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在中华传统政治文明中“治道的高峰在商鞅”？

中国已经进入以法治为基本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阶段，需要我们对过去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治理经验进行更深入的梳理，为今天的实践提供历史的借鉴。

为何重视商鞅？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高度，是由道儒法三家的精华界定的。政道的高峰在老子，人道的高峰在孔子，治道的高峰在商鞅。商鞅奠定了中国制度文明的基础。没有商鞅变法创新形成的制度文明，中国会是另一个中国。缺少对商鞅的中肯的理解，中华文明观是残缺的。

从中国现代性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性，一部分是学西方的产物，一部分是从中国历史中走出来的，是生长于历史、适用当下、有益未来的观念和现象。商鞅是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和国家治理绕不过去的一关。

商鞅治道的灵魂，可以概括为：因循变化，强国利民，求真务实，赏罚分明，创新图强。

商鞅治道有五大思想遗产：一是变法创新的治理哲学：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没有永恒不变的治理之道，一切都要根据变化的情况而改变不合时宜的旧办法。

二是以法治国的治理原则：法治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是赏罚结合的治理机制：利益是治理的吸引机制，强制是治理的保障机制，两者互补形成国家治理的动力机制。

四是强国利民的治理目标：强国，是激烈的国家竞争中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利民，是百姓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两者结合，能激发国家和民众的活力。

五是求真务实的治理精神：敬真理、讲真话、办真事、动真格，敬圣贤但更敬真理；改革需要探索创新，不必事事和于俗同于众；法治必须刻薄寡恩铁面无私；治理国家必须要了解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入境必知十三数。

《治道：商鞅治秦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缘起》，叶自成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商鞅治道有五大制度遗产：一是中央集权制度：反对封建，实行权力、法律、军队、度量衡、财税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为什么是强国家不是弱国家？国家竞争首先是国家制度竞争，商鞅创建的中央集权至今已有2300多年，是人类最有生命力的国家制度。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连续不中断的制度保障；是维系中华民族统一的根本制度。

二是科层制为核心的官吏管理制度：以科层制取代家长制，以事功制取代世袭制，明确的职权与责任，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定期的检查监督与报告，使得中央集权能够有效率地运行。经过后来的推举制和考试制的补充，这一制度影响中国2300多年。

三是以法治国的制度：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强调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原则，并且在改革中践行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于是刑太子师及傅，确定了明确的法律条文、罪刑法定、设置法官法吏、普及法律、一切按法办事的制度。

四是三农治理的制度：扩大农民阶层，限制商业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盘剥，提高农民的地位，农民以粮功和军功可以授爵授官，以授田制、垦田制取代井田制，大田制取代小田制，实行统一的赋税制度，保护农村环境，移风易俗，小家代大家，允许土地买卖，使得秦民（农民）大说（悦）、粮食大增、乡邑大治。五是军队治理制度：形成了职业军官与农兵一体结合的制度，培养军队的勇战善战风气，对后来的军队建设有积极的启示。

但是，商鞅是一个有重大缺陷的政治家，他没有处理好力与德、农与商、法与权、国与民的基本关系，对商鞅思想和实践中的弊端，应进行批判。

但应客观肯定和评价商鞅的治道，商鞅是制度文明的开拓者、现代国家的奠基者、冷峻无私的执法者、国家统一的推动者。国家统一、三农问题、上下流动、以法治国、官吏整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五大重要问题，商鞅不仅全部提出来了，而且都有重大的建树；商鞅治秦形成的制度文明，使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走在国际社会的前列，并长期保持领先地位，为后来的中国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制度文明基础，也为今天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