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中国想出下一个爱因斯坦,就必须改变

过去改革开放40年里面,中国科技教育落后的原因,我认为是错误地和美国的轨,而不是和德国、英国、法国或者苏联的轨,所以才造成中国现在科学界里面有很多问题。

先说一个问题:中国过去40年经济发展那么快,但是人心、价值观变乱,什么原因?

就是引进了美国主导的财富的排行榜。一个人的功劳,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全部要以身价来计算,身价又以他个人名下的财富来计算。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我认为是中国也是世界,贫富差距扩大,人心混乱的一个最大推手。

那么在科学上搞乱的,我认为就是从美国引进的,发表论文的量化管理指标,就是按照你这个人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来算。好多教授拿出来的文章数以百计,我根本就不相信,你数以百计的东西都是原创的?

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才二三十岁,就发表了关于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的论文,但是都没有得诺贝尔奖,为什么?因为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看不懂,等到看懂的时候,时间过得太久了,都不好意思给。所以你要让中国把现在给博士生也好,给年轻教授也好的评级标准,来数过去几年他们发了多少篇文章,什么级别上发表文章。我告诉你,像爱因斯坦这种人就不可能出现。

还有大学的排名。这个美国大学排名,世界大学排名,都是美国的商业机构,最有名的就是美国的《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推出世界的大学排名,美国的大学排名,中国也盲目地追捧仿效,我认为这是把中国科学搞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中国取消了国家科委,把国家科委降到一个科技部,就管分钱,然后分钱的时候又定下各种量化的指标。本来科学院院士只是一个科学荣誉的职位,现在变成了各个大学竞争资源、竞争排名、竞争经费的一个指标,所以才会使得现在很多大学的院士竞争变成了一个恶性竞争。

第三,就是引进了论文匿名审查。你想想看,如果你做科学研究,你越是创新,你如果说做盲目地随机抽样的评审人员来进行评审,其结果一定是劣币驱逐良币。

如果全世界的科学都照美国模式那么办的话,我告诉大家,是出不了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的。这些科学家都是特立独行的,不想着赚钱,只想科学问题,为人类打开新的思维道路。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突破传统社会的约束,也是因为遇上伯乐。

当年赞助伽利略的是一位教皇,这个教皇是有美第奇家族背景的,喜欢科学,然后才会容忍伽利略去研究和宗教相矛盾的日心说,才容忍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去观察月亮。

牛顿就更幸运了。那时候古典大学都是教神学的,神学再分出来教哲学、伦理学的,当时没有科学教授。剑桥大学唯一的一位数学教授,收了牛顿当学生。等到牛顿发明了微积分,这个教授说,我的学生已经超过我了,他就把剑桥大学唯一的终身教授的位置让给牛顿,让牛顿可以衣食无忧,然后牛顿开拓了整个物理学的新时代。

爱因斯坦做的相对论,怎么能够成名?就是因为首先发现量子论的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我认为他是20世纪科学真正的大功臣,绝对不是很多人迷信的20世纪科学是美国世纪。错!20世纪的科学就是德国世纪。

普朗克就完全没有论资排辈的概念,他收到爱因斯坦寄来的狭义相对论的稿子,实际上普朗克也没有完全看懂,但是他就觉得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个天才。然后他发现这个作者是一个瑞士专利局的小职员,然后他就非常惊奇,专门派了他的得意门生到瑞士伯尔尼去拜访爱因斯坦,才发现爱因斯坦这个人生活非常邋遢,不修边幅,但是就是一个天才。

普朗克最后把爱因斯坦的论文在德国最权威的物理学杂志上发表,发表之后的十年之内,全世界能够看得懂爱因斯坦论文的人,据说只有三个半。

你说要实行美国那样的匿名审查,要实行科学市场,爱因斯坦这样的人能出得来吗?爱因斯坦出不来,还会有和质能关系式的发现,还会有核能的发现,还会有原子弹,整个一个科学革命吗?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如果要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科学的竞争选优汰劣的问题,一定是造成不光是科学的混乱,而且也是社会的混乱。

我再讲一个我的老师的亲身故事。

20世纪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是我的老师罗伯特·赫尔曼和他的朋友阿尔菲做的,发表在当时大家公认的最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他们观察到宇宙里面放射性同位素的分布,是各向同性的,就是你指向宇宙任何方向,强度都没有改变,不是可以识别从哪一个银河系或者哪一个星座发出来的。

那么他们就做了一个模型推测,如果宇宙是有源头的,那么就是一个大爆炸,大爆炸是一连串的核反应,核反应的最终的结果应该留下的什么呢?就留下了我们叫做残余的热辐射。这个热辐射应该是个整个宇宙的背景辐射,他们算出来热辐射在绝对0度以上,5度K。

但是当时要测量宇宙背景的温度,只有射电天文望远镜能够测量。不巧的是,当时射电天文望远镜的误差又远远高于5度。

等到1964年,贝尔实验室的两个工程师为了改进射电望远镜的精度,就要把他的射电天文望远镜本身的热噪声降下来,降到后来就发现怎么也降不下去了,然后就发现最大的热噪声的来源,是对宇宙的方向,是各向同性的,没有跟任何特定的银河系或者星系有关。于是他们就发表了一个很小的文章,就是说发现射电天文望远镜探测到的热噪声的背景,是各向同性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结果普林斯顿大学正好有一个物理学家叫迪克,他也预言到了宇宙背景辐射,准备做实验要测,还没去做,结果发现贝尔实验室的人测到了。他们就告诉迪克他们发现的东西,实际上就证明大爆炸宇宙学的模型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点偏差。

大爆炸宇宙学的模型,预言的是5度K,他们发现是3度K,误差还不到100%,但这已经是非常好的理论预言了。

但是非常可惜,1964年发现背景辐射的时候,1948年的文章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所以物理学家就把我的老师赫尔曼和阿尔菲的模型研究给忘了。然后就把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贝尔实验室的两个工程师。

按照诺贝尔奖的规矩,如果理论物理学家先预测,得奖的应该是理论物理学家,如果理论物理学家没有预测到,实验物理学家先发现,理论再解释,那得奖应该给实验的人。但是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错误地给了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

最后美国最老的国家科学院为了补过,在1993年给阿尔菲和赫尔曼补发了一个美国国家科学院最高的荣誉奖章,当然就比不上诺贝尔奖。

这就说明科学的发现是非常曲折的。如果是要按照社会上的人气、知名度来判断科学成果,那都会出误差。别说还要靠市场排名,来决定科学理论谁做的对或者错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强调,如果中国要发展独立自主的科学体系,那么中国要和国际接轨的识别人才的模式,应该是德国模式,其次也应该是英国模式,但是绝对不能是美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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