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穷区深水埗，为何“士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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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党元悦

一家精品店在自家产品上印上了一句“深水埗就是新的布鲁克林”。这句话引发了香港人的热烈讨论——纽约布鲁克林，正是一个被广泛认为经历了士绅化浪潮的地区。

深水埗总是热闹的。但2020年以来，这热闹变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晚上，鸭寮街和汝州街的露天市场——尽管在疫情之下不似以往那样人来人往，戴着口罩的卖家和顾客，依然在为一件便宜T恤讨价还价。墙体斑驳的唐楼外，老人们佝偻着腰，捡起地上的纸皮，摊放在三轮车上。唐楼里，不到10平米的“劏房”一个挨一个，挤满了住户。

白天，售卖衣物配件的汝州街西南方向的大南街，则出现了另一幅景象。戴圆框眼镜、背着帆布包的香港年轻人们，流连在这条老旧的街道上。他们或在咖啡厅室外喝着手冲咖啡，或在小型艺术空间里看着展览。

深水埗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家庭月收入中位数第二低的地区，每户平均23200港元，仅高于观塘区。大南街位于深水埗区内，是一条全长约一公里的街道，从钦州街延伸到旺角荔枝角道。沿着大南街一路走，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街市、南亚裔人士开的店铺、电子产品店以及楼龄超过80年的旧唐楼。

2020年以来，在大南街的这些商店之间，不断有咖啡店和艺文空间进驻。这个香港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摇身一变，成了中产阶级和外籍人士喜欢光顾的地方。《Time Out》杂志甚至将深水埗区评为“2020年全球最酷的40个社区”的第三名。

“人们不能出去旅行，所以只能在这里花钱。咖啡馆可以消化他们去某个地方旅行的需求。”一家2020年7月开业的咖啡馆经理这样对彭博社说。

深水埗的变化吸引外界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当区居民的担忧：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否会导致这里地价上涨，从而导致住户被迫离开，让深水埗“士绅化”呢？

一家香港旅游杂志推荐的深水埗“文青必去”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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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需要50元一杯的咖啡吗？

“感觉之前的深水埗像内陆的乡镇集市，拥挤便宜也丰富。”港漂Aries在2020年八月前曾于深水埗租住一年。她直观地感觉到，去年开始，大南街的“外人”多了起来，“变得很商业化，像个景点”。她对全现在描述：“很多人是年轻人，拿着相机，文青打扮。”

Chris是这些“文青”中的一员。25岁的他在一家杂志工作，以往，他喜欢在周末和朋友一起去郊野公园爬山。遇到长假，就出去旅行，2019年的圣诞假期，他去了北海道。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海外旅行受阻，Chris和朋友们开始在香港寻找新的去处，弥补无法出境旅行的遗憾。

去年夏天，有朋友推荐，说深水埗开了几间新的咖啡店。“新东西来的，试下咯”，Chris心想。他趁周末去了趟大南街，试了下一家新开的手冲咖啡厅。

“好贵，50一杯”，是Chris对这家咖啡厅的第一印象。

这些年来，香港热门的文艺地标，像中上环的艺廊、藏在观塘区工业大厦里的日式咖啡，还有最近几年才有的大馆、元创方，他都陆续和朋友造访过。他2017年就听说，深水埗大南街开了文青咖啡店。那时，还只是一两家店落脚在此，没有形成规模。到了2020年，这条街上一下子涌入了十几家咖啡厅、艺术空间或精致餐厅。

Chris在新界北长大，而深水埗位于九龙西。以往，他对深水埗的印象，来自于父母：那是个卖便宜东西的地方，住着很多南亚人。Chris大学读新闻系，做功课时，去深水埗采访，才慢慢了解这个地区。那时他开始知道，这里“是个很活跃的社区，有很多故事”。

对于Chris来说，不管在香港哪个区，这些“文青”风格的店铺，区别并不大。他的疑问在于，这些咖啡厅，是否真的适合深水埗的土壤。

“我坐在里面，还可以见到外面有婆婆捡纸皮，口罩都快破了。50元一杯的咖啡，是否真的属于深水埗这个地方呢？”Chris对全现在说。

深水埗街景。图片：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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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布鲁克林?

Chris的疑问，也是许多香港人的疑问。深水埗是一个聚居了众多底层民众的街区，这些象征着中产情趣的咖啡厅入驻，是否会引来中产阶级的入住，让这里的地价、租金上涨，从而不再适合原有居民呢？

这样的过程，正是社会学家所描述的“士绅化”。这个名词最早由英国社会学家卢斯·格拉斯（Ruth Glass）提出，用于描述伦敦都市圈的发展过程。低收入工人居住的空间，涌入中产阶级之后，租金上扬，原有的经济结构被改变。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咖啡馆、艺术区等象征着中产趣味的生活方式。

一直以来，深水埗在香港都是一个便宜的居住选择，也包容了不同的文化。上世纪40到50年代，深水埗是内陆来人的落脚地，包括一群南下文人。1949年，史学大家钱穆在深水埗桂林街创办了新亚书院。咏春拳大师叶问创办的“咏春体育会”，也曾短暂落脚在大南街。

之后的几十年里，香港劳动力人口剧增，轻工业急速发展，深水埗成为香港纺织业的中心，开始出现制衣厂和批发售卖衣服、衣物零件以及电子元件的店铺。

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香港经济转型和内陆的改革开放，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内陆，深水埗的纺织批发商逐渐被时代淘汰。

如今，深水埗遍布着楼龄60年以上的唐楼。居住在这里的，有底层民众，寻求庇护的难民以及在香港辛苦打拼的南亚裔人士。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斯诺登在香港逃亡期间，就曾短暂停留在深水埗的一处难民庇护屋里。

2015年之后，深水埗开始出现一些文艺的店铺。最开始，这被认为是一件有趣的事。

艺术家林欣杰算是深水埗的“半个街坊”。小时候，每个周末，他都会到深水埗探望家人。大学之后，他经常到鸭寮街购买电子产品。当时，大南街仍有不少卖布艺品、皮制品的老店，对读时装设计的学生来说，这里是淘金之地。2010年代以后，大南街开始出现一些售卖手作店，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光顾。

2016年，林欣杰在深水埗成立了一家艺术空间。他的选址原因很简单：租金便宜。林欣杰之后，更多的艺术家把目光投向了深水埗。2020年，这里一下子涌入了超过二十家咖啡店、精品店以及画廊。流连在深水埗的人群，由底层民众逐渐变为文艺青年。

香港旅游发展局在2020年6月的一次活动中也着重介绍了深水埗，尤其提到这里的文艺气息。

一家精品店则在自家产品上印上了一句“深水埗就是新的布鲁克林”。这句话引发了香港媒体的热烈讨论——纽约布鲁克林，正是一个被广泛认为经历了士绅化浪潮的地区。

2020年10月，在一档学术对谈电台节目中，四位来自不同面向的学者，谈及了各自对深水埗士绅化的看法。

对谈的主持人在读社会学时，一直认为士绅化是个“很差劲”的东西。但当她自己去其他地方旅行时，又喜欢到访那些聚集着咖啡店的，或许已经士绅化的地区。“一个地方升级了，变得干净了，安全了，我旅行时就会感到很舒服。”

另一位城市研究学者的反思是，士绅化在香港，常常以“市区重建”的面目发生。他提醒文艺工作者们，深水埗士绅化后，“无论是画廊还是咖啡店，之后会有大型地产商进来，将那里变得好沉闷。这一刻有人说深水埗是新的布鲁克林，还是在庆祝一件事，说它充满文化活力，但有些人看到它仿佛是在给自己挖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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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化，还是多元化

在香港，最早引发士绅化讨论的街区，是湾仔的利东街。这里原本是属于草根基层的旧街道，不少印刷店聚集于此，印刷喜帖、红包和春联，利东街也因此被称为“喜帖街”。2004年到2010年间，香港政府重建利东街，这里变成了房价高企的新楼盘，街边商铺变成了高档商店和餐厅。这次重建，导致湾仔地区租金和房价飞升，一些原来的住户，被迫搬去其他地区生活。粤语流行歌《喜帖街》的歌词，就表达了对利东街被清拆的惋惜。

2006年开始，中环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先后被拆，香港曾出现了一波保育浪潮。

如中环苏豪区原本是个街市，有鱼档、大排档，甚至会有家禽跑来跑去，街坊四邻都喜欢去光顾。上世纪90年代，中环半山扶梯建成之后，画廊、精品家具店陆续出现，后来是酒吧、餐厅。现在，苏豪区已经变成一个高端居住区和休闲区。但士绅化对苏豪区的普通居民来说，是个陌生的词汇。他们看到的，是街区的高端化，是“重建”，以及整个区的面貌改变。

以苏豪区的过往来看，深水埗的士绅化过程，似乎已经出现了苗头。

尽管中介公司的成交数据并未显示，深水埗的住房租金和楼价出现大幅增长。但艺术家林欣杰注意到，开始有财团用高于市价的租金，询问门面的租户能否搬去其他地方。彭博社根据美联物业的中介数据计算，2020年，大南街的店铺价格与2017年相比暴涨了54%。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系教授伍美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深水埗部分产业面临老化，如果出现不同的经济活动，可以增加社区的多元性，但是，如果地产商进驻或者财团收购，也许会出现加租逼走原有租户的情况。

上文提到的城市研究学者对深水埗的期待是，保留当区魅力，又留得住草根阶层，同时平衡到某种店铺的经营，“如果新店铺的存在，能令旧铺和边缘的东西生存得更好，其实它们不一定是扼杀，反而可能是种促进。”

一位在2015年就入驻深水埗的艺术家，认为士绅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将价值的取态单一化了。它用了一些美学价值，用一些象征性的经济元素去说，这才是美，我教你吧，这才是整齐、漂亮、设计，这才能让你生活美好。”

他热爱深水埗的战前旧楼和广东式骑楼。“现在还很壮观，那种多元性，在财团或者政府去处理的时候，还会不会保留呢？”

香港中环苏豪区，半山扶手电梯外的行人。图片：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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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也都“买不起楼的”

频繁造访的文青，引起了一些深水埗居民的反感。去年七月，有深水埗居民在论坛发帖，高呼“深水埗大南街就快被这班文青搞死”、“还我深水埗”。帖子里还说，“楼上是劏房，楼下卖1000多元一张的王家卫海报，太讽刺......你们这班文青小店就拍拍袖子走人，住这里的穷人和街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作为顾客的Chris，对这些店铺持有包容的态度。“如果租金上涨，他们也要搬走。在香港，这是常态了。你能说楼价上涨怪这些文青吗？他们谁都买不起楼的。”

深水埗士绅化给香港提出的问题在于，当艺文元素走进社区，进驻的艺术工作者、财团和居民之间，应该如何平衡。

有西方学者认为，士绅化讨论应区分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以艺术化开始的士绅化过程中，文化生产者迟早会被更富裕的阶级取代；而文化消费者，本身也可能是无法负担租金的住客。因此，他们都同时是士绅化的推动者和受害者。

虽然被一些居民视为租金上涨的元凶之一，但林欣杰非常希望自己的店铺能够融入深水埗这个社区。他对《信报》说：“其实，街坊是不是有可能会欢迎这个变化呢？作为街坊，都会希望楼下是咖啡店而不是按摩店吧？”

原标题：香港最穷区之一变文青打卡地，深水埗的手冲咖啡店带来“士绅化”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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