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论坛】聚焦全球科创中心的政策选择
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发挥创新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核心支点。全球科创中心的形成是政策选择的过程，要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走在前列，立足自身特色，积极探索，兼容并包，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政策优势，为形成高质量的科技创新供给、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根本转换发挥保障和引领作用。
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要求在科技创新政策上进行深入的思考。政策理念上，如何处理好功能性政策和选择性政策间的关系，适应创新主体多样化的趋势，使各类创新主体都能得到更加普惠、有效的支持？政策协调上，如何提高科技政策与市场准入、技术标准、投资、贸易、反垄断等政策的协同效应，形成更加公平开放、有全球吸引力的市场环境？政策示范上，如何立足上海的资源禀赋与优势，围绕共享经济、知识产权、人才流动等方面做好政策先行先试？政策功能上，如何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促进高质量的科研产出，引导不同协同创新模式高效发挥作用，实现资源的互动、流动、共享，最大程度激发创新活力？国内影响上，如何建立技术创新网络，发挥对全国的辐射带动作用？国际影响上，如何利用国际规范，加强跨国政策协调，引导跨国公司、境外研发机构等力量更有效地融入创新体系建设？9月24日上午，2017浦江创新论坛之政策论坛从多个维度探讨了全球科创中心建设进程中科技创新政策的理念和设计选择。
以下为各位嘉宾的演讲摘录
张炳清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副司长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副司长张炳清表示，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完善激励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有效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动力和活力。截止到2017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优惠政策为企业减免税达到1243亿元，同比增长25.2%。张炳清透露，目前中国创业投资机构总数已经达到了2000多家，较2015年增长15%。管理资本总量近8300多亿元，较2015年增长24%。创投机构数量和管理资本规模目前仅次于美国。截止到2016年底，全国创投风险投资机构累计投资高新技术企业数目近8500家，占比44%，累计投资高新技术企业金额1567亿元，占总投资金额的41.6%。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成为新的热宠。在鼓励企业培养吸引创新人才方面也采取了两项政策，一个是对高新技术企业用于职工再教育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的8%以内允许税前扣除，另一个是对非上市公司研发和高管人员授予股权奖励，允许激励对象延期到股权转让时获得现金收益时按20%纳税。
David Lindsay Willetts
英国上议院议员、前大学及科学国务大臣
英国上议院议员、前大学及科学国务大臣David Lindsay Willetts在演讲中谈到，创新最重要的是要把大学作为创新中心的核心。尽管如此，这个方法其实还是多种多样的，是不是要以一个主要的大学为中心呢？或者应该是两个或者更多大学的集群，这些大学应该有独特的特点，这才是推进创新好的方法。有关创新性技术的法规制定非常重要，因为它帮我们理清新的市场需求，比如英国议会正在就如何监管无人驾驶制定法规议程。谈到英国如何进一步促进和推广创新时，他指出，主要关注关键领域、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充满活力的创新集群等领域。
胡志坚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在题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机遇与战略思考”的演讲中介绍指出，历史上科创中心有很多，科创中心前身一般都是全球的商业中心、经济中心，必须要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就对科学技术有要求，要创造更高的价值才能继续发展，然后再成为创新中心。创新中心过了以后才是科学中心，近代以来一般都是这样的规律。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具备拥有科技创新中心所需的资源和市场，孕育着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潜力。全球科创中心目前高度集中于北美、西欧大城市群体区，这一现象说明中国自己的科创中心必须依托其发达的城市群地区，一定要讲进化、顺其自然，政策是辅助推动，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是潜力最大的地方。
Russell Hancock
美国《硅谷指数》年报创始人、执行总裁
美国《硅谷指数》年报创始人、执行总裁Russell Hancock在演讲中表示，硅谷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具体位置，无法在地图上找到一个叫硅谷的地址，它是一个社会现象、集群。经济学家很难解释硅谷现象，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能够解释硅谷持续的创新和创业浪潮。硅谷会激励冒险，并且对于失败是非常宽容的。很多初创企业到最后失败了都被理解，失败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硅谷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硅谷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资本市场，这里有很多融资渠道，有一些高风险的投资家，使得在硅谷有一种创新的获得资金的方式和模式。硅谷风险投资占美国的50%。这些风险投资家会从公司获得利益，这就是硅谷资金融资的模式，不是来自于华尔街、银行，而是来自硅谷自己。硅谷如此成功是因为获得资金的渠道非常多，只要你有创意，你能够说服投资家，你的创意有价值就可以了。
伍建民
北京市科委副主任
北京市科委副主任伍建民主要从构建一个科技创新中心的政策体系框架、北京在构建科技创新中心政策体系当中一些做法和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中心的政策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了演讲。他认为，科技创新中心的政策体系框架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探讨政策的价值取向；第二，政策要实现哪些基本功能；第三，政策的主体和客体；第四，政策主要的作用点、作用机制；第五，如何构建一个涵盖政策全生命周期的政策环节；第六，如何选择务实管用的政策工具。基于科创中心的特征、定位和功能，北京进一步认识到科创中心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如何来实现以下五个基本取向：第一，如何实现国家功能；第二，推进科技进步；第三，实现经济效益；第四，推动社会发展；第五，营造地区和国家的精神文化。谈到科技创新中心政策的北京实践，伍建民介绍，北京实践主要有六个基本点：第一，以用为本，促进创新资源融通发展；第二，以人为核心，激活创新要素；第三，以企业为主体，开展协同创新；第四，以北京三城一区为平台，带动整体发展；第五，以多样化政策工具为手段，包括在供给端、需求端的政策，如何激励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市场；第六，以中关村示范区为抓手，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朱启高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朱启高在题为“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演讲中介绍了上海科技创新政策的发展阶段和历程、上海当前科技创新政策的定位和思路以及部分重点政策的解读以及关于未来上海科技创新政策的展望。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科技创新政策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海科技创新政策1.0（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末）。该阶段重点围绕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体制改革外部环境和市场运行机制的形成而作出系列规划、政策法律规定。第二阶段是上海科技创新政策2.0（20世纪90年代末）。该阶段重点聚焦科技如何服务经济发展、科技如何转化为经济优势等核心问题，在重大项目布局、宏观政策、空间载体、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等方面推出了一批政策。第三阶段是上海科技创新政策3.0（21世纪初10年）。该阶段重点面向创新体系的构建以及创新价值链的完善，上海科技创新政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上海科技创新政策4.0（2010年后~迄今）。该阶段政策体系主要包含1+2+N，其中“1”是指2015年《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22条”），“2”是指2016年国家部委相继发布的《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N”是指围绕“22条”的贯彻落实，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实施意见。该阶段发布了“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总体来看，近四十年来，上海科技创新政策的发展始终遵循以下“三条轨迹”：国家时代背景和上海城市发展轨迹、创新自身发展的规律、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轨迹。
谈到当前上海科技创新政策的路径和方法时，朱启高指出，核心是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关键是要依靠创新人才，基础是要有良好创新生态环境，重要的是要有重大工程和项目支撑。展望未来，上海科技创新政策走向应该把握三个方面：关于创新创业为基础的需求政策、关于驱动科技创新的供给政策以及关于创新驱动连接面的协同创新政策。
罗平
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
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罗平在演讲中表示，合肥成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方案，是到2020年将基本建成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框架体系，到2030年建成国际一流水平面向国内外开放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将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平台、科学研究的制高点、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先行区。合肥将努力形成支撑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强有力的政策体系，政策设计包括四个方面：平台建设、人才引进、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就平台建设来说，第一，争取核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先进光源、大气环境立体探测试验装置等一批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争取一批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第三，在一些国家2030重大项目当中，比如量子通信与计算机、人工智能等领域能够争取到国家更多的创新项目的支持。就人才引进来说，主要是努力构建顶天立地、量身定制和铺天盖地的服务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人才政策体系。
▍摘录根据与会嘉宾演讲整理。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