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经济复苏出一个行不通的糟主意

疫情冲击对经济影响有多大，说法多多。人们最直接感受的，就是对服务业的冲击。我家附近是个市场，市场周边有各种店铺，卖早餐的、卖蛋糕的、开粉店的、卖水果的、卖风味小吃的、卖土特产的、卖酒的、卖日用小百货的、卖草药的、卖童装的、卖副食品的、卖五金电器的、开家庭旅馆的、卖手机修手机的、做裁缝的、搞物流配送的、推拿的，还有一溜发廊——我不知道叫发廊还是理发店更合适，一家牙医所、好几家诊所和药店。

过了年之后，这些店铺绝大部分都关门谢客，印象中似乎只有那几家药店开门。前几天有一家理发店重新营业，每次经过，都看到那个年轻的胖师傅一个人坐在里头玩手机。有一次他偶尔抬头，看到门前的我，问我剪发吗？

我笑笑说：“不。”

说“不”不是不想，是不敢。相信人同此心。

我想起一个词：停摆。

小时候我家里有一个八卦钟——我就是在那上头认识的罗马数字。钟很老了，我猜那时候就超过一百岁了。像人老了经常腰酸腿疼、头晕耳鸣一样，那个老钟也毛病多多，经常停摆。

停摆是因为发条弹性差了，开头时拧一次可以滴嗒十天半月，后来停摆越来越频繁，隔没几天就得拧一次。我祖父留在我脑子中的印象就是嘴里嘟哝着不停地给钟上发条。

因为经济“停摆”，许多服务业的经营者不仅没有了收入，不少还欠着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很多做小本生意或打工的，本来每天就是量入为出过日子的，突然间没了收入，“贫贱夫妻百事哀”，可以想象到每个屋檐底下，“升斗小民”生计困难遭遇的种种窘境。

网上找到这个，家里那个有点像

发条的作用是释放动能，重新带动机械转动起来。解决经济停摆的“发条”在哪里呢？

我又想起小时候过年，父母发了红包的情形。我们一分钟都等不及，拿着顶多两毛钱的红包跑到代销店买挂炮，把它一枚枚拆散了，插在路中间的牛粪上，炸得满天飞，大家一阵阵欢呼尖叫，连肚子都忘了饿。

我想到这时候要是政府发个红包就好了。比如给每个市民发三百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

我想大半的可能，跟我们小时候拿了红包迫不及待地去买挂炮一样，人们会拿着这钱各取所需，买吃的、买用的，买穿的、买玩的，甚至于去下馆子，上茶楼，捶骨按摩唱卡拉。雪中获炭者，解了燃眉之急；锦上添花人，不花白不花，也急着把钱花出去。

有人消费了，这些钱很快万涓成河，汇集到了商家手里，他们纷纷重新进货，于是带动了生产。市场像上了发条的钟，整个链条开始嘎嘎嘎地转动起来，供需信号重新闪烁，开始了新的自由配置资源的过程。

当然，不排除有人会把钱存起来，减弱了撒钱入市激活经济的作用。为了避免这一点，不宜把钱发到市民的社保卡和银行卡里，可以采取购物券的形式，过期作废，限期“强迫”消费。

要做这件事，要有两个前提，一是政府有没有这笔宽裕的钱？如果没有就是白扯；二是怎样才能把钱发下去？这是公帑，一必须保证公平，应发尽发；二必须防止“跑冒滴漏”，在这过程中出现化公为私，中饱私囊。

其实，最大的问题还不在此，而在于《银行法》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

所以我说了等于白说，这是个行不通的糟主意。就当说个笑话，让大家开开脑洞，为经济复苏多想些招数。同时要明白，任何事物，最好的解决方案往往是无用的，或者是缺乏前提和条件，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实施。所以不要看到香港、澳门等地方给居民发红包就眼红。

伏尔泰：思想像胡子，

成熟就会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