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开始发挥对利玛窦学术研究的主导作用 ——《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出版随感

明末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巨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方豪先生曾写道：“明末清初的东亚人士，甚至把一切西学(包括新星野说在内)都归于利玛窦”（《方豪六十自定稿》第611页）。这样，在明清中文古籍中，关于利玛窦的记载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散在各类著述中。因此，要全面认识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必须掌握关于利玛窦的所有中文记载。事实上，正是由于找不到相关的中文史料，所以在利玛窦研究中还存在着许多空白及错误，例如，学者们一直不知道利玛窦所绘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的名称，错误地将利玛窦书信中提到的Xeye认定为石星或孙鑛。但是，要从浩如烟海的中文古籍中将关于利玛窦的史料以“竭泽而渔”的方式全部搜罗在一起，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汤开建教授刚刚完成的《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以下简称《汇释》），正是朝着这个宏大而艰巨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汇释》共80多万字，分为“碑传”、“序跋”、“公牍”、“述论”、“诗柬”、“杂纂”六大类。这些关于利玛窦的中文资料，散见于档案、正史、文集、笔记、方志、家谱等众多明清文献中。其中有的文献，收藏在海外图书馆中，非常罕见。例如，方豪先生曾收藏过一部题为《辩学》的抄本，作者为“古晋静乐居士儒望”，书中收录了关于天主教的珍稀文献。但方豪去世后，这部《辩学》下落不明。汤开建教授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台湾政治大学的社会科学资料中心找到了这部抄本，并将关于利玛窦的内容收入《汇释》之中。再如，俄国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藏有一部《天学集解》抄本，其编辑者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刘凝。虽然其中的有些序跋也可以在其他地方见到，但并不完整，缺少关键信息。例如，明代吴中明曾为利玛窦在南京刊印的世界地图写过序，但在国内所能找到的版本中，均缺序文所作的时间，这样，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南京版世界地图的刊印时间是1600年。而在俄国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所藏《天学集解》中，吴中明的序文后面署有“万历戊戌年”（1598年）的明确时间，据此，利玛窦南京版世界地图是1598年刊印的。因此，黄一农先生将这部《天学集解》誉为“蒐集明清天主教序跋的宝典”（黄一农：《两头蛇》，第69页），弥足珍贵。不过，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要想阅读这部《天学集解》，并非易事。而《汇释》则收录了这部《天学集解》中的一些重要序跋，包括吴中明为利玛窦南京版世界地图所写的序。《汇释》还汇集了新近发现的几份重要文献，例如收录在《刘氏族谱》中的《利玛窦传》，其作者刘承范曾与利玛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根据这篇《利玛窦传》，可以知道，利玛窦绘制的第一幅中文地图名为《大瀛全图》。再如利玛窦好友徐时进撰写的《欧罗巴国记》，可以说是目前所知最早记述欧洲的中文文献，而文中的内容，则来自利玛窦的介绍。此外，浙江图书馆所藏徐光启未刊笔记《开成纪要》，不少内容也来自利玛窦的口述。《汇释》将这些珍贵的史料汇集在一起，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在《汇释》中，汤开建教授对每篇史料的作者都做了简要的考证和介绍，从而使读者很快了解该史料的形成背景及学术价值。更加重要的是，汤开建教授还广泛吸收学术界最新成果，结合中外文资料，以脚注的形式，对《汇释》中的重要人名、地名、官名、史实等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并且得出了合理的结论。例如，刘承范在《利玛窦传》中提到“香山尹徐君”。汤开建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指出，这个“徐君”应为“涂君”之误，即当时的香山县令涂文奎（第5页注6）。明代福建人张维枢在《大西利西泰子传》说，利玛窦于1601年来到北京后，结识的好友中有个“少司寇王公”。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曾将此人考定为王汝训。汤开建在《汇释》中写道：这个“少司寇”（即刑部尚书）不是王汝训，而是王基（号“对沧”），因为王汝训是1608年才任南京刑部右侍郎的，而王基则在1598至1604年担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此外，利玛窦曾将“少司寇王公”称作tuizam，此名即“对沧”之音译（第47页注6）。在明人程百二所编的《方舆胜略》中，收录了利玛窦所绘小型世界地图的摹本。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幅世界地图是由冯应京刊刻的。2014年，台湾学者徐光台论证了该地图的刊刻者应当是张京元，而不是冯应京。汤开建在地方志中找到了张京元所写的一篇游记，进而分析了张京元刊刻此图的背景：在北京任户部漕运官的张京元，知道自己将要南下巡视漕运，于是请利玛窦绘制了这幅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型世界地图（第110页注1）。利玛窦在用意大利文所写的信件中，多次提到一个名为Xeye（又称Scielou）的明朝官员。汤开建在《汇释》中指出，此人既不是一些学者所说的石星，也不是另一些学者所说的孙鑛，而是兵部侍郎佘立（号“乐吾”）；Xeye即“佘立”之音译，Scielou乃是“乐吾”之音译（第225页注3）。如果说《汇释》所收史料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原料的话，那么，汤开建教授对这些史料所作的考释，则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推进这一研究的有力抓手。

自19世纪末开始，西方学者凭借着西文史料优势，一直主导着对利玛窦的学术研究。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学者在利玛窦研究中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汇释》的出版，是对现有学术成果的一次总结，也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在利玛窦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