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长安的诗文描述中，“望”长安，是经常出现的意象，或曰一种文学的动作。这和长安城的历史地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乐游原的存在，更是在地理意义上给文人墨客、鹤怨猿惊提供视角上的支持。唐克扬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地理感，在历史纵深中配以诗性的遐想与表达，成为这篇包含城市、地理、历史、文学多种元素的文章基调。
你能想象吗？从渭水之滨到城北的龙首原，由龙首原到城南的少陵塬，再从少陵塬一路升起，直到那座堪称中国文明初期舞台的“南山”，长安，绝不是一座缺乏地形的城市。可是，今天这样的长安看不见了，人工构物的尺度压过了城市人可见的地表起伏。要知道，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细节，高下之分，实是这座城市记忆的核心部分。至今，你走进老城内的回民巷子，那些未经触动的地面还记得住最初的长安。想想你曾经能看到的吧，八水环绕的整座城市，又横贯六道高岗，宫阙房舍，雕刻在被附会为易经“六爻”的长安风水里。曾几何时，在高巍处点缀着朱门青琐的亭台，雕栏玉砌的宫阙……这样莽原上的城市经验，一路延至画里锦屏般的终南。在这样的城市里，墙该是直的，院落造成方正的，一切本都中规中矩，可是起伏地面上的人看不大见这规矩，只要抬脚，只要行路，就会遭遇各种各样的起伏：让人喘气的梯级，曲折迂回的坡道。对于长安，风景和建筑是一样重要的，甚至更为重要。“城市”——城墙的“城”，和少量像“市”那样集会的场所，只是粗放的人工概念，它并不能比拟于造物的胸襟，人在大地上所刻画的坊市、宫禁、街衢的线条，至多，只是这雄浑躯体上的文身而已。唐诗的作者们俯瞰城市时，除了棋盘般的城市网格，应该还会看得到更立体的黄土梁洼的地貌，一道道大致西南——东北走向的岗梁，构成了城市显著特色的底面。岗梁的坡度不会随着城墙的边界而终止，长安的行政区划——东西各半的万年、长安两县——所统领的区域，也跨越人所设定的边界。唐长安探测复原图（来源：陕西省博物馆编，《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纵使人事，也不曾一刻离开“自然”。地形的陡峭处不过五至十度，大多五度以下，较之真正的山地算不了什么。在本该地平如砥的城市里，一切却曲回有致。洼地下聚为水景，小坡上高踞着园墅，最高处又有局部的下凹，再形成曲江那般的湖泽。如此高高低低。坡度向外向内侧降，或是卑下处外高内低，从山顶到山麓的山脊连线凸起，“分水”，造就了微小的“流域”和草木风貌，山脊间是“集水”处，两山间形成鞍形分布的便道。城市人有了比“大道”和“狭斜”更复杂的行动逻辑，即使在里坊内部，也常要翻山越岭。 城市的极暧昧处，不需要尺规绳矩规范意义，崎岖不平更不适合做宅地。一些极为特别的起伏，甚至在历史上留了名姓——比如《资治通鉴》和《新唐书》中都见载的“狗脊岭”，长安极重要的刑场，大概是地势形如狗脊（一说长满“枸杞”）。这些所在意义自明，简单的横平竖直失却了意义，卉木葱茏，既为行人提供了荫蔽，也增强了广义的“地形”。 高亢远僻，理应不是凡人家，是神明所居，同时远离了长安人可理解的日常，这里，“省史嫌坊远，豪家笑地偏”（白居易：《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这里，“率无宅第，随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宋敏求：《长安志》）。这样的长安虚实相间，使得它“面积比罗马大七倍”的城市数据，打了大大的折扣。但也让它最不易探索的这一部分，充满了未知的神秘。 它是那些自居世外高人，却也在这大城里讨生活的人最合适的地址：“桃源一向绝风尘。”（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唐人的长安经验添了不同的层次。“望”这个词不断地出现在长安诗的诗题中，也和最基本的人类观感相联通——“望春台”“望城”“望晓”……“望”除了地形自然所致，还有人工构筑物的层次。魏晋以来，中国城市里固有的“高层建筑”，受到了外来宗教思想的催发，在长安，它们也演绎出了空前的意义，向上，向下。 首先是佛塔。唐代城市的佛寺虽没有打破北朝洛阳宗教迷狂的垂直记录，但是，长安城甚至是个更为立体的情状，立体处，在于建筑叠加在地形之上。著名者，就有大庄严寺塔和大总持寺塔，是在城市西南角相对低下的角落，用人工补益自然。这两座木塔都是宇文恺的规建，“……木浮图，高三百三十(尺)，(周)匝百二十步……”（韦述：《两京新记》），“驾塔七层，骇临云际……举国崇盛，莫有高者”（道宣：《续高僧传》）。伽蓝大盛，除了高度，还有数量和质量，仅仅我们知道的，就有静法寺塔、赵景公寺塔、青龙寺塔……即使在今日，也还有俗称的大雁塔、小雁塔保存下来。青龙寺考古发掘现场及平面图（来源：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工作队，《考古》，1974年第5期）与高度呼应着的，是豪强者自己的“高层建筑”观念。那向上飞升的欲念，并不拘于佛教思想，而也是中国人自己神仙思想的再认识，它们不只是绝尘而去，也点化了人间无数。这景窗或平地而构，或居高临下，它打开了一幅新的城市画面：
两朱阁，南北相对起。借问何人家？贞元双帝子。帝子吹箫双得仙，五云飘摇飞上天。第宅亭台不将去，化为佛寺在人间。妆阁伎楼何寂静，柳似舞腰池似镜。花落黄昏悄悄时，不闻歌吹闻钟磬。
掌握着城市画面“开关”的人，并不喜人们由高处望见禁中，有能力建设高阁的也不大会是庶民，该是“帝子”。他们写的“看的禁忌”的历史，就和眼睛赋予人们的自由同样久远，像北魏洛阳城的永宁寺塔，能登上高塔眺望的就绝非凡人。在白居易《两朱阁》中，提到了神秘的、贞元年间并不存在的“平阳（公主）”，提到她侵夺了比屋齐人的宅地，暗示了她非同凡响的出身。可是，长安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岗上的，岭原和洼地之间天然的高差，全城远为复杂的视线关系，使得不许肆意观望的禁令殊难执行。在长安，登高赋诗成了当然的传统，也属于普通文人（岑参：《登总持阁》）：
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晴开万井树，愁看五陵烟。
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早知清净理，常愿奉金仙。
登高者也须得借“高度”寄寓，没有道德背书的飘飘摇摇，容易成为白居易那样的诗人讽喻的对象，但是，揶揄罢了，诗人们也意识到将有两种不同的长安：眼前的和想象中的，登临的意义远不如登临本身更美妙。高岸的城市现在匍匐在脚下，那青天倒像是触手可及，“迫近”日边之际，造物看上去像是模型，原本具体的世界虚幻了，“清净理”却得到了形象的说明，抛却人间烦恼而“奉金仙”的念想，让每个人，哪怕是边塞诗人著称的岑参，不能不油然心动。“长安”有不同的“看法”，不只属于一种“望”。不像另外一些著名的都城，长安是充分立体的，不仅是仰视，也还有俯瞰。它将尘世的眼光拔向半空，不只是一种高处临风的快感和满足。《世说新语·夙惠第十二》早已说过这个著名的故事：长安和太阳，哪一个更近，哪一个又更真实？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便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日下”成为天子居处的代称。“长安与日孰远”，提出了一个有关真实的悖论，同时也是隋唐长安城的实情。法国思想家德·瑟托（De Certeau）有关摩天大楼的分析，在现代之前竟也是适用的：高处超脱，历历如画，画却不着边际，人在城中不见脚下；低处属于浊世，“长安不可见”，但催促着人世间实在的行动，需要直面眼前的生活。还是总持阁上的岑参，他知道，后一种长安，“只在马蹄下”（《忆长安曲二章寄庞催》）：
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
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明日归长安，为君急走马。
长安，到底是在天空中还是地面上？通往如日中天的长安的道路，竟又是在“不可见”的长安的风尘中，能令“素衣化为缁”。在两种长安无意识的转换中，哪怕不世出的天才也会着了道儿。如李白，听到一点长安的风声就得意忘形：“……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其实，他在君王的眼中不过是一个文学弄臣，地位无足轻重，但他，却总好像已看到长安在那里——“山就在那里”，诱惑着他去为之奔走和登临，“望见”而喜，复又下山“走马”，一次次，在由天空向地面的坠落中感到幻灭。吕大防，《长安图》残石，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五月五日知永兴军事吕大防主持绘制读历史的时候，我常有那么一刻，在简略的行传里看到了具体的画面。那一刻，即使普通的诗句，也立刻变得莫名生动，令人震撼了。有唐一代，有多少名臣和名人，曾经看见过我想象的这些画面？在这些画面和即将采取的行动之间久久徘徊，他们一定也产生过这样的疑惑：到底什么才是长安？在遥望神京的时候，这座城市是非人化的，所有姓氏、头衔、地址都不过是些无生命的名目，就像天边虹霓那般虚无缥缈；而起伏的地形，苍虬的风景，使得它有了具象的筋肉，更像活生生的躯体了，如果你真的在半空中俯见它，它像一个沉睡的，但是随时都会醒来的巨人——是一个中古时代的“利维坦”。
唐都长安遗址大观（来源：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东洋文库，1933 年）
你已经知道，有着三维形状的长安，不仅仅是在城南城北的原上，在蓊蓊郁郁的大山中，另有一座“山”，就在城墙内，在长安人沉睡的身下，在他们每日的足迹中。今人以为的“乐游原”，海拔高度四百六十七米，宽度两百至三百五十米，长度约三点五公里，相对高度大约有二十七米，相对两边有着十至二十米的高差。它是长安所谓“六爻”地形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中，最可辨识的长安的起伏：“北枕高原，南望爽垲，为登眺之美。”(宋敏求：《长安志》) 马正林绘制了《唐长安六坡地形示意图》，借助现代的测绘技术，可以用西南——东北的等高线走向，精确地表达出“六爻”的形状，也就是附会周易卦数的六条高坡在城内的具体走向。即使现代人已经极大地更动了西安城的地貌特征，显著高起的这六条高坡，部分依然清晰可辨。从大雁塔折向东北去，地形一路高走，马路两侧的围墙墙基只能是斜线，立交桥下往往还残留着挖剩的土岗，机动车道也有显著的上坡。马正林口中的第六高坡，是大名鼎鼎的乐游原，它以东的高地，均达到四百五十米的高程，在唐时也是一个尊崇的所在，有白居易、顾况、牛僧孺、空海、钱起、李绅等名人居住，有祆祠、旧诸王府、寺观、旅舍、酒楼……的靖恭、宣平、新昌、升平、升道……诸坊，皆在乐游原上（畔）。 大雁塔东侧的现代唐风园林，西安唐华宾馆，作者摄于2009年考虑到城内里坊的存在，在高下中的游赏如何和城市的逻辑重叠，冲突，依然是个有待思考的谜题。尤其“乐游原”并非小地名，它究竟是在什么地理范围内？是指一片区域、一种地貌还是一个地点？《任氏传》中提到昏黑中在“乐游原”行走遇见狐仙，想必山路偏僻人烟稀少。景观地形曲曲折折，道路不必遵循更中心的城区里十字街、十字巷的规律。尤其到了王朝后期，和十丈红尘的繁华城北相比，这里一定还是拉开了不小的距离。沿着帝王面南的视线，这里可以看到真正的“自然”，为皎然这样的修行者所喜。冬日的凌晨，他披上破烂的冬衣，径登上古原的高坡，写下“雪霁山疑近，天高思若浮”。 实则“乐游苑”在汉代已留名，上有乐游庙，历史悠久，不是单纯的自然。有往鉴时忧在，诗僧的“清眺”变得不那么单纯。汉代的城市远郊，在唐代已经是城内或者近郊，比如汉宣帝的杜陵，现在也是城市人就近的游处。于是，唐代里坊的格栅叠压巨大的岗原，也是新朝政治立足于另一伟大帝国基业的废墟上，空间的景观，亦呈别样的历史意味。豆卢回的《登乐游原怀古》不知写于何时，但是“昔为乐游苑，今为狐兔园”，气息是中、晚唐的。这首诗表面只是怀古，但是托志汉宣，似又别有怀抱：
雄图奄已谢，余址空复存……朝见牧竖集，夕闻栖鸟喧。萧条灞亭岸，寂寞杜陵原。幂詈野烟起，苍茫岚气昏。二曜屡回薄，四时更凉温。
“天道尚如此，人理安可论？”连接着当下和过去，同时看见人事和自然，乐游原就像是长安城的一面镜子。它既可以是一处清幽的去处，神明所居，也处处沉积着历史的灰尘，在苍凉之中，兴亡的秘密时隐时现。事实上，叠映在唐代长安上的汉代长安的影子，时时被诗人们用来抒发他们对现实的惶惑失落，“武皇”“宣室”其实都是指的当代，两汉长安、洛阳的惨烈结局，也就是令隋唐帝国的统治者感到不安的。 在这种情形下，登上乐游原所看到的事关重大。题为《春望》《晨望》的，不总是爱好诗歌的僧人自己的雅好，从乐游原上的哪一点顾盼，取决于你想看到什么。观望朝堂，无非是政事清明的气象，“爽气朝来万里清，凭高一望九秋轻”。凤沼、尧天、山河、四野、万户升平，居住在乐游原上（畔）的大历才子，顶多是有一点小牢骚而已：“遥想青云丞相府，何时开阁引书生。”（钱起：《乐游原晴望上中书李侍郎》）。政治正确的、“识趣”的自然观，应该是张九龄《登乐游原春望书怀》这样的，从于所从处，归在当归时：“城隅有乐游，表里见皇州……”——虽然伤怀于桑榆晚景，因为无边的清光和喜气令得“凭眺兹为美”，他也将安然回到最终的那个时刻里：“豹变焉能及，莺鸣非可求。愿言从所好，初服返林丘。”——皎然上原头看日出雪霁，原本是夜与昼平和的分手。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类登高望远的诗歌，开始沾染挥之不去的暮气了，字里行间，藏着一分隐隐的讽怨，一般人不易察觉的。乐游原上，是和秋天联系在一起了，沐着西风斜阳。 再登乐游原是在辞别之际。不顾脚下的长安举目四顾，杜牧已将他的视野扩展到了整个秦川，他望得更辽远。在《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中，他借乐游原上的眼光和长安作别，似乎也是和整个世界作别：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喜好佛理应属托辞，清平、无能之类的也是反话，杜牧这诗里有多少的愤懑和未尽的心曲？无法在这里详考。只是，我一直诧异，在长安城内不过三十米高的岗原上，怎么可能望得见一百多公里之外的昭陵？要知道一个人的视力极限也就是三公里左右，在这个离上，天气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至多可以分辨出一辆汽车的头灯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但是再超出这个距离，一切都只是“感觉”——“我看到了（？）”。事实上，这里的“望”绝非简单的“看”。至少，杜牧知道，昭陵确实是在那里，它建在长安西北方向的九嵕山上，虽然不能确见，但是它是那个方向的制高点——想，也想得到。李世民以山为陵，选择了其中最巍峨的一座，使得小者事大的昭穆秩序不可动摇。“望京”确实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京”本意也是“大者”，在京城的周边，乃至外州县建立“望京”这样的建筑，既反映了统治者的意志，也培养了出外宦游的官吏“恋阙”，也就是眷慕权力中心的情绪。“望京”和远望昭陵先烈方向不同，却意义一致。因此，一步两回头的“望”（“西北望长安”）不仅是视觉经验，也不限于寻常商旅行客的意绪，而是古代政治思想在空间上的实践——是永恒的“长安在别处”。 回到盛唐，帝国的统治者们严控在长安入籍者的数目，即使权臣想在神京建立家庙也极困难，因此万山之外不见长安也是平常事。但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含义，只是在唐朝剩下的时间里才慢慢浮现：自有“长安”这个意味不凡的地名以来，也就有对它深情而怅惘的回望，它其实是以此著名的——尤其在三百年辉煌结束以后，在长安以外的地方看长安，看不见的长安，实则构成了另一种“长安”，或者准确地说，对“长安”无尽的想象。 ——“乐游原上见长安”（张祜：《登乐游原》），是和“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异曲同工的，难道乐游原本身不是长安，抑或城市里别的地方就看不见长安？实则，对于惆怅的游子而言，乐游原并不仅仅是长安的一部分，乐游原加上它相望的地方，才是长安的意义臻于圆满之处。在乐游原上“望昭陵”，是望向长安开始的地方。杜牧于宣宗大中四年（八五〇）调离长安，到吴兴(今浙江湖州)任刺史，他“把一麾江海去”的时间，太宗去世已经整整二百年了。唐朝（六一八至九〇七）立国的时间还要多出三十年，除了不具有可比性的三代（夏商周），已经超过了包括两汉（各两百年左右）在内的前代王朝。正因为如此，不可预期的灾祸的莅临才令人忧心忡忡。“昭陵”，也是长安的意义神秘的起点，所有的心事都可以向它诉说，未卜的前程也可以在那里获得某种慰藉。只要你能在乐游原上“望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