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到郊外去撒一把野

春天说来就来，咣的一声，春天就来到了跟前。我家后门有一株炮仗花，有一天早上忽然发现开得跟一床锦被一样，让我想起南朝时丘迟写给陈伯之的劝降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我觉得这几句话在所有关于春天的描写中最为传神，每次读到，人就咚地一下子掉进了江南的春天里。

春天万物跃跃欲试，连堆在我家楼梯间的红薯也争先恐后地发芽。前几天在书店见到一个朋友念三年级的小孩，他却满腔怨恨地“控诉”学校不组织他们春游，原因是老师“怕出事”。据说从某一年某地有个学校春游出了车祸后，学校都不再组织春游了。

学生们看不到春天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情景，让我觉得不仅可惜甚至有些痛心。古人说莫负春光，春天的花开得那么繁艳，就是“勾引”人去欣赏的。现在人们越来越阔别大自然，特别是城里的孩子，感受不到四时物候变化，本来应该像一棵汁液饱满、朝气蓬勃的树，却长成了一根四方木头，甚至成了孔夫子说的不可雕的朽木。就算我去给他们当老师，自忖也不能在教室的黑板上把春天的生气传达给他们。

我相信大多数的老师是希望带学生出去的。我们的教育没有太多好传统，春游是其中一个。两千五百多年前孔仲尼孔老师听到学生曾点说自己最向往的是暮春三月，穿上春服（估计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只有夏装和冬装），约上五六个人，带上六七个小孩，在沂水里洗澡，在高坡上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回来，他就说自己的志向与曾点“一样一样的”。我对所有“今不如昔”的调调都不太以为然，唯一觉得现在的老师不带学生春游，简直比两千多年前还不如。

其实并不只是春游。我当记者时就知道，很多学校连体育课也不上了，主要不是因为学习紧张，而是怕出事，比如跳鞍马摔断腿、跑步猝死之类，学校负不起责任。像春游，尽管没有明文禁止，但“谁组织谁负责”的要求让学校望而却步，因为这“责”像一潭浊水里的月亮，太过模糊不清。按理春游万一发生事故，比如不幸翻车，如果学校是通过正规渠道租用合法经营的车辆，学校或老师就应该无责，公司该赔偿赔偿，司机该法办法办，但时下一旦出事，不管是刹车失灵，下雨路滑，还是司机打瞌睡，抑或就是别的车子追尾负全责，家长也好、媒体也好，社会也好，都会千夫所指把矛头对准学校和老师，连他们的上级也脱不了干系。

元好问写诗说“当官避事平生耻”，但在责任无法厘清的情况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却是主事者最自然不过的一种心态。由于不分皂白的责难，以及过往不少的事件中主体不明、息事宁人的赔偿，在“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下，现在对于举办人员聚集的社会活动，有关部门、机构对于安全责任甚至到了“心理恐惧”的地步。令人欣慰的是电影院不需要每一场都申请审批，否则我们看电影可能也成为一个问题。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学校也好，社会也好，没有了各种各样群众性的活动，就成了一潭死水，活力窒息，这是很可怕的。当权责不清，社会过度苛刻地质疑和挑剔政府，要求他们承担起无限责任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

前几天于丹到北海演讲，说小时候父亲曾把她架在脖子上去公园看杏花，跟她讲解宋祁的诗里为什么写“红杏树头春意闹”，而不是“红杏枝头春意绽”或别的什么，父亲还专门乘长途汽车带她去见识农村的“麦浪”。尽管我不是很认同她对传统文化的一些解读，但非常羡慕她有那样的童年。相比之下，现在的孩子在正课之外，还得学外语、学钢琴、学舞蹈、学书法、学画画、学围棋，据说都是“素质教育”的需要，唯一不让他们去做的，就是接触和亲近大自然，到郊外去踏青去玩耍去撒一回野，简直成了“痴心妄想”。我很奇怪孔老师当年为什么敢带童子出去玩，万一有谁掉到沂水里淹死了，他居然没想到怎么负得起责任。（图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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