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评论家鲍昆带我们看中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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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评论家鲍昆一直以来都以犀利的批评风格被大家所熟悉，也正是因为他的独特见解以及他的直言不讳深受大家的喜爱。因此我们全球摄影网特意采访了鲍昆，下面我们一起听他来讲述一下中国摄影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模仿、追捧大师作品，对这您是怎么看待的？
鲍昆：首先我想纠正一下“大师”这一说法。对于“大师”这种叫法我一直就非常反感，因为在摄影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大师。这些名称的获得皆有其原因。送予这种概念的人都是出于利益需要，例如博物馆体制，画廊体制等。他们把你封为大师后你的作品和他们的门票就会好卖。当那些“大师”的作品受到追捧后，许多初入艺术这个行当的人便会抛弃自己的理念，盲目的追求那些所谓的“大师”风格，这对他们百害而无一利。比如布列松这个人被称为大师，许多人都模仿他的风格。其实布列松相比较于当时法国那些和他同期的摄影师，他的作品并不是最好的。可是人们就是相信这些“大师”的称号胜过自己的眼睛，盲目的膜拜。
只有在手艺硬功夫上有大师，像画家是需要练出来的。但是对于摄影，尤其是现在的摄影，已经根本不用有功夫了，买个相机要什么效果有什么效果，后期也是电脑上要什么有什么，摄影师要干的越来越少了，就剩下玩脑子、玩钱、玩资源，所以没有“大师”这个说法。大师的说法会对很多初学者造成特别糟糕的误导。
记者：作为评论家和批评家您觉得在中国的国情下，应该怎样把握批评这个“度”？
鲍昆：若要批评效果，就要找准时机，如果时机不合适，你所做的批评价值和效果就会降低。我习惯于对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开始的时候隐而不发，等它继续发展，直到它发展到了走不下去，有些人开始对它有警觉的时候才会发表评论，我觉得那个时候才能取得效果，凸显批评的价值。即使这样，在中国想求得批评效果也是很难的，因为咱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喜欢相互批评的文化。大家习惯的是表面上你好我好，然后动心眼玩阴的处世智慧，不习惯更有效率的批评文化。所以我们活得很累，成本很高。
有些人认为我在左右着中国摄影的方向，这个说法有点太夸张了。我觉得我顶多算是进行了拨乱反正的批评。但效果怎样?我一点也不乐观，只是感觉到招了很多人恨，认为我在砸人家饭碗，挡人道儿。反正我觉得摄影出现了错误的倾向时，我就会发声。因为看着那些虚假的忽悠和蒙人的骗术不舒服。近年来我写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尽量帮助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希望批评的风气蔚然成风，让文化呈现出健康的发展趋势。
记者：随着摄影设备的不断更新，您认为摄影人应该如何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鲍昆：其实在我看来不要用“适应”这个词，太僵死化。不如将这个变化当作增加你对社会表达的渠道。你如果想“说话”，想适应这个社会，就不要拘泥在摄影设备，应该采用各种各样的其它方式。比如近几年来，我一直在推动一件事儿。我觉得现在的摄影展览太单调，我们老是把照片往墙上一挂就得啦。我们应该尝试把音乐、装置、视频、行为等其它艺术方式引进来，增加观念的表达，强化传播效果。
我认为摄影可以充当人的眼睛，是帮助他们思考社会的一个工具，在今天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那么继续玩你的摄影就行了，如果你想做从影像出发的艺术家，你可以融进音乐等多媒体方式呈现，这些都可以。最关键的是你的作品要让人家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
记者：现在各大院校对于艺术评论方面的专门教育很少，您觉得国内艺术评论的教育应该如何发展？
鲍昆：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现象。前不久我曾与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摄影系的主任杰姆沃尔谈过这个问题。杰姆沃尔说他们的本科学生整个四年中有1/3的时间在写作、读书。我问大约读多少本？他想了想说四年中学生必读的是60本书，其实还不止，60本书几乎是学校死规定。实际上各个任课老师还会根据他的教学提出另外的阅读要求，总量在100本以上。
对比之下，中国摄影院校教的课程都能气死你，几乎除了写自传之外没有写作了，更谈不上教师给学生开书单延展阅读。教学大都是以光圈、曝光、速度、PS等基础性的技术知识教授为主，学生们的课外阅读量都很少。特别是老师们都在讲构图，其实构图这个东西特别讨厌，把学生都给弄成了模式化。导致现在许多学生的作品基本看不出什么价值观，仅仅是一些技术的罗列和模仿。我觉得对学生应该多教一些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历史学等学科和艺术史的知识，只有在这些都掌握了的基础上，学生们的作品才会有深刻的涵义，摄影才能真正地帮他们的思想说话。
记者：您觉得国外的摄影师是怎样看待中国国内摄影师的？
鲍昆：其实很少有人直接谈这个话题。正巧，去平遥那天是刚从韩国回来，刚刚参加完韩国大丘双年展。在大丘双年展我跟那些外国的摄影师交流过，他们认为中国的摄影师队伍很庞大，干什么的都有，因此显得整个中国摄影很热闹。不过很少听到他们对中国摄影具体的评价。他们对中国摄影并不特别了解，即使有关注，也属于猎奇心态。熟悉点的，也是从市场信息角度上了解的，知道某某很红，而不是从文化艺术上。在这点上有些搞笑，外国人经常对中国摄影人那么了解他们感到惊奇。这是一个悲催的后殖民话题，和俺们没什么自信有关。
记者：世界上价值最高的摄影作品是《莱茵河2》拍卖价格达到400多万美元。相比之下国内摄影作品收藏市场却一直发展不起来，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莱茵河2》
鲍昆：中国人因为过去穷，只崇拜物质性的东西，是不愿意花钱买精神产品的。即使有一些富裕的人购买艺术品，他们也是从传统艺术收藏走来的，不太认照片。影像作品不太进入中国收藏界。他们永远有一个疑问，照片这个东西没有唯一性，我能收吗？任何传统的画作都具备天然的唯一性，我画第二笔的时候有可能就走形了，画是有独一性的。收藏绘画是安全的，但照片天生就是可复制的，而且像版画一样有版次，数量多，因此很难卖上高价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外国人的介入，中国艺术品收藏的启动主要是外国人干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谢他们让我们有了艺术市场的意识。然而许多的中国艺术家仅是他们资本运营中的筹码，是他们资本操作的资源。这些年来他们低买高出的操作，已经让我们看出了他们的路数。
不过中国艺术家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没有基本的货币体系常识，总是不切实际地放大自己的欲望。所以国际货币体系中兑换率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比如欧洲人花1千欧元来购买一幅中国艺术家作品，1千欧元兑换成人民币就是近万元。中国艺术家往往因为这个兑换率制造的价格就开始给自己定价了，认为自己的作品价格已经是万元的单位。但是他们不明白，对于欧洲人来说1千欧元仅相当于他们一年收入的1/20或者1/30，但在中国1万元人民币却是一个大数目了。中国的艺术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国内，作品价格张嘴就要上万元，并不能符合中国的国情。要意识到，捣乱的是存在不同的货币体系，在法、德每月挣3000欧元和在中国每月挣3000人民币在各自的体系内都是正常的。所以你不能拿兑换率造成的汇差来给自己定价，否则你就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不看清这点，结果就是外国人偶然给你定了价，但又不常买，而这个偶然价格在国内又没有人买，于是自己把自己弄死了。因此中国艺术家如果没有彻底进入国际市场，那么不如放下身价，好好经营国内的市场，让自己的价格“落地”，让自己的同胞买的起。这样才会有一个有希望的未来，因为未来的真正市场是在中国。所以，中国艺术家应该不断地画，不断地拍，本本份份计划自己的投入产出，把自己的艺术生产当成一个正常的职业。有卖有买，中国的摄影作品收藏市场自然会发展起来。也应该看到，摄影作品市场虽然艰难，但这些年还是在慢慢发育中，每年的交易额总量都在增长，只是有些缓慢罢了。随着我们社会越来越富裕，对于文化产品的关注度是会越来越大的，影像作品的市场前景还是乐观的。
记者：“私摄影”现象曾风靡一时，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
鲍昆：“私摄影”这个话题在前几年讨论得十分热闹。但它仅是一个舶来的概念。这种体裁的摄影，最早起源于美国的南·戈尔丁，1986年她的《性依赖的叙事曲》开启了这种摄影类型。那时候美国正处于高峰年代，经济十分繁荣，很多年轻人可以不工作了，文化开始全面向后现代转型。美国青年人弹吉他、摇滚、吸毒……，这时候南·戈尔丁的作品就出来了，反映了那个时代文化状态。但在我看来她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摄影家。另一个案例，是这些年被美国和台湾印刷商们捧起来的日本的荒木经惟，他专门拍摄暴露的女性。其实荒木经惟在日本并不完全受欢迎。他更多是一个商业现象，是出版经营集团为了获得利益，将他色情倾向严重的作品打上了“艺术品”的合法性标签，提供给男性社会消费。
荒木经惟作品
南·丁戈尔作品
然而无论是南·戈尔丁还是荒木经惟，他们的摄影还是有真实反映社会现象的一面，也能映射出他们存在的社会历史与现实。但是“私摄影”这个概念移植到中国来后，仔细看就显得“文不对题”了。许多初学摄影的青少年对作品的辨别力低，觉得只要是外国来的就要模仿，于是也跟着乱扯淡。还有一些人为了给自己的混乱生活找理由，也使劲地忽悠这种摄影。在这些碎片化的影像中，你除了能读到摄影者混乱的意识外，再也读不出有什么更为深厚的意味。现在的年轻摄影人根本不考虑照片和任何视觉的选择都是各种复杂原因的集成，只进行简单的模仿，只会让自己永远童稚化。“私摄影”严重影响了正在读书的摄影学生，导致他们进一步脱离社会意识。中国现在的高等艺术教育主要教授的都是技术，教育严重缺乏人文价值。学生们的社会意识和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发育完全，面对现实世界没有分辨能力。我们并不反对摄影对生活全视角化，也不会武断地干涉每个人的私生活，但是反对一些有话语权的人在没有是非前提的提示下，一味地没原则地倡导和美学化“私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