朝赠本官……父善应，随左右光禄大夫、左武卫武牙郎将，皇朝左翊卫中郎将、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北抚州都督抚州诸军事、左卫将军、弓高县开国侯、食邑七百户。史善应父子墓志得到了一个对应谱系：缬杰娑那可汗（乙息记可汗）／科罗—乙史波罗可汗（沙钵略可汗、始波罗可汗）／摄图—褥檀特勤／实—善应—崇礼。但汤燕否定了苏尼失即褥但特勤的说法，而采纳了卢向前认为苏尼失为始毕可汗之子一说，推测褥檀特勤可能与泥利可汗之弟婆实特勤为同一人。传世文献和新出墓志中有关苏尼失的基本资料如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苏尼失一族的谱系进行了还原，这为我们后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元和姓纂》载苏尼失生大奈，岑仲勉已指出这一节为错简。苏尼失之后当接《元和姓纂》：“生忠，左骁卫大将军、薛国公。忠生晡，宋州刺史。晡生思元，右金吾大将军。”“晡”即“暕”之讹。阿史那忠碑、墓志及史传所载皆可互证。但阿史那忠其人也存在争议，这又给考察《元和姓纂》文本带来了困难。《旧唐书·突厥传》载太宗破东突厥后，令阿史那思摩领颉利旧部徙居白道之北，思摩部畏薛延陀，不肯出塞：“于是命礼部尚书赵郡王孝恭赍书就思摩部落，筑坛于河上以拜之，并赐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北，还其旧部。又以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孰为右贤王以贰之。”《新唐书·突厥传》载此事之后补叙一条：“右贤王阿史那泥孰，苏尼失子也。始归国，妻以宗女，赐名忠。”由此引出阿史那忠与阿史那泥孰究竟是一人还是两人的争议。岑仲勉在诸说基础上提出：“左、右贤王应是两人，突厥降附者甚多，未必令忠身兼二职，'泥孰’二字，正《新传》误中之误耳。”此后薛宗正又考泥孰为阿史那弥射（详后文）。阿史那忠、泥孰、阿史那弥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元和姓纂》所载苏尼失一系的谱系变得更加纠缠。要解决这些矛盾，《元和姓纂》文本内证变得尤为重要，后文将从这一点出发展开探讨。《阿史那忠墓志》云“子太仆卿暕”，与《旧唐书》本传相符。《元和姓纂》多出宋州刺史一职。《元和姓纂》又载“暕生思元，右金吾大将军”，出土天宝七载（748）《史瓘墓志》可补：公讳瓘，姓史氏，其先阴山之系，自翊亮中土，轩裘代袭，今京兆人也。……曾祖讳忠，皇朝封怀德郡王，镇军大将军，赠荆州大都督。祖讳元暕，太仆卿、上柱国、薛国公。考讳思贞，通事舍人。墓志载阿史那忠封怀德郡王，但阿史那忠之碑、墓志、传均无此记载，而只说其父苏尼失有此封，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史氏后人误记。另外，《史瓘墓志》中阿史那暕全名为元暕，也略有不同。《元和姓纂》载阿史那暕子“思元”，墓志另有子“思贞”，取名规则相同，也可旁证“思元”为阿史那暕子无疑。稽之传世文献与出土史料，《元和姓纂》所载思元有四子“震、晋、巽、泰”绝无旁证。相反，我们可以找到这一系属于阿史那弥射之后的证据。但阿史那弥射一族的谱系，也存在争议。阿史那弥射者，室点密可汗五代孙也……弥射在本蕃为莫贺咄叶护。贞观六年，诏遣鸿胪少卿刘善因就蕃立为奚利邲咄陆可汗，赐以鼓纛、彩帛万段。其族兄步真欲自立为可汗，遂谋杀弥射弟侄二十余人。弥射既与步真有隙，以贞观十三年率所部处月、处密部落入朝，授右监门大将军。《金石录》著录有《唐兴昔亡单于阿史那弥射碑》云：“单于讳某，字弥射。”其碑已佚，赵明诚指出《碑》所记多与《旧唐书》弥射事合。阿史那弥射的生平争议源于《旧唐书》阿史那弥射本传之前的一段记载：咄陆可汗泥孰者，亦称大渡可汗。父莫贺设，本隶统叶护。武德中，尝至京师。时太宗居藩，务加怀辑，与之结盟为兄弟。既被推为可汗，遣使诣阙请降，太宗遣使赐以名号及鼓纛。贞观七年，遣鸿胪少卿刘善因至其国，册授为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明年，泥孰卒，其弟同娥设立，是为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同一传中，前有贞观七年（633）鸿胪少卿刘善因册咄陆可汗泥孰为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后有贞观六年（632）鸿胪少卿刘善因册阿史那弥射为奚利邲咄陆可汗，学者于此莫衷一是。薛宗正通过排比泥孰和弥射生平资料，提出七条证据力主西突厥咄陆可汗泥孰即阿史那弥射，进而提出四条证据证明文献中所载东突厥阿史那思摩的右贤王阿史那泥孰也是阿史那弥射。吴玉贵则认为阿史那弥射受封奚利邲咄陆可汗是《旧唐书》误记，他对薛文所提阿史那弥射与西突厥咄陆可汗泥孰、东突厥阿史那泥孰为一人的证据也提出了不同意见。然而吴文主要是就文献层面反驳薛宗正先生的观点，并没有对所涉人物活动和背景进行全盘考察。此后薛宗正又撰文补遗阿史那弥射生平，对吴玉贵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了回应。二人观点都是建立在对传世文献记载一定程度的“纠谬”基础上，相对而言薛宗正的论述充分，更切合相关人物所处历史背景，但是否为定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虑到弥射与泥孰是否为一人的争议，阿史那弥射至室点密之间的谱系成为空白。而即便弥射为室点密“五代孙”这一信息也有问题。沙畹将阿史那弥射、步真列于室点密的第五代子孙中，对此岑仲勉有异说：“我国计世之法有（1）连本身、（2）不连本身两种……夫室点密约卒于五七六（周建德五）年，有西史可证。弥射、贺鲁，在贞观中叶（弥射始见于十三年——六三九年）已能自立，则年将及冠；上距室点密之卒，仅六十三年；以平均卅一年一世之例例之，拟为能孙，似嫌过早。反之，室点密死而玷厥继，则玷厥当为其长子或较长之子。肆叶护可汗为玷厥曾孙，即室点密玄孙，约以贞观二、三年（六二八至六二九）立。谓弥射、贺鲁为室点密玄孙，年代亦相当。今沙氏遽定此二人为室点密能孙，则未知《通典》《新书》或其本据之史料，于五世孙一词果不连本身计否也。”他将阿史那弥射列为“室点密系，中间世代有缺者”，并未在阿史那弥射前补充任何信息。林幹的西突厥可汗世系表也只是单列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至阿史那元庆、阿史那献三代。薛宗正因为视弥射与西突厥咄陆可汗泥孰为一人，由此定其谱系为：室点密—达头可汗—咄陆叶护—射匮可汗—莫贺咄叶护（设）—阿史那泥孰（弥射）—阿史那元庆，填补了室点密之后、阿史那弥射之前的人物。但莫贺设一系与室点密无明白之佐证，岑仲勉已经指出，并列入“准室点密系”谱系，薛宗正之谱系也没有解决此问题。阿史那步真之后人墓志出土可以作为阿史那弥射家族谱系的参照。据开元十五年《阿史那怀道墓志》：可汗讳怀道。……五代祖室德媚可汗，鹰扬云中，虎据天外。横行者五十万众，厥角者卅六蕃。曾王父阏氏叶护，复旧德之名业，有先君之介胄。大父讳步真，号咄陆叶护。……贞观中入朝，拜骠骑大将军、濛池大都护，册继往绝可汗，此圣人所以昭文德也。按志主阿史那怀道即阿史那步真之孙，传世文献亦有载。志中“室德媚可汗”当即室点密之异译；“阏氏叶护”则尚难找到对应人物。史载阿史那步真为弥射之“族兄”，今据墓志，步真确实出室点密一系，但为其孙，并非五世孙。步真之孙怀道开元十五年卒，弥射之孙献亦开元中卒，代际也颇契合。这可旁证弥射为室点密“五世孙”说存在问题。尽管弥射之前世及其自身存在争议，但其后嗣则很清楚。《旧唐书·弥射传》附载了其子阿史那元庆、孙阿史那献的生平。《新唐书·贺鲁传》还记载弥射有子元爽，与萧嗣业追至石国擒回贺鲁。阿史那元庆失四镇后被杀，其子俀子被吐蕃册为可汗，内侵四镇。元庆另一子献，在开元中的诏书中已单称史献，生平详孟凡人和薛宗正钩沉。张说《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四镇蕃汉健儿，并委卿随所召募，可得几许，仍具数奏闻。史震袭父可汗，即令彼招辑，兼与卿计会，并临事处置，无失所宜。”薛宗正推测此史震是阿史那献之子，袭其可汗之位。今据《史乔如墓志》所载“高祖献，皇司农卿□□□□□□肃国公；曾祖震，左监门大将军”，与阿史那献（史献）、史震的生平相契合。史献生平线索中只说开元中累迁右金吾大将军，卒长安，而墓志正好阙六字，可能正是史献的终官。史献司农卿之职和肃国公的封爵传世文献未载，史载其曾为鸿胪卿，可资补阙。至于史震，开元二十三年袭兴昔亡可汗，可能也没有维持多久就废弃了，其终官当为墓志所载左监门卫大将军。今本《元和姓纂》，阿史那忠一系至思元以后误接阿史那弥射之后史震一系，岑仲勉也没有校出，这是因为没有看到《史乔如墓志》。根据《元和姓纂》：“震、晋、巽、泰。震，右监门将军，生弘、宁寂、容。宁寂生备。容，冀王傅。巽，光禄少卿。泰，蜀州刺史，生寅、审。审，吉州刺史。”岑仲勉认为：“此文如无舛误，亦可有两种读法：一为'生弘宁、寂、容宁，寂生备’也；二为'生弘、宁寂、容，宁寂生备’也。两者中似前者近是。若有脱衍，则更难以揣测矣。《白氏集》三一有《史备授濠州刺史制》，殆即此之备，其前官为将仕郎、守光州刺史、云骑尉。”今据《史乔如墓志》：“祖寂，皇□□□□□□□书监。监生二人，长供、次备。供不仕，早□□□□□□□畿佐，登柏台、践粉署，累从国相，军领光□□□□□□考殊绩，时谓良二千石。有二子，府君即濮州鲤庭之长也。”则“寂”为一人无疑。疑弘、宁、寂、容皆为震子，弘字可能有讹。史震兄弟四人，名字都从《周易》卦名；其子侄命名则从“宀”，颇有规律。史寂之子史备，即史乔如父，据墓志云为“二千石”，当为濮州刺史。结合墓志、《元和姓纂》还有其他史籍可看出史乔如家族至其父辈依旧十分显赫，为卿、为刺史者多人。可惜他们的生平资料难详，有待新出史料。前文初步梳理了阿史那苏尼失和阿史那弥射两支人物的生平争议问题，以及辑本《元和姓纂》苏尼失与弥射两个家族谱系误接的情况，下面进一步考察造成这一误接的原因，以及《元和姓纂》原本的可能形态。《元和姓纂》关于阿史那氏的记载，除了史氏条，还有阿史那氏条：夏后氏后，居涓兜牟山，北人呼为突厥窟。历魏晋十代为君长。后属蠕蠕，阿史那最为首领。后周末，遂灭蠕蠕，霸强北土盖百余年。至处罗、苏尼失等归化，号阿史那。开元改为史，并具史注。长安右卫大将军、宾国公阿史那忠节，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大节。贞元神策将军、兼御史大夫阿史那思暕，并其支族。前引王义康文对《元和姓纂》河南史氏“突厥科罗汗子沙钵略汗”条文本有一个简单的构拟，他认为这段内容本是《元和姓纂》阿史那氏下的。事实上，《元和姓纂》河南史氏、阿史那氏两部分内容还值得推敲。《元和姓纂》存在同源两姓各表的体例。北朝隋唐时内迁胡族多数经历改姓，《元和姓纂》对这些胡姓，除了人物较少者合叙之外，一般是原姓和改姓同时收录，两姓各表。从《元和姓纂》流传下来的部分看，虽然同时收录两姓，但其中的人物一般不重复，或详此而略彼，或一源而一流，各表一枝，这是一个规律。比如万纽于氏与河南于氏、伊娄氏与河南伊氏、侯莫陈氏与河南陈氏、独孤氏与河南刘氏都是如此。《元和姓纂》卷5阿史那氏详于族源，其下列人物都未经改姓，其中就有苏尼失；而卷6河南史氏为阿史那氏改单姓者，略于族源，其下也有苏尼失一系，这有违《元和姓纂》的体例。若不是错简等原因，那就应另有说明。正好，《元和姓纂》卷5阿史那氏条下就有“开元中改为史，并具史注”这样一个说明。但这一说明颇难理解，对比《通志·氏族略》“阿史那氏”条：“夏氏之裔，居兜牟山，北人呼为突厥窟……至处罗、苏尼失等归化，号阿史那。唐开元更为史氏，并已见史官氏。长安右卫大将军、宾国公阿史那忠节，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大节，贞元神策将军兼御史大夫阿史那思暕，并其支族。贞观内属有阿史那社尔，乃突厥可汗之次子，十年，入朝，授左骁卫大将军。生道真，左屯卫大将军。又有阿史那忠，乃苏尼失之子也，擢右骁卫大将军。宿卫四十八年，无纤毫过失，人比金日磾。”再对比《名贤氏族言行类稿》“阿史那”条：“《姓纂》：夏氏之胤，居夔牟山，北人呼为突厥窟……至处罗、苏尼失等归化，号阿史那，开元改为史氏。唐阿史那忠，字义节，性谨厚，居父丧哀慕过人。擢右骁卫大将军，宿卫四十八年，无纤隙，人比之金日磾。”上面两书内容显然是杂抄自《元和姓纂》和其他史传。此外，赵明诚在《阿史那忠碑》跋尾引《元和姓纂》也有“阿史那氏，开元中改为史”一段文字。仔细揣摩这四种记载，笔者认为《元和姓纂》“并具史注”和《氏族略》“并已见史官氏”应该是“并见史氏”的讹、衍，意思是处罗、苏尼失另见于史氏条下，这样文本就豁然可通，也不违背《元和姓纂》“同源两姓各表”的体例，因为苏尼失一系后来确实改为史氏了。从宋人所引《元和姓纂》内容的错杂情况，可以推测《元和姓纂》有关阿史那氏的内容可能很早就有散佚，阿史那氏、河南史氏两条下的内容可能也存在混乱。《元和姓纂》河南史氏条载：“突厥科罗次汗子，生苏尼失。”岑仲勉校记说：“《新书》一一〇：'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通志》亦云：'贞观内属有阿史那社尔，乃突厥可汗之次子。’此'突厥科罗次汗子’，殆'突厥科罗汗次子’之讹，系叙社尔而夺其名者。苏尼失以贞观四年始降，封怀德郡王。'入隋封康国公’六字，殆后文'大柰’下所错简。”详其意是以社尔为突厥处罗可汗次子，“科罗”为“处罗”之讹。《元和姓纂》阿史那氏条下已经说有“归化”的“处罗”一系，是否就是指阿史那社尔一系呢？唐人称处罗有两说：一是指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达漫，又称曷萨那可汗，行文中往往省略为处罗，此人在隋时归化（详后文）；二是指东突厥处罗可汗，是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之弟、颉利可汗之兄，又号俟利弗设，此人并未内附，唐代文献记载亦少。因此，若定要说“科罗”是“处罗”之讹，“突厥科罗次汗子”是“突厥处罗次汗子阿史那社尔”之讹脱的话，只能认定这是《元和姓纂》阿史那氏条下的内容混入史氏，因为阿史那社尔未见改姓史氏的记载。事实上，即便《元和姓纂》河南史氏条下的“科罗”非“处罗”之讹，也可以缀合其谱系。前文所述有关科罗与苏尼失、苏尼失与褥但（檀）特勤（阿史那职御、史实）的关系问题，诸家皆未定论。从《元和姓纂》残存的文本来缀合诸人关系不失为一种方式。王义康等学者以褥但特勤为苏尼失之说，关键在于“科罗”、“康国公”这两个重要信息都与褥但特勤契合，而且如此一来《元和姓纂》文本也贯通无碍。但正如汤燕所反对的那样，褥但特勤与苏尼失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见的。除了汤文所列证据，还有下面一些不同。首先，褥但特勤开皇中入使，值本国丧乱，遂留不返，其子善应仁寿中追入宿卫，武德元年与兄达漫（即西突厥处罗可汗）自山东归唐；而苏尼失和阿史那忠则是贞观中李靖破颉利可汗之后，从灵州西北的本蕃归附。其次，史善应为褥但特勤第四子，大苏尼失子阿史那忠27岁，其上还有三人为兄，若褥但特勤和苏尼失为同一人，其诸子年龄差距似乎过大。另外，苏尼失、褥但特勤之后的祖业、祖茔有显著的差别。诸如此类不同之处，虽然可以从隋末父子兄弟离散各领所部、入唐归附时间先后不同来解释，但终究未洽。为此，退一步，承认褥但特勤不是苏尼失，但他们为兄弟，同出沙钵略。这样《元和姓纂》中科罗、康国公两个线索便能得到解释，苏尼失、褥但特勤也可以编排到一个谱系之下。上面初步解决了《元和姓纂》史氏条下科罗、苏尼失、康国公的文本联系，那么“生大柰，子仁表，驸马”这一段该如何解释呢？这就牵涉史大奈的问题。史大奈其人，生平疑点颇多。大业七年，他与处罗可汗入降，事迹亦附处罗传后。传世文献未详大奈的先世，幸运的是敦煌写卷和出土墓志中发现了重要的材料。敦煌写卷S.2078背面杂抄习字范本《史大奈碑》残本中载：祖莫贺可汗，钟纯粹之□□，莫（奠）崇高之统业，无竞惟烈，有道可宗，固己韶穆，□重徽猷，大继武威，畅卢山之泽，流昌海之城。父失咄弥设，忠能赞国，孝实安亲，任重栋梁，赖深舟檝。另外，洛阳出土开元二十四年（736）《大唐故太中大夫守安州都督别驾上柱国乐陵县开国侯史府君墓志铭》载：公讳思光，字昭觉，河南洛阳人也……曾祖统，随光禄大夫。袓大奈，太原元从功臣第一等，右武卫大将军、上柱国、賨国公，赠辅国大将军，食渠州实封五百户。父仁基，左右金吾将军、绵华宁三州刺史、上柱国、乐陵县开国侯。根据这两则重要材料可知，史大奈祖为莫贺可汗；父为失咄弥设，汉名“统”。根据史载，突厥莫贺（即“何”）可汗有两位：一是摄图，号称“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又称沙钵略可汗；二是摄图之弟处罗侯，又称叶护可汗，开皇七年摄图死，隋遣长孙晟持节拜为莫何可汗，次年卒。从名号的典型性看，史大奈之祖“莫贺可汗”更可能为处罗侯，为科罗之子。如此《元和姓纂》“史氏”条下突厥科罗汗、史大奈的关系便可连缀。但史大奈的父亲“失咄弥”或“统”，暂时无法找到对应。墓志载史大奈有子仁基，与《元和姓纂》“大柰，子仁表”互足，可见《元和姓纂》文本有据。根据上面对科罗可汗、苏尼失、褥但特勤、史大奈的考察，结合《元和姓纂》文本，他们的谱系大致可构拟为：科罗可汗生沙钵略、处罗侯；沙钵略生实（或者职御）、苏尼失；实（或者职御）生善应；苏尼失生忠，忠生暕，暕生思元；处罗侯生统，统生大奈，大奈生仁表、仁基。《元和姓纂》阿史那氏条内容提醒我们：在史氏条下有处罗、苏尼失两系的内容。而辑本《元和姓纂》河南史氏条下，却只有科罗—苏尼失一系内容，没有处罗。科罗—苏尼失一系已经构拟如上，那处罗与这一谱系中的位置是如何的呢？史氏条内容能与处罗相接在一起的显然就是史震一支。西突厥处罗可汗全称为泥撅处罗可汗，名达漫。《隋书》载：“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也……大逻便为处罗侯所执，其国立鞅素特勤之子，是为泥利可汗。卒，子达漫立，号泥撅处罗可汗。”大业初，因为处罗可汗抚御无道，其部族多叛离，又为铁勒所败。当时裴矩正在敦煌招揽西域，遂借处罗可汗之母向氏之名招之。大业六年隋炀帝巡边至于大斗拔谷欲会处罗，但处罗因为其国人不从竟不来，正好赶上处罗之酋长射匮遣使来求婚，裴矩遂进离间之计，扶持射匮攻处罗。处罗败逃至高昌，高昌王麴伯雅向隋告发，隋炀帝于是遣派裴矩带着处罗之母向氏至玉门关晋昌城招抚。大业七年十二月己未处罗来朝于临朔宫。八年从征高丽，赐号为曷萨那可汗。十年正月嫁以信义公主。“江都之乱”，处罗随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败，奔长安投靠李渊，武德初卒。阿史那弥射一系是否也能接到处罗之后呢？这牵涉处罗之先世与室点密的关系问题。处罗为泥利可汗之子，鞅素特勤之孙，但鞅素特勤的出身有诸说：（1）室点密之后，倡于沙畹，影响最大。（2）木杆之后，核心证据是小洪那海石人粟特铭文载泥利可汗为木杆之孙，据此可推知鞅素特勤为木杆之后，但这段粟特文题记的解读亦未定论。（3）不详，岑仲勉认为史籍所谓射匮为处罗可汗之“叔父”，并不能作胞叔父解；都陆与鞅素特勤非同一人；鞅素特勤究竟为达头之别子，或者胞侄，甚至从侄（东突厥之后），难以决断。若处罗出室点密一系，而弥射又处罗之子，则正好符合弥射传称“室点密五世孙”之说，但处罗非室点密一系人物也有较多的证据。笔者试着还原这些争议的背景：（1）说其实就是唐人的理解，后人通过史料综辑而考证出来的“真实”可能并不是唐人所认可的。《元和姓纂》多采家状、家谱资料，对祖先的谱系可能不如现代学者精确，而且谱牒攀附的情况也很普遍。所以处罗出自室点密之后，而弥射为其后，并非不可能。退一步而言，即便处罗出自木杆系，但弥射的先世除了“室点密五世孙”这一信息之外并无他证，而前文已经指出：“五世孙”说无论从室点密至弥射间隔时间的“标准年代”还是从《阿史那怀道墓志》所提供的“相对年代”来看都存在问题。所以综合而言，处罗和弥射之间并非没有父子关系的可能。根据《元和姓纂》阿史那氏条的说明，可知河南史氏条下有处罗一系，但其名号封爵都已阙。假设弥射是处罗之子，那么这一支的谱系大致可还原为：处罗可汗生弥射；弥射生元庆、元爽；元庆生献；献生震、晋、巽、泰；震生弘、宁、寂、容；寂生备；泰生寅、审。这一谱系的关键是处罗与弥射之间的关系，下面进一步申论之。上面提出一种假设，将阿史那弥射一支谱系接到处罗可汗之后，更为核心的证据在《史乔如墓志》中。志文载其祖先：“尝著勋力，布在史册。□□□华毂二百余载，史臣名儒皆熟之。故不重□。□□□□□随特进、安西大都护。高祖献……”根据唐代墓志的行文规律，“高祖献”前阙名之人当为“献”之父或者再前之祖。前文已考史乔如出自阿史那弥射，在其高祖史献之前，其天祖为阿史那元庆，再前为阿史那弥射。元庆的活动时间未入隋，因而阙人绝非元庆可知。弥射贞观十三年内附，为兴昔亡可汗兼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卒于龙朔二年。从年龄和生平旁证看，也不太可能在隋代为“特进、安西大都护”。即便弥射为阿史那泥孰或咄陆可汗泥孰，依薛宗正所考其早期事迹，也不存在内附隋为特进、安西都护的可能。隋“安西都护府”的资料，较早是吴玉贵据出土墓志中的信息钩沉出来的。此外，余太山、李大龙等继有申论。《史乔如墓志》的出土进一步补充了隋代安西都护府的资料，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最近刘森垚又撰文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认为：“隋炀帝好慕'胡中宝物’、意欲'掩吞秦汉’，故派裴矩经略以图打通西域。在经略初期，炀帝与裴矩锐意进取、大举出兵。而自大业六年以后，杨广对西域的兴趣持续下降，经营西域的政策也变得保守，包括裴矩在内的一批驻守西陲的贤臣良将被调回。在这样的背景下，隋朝在西域的利益还需有人继续经营，故当于此时设置安西都护一职以便全局统辖。安西都护设置之后，大约经历了离间射匮与处罗、接应处罗与麴伯雅前来朝见、参与推动高昌'义和政变’以及日常的接待西域胡商等活动……至迟到武德二年初，安西都护所掌控的地区被李轨吞并。从大业六年到武德二年，隋代的安西都护大约存在了十年时间。”若据上文的假设：弥射为处罗可汗之子，则“隋特进、安西大都护”可以对应处罗，这从处罗的生平中也能找到某些线索。史籍所载处罗的生平是粗线条的，其内附之后的安置情况，《通鉴》有一段记载：“帝分西突厥处罗可汗之众为三，使其弟阙度设将羸弱万余口，居于会宁，又使特勒大奈别将余众居于楼烦，命处罗将五百骑常从车驾巡幸，赐号曷婆那可汗，赏赐甚厚。”这里说“处罗可汗之众为三”，与处罗同时归化的阙度设、史大奈都有领地，唯独处罗只有一个赐号，领地和领众没有交代。可资对比的是麴伯雅大业五年来朝时拜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弁国公。从大业七年内附以后，处罗仅仅随车驾巡幸，而无其他官职和封爵，这不符合当时内附北方部族首领的一般封例。值得注意的是，《隋书》处罗可汗本传载：“十年正月，以信义公主嫁焉，赐锦彩袍千具，彩万匹。帝将复其故地，以辽东之役，故未遑也。每从巡幸。”若根据刘森垚对隋代安西都护的考论，处罗内附之后正好赶上安西都护府转型时期，作为曾经的十姓可汗、西域共主，处罗当然是非常有可能担任安西都护的。隋炀帝一度想“复其故地”可能正好对应处罗以安西都护经略西域的经历。进一步来说，隋代大业以后归化的突厥族裔，只有处罗因为是西突厥十姓可汗最适合担任安西都护，承担经营西域的任务。再从《史乔如墓志》说其祖先“尝著勋力，布在史册，□□□华毂二百余载”，这一相对时间来看（开成二年之前的二百余载正相当于隋唐之际），处罗也是非常契合的。处罗之归化，高昌王麴伯雅功劳最大。薛宗正已经详考高昌国策亲西突厥的情况。处罗被射匮击败后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也是因此。麴伯雅根据当时西域形势的变化促成了处罗的内附。处罗归朝以后的行迹与麴伯雅多一致。如《资治通鉴》载：“（隋炀帝）车驾渡辽，引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高昌是隋安西都护西域经营的重心，隋炀帝利用处罗经营安西都护，不仅照顾到了处罗一系在高昌地区的势力，也契合高昌政权与处罗的特殊关系，可谓一举多得。由此而言，隋安西都护的成立可能与处罗有莫大的关系。处罗的生平在出土墓志中也有一条线索。据前引《史善应墓志》：“逢宇文化及弑逆，大唐武德元年与兄达漫等自山东归义，蒙授柱国。”汤燕认为墓志中的处罗可汗达漫可能与史善应为同母异父兄弟。但《史善应墓志》明确记载：“父褥檀特勤，随开皇中因使入朝，值本国丧乱，遂留不返，随文帝授上柱国，封康国公。君即第四子也……仁寿初，追入宿卫。”可见褥但特勤、史善应父子归化入隋比处罗可汗、史大奈早得多。事实上，史善应、处罗可能只是同族兄弟，墓志中说“兄”不过是泛言之。但史善应与处罗（达漫）同时归附唐、征高丽的经历倒是提醒我们：《元和姓纂》所叙的科罗—苏尼失一系与处罗可能确实存在联系，《元和姓纂》将他们放到一起论述可能据于更早谱系的关系，也可能据于他们之间的其他联系。处罗可汗之死有待发覆。《隋书》载：“江都之乱，随化及至河北。化及将败，奔归京师，为北蕃突厥所害。”其内幕及详情，《旧唐书》载：先与始毕有隙，及在京师，始毕遣使请杀之，高祖不许。群臣谏曰：“今若不与，则是存一人而失一国也，后必为患。”太宗曰：“人穷来归我，杀之不义。”骤谏于高祖，由是迟回者久之。不得已，乃引曷萨那于内殿，与之纵酒，既而送至中书省，纵北突厥使杀之。太宗即位，令以礼改葬。《资治通鉴》亦载：“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与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长安，北突厥遣使请杀之。”《新唐书》载：“初，曷萨那朝隋，国人皆不欲，既被留不遣，乃共立达头孙，号射匮可汗……射匮死，其弟统叶护嗣，是为统叶护可汗……明年，射匮使使来，以曷萨那有世憾，请杀之，帝不许。……宴禁中，酒酣，至中书省，纵使者戕之，不宣也。”处罗之死，《隋书》说是“北蕃突厥使”所杀，《旧唐书》说是始毕可汗之使所杀。始毕可汗为东突厥（即北突厥可汗），这两种说法可以调和。但始毕可汗武德二年（619）四月卒，而处罗可汗八月（《唐会要》作九月）才死。岑仲勉认为可能是始毕可汗之子处罗可汗（东突厥处罗可汗为另一人）重申之前杀曷萨那的请求。射匮之使杀曷萨那事，是在射匮卒后，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新唐书》校勘记已经指出。但《新唐书》的矛盾还不止这一条，在此之后接着叙统叶护卒莫贺咄为可汗事说：莫贺咄立，是为屈利俟毗可汗，遣使者来献。俟毗可汗初分统突厥为小可汗，既称大可汗，国人不附。弩失毕部自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辞不受。会统叶护可汗子咥力特勒避莫贺咄乱，亡在康居，泥孰迎立之，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俟毗可汗分王其国，拿斗不解，各遣使朝献。太宗追怜曷萨那死非罪，为赠上柱国，具礼以葬。贞观四年，俟毗可汗请昏，不许。“太宗追怜曷萨那死非罪，为赠上柱国，具礼以葬”一段突然又出现在泥孰立肆叶护可汗之后，这可能是“错简”所致，《新唐书》校勘记也未出校。而真正的问题是两唐书及诸文献有关处罗之死的记载为何会如此分歧，处罗的有关资料为何出现这样的矛盾。处罗是唐廷联合东突厥的牺牲品，其死颇为不堪。唐高祖称臣于始毕可汗本来就不光彩，而主导此事的则是唐太宗，陈寅恪已发其覆。史载太宗谏止高祖杀处罗“不义”、“不祥”，皆是虚饰，殊不知他才是导演处罗被杀的主谋。太宗即位后“令以礼改葬”，又“追怜曷萨那死非罪，为赠上柱国，具礼以葬”，这是对当年称臣突厥的平反，借改葬机会修正相关文献记载，这可能成为处罗生平资料阙失、矛盾的重要原因。“以礼改葬”是唐代对待政治“污点”人物的一般做法，最典型的莫过于李建成。《旧唐书》本传载：“太宗即位，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李建成生平资料的阙失，从其墓志中也可见一斑，仅仅47字。处罗入唐以后生平信息的阙失，在其后代史乔如墓志中也得到印证。幸而其家族谱牒中还遗留了其隋特进、安西都护这一段重要的经历，否则随着隋安西都护的废置，这一段史料也湮没不闻了。综上推测，笔者将《元和姓纂》卷6河南史氏条谱系内容最终整理构拟为（Ⅲ）：本姓阿史那。突厥科罗汗【生沙钵略，子实（或者职御）】,次子苏尼失。【实（或者职御）,褥但（檀）特勤，】入隋，封康国公。【生善应，善应生崇礼。苏尼失，入唐封】怀德郡王。生忠，左骁卫大将军、薛国公。忠生暕，宋州刺史。暕生思元，右金吾大将军。思元生【后阙】【处罗可汗】生大柰，【弥射。大柰】子仁表，驸马。【弥射生元庆、元爽。元庆生献。献生】震、晋、巽、泰。震，右监门将军，生弘、宁、寂、容。宁【生某。】寂生备。容，冀王傅。巽，光禄少卿。泰，蜀州刺史，生寅、审。审，吉州刺史。一如前面所说，这仅仅是一种人物关系和文本对应的推测，并不代表《元和姓纂》原文如此。笔者的推测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旁证，也有《元和姓纂》文本的内证。虽然这远非定论，但对于探索阿史那氏谱系不失为一种方法。上面从各个方面阐述了史乔如家族的有关问题。如果说弥射为处罗之后只是笔者的一种推测，是为了还原《元和姓纂》阿史那谱系中人物关系，那么史乔如出自弥射则是无疑的。赵振华在考辨《史多墓志》时已指出，辨析出土墓志中的突厥史氏和昭武九姓史氏存在一定困难，通过表层的文化线索来考察会产生“误判”。尹勇也通过史宪诚的案例提醒研究者在判断人物族属时要具体分析，不能过分倚重姓氏去推测其家世渊源。将史乔如视为粟特人，正是研究界“泛粟特化”的误判一例。较早提出此说的是毛阳光，他认为《史乔如墓志》，“称其祖上担任安西大都督，'享金蝉之宠盛’，字里行间依稀辨别出他的粟特身份”。张乃翥将史乔如视为粟特胡人，还由此得出史乔如葬地形成了粟特胡人聚落的结论：“洛阳龙门东北平原早年出土史乔如墓志，志载史氏'开成二年二月廿日权葬于河南县感德乡孙村原’。从志文追溯其先世语句中比喻'金（日）磾’、'石奋’之措辞及祖辈隋时任职'安西大都护’一事来勘查，史乔如明显含有粟特血统。这一石刻记事对揭示当地人文聚落提供了实证。”荣新江在文章中也曾提到：“张乃翥先生根据洛阳出土各种碑志材料，包括葬于开成二年（837）的疑为粟特后裔的《史乔如墓志》，推测东都洛阳城外东南隅一带，曾有胡人聚落。对此，我表示赞同。”这些以史乔如为粟特胡人展开的论述，都有待商榷。就史乔如祖先与“安西大都护”的问题而言，刘森垚因为信从了其家族为粟特胡人之说，由此强调粟特胡人在隋代西域经略中的影响力。但前文已考史乔如的祖上担任安西都护的史某是西突厥的族裔，那么我们对隋代西域经略会有一个全新的视角。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粟特研究是当下的热点话题，但我们应该警惕掉进似是而非的陷阱。新材料的出土目不暇接，但旧材料的整理尚不充分，不少重要问题会被热浪淹没。虽然说史乔如家族出自粟特与出自突厥，在本质上差别不大，但其关联的文化背景却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