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父和姑母

我的大姑父叫张春庭，是富农成分，本身没有任何名气。可他却有一个名人的哥们，叫周春富，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周扒皮，《半夜鸡叫》的男一号。姑父不仅是富农，而且还是戴帽的富农分子。在“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敌人中，排名第二。我家几辈都是给地富家扛活的，属于“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无产者，是贫农成分。

我后来才知道，大姑不是故意嫁给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大姑原先嫁给了一个国民党警察，这也不能怪大姑，因为她那时还没有共产党警察。并且她不知道也不可能再等十几年，祖国解放了，嫁给人民警察，而人民警察也未必愿娶她这老姑娘。国民党确实腐败，那警察抽大烟，以致倾家荡产，骨瘦如柴死去。母亲说大姑很喜欢那个烟鬼警察，就差跟着他去了。过了好几年，她才勉强嫁给了比自己大十五六岁的姑父。他家境殷实，看上了大姑的人品和相貌，他已故前妻生有四个儿子。

爷爷本意是想沾光，可世事难料，突然地就解放土改了。事过十几年以后，大姑回家时，母亲有时还把我等撵出去，她要看大姑的屁股，还陪大姑一起哭。大姑的屁股经常疼痛，就吃止疼片，后来还落下头痛的毛病。大夫说此药有副作用，不能多吃。可少吃不顶事儿，以致后来每次都得吃五六片，甚至七八片。

大姑一回家看爷爷，就带好吃好喝的。爷爷一见大姑回来了，就眉开眼笑的，他又要“过年了”。我们也高兴，一是喜欢大姑，二是大姑一来，母亲就会切一小块咸肥猪肉，做芹菜炖土豆条，好吃极了。大姑父来的次数较少，文革期间根本就不来了。他蓄有山羊胡，比爷爷的还长。两个年龄相仿的老头儿在一起，他却“爹啊—爹啊—”的叫着，我觉得很滑稽。他常戴一顶毡帽，左胳膊着棉槐粪筐，右手拎着粪叉。我第一次见他便不寒而栗：这不是画儿上的旧社会狗地主吗？可他却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每到我家，见了东邻西舍，总是谈天气、庄稼、收成、人事等，大家都喜欢他。姑父有些文化，说话慢条斯理、有板有眼的，他很喜欢我。我曾问他周扒皮那人怎么样，他说很节约，很会过。我问深更半夜去鸡窝捅大公鸡，它能打鸣吗？姑父说那不能，你试试就知道了，但是写小说编故事嘛，为了宣传，就得那么写。

大姑病倒了，是骨髓癌，瓦房店五〇医院的大夫说，可能是过量服用止疼片所致。那是八十年代初，我读大三。大姑浑身骨头疼，疼得又哭又叫，止疼片彻底失效。大姑不吃不喝的，不久便瘦骨嶙峋，身高一米七二的她只剩五六十斤。姑父心疼大姑，快八十岁的老人，精神失常似的每天眼泪不断。大姑去世了。正赶上我暑假，我直接去参加了大姑的葬礼。大姑父疯了似的，不让出殡，硬是把小三天说成是大三天。

葬礼结束，姑父却不让我走，说你放假就多住几天。他专给我讲大姑的事情，我才知道大姑叫董芸德。我感觉他对我是处于爱屋及乌的状态。他指着屋里的天棚说，这天棚还是你给糊的，那天中午你大姑给你们做小鸡炖蘑菇，小米干饭……他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了。是啊，那是大哥结婚不久，大姑回家见我家的天棚挺好的，又干净又亮堂，问母亲是找谁糊的，花多少钱。母亲得意地说是我领着四弟糊的，不用钱，买几斤旧报纸，找几个铁钉就行。第二天，母亲就让我和四弟背着高粱秸，随姑母走了十五里山路，给她糊天棚。

那些日子，大姑父的言行，就像是突然被拆了窝的鸟，无家可归。心无所属，四处乱走，六神无主，整个就是一个精神失常的老人。姑父为姑母烧了全部的“七”，还隆重地烧了“百日”。不到半年，姑父就随大姑而去了。

参加完姑父的葬礼回家时，我独自走在当年和大姑一起走过的山路上。面对熟悉的冬季山野，我感觉世界竟是如此的辽阔和空寂。我心中总是回萦着姑父和姑母的影像，伤感地哼唱起一支刚学会的世界名歌：

往日的爱情，已经永远消逝，幸福的回忆像梦一样留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