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与年：敲下4颗门牙、伪装成“乞丐”，只为给红军送一份情报
1934年10月7日，中央苏区的一个窑洞门口，出现了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恶臭味的乞丐。
正当守卫哨兵打算上去一问究竟时，这位老乞丐用自己仅剩的声音颤抖着说道：'我要...我要见周恩来。'
哨兵大吃一惊，看着这人“全身恶臭”不止，还用最后一口力气坚持见到周副主席，一定是有什么紧要的事情，于是立马前去通报。
周恩来就是通过这位老乞丐，得知国民党的'铁桶计划'，也是因为这位老乞丐，中共中央才决定了进行战略转移计划，有了那场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两万五千里的伟大长征。
这位乞丐就是红色特工项与年。特工这个身份，在人们看来一直是神秘的。这个身份代表着不畏艰险，每天在生死之间命悬一线，冒着巨大的危险为国家传递情报。本期笔者就带着大家了解英雄项与年为送情报不惜'毁容'的背后故事，以及这位红色特工与敌人生死博弈的一生。
营救同志 惩办叛徒
1894年，项与年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朋口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后来化名梁明德。因为幼年时家境十分贫困，所以从未上过学。但他从小机灵聪明，没有学上的项与年就刻苦自学。
1918年，24岁的项与年去南京看望在法院任职法官的哥哥项延爵时，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革命的力量，血气方刚的他毅然决然了的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想为改变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25年，项与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他受到组织委派前去荷属东印度（如今的印度尼西亚）等地，在那里和华侨展开了工人运动，成为了当地华侨的群众领袖之一。
1927年，项与年被驱逐回国，此时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回国后的项与年经过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和党有了联系。从此，进入了周恩来领导建立的中央情报和保卫机关的中央特科工作。
1928年8月24日，早期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在上海中央军委机关开会时，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中央特科很快就查明了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告密导致，立刻组织了应变措施和惩治叛徒的计划。组织上让项与年调查彭湃关押的准确消息。他接受任务后立刻进行了调查，找出了彭湃被关押的地点，随即报告给了中央特科。
8月28日，根据情报中央特科准备在敌人转押时对澎湃进行武力解救。那天，中央特科派来的人在必经之地等待。
他们有的假装成拍电影的，有的伪装成摆地摊的，还准备了一辆装满粮食的卡车准备拦截囚车。由于当时枪支没有及时运到耽误了最佳的解救时间，最终计划失败，彭湃等人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
为了让叛徒血债血还，中央科特任命项与年惩办叛徒白鑫。白鑫此人贪生怕死，叛变后的他一直躲在上海市党部情报处处长范争波的家里。
得到消息后，项与年与队员就在范争波家旁边租了房子，日夜监视打算伺机而动。11月初的一天，白鑫在范家出来准备上车时，持枪埋伏在周围的项与年等人，立即对准了白鑫扣动扳机。复仇的子弹犹如狂风暴雨般对准叛徒的胸膛，白鑫和范争波等人被当场击毙。
行动完成后，队员们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次干净利落的行动轰动了整个上海，让叛徒和特务们都陷入了恐慌人人自危。
1930年春天，项与年参与了一次暗杀蒋介石的活动。通过可靠情报打听到了蒋介石要乘坐火车从南京到上海，项与年等人做好了精密的计划，行动开始前就在附近等待着那趟火车。蒋介石因为临时有事，改了日期才逃过了这致命的一劫。
历经艰难 传送情报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五省主席和军长的秘密军事会议。制定了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的'铁桶计划'。'铁桶计划'可谓是耗费巨大的兵力，调动了150万大军。
通过和270架飞机，两百多门大炮相互配合。利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从不同的地方对中央苏区进行包围。架起三十多道铁丝网，形成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再组织几十万大军逐步向瑞金推进。
为了能够快速调动部队的行动，及时拦截红军，能够在指定的时间包围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国民党还配备了1000辆卡车。
包围的半径距离瑞金有150公里，军队每天向瑞金中心前进七到八华里，每前进一华里就要上一重铁丝网，每前进5公里就要筑起一道碉堡线，这些碉堡的设置能够让他们的火力形成一个严密交叉的封锁网。
这次的计划可谓是十分严密，蒋介石命令他们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消灭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然后占领瑞金，势必要把红军一网打尽。
莫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会议。会议当中他一边假装附和，但内心里却是十分焦躁。因为这次的计划规模巨大布置周密，一旦实施，红军将受到致命的打击。
会议结束后，他连夜赶回了德安司令部。立马把项与年等人叫到了办公室，然后把从庐山带回来的所有文件让他们仔细查看。项与年、刘哑佛等人飞快地查看着文件，脸色也随着文件的内容，越变越白。
当时的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等人决定马上开始行动。他们连夜用特种药水把'铁桶计划'的主要内容，秘密写到了四本字典上，然后把计划送到南昌，发给瑞金。项与年提出应该立马把整套计划秘密写下后送到中央苏区。
因为项与年会说客家话，又对当地的人情地貌十分了解，还是保安司令部的机要秘书。这样他过关卡时比较隐秘和方便，所以项与年自告奋勇主动地来承担了这个一旦被发现就人头落地的任务。
项与年三人连夜奋战，直到天空渐渐露白才把这整个'铁桶计划'秘密写完。接着三个人没有休息，立刻又对沿途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选择了从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太和后，直接从山区抵达兴国县，途经于都县，最后直接到达瑞金。这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快速，又安全的线路。
第二天上午，他们马不停蹄地开始实施计划，项与年化成一个教书先生的模样出发了。他为了减少与敌人的接触，决定白天休息，利用夜幕进行掩护晚上行路。他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的秘密前行。
一开始行动按照计划顺利地进行，但到了泰和县山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料得更加严重。每个村子都有敌军驻守，所有中央苏区可以进出的通道都被严密的封锁，一旦发现可疑人物立马进行逮捕。
项与年没有可以歇脚的地方，他只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每天吃少量的干粮和野果进行充饥，渴了就喝山泉水。
经过多天艰难的长途跋涉，38岁的项与年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骨瘦如柴的人。等他到达兴国之后，发现敌人的封锁越来越严密，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个山头和路口都有岗哨把守。一旦有青壮年接近，就会被立刻抓走。
项与年只好再回到山里寻找时机。他当时心急如焚，自己能等，但在瑞金的中央苏区却等不得。他拼命地寻找方法，突然心生一计。
在地上抓起一块石头，将心一横拿着石头用力地对着自己敲了下去，这一敲便敲掉了自己四颗门牙。
第二天，项与年的脸已经肿胀不堪，面部十分狰狞，头发乱得就像一捧稻草，衣服更是早已破烂不堪地挂在身上，完全就是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乞丐。
他强忍着疼痛把四本秘密写着计划的字典藏在了满是污秽的袋子里，又在上面放上了乞讨来已经发馊的食物，用来避人耳目。他深一脚浅一脚地慢慢下山，沿途被敌军的哨兵看见，哨兵在很远处就捂住了鼻子将他赶走。
1934年10月7日，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的重重关卡，来到了江西瑞金中共中央驻守的根据地。到达中央苏区之后，项与年再也坚持不住了。
他倒在了一个窑洞的门口，站哨的红军看到他想上前询问。还没等红军开口，项与年用自己仅剩的声音颤抖地说道：'我要…我要见周恩来。'
哨兵看到大吃一惊，这人全身恶臭不止瘦如竹竿，竟然还用的最后一口力气坚持见周副主席。一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他立马前去报到。
当周恩来、李克农接过项与年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来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的老叫花子，竟然就是自己熟悉的老部下项与年。一时间，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无以言表。
周恩来在听完项与年的汇报之后，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立刻把这四本密保进行翻译。密报变成了原来的文字图表后，立刻进行了开会分析研究。研究后发现，如果再拖上半个月，那么敌军的计划就会部署完毕，到时候红军就很难脱身了。
周恩来立刻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中共中央也在前几天收到了莫雄司令部发来的密电，如今又看到了项与年冒死前来送的完整资料，中共中央马上制定了提前实施战略转移计划。
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10月12日，红军用小队迷惑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部队，主力红军趁国民党正在进行部署时，突出重围实施转移战略。
10月中旬，蒋介石利用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地运送12个师的部队，对中央苏区进行围追堵截，完成了他们所谓的计划。他们先是占领了几个地方后，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迷惑了红军。
正等他们想把包围圈之中的红军进行歼灭之时，却发现他们的计划根本没有围住红军，'铁桶计划'彻底失败。
10月底，中央苏区跳出了蒋介石的'铁桶'，踏上了那场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两万五千里的伟大长征。项与年这位英勇的特工战士，不畏艰难险阻，为红军提前突围、胜利转移，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此意义上，说项与年做了一件有关国运的大事一点都不为过。
代友找子 喜得团聚
红军长征后，项与年跟随红军长征。中途又被党组织派到香港，开展了秘密联络活动。香港活动结束后，又回到了上海工作。在长期的秘密情报工作中，他认真负责，始终牢记党交给他的使命，执行任务时机智勇敢，曾获得党组织的'反敌特斗争胜利'奖。1938年，投身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身兼数职。抗战胜利后，又辗转多地任命不同的职位。
项与年多年南征北战，驰骋东西，早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妻子儿女身在何方，他一无所知，对家人的思念之情一直是他心里的惦念。他不知道妻子早就被捕获入狱流落他乡，也不知道女儿，随着妻子一起入狱后身染顽疾早已不在。
儿子项南是项与年家人中的唯一幸存者。他16岁和父亲在上海别离后，一直勤奋求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改名为项南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运动当中。1941年，经过多次辗转后成为了一名干部。
他同样思念自己的亲人，虽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人，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身份，但孤身在外哪有不思念家人的。由于说不清楚父亲的具体身份，还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1943年在苏北整风的运动中，按照统一的部署，所以革命干部都要说清楚，自己的家庭出身、父母身世以及经济来源。
这其中只有项南什么都说不清楚，既不知道父亲是什么人，也不知道父亲从事什么职业，更说不清楚家庭以什么为生计。因为这些原因，他一度遭人怀疑。
相关审查人员根据他所提供的模糊信息，曾经猜测他的父亲是一名地下党员。可项南十分无奈，只能含糊其词地回答：'可能是吧。'但他又没有什么把握，唯恐组织认为他不老实，觉得他说假话。回答完后他又立马更正，惹得审查人员一阵恼火。
幸好相关负责人思想比较开明，因为革命斗争期间环境实在是错综复杂。不得不感叹在这个社会环境下，儿子说不清老子的身份，老子又不清楚儿子的情况太多了。眼看审查已经过了那么长时间，说不清楚就算了吧，到时候在实践中考察。
而正在此时，远在陕西关中区党委任统战部部长的项与年，当然不清楚儿子正在经历什么。他和项南情况一样，不知道儿子身在何方，正在从事什么职业。他曾经多次托人打听妻子和子女们的下落，但一直是杳无音讯。
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的初期，他在隐隐听人说，儿子长大成人后参加了革命，而且还在安徽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机关当干部。但至于是什么干部，他并不清楚。此时的他，早已化名梁明德，只好给时任安徽省第一书记的老战友曾希圣写信，希望他能帮自己找回失散多年的儿子。
曾希圣收到来信后十分重视，一次他去省里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他特意把省团委书记留下来谈话。嘱咐他代自己的老战友找一个姓梁的青年，但他只知道这个青年是一个团干部，其他的一无所知。
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妙不可言，时任省团委书记就是项南。回去之后，项南按照花名册翻遍了团干部人员，发现有数十几个团干部姓梁，又没有其他的信息，实在难以寻找，要求进一步提供详细资料。
为了方便寻找，曾希圣告诉项南自己的老战友名字叫梁明德，老家是福建，30年代时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住在八仙桥一带。
项南自然也不清楚自己日夜思念的父亲，就是化名后的梁明德。听到这两个信息，项南随意地说道：'我老家也是福建的，我之前在上海读过书。'曾希圣搭话道：'那你在上海住什么地方，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人？'项南说自己家住在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父亲是个生意人，做买卖。
听到这里，原本只是随意搭话的曾希圣认真起来，因为那个地方曾经是地下党活动的地方。两个人一来二去又聊了很多，通过谈话一个想法突然在曾希圣的脑海中浮现。而且看着项南的脸形也渐渐和他脑海中的那张脸重合。
他故意问道：'那时你们家是否有一个有胡子的叔叔经常来访。'一提到这个人，项南十分激动，说了很多关于他的故事。
事情到这里，一切真相大白，原来自己找的人就在眼前。为了准确起见，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你仔细看看，我像谁？'项南定眼一看，大声说道：'胡子叔叔！'
之前曾希圣在上海因为从事地下工作，常留着胡子，一旦出现紧急状况，能够立刻撤掉胡须然后隐身而去。这个戏剧性的谈话，被当成一段故事流传开。之后，项南立刻和父亲取得了联系。但因为当时全国刚刚解放，双方的工作又比较紧张，一直没能见面。
直到1953年，项南在北京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项与年才赶忙从沈阳到了北京。整整20年，这段离别的父子才得以见面。见面后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两人一起游览颐和园。但因为革命任务繁重，他们只得很快告别，又匆匆回到自己原来的单位。
两人因为在不同的单位，聚少离多。文革时期，父子俩更是纷纷落难。直到1972年，项与年才得以平反。老人回到家乡收到工资后，依旧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第一件事儿，就是给原单位就拿了1500元的党费，然后又捐5000元为家乡修公路，改善交通。
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父子两人双双得到平反，但耄耋之年的项与年早已重病缠身。项南在北京担任农业机械部领导。每当和家人团聚时，他总会思念远在老家的父亲。
直到1979年，胡耀邦出任部长时了解了项南父亲的情况，立刻让他把革命老人接到北京来落户，和儿孙们团聚。
项南得知消息后十分激动，他没有一天不想跟父亲团聚。但福建龙岩地委通过给老人的体检发现老人有严重的肺炎，随后把老人安排在医院进行治疗。
并写信告诉项南，老人家病情一旦好转，就立刻护送到北京。项南十分感谢，因为他当时受命率领中国农机代表团出国考察，工作繁忙。但一直期盼团圆的项南，最终没有等来这一天。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因病去世。当时的项南正在登机，得知这个消息后只能委托自己的妻子赶赴家乡料理丧事。1978年11月7日，项与年老人的追悼会在沈阳举行。项南闻讯后赶来，参加了父亲的葬礼。
项与年的一生，是光辉传奇的一生。他为了情报工作，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他为了组织的利益，甘愿藏在历史背后，做一名默默无闻的英雄。项氏父子工作出色，对党忠诚，但终究没能见到最后一面。但好在，项与年的孙女项小米最终把他的经历创造成了小说和剧本，并拍摄成了电影《英雄无语》，让世人得以一窥这位英雄的本色和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