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元老的两大支柱——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
近代日本元老的两大支柱——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
导言：
近代日本政治体系中，元老制度是一个独特的发明，尤其在明治和大正时代，元老的作用十分显著。内阁首相的推荐和任免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元老手中。而在对外政策上，昭和时代没有了元老，对外极具攻击性。而明治大正时代则不一样，虽然本质上毫无疑问具有攻击性，但手段、做法和宣传上则完全不同，属于阴沉和阴险的。而明治大正时代对应的是中国清末民初时代，中国的民族意识正在觉醒的过程中，还没有像抗战时候那样真正的觉醒。而日本的元老中，尤其以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最具代表性，兹选取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进行叙述，主要叙述的是其涉外军政事务。
吉田松荫的门徒
谈到近代的日本元老重臣，首推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但是近代日本元老不少都师从一个师傅，那就是近代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同时也是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理论奠基人，那就是吉田松荫。
吉田松阴（1830年9月20日-1859年11月21日），阳明学派思想家，名矩方，字义卿，号松阴，通称寅太郎。日本开国之后，无限愤慨，著文疾呼民族危机，力倡“尊王攘夷”、防御外侮。后得藩主允许，兴办松下村塾，传授兵法，宣讲尊王攘夷主张，培养了一大批倒幕维新领导人。1858年《安政条约》签订后，进而号召武力讨伐幕府，并制定刺杀幕府老中的计划。他寄希望于藩吏、公卿组织武装行动，终归失败，再次入狱。在狱中提出“草莽崛起论”，转而主张依靠“豪农豪商”、浪人（没落武士）和下级武士，利用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武力推翻幕府，为倒幕运动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在井伊直弼为镇压尊王攘夷派志士而制造的“安政大狱”事件中，吉田松阴于1859年8月被解至江户，11月21日被处死，终年29岁。
吉田松荫的寿命虽然短暂，只有不到三十岁，但是其思想却影响了许多日本幕末的维新志士。尤其是他的“皇国史观”思想深深影响长州藩士，且后者成为明治政府重要支柱，使得新政府外交政策亦深受其思想影响，并且逐渐发展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日后日本的大陆政策大框架就是吉田松荫设计的“六步舞曲”——“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而近代日本著名的风云人物，如久坂玄瑞、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等无不都是吉田松荫的弟子们。曾在日本居住生活多年的梁启超评价过：日本维新之业，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动力，必归诸他。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日本现世人物其啧啧万口者，如伊藤博丈、桂太郎辈，皆松阴门下弟子不待论。虽谓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阴所感化焉，可也。
日本的元老制度及元帅府
日本元老，是一种非官方的称呼，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处于半隐退状态的资深政治家，实际上是政府的最高首脑。日本宪法里没有关于元老的明文规定，属于宪法外机关。1889年11月1日，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被赐予“元勋优遇”特权，并奉诏“匡辅大政”，标志着元老政治的开端。1940年12月24日，最后一位元老西园寺公望辞世，标志着元老政治退出日本政治舞台。应该说，元老政治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独特政治现象。
日本的元老共有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西园寺公望九人。这九人里，桂太郎在日本学者里看来最多是准元老。而九人里，除西园寺公望出身公家外，其余均来自萨摩或长州地区，是通过参与明治维新而兴起的藩阀势力的代表。而在这几个人里，真正能够在日本其一言九鼎具备影响甚至左右天皇决策的只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其他人虽然也具备很强的影响力，但远不如以上三人更具有实力。
如果说元老是在政治层面的话，那么在近代日本政治及国家体系中最重要的军队中，除了天皇之外就是军队。而要在军队里保持长久以及终身的影响力，那必须是元帅。日本军衔中其实是没有元帅的，最高只是大将，元帅实际上是一种荣誉性的称呼加衔，但人们习惯称之为元帅。日本的元帅是从1872年7月19日，参议西乡隆盛以陆军元帅的阶级兼任开始的，这是陆军组织制度中官职的名称。原称为“参议兼陆军元帅西乡隆盛”，29日又改称为“陆军元帅兼参议西乡隆盛”（即陆军元帅为本官，参议为兼任；前一个称号反之）。1873年5月官制改订后取消了元帅官阶，西乡隆盛改叙为陆军大将。
1898年1月20日，日本遵照明治天皇敕谕和《元帅府条例》设立了“元帅府”。并将其与1893年设立的军事参议院共同作为天皇的最高军事咨询机构。元帅府设置元帅若干人，由天皇选定那些立有重大战功、担任过高级军职或对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日本陆军上将、海军上将组成。被授予“元帅”称号的将领，佩戴旭日菊花“元帅徽”，持“元帅杖”，并配有校（佐）、尉级副官各一名，终身以陆（海）军大将的军衔服现役。在元帅府成立之日，陆军上将山县有朋、小松宫彰仁亲王、大山岩和海军上将西乡从道四人就被授予元帅称号，最早列入元帅府（此前，虽在1872年7月有西乡隆盛晋升为陆军元帅之先例，但那是陆军组织制度中官职的名称，与此次的元帅称号完全不同）。他们是最早被晋封为“元帅”的日本高级将领。
日本设立了元帅府，作为在军务上辅弼天皇的最高军事咨询机关。天皇为此下达的敕命中称：“朕为在军务上得到辅佐，特设元帅府，在陆海军上将中挑选功劳卓著者担任朕之军务顾问”。
根据《元帅府条例》，日本陆海军元帅的职责主要有：作为天皇的高级军事顾问，就重大的战略、军事问题向天皇、日本政府及军部提供重要意见；遵照天皇敕令检阅陆海军；作为军事参议院的当然参议官，参加军参院会议。同日制定的《元帅府条例》，主要条款如下：第一条： 对列入元帅府的陆海军上将，特授元帅称号。第二条：元帅府是军事上的最高顾问。第三条：元帅应奉敕命监督陆海军。根据这部条例，元帅在国法上没有固定的职务，也没有定期的会议和办公的官厅。由于没有元帅会议这种综合意见的机关，因而，作为最高顾问的责任，其实就是每个元帅自负其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按规定，获“元帅”称号的人，也是天皇另一军事咨询机关——军事参议院的当然成员，并有权代表天皇检阅军队。“元帅”虽不是正式军衔，在军内也无指挥的实权，但作为被授予此称号的军界元老，对日本的政界、军界均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元帅和设置的军事参议官一样，都直属于天皇。但是，军事参议官参与研究军事方面的机密事务，而元帅则是天皇军事上的最高顾问，因而其职位高、权力大。此外，军事参议官由军政、军令机关的现职长官担任，在它的会议上审议关于陆、海军之事宜，或关于陆海两军之事宜，而元帅府则是一个超越陆海军的机构，比军事参议官有更高的权力和权威。设立这种元帅府，是适应军事上的需要，为对俄作战做准备。但在内部，军队领导人似乎有针对文官派和新兴政党势力，巩固军队地位的企图。元帅府是日本天皇的最高军事顾问机关，军事上的元老院，不仅提供咨询服务，还可以制约和批评天皇的行动，它在明治大正天皇时代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日本在明治时代，除天皇外，真正能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天皇产生影响的主要就是这些元老和资深的大将及少数元帅。而有的人本身就是元老还是元帅，所以能对国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幼名利助，字俊辅，号春亩，日本长州（今山口县西北部）人。日本近代政治家、明治九元老之一，日本第1任、第5任、第7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还担任过日本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首任韩国统监，明治宪法之父，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官至从一位、大勋位、公爵。
伊山时代的政治循环及侵华政策
从日本1885年组成第一届内阁到1889年颁布宪法，直到明治天皇去世，虽然换来换去多任首相，但核心成员都是幕末明治维新的成员，军队将帅也大多是萨摩和长州两藩阀出身的居多。而政府的大政方针和重要的人事安排也是经常在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两人影响下来进行，所以人们将明治中后期的时代叫做伊山时代。
从1889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日本内阁共有13位首相，伊藤博文出任了第1、5、7届首相，山县有朋出任了第3、9届首相。黑田清隆担任了第2届首相，在第5和第6任之间还担任过半个多月的代相。松方正义是第4和第6届首相，大隈重信是第8届首相。桂太郎是第10和第13届首相，西园寺公望是第12届首相，在第10和第11届任期之间代理过半个多月的代相。除这些人外，日本幕府末年的公卿三条实美在第2和第3届内阁中担任过不到两个月的代相。
总体上来看，从1889-1912年的日本首相里，伊藤、山县、黑田、松方四人是元老，彼此之间关系比较密切。而桂太郎是山县有朋的大弟子，西园寺公望与伊藤博文同属于政友会，是一个体系。很明显可以看出，这个时代里，伊藤和山县的力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事实上掌握了日本的政府权力。
而在侵华政策上，无论是吉田松荫、福泽谕吉这样的理论家，还是早期明治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再或者是伊藤、山县当时这样的实权在职大员，其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有具体的方法上的差异。
明治维新刚开始不久，日本就通过入侵台湾的琅桥事件讹诈了一笔50万两的所谓抚恤，之后又两次在朝鲜策划政变，遭到李鸿章、张树声和袁世凯的挫败。经过几次失败，日本开始积蓄力量。一方面在宣传上，大肆宣扬中日同文同种，要共同提携抗击西方的侵略，另外派人去欧洲，大力学习西方的先进体制，购买军备。同时与西方尤其是英美改善关系，力争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支持。
甲午到日俄战争中的伊藤博文
经过了多年积蓄后，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时日本首相为伊藤博文，外相是陆奥宗光。军方的作战序列为侵华第一军总司令为山县有朋大将，第二军和后来的山东作战军是大山岩大将。内部参谋总长为小松宫彰仁亲王，具体作战和军令事务由次长川上操六中将谋划，而后勤保障等方面由儿玉源太郎谋划实施。不得不说，按照德国参谋本部建立起来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确实在战争中做到了相当细致的准备。
伊藤博文虽然早年参加过倒幕运动，但是还是文官集团，具体的军务他并不擅长。按照日本的宪法体系，战时的具体作战指挥任务是由大本营来策划实施安排向天皇报告下令的。即便是首相、外相也很难干预的。但是伊藤博文利用自己与天皇的特殊关系，极力要求并参加了多次的军方作战会议，而天皇也下令重大事务必须与首相商量。在黄海海战和辽东得手后，以山县有朋为主的力主向直隶进军，不过遭到了首相伊藤和外相陆奥的反对，并得到了明治天皇的支持。并将山县有朋调回出任总监，由野津道贯接任第一军司令。与山县有朋所代表的军方不同，伊藤博文主张打一场有节制的战争，他认为把战火烧到北京，迫使清朝签订“城下之盟”的做法，将很可能引起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伊藤博文提出建议，派兵占领台湾，攻打威海卫，全歼北洋舰队，以此要挟清朝谈判，逼其割地、赔款。不得不说伊藤博文的眼光和手段确实是毒辣。在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问题上，军方和内阁再次产生了矛盾，不过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再次说动了天皇，确定了对三国完全退让和对清政府一步不让的方针，又敲诈了中国三千万两。
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场战争，对中国而言，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大大加深了。而对于日本而言，此战霸占了台澎及其附属岛屿，使得朝鲜开始逐步纳入日本控制中，同时获得了大量的资金财富，作为当时进行工业革命和扩军备战的发展资金。而伊藤博文确实是为日本取得战争胜利的第一大功臣。
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工业革命发展迅速，政党也发展较快。伊藤深感政党政治的必要性，以元老的身份创立政友会，自己为首任总裁。该党以官僚政客为基干，刚一成立，就瓦解了宪政党（前身是自由党），分裂了宪政本党（前身是进步党），拥有会员100万人，成了势力最大的保守政党。在建党大会的致词中，伊藤号召“从事农、工、商者”入党。其目的就是，以宪政为招牌，尽可能地联合地主、资产阶级，共同对付日本人民，加强天皇制的统治。10月，伊藤博文再次出山，以政友会骨干为班底，组成“政友会内阁”。虽然在施政等问题上，伊藤内阁也遭遇了重大挫折，后来被迫下台。但是这些根本无法改变伊藤的地位和他在天皇中的巨大影响。
庚子之变后，俄国实际上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并拒绝交换。而日本自三国干涉还辽后，一直对俄国耿耿于怀。而俄国占领东北并修建中东铁路，国内西伯利亚大铁路也有大幅度进展，并在朝鲜与日本争夺，使得日本国内反俄和开战的情绪分外强烈。1902英日缔结同盟条约，日本与英国形成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并获得了英国的军事和财政支持。同时利用中国对于俄国霸占东北的不满，继续宣扬中日提携共抗俄国的观念。
在对俄政策上，日本元老、内阁和军方曾进行了无数次的商讨，多次希望以外交手段解决，甚至提出了满韩交换的意见，不仅俄国反对，日本内部的强硬派也十分不满。最后在军方的力主下，决议对俄开战，方式依然是偷袭，不宣而战。日俄战争的主战场是中国东北和黄海海域，后勤联络基地就是朝鲜。日俄战争前，伊藤力主极力争取外交解决，但是俄国的态度十分强硬，国内军方的意见也十分强硬。最后日本偷袭不宣而战，战争开始。战事方面伊藤不做具体参与，但是在日俄和谈及最后的条约签订方面，伊藤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俄战争后，伊藤的主要对外事务就是两件事，一是满洲方面，另外就是朝鲜方面。1905年11月10日，日本在日本海海战（对马海战）获胜后，伊藤博文以特使身份来朝鲜。1906年3月，伊藤博文到朝鲜，任第一任统监，统管朝鲜外交，指挥在朝鲜的日本官吏活动，制定和颁布“统监府令”。伊藤博文成了朝鲜的“太上皇”。 1907年7月，伊藤博文又利用朝鲜高宗派使臣去海牙国际会议控诉日本侵略的事件，逼朝鲜高宗退位，并强迫朝鲜签订新的“日韩条约”。剥夺了朝鲜政府的政权，并在一周之后解散了朝鲜的军队，朝鲜成了不折不扣的殖民地。他还装出一副和善谦恭的面孔。在每次演讲结束之前，必不忘对在场的朝、日官员说“我现在提议，请诸君随我三呼韩皇万岁”。为了永远控制朝鲜，伊藤博文煞费苦心于1907年请日本皇太子嘉仁（后来的大正天皇）来朝鲜视察。同年，他又任朝鲜皇太子的老师，被授予“太子太师”之职。12月，陪同朝鲜皇太子来日本留学，加以精心指导，以培植俯首听命于日本的傀儡皇帝。8月，伊藤博文被授予公爵爵位。地位显赫，在政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伊藤博文在朝鲜的手段非常的老辣，是他将朝鲜完全的变成了十足的殖民地，但是伊藤博文是反对日韩合并的。虽然本质上伊藤博文与合并派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列强也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但伊藤仍然坚持反对合并，不是因为他仁慈，而是他老奸巨猾。主张缓和的慢慢来，慢慢的消化，待时机成熟时再合并。
而在日俄战争后的满洲问题上，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等政友会文官团体与军方的态度明显不一样，并进行了多次的会议进行商讨。军方在满洲的态度上也是有分歧的，以山县有朋的军部中央派当时看法相对消极，而以儿玉源太郎为代表的满洲作战派则比较积极和具有攻击性。最后经过多次的商讨，以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为首的文官温和派压制了军部的激进派。最后在1906年6月决议将满洲驻军全部撤退到关东州和铁路附属地、撤销各地的军政署、开放大连港、允许营口道台赴任、允许清军进入满洲等措施。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正月，安重根与十一名同志断指示盟，献身于救国斗争。同年，他得知侵略朝鲜、强迫朝鲜签订失去主权的《己巳条约》的祸首伊藤博文公爵将在满洲与俄罗斯财政大臣科科夫切夫会谈，于是安重根也潜往哈尔滨，装扮成日本人，潜入火车站。10月26日9时，伊藤博文乘坐的专列抵达哈尔滨火车站。同行的还有日本枢密院议长秘书官古谷久纲、宫内大臣秘书官森泰二郎、医师小山善、贵族院议员室田义文、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理事中村是公、田中清次郎、关东都督府参事官大内丑之助等数十人。
专列抵达后，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切夫走进车内，和伊藤博文进行了约25分钟的谈话，之后两人走出车厢，在站台上检阅俄国仪仗队。阅兵完毕之后，伊藤博文走向日本人欢迎队伍，此时安重根从欢迎人群中冲出来，举起手枪向伊藤博文射击。伊藤博文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安重根的手枪内有8发子弹，发射了7发，向伊藤博文连开3枪。第一发子弹从右上膊中央外面射入，进入右胸肋，水平穿通两肺，留在左肺叶中；第2发从右关节后面射入右胸肋，穿通胸腔，留在左肋上；第3发子弹从右上膊中央外面擦过，从上腹中央射入，留在腹肌中），另外四发分别打伤了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右手腕被击穿，身负重伤）、森泰二郎和田中清次郎。医师小山善急忙爬了过来解开伊藤的礼服为其疗伤，但由于三颗子弹全射进了内脏部位，凭借随身携带的简便医疗器械难以将其取出；再加上安重根使用的是高杀伤力的开花子弹，使得伊藤博文内脏出血无法止住。十几分钟后，伊藤博文不治身亡，终年68岁。
伊藤博文作为日本近代宪法政治确定后的第一位首相、第一位元老和首任枢密院议长，其在日本近代史上的作用和贡献都是极为突出的。吉田松荫作为他的师傅就曾评价他真诚率直善于斡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优点，伊藤能得到天皇的格外信任。而伊藤在日本的对外政策上，与后代那些人相比，就是对近代国际法有深刻的理解。他始终考虑到日本国力的界限，实施的是与列强的协调外交。以所谓的自由贸易为基础，构建以日本为核心的安定有序的东亚新秩序。而这样的人实际上是最可怕的。
山县有朋（1838年6月14日—1922年2月1日）。日本第3任、第9任首相。长州藩出身，早年参加“尊王攘夷”活动。历任陆军卿、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和首相。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在日本军队和政府中势力庞大，是日本陆军之父，开启了长州藩军人控制陆军的时代。对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官至从一位、大勋位、功一级、公爵。
陆军元老与教父
山县有朋如同伊藤博文一样，也是吉田松荫的弟子。山县有朋在明治维新的功臣中及后来日本陆军的缔造中，本身没有太显赫的功劳，而且运气的成分也真不少。前原一诚在1870年辞去兵部大辅之职，并因1876年的荻之乱遭处刑；西乡隆盛因鼓吹征韩论而失势；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相继下野；1877年西乡等人在西南战争中失败，从此从政坛消失。这样，在剩下的人之中只有山县胜任军队的领袖了。
山县有朋是日本的第三任首相，在任内提出了著名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的名言。所谓主权线即指日本必须守卫的国境线，同时也是日本的生命线。利益线与主权线有很大关联，如果利益线受到外国侵犯，则主权线也面临危险。当时的朝鲜被认为就是这种利益线。日本通过战争进行领土扩张，主权线和利益线都大大地向外延伸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亲自挥刀上阵，担任第一军司令官，指挥日军击败清军，攻占平壤，然后率军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连克九连城、丹东。由于日军连连得手，清军节节败退，山县是越打越亢奋，甚至打算杀入中国内陆与清军主力决战，全然不顾补给问题和西方列强有可能干涉。他提出向大本营提出了《征清三策》，极力主张冬季作战：1.从海路至山海关再次登陆作战，建立根据地进行直隶作战；2.向旅顺进军，将兵站基地移至不冻港；3.立刻北进，攻取奉天。山县在《征清三策》中提出南迫京津，北略奉天，同时开辟两个战场，再一次表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冒险主义。
首相伊藤博文考虑到日军冬季登陆不便以及西方列强干涉等因素并不赞同山县有朋的冒进主张，还有冬季如果战线拉得太长，补给势必也会困难，不如趁机攻击山东威海卫的北洋水师军港以及南下攻击台湾为上策。最终大本营采用了伊藤的建议，否决了山县的冒进主张，命令山县有朋第一军冬季全军待命以待春季再发动攻势。但是山县悍然独断专行，违抗大本营指示私自下令桂太郎师团进攻海城，遭到海城清军奋勇抵抗而陷入泥潭，而日本国内无足够的兵力再去支援海城。所以大本营决定罢免山县第一军司令官的职务，但是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等人担心如果公开罢职山县势必会为了保存武人颜面而剖腹自裁，于是建议伊藤首相面见明治天皇以“回国养病”名义召回山县。于是明治天皇亲自写了召回诏书，山县虽然声称病已痊愈但是天子命令已下无可奈何，只得乘坐轮船回国。临行前，他给野津道贯、桂太郎二位师团长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马革裹尸无所期，出师未半岂空回？无奈天子召何急，临别阵前泪满衣！”其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回国后面见天皇，被解除枢密院议长以及第一军司令官职务，改任“监军”。但依旧参与大本营重要决策。山县去职后，由野津道贯升任第一军司令官。
四年后，山县有朋第二次当组阁拜相，虽然仅执政两年，但其中有两件最轰动。第一件是为了对付伊藤博文那帮文人政客，他制定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担任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的人必须是现役大将或中将；第二件是派遣部队参加了八国联军，合伙侵略中国。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出任日军参谋总长和兵站总监，亲自制定了对沙皇俄国的作战计划，日军在陆上击溃了沙俄陆军，在海上消灭了沙俄舰队，取得了近现代史上第一次“黄克白”（黄种人打败白种人）战争的胜利。不过作为日俄战争中日军的参谋总长及元老，山县有朋要比昭和那些疯子将领们更清醒。日俄战争中的奉天会战结束后，山县有朋就给首相桂太郎写信，说:“且夫夺哈尔滨，陷海参崴，尚且不能给敌以致命伤。……无论坐取守势或进取攻势，前途均属渺茫，无容易恢复和平之希望。且有我必须大费思考之处。第一，敌在其国尚有强大兵力，与此相反，我已用尽一切兵力。第二，敌之将校尚未告匮乏，与此相反，我自开战以来损失大批将校，今后不能轻易得到补充。依此两点看来，纵使取守势保持现有之领地，亦必迅速采取补充之手段。……更有不得不考究者。一曰:自奉天迄哈尔滨百余里间修筑复线铁路，以求辎重之充实。二曰:随补给线之延长，亦必须增加其守备兵力。不仅如此，还须尽力之所能加紧造就新添设之兵力。然而武器装备之补充与增强将随之而来，无论何种情况，均须迅速果断予以实行。”
在日俄战争后，山县有朋的地位和影响力急剧增长。加上此时同为元老的黑田清隆、西乡从道都已经亡故。陆军中能与之抗衡的大山岩是一个只管军事很少关心政治的人，元老重臣中只有伊藤博文能与之抗衡。伊藤与山县同为长州藩出身，又都是吉田松荫的弟子。虽然二人经常在许多重大内政外交问题上产生争吵，但是二人还是十分注重内外和军政协调的，这在日后的日本是不多见的。
日俄战后及晚年的山县有朋对外政策
日俄战争后，山县有朋十分担心俄国会复仇，所以极力主张日本的常备师团应该继续增加。为此他支持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与儿玉源太郎就增师的问题上对抗。1907.1.25在给西园寺公望首相的《对清政策所见》中说道：近日俄国复仇之心炽盛，不比二十七八年（1894-1895）后之清国，其实力故不可侮，此乃我于战胜之后不可不谋求充实兵备之原因。然而，若是与彼亲密交情，缓和其复仇之心，至少维持今后十数年间之和平，乃是我最为紧要之务，而苦于内治紊乱之俄国政治家，亦必然不排斥我之好意，相信只要在不违反英日同盟之明文与精神之范围内，与俄国相互提携，则不仅是推进我经营满洲之捷径，而且可使欧洲列强不致团结毕竟东洋......。
山县有朋虽然是日俄战争时的大本营参谋总长，但是毕竟不像大山岩和儿玉那样在东北与俄国作战，故而许多方面又分歧。可两派在经营满蒙及铁路问题上是异曲同工的。而且始终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假想敌之一。他说：第一假想敌仅为俄国，虽然没有把其他欧洲列强当做敌人来防范的必要，但是一刻也不要忘了仅次于俄国的第二个敌人就是清国。1909.4.29在《第二次对清政策》中说：“应该将关东半岛永远归为帝国之领土，建立确乎不拔之基础，原本无需再论。不然的话，待租借期满，如有将之还给清国之意，没入在期限之前，便迅速抛弃为上。半岛之地，可谓是以20亿资财和20余万死伤而获得之战利品。即便期限到来之际，将之立即归还，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行之事。更何况，抛弃半岛对我保护国韩国民心之影响极为可怕。是乃庙议早已决定不抛弃半岛之所以也。
然而，租借就是租借，与占领或合并不同。故而，至他日期满，清国向我要求归还，乃是当然之事。我若不欲归还，且不试行延长期限之谈判，而立即宣布合并，其理由不当。若是为之，乃是过于傲慢粗暴，列国恐怕不能承认我国此种行为。故而，从延长关东半岛租借期限，使之实际与我帝国领土一样而言，不仅要对半岛，而且要对南满洲进行一体大经营，造成最终不能从满洲撤退之形势。
此外，在军事上也要造成对清国足以强行要求延长租借期限之基础......前届内阁交替，诸君继其后而苦心惨淡，余充分谅察，但现今租借期限，所剩不过十有四年，切望诸君益加努力奋斗，不可踌躇。
满洲之经营，其事虽然多段，但个中最为重大者，似为以下五项：一曰改筑安奉铁路；二曰迅速向清国谋求铺设吉长铁路，由我国铺设自韩国清津晋国间道至吉林之铁路；三曰开放旅顺口之一部分作为商港；四曰开采满洲各种矿山；五曰将多数邦人移植满洲，且设置金融机构。
我国经营满洲，不可不至急事实，决不容许交涉往复、消磨时日，以待租借期满。要在外交上尽一切手段依然不能达到目的时，则采取所谓最后之手段，使北京政府唯我之命是从。......关于实施此种决心，当自今日起做好万般准备胸有成竹。”
1909年伊藤博文被刺身亡，1912年明治天皇夫妇去世，年轻的大正天皇即位。山县有朋作为资望最深的元老，其作用更是十分突出和重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列强无暇东顾，大隈重信内阁向中国北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内容涵盖山东、满蒙、汉冶萍公司、南方和中国内政军警顾问和军械等问题，直以亡韩视我。而大隈重信在这样的外交大事上，竟然事先没有和元老商量，这无疑是一反日本往日政治常态的。
在日本元老得知二十一条的具体情况后，元老和大隈重信内阁也展开了相当程度的争斗。二者的争斗在日本政治上仍然是属于是否尊重和咨询元老的问题，而在对华问题上，也只是操作手法上的问题。
在二十一条的问题上，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元老，态度是比较持重和持渐进路线的。早在1914年8月，山县有朋就说过：“有人过分相信社会或是帝国的武力，认为只要对华施以威压，但是人世间的事不是仅凭暴力就能决定那么简单。”而在具体的五项内容上，当时山县有朋的心腹高桥义雄后来回忆道：如果现在为了解决满洲问题而需要动用武力，我马上会同意。因为满洲对日本人而言是唯一可以开发的土地，是关乎国家命脉之所在，必须保证我国国民在该地区安居乐业、发展事业。如果通过外交谈判得不到解决，那就只能诉诸武力。在这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动用武力是迫不得已的。但是在向第五项（二十一条第五号）那样要求使用顾问和购买兵器等无足轻重的问题上动用武力，则以正义立于世界的日本就会丢尽颜面。我们应该极力阻止这一谈判。而在关于中国政府领导人的问题上，山县有朋的表态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他说：我是希望通过与袁世凯合作，而使日本获得应有的利益线之人。中国是共和体制还是帝制，都无关紧要。总之，在袁倒台之前与其合作，努力获得日本之利益线。袁倒台了，会出现第二个掌权者，我们就和这个掌权者合作，以此确保日本之利益线最为紧要。
其实这样的看法，山县有朋在1915.8山县有朋向大隈重信内阁提交的对华政策意见书里就明确说道：“欧洲之大乱，终将波及东洋。帝国政府与英国交涉之结果，于15日对德发出通牒......要求其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引渡给帝国政府。虽然德国原本不会答应帝国政府之要求，但纵令德国拒绝，以帝国海陆军临于孤立无援之胶州湾，强行此一目的，不会遇到重大困难。然而，若是......让欧洲强国不再租借或占领，同时又使支那感谢帝国之恩，并在其他方面获得相当报酬，其困难则非一时占领可比。故而，帝国政府在对德发出通牒之后，当急速确定今后之方针政策。
现今欧洲大乱，所谓一等强国皆处于交战状态，哪有空暇再伸手于东洋，在华考虑各自之利益，隐约竞争或用威、卖恩焉？袁世凯虽然富于策略，但也恐其手段穷尽。此非正式帝国确立对支那政策，矫正以往之怠慢和谬误，策划更始一新制良机乎？
愚老以为，须使袁世凯消除对我之疑念，产生对我信赖之意，向彼陈述人中竞争之趋势，使之醒悟若欲保持支那民族之历史和独立，以信赖于亡国，最为适当。另一方面，要对其给予有力之援助，使之自安，且对我亲近，......首先使之确定与日本共同一致之精神，不仅在政治上信赖日本，在经济上也省悟相依相援之必要，使其改变以往态度，今后在政治及经济问题上，苟有关系外国者，必先与我国商议而后决定之。今日实为千载一遇之良机。”
而在一战后关于出兵西伯利亚和对美关系问题上，山县有朋也有诸多表态。山县有朋在《时局意见》（1918.3.15）里这样说:“最近内忧外患频繁怂恿、主张我国出兵，如敌国入侵支那边境，特别是满蒙之地，就有可能威胁到我国的安宁与利益，为了我国之存亡，又为了保障东亚之治安，我国不应有片刻沉默，应立即奋起扫荡，此时并非顾忌协约国诸国意图之时。”但是，山县也强调“如果不弄明白各国的意向，轻率地做出我们自己的决定的话，他日可能会不得已陷入困境，这也是我始终关心英美对俄政策原因之所在。”“一旦出兵，就不能轻易满足新政府的希望，最终可能与新政府交战，所以将不得不有与整个俄国为敌的觉悟。”“毫无可能向英法两国募集军费公债然若美国依一贯方针反对帝国出兵，则必不会接受帝国向其募集公债，我国储蓄于美国的金币也很难拿回，帝国独自筹措军费的希望有多少呢？”
同日（1918.3.15）山县有朋在致寺内首相、本野外相和后藤内相的《时局意见》也说道：“仅以俄国过激派政府与德国单独媾和，恐有德祸东渐之势，我方便立即出兵，未免为时过早。俄国未曾向我请求援助，弱派兵强入其境，纵然出自好意，亦属武装干涉，不仅名分不正，且将招致英国、特别是美国只猜忌，不仅不能指望其后援，且恐今后带来诸多祸患。是以帝国在确定对俄政策问题上，不可不首先确实了解英法美各国之对俄政策。.......如不明确上述国家的意图，贸然决定万方态度，他日必将陷入不堪设想的危险境地，此亦为我在对俄政策上，始终注意英美意图之所以也。关于东亚之事，当以帝国为主，彼等为客。身为主人者，不可屈其意，而委于客之自由。帝国须依据自主之意见而有所主张。......此时使帝国之主张具有权威，期其贯彻者，唯有以自主之实力而求之。”
1918.6山县有朋提出《国防方针改订意见书》，提出：“近年，北美合众国渐露其帝国主义锋芒，托言支那门户开放，而图扶植自身之利权，其形式日益严重。......我国与俄国互相依靠，以阻止北美合众国之扶植势力，拮据绸缪，再三与俄国协商，然去年俄国瓦解，此一政策归于泡影，我帝国之负担因此日益加重。......恢复和平之后，我帝国之处境将更加困难，不难想见，......战后之亚细亚之地，或将遭到德、美从东西方向侵袭，或是蒙受英美自南北之压迫，两者难免奇异。果真如此......我帝国则不可不自行拥护和指导支那......我帝国之国防，不仅要守卫帝国之领土，而且不可不进而防卫支那全土，为临事之际确保日支间之交通，当控制台湾海峡，或进而扼制新加坡，我陆海军当局，应据其形式，见机而决定，不可误算。窃以为，支那自强自立之前途尚为遥远，其危机之势迫在眉睫，岂可不加深疑虑耶？”
最后时代的山县有朋
在伊藤博文还活着的时候，山县有朋已经有非常强的影响力，但因为伊藤和明治天皇还活着，山县有朋尚有一定的掣肘。而伊藤1909被刺、明治天皇1912病死和桂太郎1913病亡，无疑使得元老制度面临危机，但山县有朋确实有能耐，能利用许多事情将元老制度得以继续维持。而社会上对元老的批判声浪也有所缓和。
作为伊藤博文之后最具眼光和权势的元老，山县有朋确实有着不一般之处。山县有朋对于政党政治本身是不信任的，他是军国主义者无疑，却不似昭和时代的极端军国主义者。他能够巧妙的利用和掌控，这是绝对不一般的。在大正天皇时代的首相里，山县有朋唯独对原敬最为看重。原敬也确实是政友会在伊藤去后最有实力和能力的政党领袖。
据《原敬日记》记载，山县曾对西园寺谈称：“原敬和我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不过原敬要争取政党中大多数赞同，并要改良政党，我反对他这种作法。分歧仅此一点而已。”山县认识到在藩阀官僚势力中没有能顺应时代的人物，最终接受了西园寺的意见，同意由原敬担任首相。当时的时局令山县担心，国内米骚动和要求实现普选制的民众运动以及民主主义思潮高涨。国际上则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发生激烈变化，美国开始抬头，俄国爆发革命，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冷彻的山县不得不认识到藩阀官僚政治家已无法担当应对时代的重任。1920.10.21日本首相原敬当日的原敬日记称他与山县有朋就日本“人口过剩”问题进行过交谈。《原敬日记》本日所记称:“山县认为我国尚有容纳人口的余地，并谈到了奖励小农经济之必要；这与我先前所说的相同，对此我欣然同意，向外国人宣传'我国因人口过剩而不得不向海外发展’，固然便于取得其谅解，但实际上在我国人口增加的比率上还存在疑问，我国可以容纳人口的余地还很多，不必担忧人口过剩，这可以从不久以前工业稍微发展了一下就马上感到人力不足一事得到证明。”这段话可以看出日本一再借口人口过剩向满洲移民的真实用意，不过为扩张领土之烟幕弹而已。原敬内阁时代，军部的力量已经有了加强，尤其是参谋本部利用自己独特的地位和特殊的权力经常给内阁出难题，尤其在西伯利亚撤军问题上。而原敬则依靠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和山县有朋的弟子担任陆军大臣的田中义一，与参谋总长上原勇作相对抗，实现了原敬的政治目的。
大正天皇在近代日本三位天皇中虽然是在位时间最短和能力最弱及身体素质最差的一位，但是他以及他身边的皇族对于山县有朋为代表的长州藩长期把持军政大权是十分不满的。1921年底发生的宫中某重大事件则直接把山县有朋推向了风口浪尖。表面上来说是山县有朋等元老干涉皇太子裕仁亲王（昭和天皇）与内定为皇太子妃的良子女王（后来的香淳皇后）的婚事。山县以久迩宫家有色盲遗传为由，要求皇室退婚。但由于皇室的态度强硬，最终婚礼得以顺利举行。而实际上据后世日本学者的研究和考证，主要是政治原因斗争。天皇身边的皇族及周围皇太子的势力联合民间势力尤其是极右翼势力，不断的散布各种消息和流言。甚至有极右翼势力表示要暗杀山县有朋，最后山县有朋不得不公开出面表示要辞去元帅陆军大将、枢密院议长和公爵的头衔，彻底退出政坛。对于这件事，首相原敬和同为元老的西园寺公望、松方正义内心是心知肚明的，但是他们也无法插手。
宫中某重大事件的发生以及1921.11.4原敬的被暗杀，让山县有朋的威望和心绪跌倒了极致，在遭到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后，山县有朋的身心状况急剧恶化，1922.1.4病死，活了84岁。
山县有朋死后，天皇下令晋升从一位，授予其外孙为男爵，2.3发布国葬诏令。高桥是清内阁和议会也不顾部分议员反对，通过了国葬费预算，总额八万日元。2.9日本政府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国葬，国葬后，被安葬在音羽护国寺，法号报国院高照含雪大居士，墓志上刻有枢密院议长、元帅、陆军大将、从一位、大勋位、一级公爵的称号。这些称号表明了山县有朋的功劳，也表明了山县有朋作为人臣已经登上了可能达到的最高峰。据记载，山县有朋的葬礼有几乎所有的文武高官都应参加，但未到场者甚多。前往悼念的山县同乡上山满之进如是说：与我同辈抑或年幼于我之同乡人，参加者甚少，看到少有同乡的后辈们前来悼念，我几乎无颜面对他县人士。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山县去世前二十天，同样是明治元勋的大隈重信的国民葬礼有高达七十万人聚集到日比谷公园参加。此外报纸有人投稿称山县的葬礼是“国葬.......是在多数国民不参与的情况下举行的。虽名曰国葬，实乃官葬、军葬......族葬矣。”
山县有朋作为日本陆军之父和日本元老中最具有谋略的人，确实有着不一般的才能，他实际上成为日本元老中的元老。而在我们最关注的对外政策上，他虽然和伊藤博文常有不同意见，但总体上与伊藤博文是一个脉络的。是冷静稳健的军国主义者，知道日本的实力和界限在哪里。而就个人而言，山县有朋与伊藤博文有许多不同。伊藤博文爱女人，但对金钱、权力、勋章这些不喜欢，而山县有朋则执迷于这些。两人虽然都会用人看人，但伊藤博文发现没用的人就会弃之不用，而山县有朋则会竭力的培养。这也导致山县有朋的弟子门徒众多，遍布日本的政府、军队、文化、教育、医学等各个领域之中。山县有朋虽然不是极端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者，但却又着实是日本军部的创始人和日本侵略政策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