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化的交汇
历史与文化的交汇——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析莫言的《红高粱家族》
张舸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莫言《红高粱家族》的面世,标志着新历史主义小说在新时期的诞生。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站在民间立场上,通过“我”的叙述,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抗日战争的故事。而其对历史的叙述,却已迥异于其他抗战题材的历史小说。小说对抗日故事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的具体描写,第一人称视角的独特效果,体现了浓厚的新历史主义色彩。
关键词:红高粱家族新历史主义解析
一、新历史主义的起源与创作解读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20世纪末、80年代初兴起于英美文化和文学界,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逐渐形成的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文化文艺思潮。其创立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斯蒂芬·格林布莱特(StephenGreenblatt,1943—)。1982年,格林布莱特为《文类》(Genre)杂志的一期文艺复兴研究专号编选了一组论文,并为之撰写了导言,第一次提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概念,之后逐渐流行开来,并很快被广泛接收和使用,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派别,它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①
新历史主义文学之所以“新”,是相对于旧历史主义而言,后者把文学看成是对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新历史主义者则看到了历史的文本性和其中的虚构成分。新历史主义与以往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不同,呈现出一种新的批评风貌。首先,它消解掉了“文学—历史” 的二元对立,不再将“历史”当作“文学”得以出现的精确而客观的背景,在强调“文本历史性”的同时,更强调“历史的文本性”,也就是认为必须承认历史文本具有文学叙述的特质;②其次,它瓦解掉了传统历史主义具有决定论色彩的历史观,将历史的各个因素看着一种相互影响和塑造的关系,偏重于历史的文化性阐释。传统的历史主义文学指涉的对象是真实的历史世界,新历史主义文学指涉的对象是生活的世界,它们的历史世界是作家根据历史流传性而想象、虚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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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舸(1969—),女,四川乐山人,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其实质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象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在文学领域,新历史主义的表现是把解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综合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并引发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勃兴。
以历史事件为文学题材的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家借由历史事件所进行的个人叙事,或以史为鉴对照现实,或批判历史启示当前,总有其阐释的立场和态度。对于历史的审视和阐释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历史语境中,不同的个体思考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态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部分作家以“文化寻根”为契机转向对民间性、个体性、神秘性以及偶然性历史的主动认同,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传入正逢其时,使作家们获得了独特的写作审美视角和写作姿态,并意识到历史有无数种解读与重构的可能。③但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现实来看,这一流派仍处于发展和流变之中。新世纪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和新写实小说创作思潮之后,出现了历史跨度更为宽广、思想穿透力更为强劲的新历史主义创作思潮并延续至今,越来越体现出其超强的生命力。这其中,莫言就是最具影响力的新历史主义作家的代表。
在新历史主义理论视野下,莫言的小说创作推动并且完整地反映了当代新历史主义叙事思潮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从《红高粱家族》开始,到《丰乳肥臀》、《檀香刑》,莫言的小说就进入了新历史主义的创作范畴,并一直在这一领域探索和追求,他把最深厚的感情投注在“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致力于高密农村历史的建构,也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其中,《红高粱家族》在对历史的解构过程中所散发出的总能量远远超出了其他新历史主义小说,这明显地反映了由“启蒙历史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叙事的过渡,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新历史主义小说在新时期的诞生,被文学史家们称为“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奠基之作”。
二、新历史主义在《红高粱家族》中的具体体现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站在民间立场上,通过“我”的叙述,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抗日战争的故事。抗战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传奇。“我”家族的先辈们——爷爷、奶奶、父亲、姑姑等一方面奋起抗击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发生着让子孙后代相形见绌的传奇般的爱情故事。④《红高粱家族》以隐蔽的民间战争题材取代宏大的正面战争题材,以家族史的描写取代传统历史小说中民族史的描写,又以主观化的历史取代客观化的历史,并以全新的英雄形象取代传统模式的英雄形象,自由地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其成功的越界叙事产生了全新视角,使历史成为联系当下生存的反思之物。
1、历史场景的虚拟化描述。新历史主义小说摆脱了传统小说“摹仿说”、机械“真实论”的观念,抓住文学的“虚构”本质,自由地构建故事结构。《红高粱家族》从不同角度多元化展示“我爷爷”、“我奶奶”等先辈们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旅程。“我奶奶”——高密东北乡一个美丽的姑娘,被贪财的父亲嫁给有麻风病的烧酒坊主的儿子。出嫁当日,当花轿经过一片高粱地时,遇上了劫路的土匪,危急时刻,“我爷爷”轿夫余占鳌率众杀了土匪,救了“我奶奶”,经过一番波折,两人终于结为夫妻。不久,日本侵略军进了村,激起了村民们强烈的仇恨和反抗情绪。在“我爷爷” 和“我奶奶”的带领下,村民们用自制的土枪土炮在高粱地里伏击日本侵略军。莫言的叙述除了还原墨水河边的抗日战斗,即著名的“孙家口伏击战”,更多的是带上了个人感情以及自身体验,反思民族的历史,并辅之与历史场景的虚拟。尽管场景是虚构的,但反映的那段历史是真实的,复活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这就是莫言小说艺术的魅力,虚拟的魅力。从整部小说来看, “我”并不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而是处于故事之外的一个叙述者。“我”应该是从现实的角度,通过史书或者幸存者去看那一段已经消逝的历史。但在对祖辈故事的描述中,“我”甚至比亲历者“我父亲”知道得还要多。⑤小说通过讲述发生在高密东北乡抗日战争的故事,并用“野史”笔法参与家族叙事,赞美高密东北乡人红高粱般的性格和祖辈洋溢着的原始生命强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赞美了人最本真的欲望和追求,弥漫着坦荡无比、恣意豪迈、天马行空的叙述气魄。莫言笔下那一望无际,庄严肃穆的红高粱不仅仅是“我爷爷”、“我奶奶”生活、战斗的场景,它已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暗示和一种生命力的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