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与赵秋谷的关系及诗学之分歧
王渔洋和赵秋谷是康熙诗坛的两位重要诗人，也是当时有影响的诗论家，他们两人的关系及诗学观念的冲突与当时诗坛风会密切相关，故在当时就极引人注目，评议者不一。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三云：“益都赵宫赞秋谷，自少负异才，以工诗鸣山左，视一时辈流罕有当其意者。迨识新城先生，乃敛衽慑服，于是噤不作诗者四五年。新城知之，特肆筵设席，醉之以酒，请弛其禁。宫赞乃稍稍复作，作则就正新城，以定是非。厥后两公议论偶不相合，谗人从而交搆之，而彼此嫌隙生焉。吾邑冯定远为宫赞所私淑，新城顾谓其所批《才调集》卑之无甚高论，即平日訾謷王李，亦不过拾某宗伯牙后慧耳。而世乃有皈依顶礼，不啻铸金呼佛者。此盖隐指宫赞而言，未尝明言其人也。而宫赞《谈龙录》之作，傲睨前辈，显为诋斥，以视微文刺讥者何如？此亦足以征两公之为人矣。”[0]王应奎时代虽去二人不远，但记载已多有舛误。今人论王、赵两人的矛盾，都认为出于诗学异同之争，至有“我们没有理由把王、赵的失和说成是私人恩怨，门户之争”，其分歧在论诗主张和创作方法之异的说法[1]。看来王、赵的关系及其诗学趋向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王、赵交恶之原委
赵秋谷生平及其与王渔洋的交往，李森文先生《赵执信年谱》略已载之，但尚未剔抉其间原委。吴宏一先生《赵执信〈谈龙录〉研究》续有论列[2]，发覆不一。我前几年撰《王渔洋事迹征略》，曾详考两人交往始末，究明其始亲终疏之迹，因而得悉一些重要细节，可略补李、吴两位前辈的考述。
从当时的地域观念说，王、赵两人可以说是大同乡，两家的交谊更是渊源很深。王渔洋于赵秋谷祖父双美、进美兄弟虽谊属后辈，但也可以说是忘年之友。渔洋季妹嫁赵进美长兄继美子作肃，作肃孙复聘渔洋侄启深女，作肃姐归淄川孙蕙，为渔洋诗友[3]。而秋谷妻则渔洋从妹之女，岳父孙宝仍即孔尚任《王阮亭先生招饮同顾梁汾孙孝堪》（《长留集·五古》）诗中的孙孝堪，为孙廷铨长子，官至太常卿，其兄弟均为渔洋执友，弟宝侗诗集为渔洋所序。如此多重的姻戚关系，应该会使两人很接近。但由于渔洋长秋谷29岁，又很早离乡从宦，他们的交往似乎开始得较晚。目前还没见到秋谷出仕前和渔洋往还的资料，现有涉及两人关系的文献都出自秋谷成名以后。
秋谷进入文坛应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乡试中举后。这年正月二十二日，王渔洋以户部郎中蒙上谕与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同携诗稿进呈，召见懋勤殿，翌日谕诗文兼优，特旨授翰林院侍讲，旋改侍读。这是本朝由部曹入翰林的特例异宠，朝野荣之。八月，翰林编修翁叔元、户部员外郎高龙光典山东乡试，得毕世持、赵执信、冯廷櫆、汪灏等名士，京师交称山东文章之盛。这一年，在王渔洋是飞龙在天，步入文坛中心之始，而在赵秋谷则龙门一跃，平步青云。翌年，秋谷又联捷春榜，入翰林，名扬天下。当时他才十八岁，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前途无量。这位乡党后起之秀的崛起，自会引起渔洋的瞩目，而秋谷对乡前辈渔洋当然也会有修礼通好。尽管现存最早的两人交往的材料，已是五年后的王渔洋为秋谷题照，但我们有理由推想他们的交往始于此时，至于两家集子都没有保留下最初赠答的文字，或许是两人反目后都不愿留下当时的应酬吧。起码由渔洋诗集可知，他连早年恭敬献给施闰章的诗都没保留，何况赵秋谷呢？
据我所见，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冬，才有王、赵交往的线索，即《渔洋续集》卷十六所收的《题赵伸符编修写真》。诗中写道：“松花谡谡吹玉缸，挥毫三峡流春江。未论文雅世无辈，风貌阮何谁一双。”[4]对这位姻亲后生给以很高的赞誉。翌年三月，渔洋邀颜光敏、王又旦、曹贞吉、谢重辉、赵执信、吴雯、朱载震诸友生雨中过圣果寺看桃花，有《甲子暮春邀修来幼华升六千仞伸符天章悔人过圣果寺看桃花二绝句》（《蚕尾集》卷一）纪其事。当时秋谷还以乡后辈从渔洋游，但不久就开始显示出某种离心倾向，起因似乎是《铜鼓诗》。据《饴山文集》卷二《冯舍人遗诗序》载：
德州冯大木先生，余与同举于乡，兄事之。及后同在馆阁，以诗相资也。朝士有得诸葛铜鼓者，先生与余各赋长歌，于时名辈自渔洋公而下莫不敛手。渔洋遂欲裒两人酬唱之篇为《二妙集》行诸世，先生与余并辞乃止。盖渔洋公方为诗坛盟主，前所推引者十子，而山左居其四，四之中德州居其二，则田山姜侍郎、谢方山郎中也。先生为州里后进，独以清才健笔绝尘而奔，一旦争长且抗行焉，渔洋公色飞心动，终不能罗而致之门下也。余少先生十三岁，越轶山左门庭，弃其家学而宗虞山冯氏，讪笑哄然，渔洋亦内薄之。[5]
考秋谷年谱，康熙二十年（1681）散馆，授编修，二十三年秋典山西乡试，二十四年初返京，翌年迁右春坊右赞善。冯廷櫆则是康熙二十一年成进士，与秋谷同在馆阁应是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其间王渔洋亦在二十三年底出使南海，则《铜鼓诗》之作大致是在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间，渔洋欲编刻《二妙集》也在此前后。按理说，编刻一个集子，或加以评序，未必就给人一种宗派师生关系的印象，比如像邵长蘅即编刻渔洋、宋荦诗为《二家诗钞》。但渔洋和冯、赵的年辈和关系都不同，他编刻《二妙集》的确会形成将二人纳于门下的印象，所以自期很高的冯、赵二人都加以推辞，显出一种傲兀自立的姿态。不过冯廷櫆的态度显然不太坚决，康熙二十六年八月他以中书舍人典湖广乡试，沿途得诗百余篇，还是编为《晴川集》，由渔洋序评而刻之。秋谷《冯舍人诗序》说“丁卯校士于楚，为《晴川集》，渔洋评而刻之。既而与余悉芟比年所作《铜鼓》诸诗，不欲有所依附耳”。如今两家集中都不存《铜鼓诗》，享誉一时的名作竟因年少意气而不传于后，未免令人遗憾。从冯廷櫆日后与渔洋的关系看，大概不能说无所依附，倒是秋谷自己逐渐与渔洋保持距离。
秋谷少年得志，才高气盛，桀敖不驯的性格往往使他做出一些过分的举止。《谈龙录》在叙述《铜鼓诗》之事后写道：“江都汪主事蛟门（懋麟），王门高足也，内崛强。阮翁适得《浯溪摩厓碑》，蛟门亟为四十韵以呈，阮翁赞之不容口，以示余。余览其起句曰：'杨家姊妹颜妖狐。’遽掷之地，曰：'咏中兴而推原天宝致乱之由，虽百韵可矣，更堪作尔语乎？’阮翁为之失色者久之。”[6]他显然是带着明显的胜利感叙述此事的，但他的话实在并没什么道理，四十韵的容量当然足以推原致乱之由，就看怎么个写法。渔洋的失色，也许不是为自己的鉴赏力惭愧，倒是震惊于秋谷的无礼举止吧？类似的小事，对渔洋作为长辈、先达的自尊一定会有不小的伤害。但以渔洋的雅量，这还不足以改变他对秋谷的善视。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渔洋在新城服丧，正月初二太皇太后崩，应诏入京。十五日抵京，当夜即宿于秋谷宅。二月初十日秋谷又邀饭，后谢重辉、朱彝尊邀饭，秋谷均在座。二十六日渔洋启程返里，秋谷亦偕王戬、查嗣瑮、朱载震、卫台瑺诸王门弟子前来送别。
康熙二十八年（1689）是赵秋谷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七月初十佟皇后崩，忌辰内梁清标于生公园演《长生殿》，秋谷具柬请客，名流毕集。礼科给事中黄六鸿因私愤劾之，同时被吏议者五十多人。秋谷诣考功独承其责，由是削籍罢官。究其取祸之由，传说是黄六鸿以知县行取入都，以诗稿、土产谒秋谷，秋谷于其名刺批曰：“土宜拜登，大稿璧还。”黄因深衔之，至此乃挟嫌讦奏[7]。因一时倨傲快意，致终身放废，秋谷本应吸取教训，但他没有，多年后仍复故态。相传他游吴门时，宋荦倒屣以迎，并以邵长蘅所刊《渔洋绵津诗钞》合刻相赠。秋固归寓后，书一柬报云：“谨登渔洋诗钞，绵津诗谨璧。”[8]这教宋荦怎么下得了台，此乃后话。
且说秋谷罢官后，于十月离京还乡。渔洋恰于十一月初服阕赴京，道遇秋谷，见他胸无芥蒂，神情平和，抵京后曾与吴雯道及。吴雯遂有《放歌寄赵秋谷太史秋谷罢官余在山海未能走送特寄此奉慰兼寓勉望云尔》诗，写道：
三日得君音，使我情咨嗟。知尔纵饮罢官去，归途雨雪车哑哑。京国急来问亲旧，忧尔负气神参差。岂知渔洋北来正遇尔，道尔胸无芥蒂颜貌嘉。眼前缨冕如脱屣，猛风吹尽恒河沙。[9]
由吴雯的欣慰之情可以推知，渔洋为述秋谷的情形，必定对其宠辱不惊的涵养十分叹赏。秋谷经此大变，对渔洋的眷顾不能无所感激，于是翌年秋有书致渔洋，告山东秋雨霑足及自己隐居读书之乐。渔洋得书，喜而赋《赵伸符宫赞书来云秋雨霑足山泉四溢临流坐石日诵庄骚赋寄三首》（《蚕尾集》卷一）寄之，秋谷复有《酬王阮亭先生见寄三首》（《饴山诗集·还山集》卷上）相报。当时他正好收到冯廷櫆寄来的渔洋所评《晴川集》，作《题大木所寄〈晴川集〉后》长篇七古，对渔洋的评点多有称赞：“渔洋诗翁老于事，一一狎视海鸟翔。赏拔题品什六七，时放瓦釜参宫商。苏门上客虽旅进，未许与子为秦黄。兹集评点信精审，莫遣流辈轻料量。”这是秋谷对渔洋说过的少有的好话。十一月二十八日雪，渔洋又有诗怀吴雯、赵秋谷，即《蚕尾集》卷二《十一月二十八日雪怀天章伸符》、《雪中再寄伸符宫赞二绝句》。秋谷则在翌年春写了《西城别墅十三咏为阮亭侍郎作》。康熙三十一年（1692）四月，秋谷有《寄友人洪昉思》（《饴山诗集》卷五）绝句怀洪升，渔洋与冯廷櫆和之[10]。至此王、赵两人的关系可以说还算正常，不管亲疏如何，起码维持着一般的姻戚情谊。
康熙三十二年（1693）秋，秋谷游胶东，成《观海集》（上）。据舒位《瓶水斋诗话》说，“赵秋谷尝乞渔洋为《观海集》序，未允，遂相诋諆”。事实上，渔洋是很欣赏此集的，汪灏《春日怀秋谷前辈》诗末小注称“所寄《观海集》亟为新城都宪所称”可证[11]，但不知何故渔洋未允作序。到康熙三十五（1696）冬，两人关系因论诗见解之异出现恶化的苗头。当时秋谷南游至广州，晤陈恭尹，论诗甚契，遂为撰《独漉堂诗集序》。文中开陈论诗之旨，有云：
余闻岭南陈先生元孝诗名，二十年于兹。世之论诗者，皆莫能为之品目，余亦无因得而读焉。若世之所论，则固尝闻之，其于修饰声貌者，则目之曰学唐者也；于穿凿章句者，则目之曰学宋者也。其实不过沿明季之末流，承时贤之缪习耳。然未有不强以名其似，独先生无讥焉。余疑其必有异。今者晤先生于羊城，坐语始定，余辄以诗为请。先生曰：“吾不工诗也。吾有意而不自达焉，则以韵语达之。其始也，格格焉；继也，亹亹焉。后遂出于吾意之外，而不能自止。人之见之，以为似某代某某也，吾故不自知也。”余俯而笑曰：“是矣，固疑之。顾先生之言诗，何其适合于余之言也。余言之而为世所怪且忌，相与诟辱排斥之不遗余力。先生独以与世隔远，仅不入于品目而已乎？”既而受诗而读之，一如所自言，无少歉。盖余颇尝观宋人严羽之论诗也，其言貌为精微，明人徐祯卿、王世贞从而附和之，惑乱人聪三百余年。而其徒之论其诗也，则曰皆不能如所自言。固知言与为之之不易副也。今先生独能自副如此，则其言必能独契于古，不逐逐于世俗，足以昭明乎来兹者。然其诗之可尊尚而传，又岂徒以其名乎哉！[12]
该序《饴山文集》未收，仅载于《独漉堂诗集》卷首，故向来不被研究者注意。文中要旨有三点：一是批评当时论诗者胸无准的，均“沿明季之末流，承时贤之缪习”；二是指斥严羽、徐祯卿、王世贞一派诗学貌似精妙，实惑乱人心；三是愤慨己见为世所怪且忌，相与诟辱排斥。很显然，这几点都是针对王渔洋而发的，第一点指其对诗坛风气的影响，第二点指其论诗旨趣所归向，第三点指自己所宗冯班之学的不见容于世。而最后“诗之可尊尚而传又岂徒以其名乎”的反诘，更是日后在吴门论诗的先声。可以说，赵秋谷对渔洋的所有不满和批评都在这篇序中表达出来了，不论陈恭伊论诗之旨是否与此相契，他都借题发挥，吐出了自己挟带意气的言论。他似乎怀有强烈的被压抑感，遇到机会就要一吐为快。这倒让我想起《池北偶谈》中对冯班的批评。卷十七“冯班”条云：
冯班字定远，常熟人，博雅善持论，著《钝吟杂录》六卷。尝云：“朱子言礼称郑康成，后儒不从也，却用陈澔注。程子极信《诗小序》，后儒不从也，却从朱子。”又云：“祝字有去声，后人别作咒诅字，钱牧斋不知；讯谇是一字，王弇州不知。作文字不可不讲字学。”定远论文，多前人未发，但骂严沧浪不识一字，太妄。[13]
同卷“借禅喻诗”条又说：
应该说，渔洋这里对冯班还是很赞赏的，批评也很中肯，态度温和，决不像日后《香祖笔记》、《分甘余话》中那么严厉。即便如此，也已让赵秋谷很难容忍。他自康熙十八年（1679）十八岁时初见《钝吟集》，就对冯班佩服得五体投地，摩拜顶礼，瓣香私淑，承冯班之学肆力于诗和书法，平日每得冯班片纸只字，喜动颜色，说：“此稀世之珍也！”[15]渔洋如此批评冯班，他怎么能忍耐呢？《池北偶谈》编成于康熙三十年(1691)，“海内竞为传抄”[16]，汀州知府王廷抡偶于三山书肆见抄本，读而爱之，遂请于渔洋，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刻于汀州官署。看来《池北偶谈》在康熙三十年后已传钞行世，王渔洋对冯班的批评也会产生一些反响。以赵秋谷的废放之身当然不足以与渔洋抗辩，因此王渔洋的议论对于他就成为一种权力话语，让他感受到沉重的压抑。《独漉堂诗集序》只不过是理性状态下的一次轻微宣泄，由此已不难预见他酒酣耳热之际会吐露什么样的狂言。
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秋谷挚友、淮阴学者阎若璩游金陵，道经扬州，向张潮借观王渔洋所撰《唐贤三昧集》、《十种唐诗选》、《五七言古诗选》、《国朝谥法考》等书[17]。三月，阎若璩致书秋谷，论及《唐贤三昧集》收诗及校勘之误：
江南北盛传阮亭先生《唐贤三昧集》专以盛唐为宗，某亦购而熟读。其盛唐宜收而不收，及非盛唐如张旭四绝句，本属蔡忠惠者亦误收，且勿论。某独怪其于古今地理之学何不讲也？（中略）窃以阮亭先生才最高，名满海内，独少集众思、广忠益工夫，遂不克无遗憾。偶发愤一道，不敢以闻他人也，愿先生为我秘之。顷至白下，有传诵'天上白云如逝水，草间黄蝶似秋花’之句，岂不使新城失色、侍郎却步耶？[18]
阎若璩子从渔洋学，平时谦恭无比[19]，此时却大摘《唐贤三昧集》校勘中的多处地理知识错误，又称赞秋谷诗句足以使王渔洋、田山姜两家退避三舍，明是平日久抑之不满尽情发泄于今日。这只会更加助长赵秋谷对渔洋的抵触态度。四月，他由岭南归，途经苏州，与徐釚、吴乔、顾以安等故人欢晤。酒酣论诗，遂将平日郁积在胸中的不满尽情发泄出来。据《谈龙录》自述：
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奉使祭告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别相送诸子》云：“卢沟桥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断猿。”不识谪宦迁客更作何语？其次章《与友夜话》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穷途。”穷途定何许，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余曾被酒于吴门亡友顾小谢以安宅漏言及此，座客适有入都者，谒司寇，遂以告也，斯则致疏之始耳。[20]
照阮葵生《茶余客话》所载传闻，秋谷当时的言语远不止这些：
渔洋晚年寄宋商丘荦云：“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谁识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其意甚隐。壬申至都下，晤董曲江元度，云赵秋谷罢馆职，益修憾阮翁。屡游吴中，与吴修龄为莫逆交。一日酒酣，语修龄曰：“迩日论诗，唯位尊而年高者，斯称巨手耳。”时商丘方巡抚吴门，闻是语，遂述于阮翁，故答诗云尔。予谓此诗特漫堂假阮翁以自夸耳，其实漫堂固不在秋谷所指议中也。[21]
这一说法流传最广，很有影响，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一、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二、葛虚存《清代名人佚事》都曾转述。但有一点须辨正的是，渔洋寄宋荦诗作于康熙四十年（1701）返里迁葬时，去秋谷游吴门已四年之久，与秋谷语似无直接关系。诗中回顾当时年少风流，颇有“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感慨，要说是针对秋谷“迩日论诗，唯位尊而年高者，斯称巨手”之语而发，倒也未尝没有道理。
秋谷离开苏州，取道淮阴，时逢端午节，下榻阎若璩家，观龙舟竞渡。读阎若璩《答吴亦韩》诗，评曰：“黄山谷见东坡《和陶饮酒诗》，读至'前山正可数，后骑且勿驱’，曰：'此老未死。’今日读阎徵君此绝句，曰：'百诗不衰。’”[22]秋谷为人夙以狂狷出名，王晫《新世说》卷八“忿狷”称其“少负才名，傲睨一世”[23]。阎若璩也目空一世，于时辈罕有称许。王晫《新世说》卷三“品藻”云：“阎百诗天性好骂，于宏词科五十人少所许可，独盛推吴任臣之博览，徐胜力之强记。”又卷七“轻诋”云：“毛大可尝与阎百诗论地理，语多穿凿，百诗太息曰：'汪尧峰私造典礼，李天生杜撰故实，毛大可割裂经文，贻误后学不浅’。”《潜邱札记》卷五《与陈其年》说：“家居时有持钝翁《说铃》者，皆标榜其所与一时嬉游之人，因大书其端曰：'群儿自相贵耳。’钝翁闻之以为恨。”汪琬《说铃》中载王渔洋兄弟轶事最多，看来阎若璩对渔洋的不满也积有年月，此番与气味相投的赵秋谷相遇，可以想见有一通指斥奚落。《谈龙录》确实提到：“山阳阎百诗若璩，学者也。《唐贤三昧集》初出，百诗谓余曰：是多舛错，或校者之失，然亦足为选者累。（中略）余深韪其言，寓书阮翁。”[24]秋谷致书渔洋想应在与阎若璩会晤之后，其书信内容及态度如何，今不得而知，但渔洋日后竟然要销毁书板，不让《唐贤三昧集》流传，可见其惭愧懊悔之情决非寻常。阎若璩的批评，秋谷在苏州的诋讥，先后传到他耳中，不啻是雪上加霜。秋谷既知酒后之言触怒了渔洋，也便自甘疏远，噤不言诗。
前引汪灏《春日怀秋谷前辈》诗称渔洋为都宪，考王渔洋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至翌年十一月间，则诗必作于康熙三十八年春。我们不能断定汪灏在小注中特别提到渔洋对《观海集》的欣赏有什么意味，但可以推想秋谷会从中看到渔洋的友善，这是两人关系解冻必要的预热。是年六月，秋谷叔祖赵进美将葬，秋谷以进美遗命来请渔洋为撰墓志铭，传统伦理的慎终追远终究使僵局有所缓和。渔洋《清止赵公墓志铭》叙其事曰：“康熙三十八年六月，春坊赞善赵君伸符以书抵予，曰：'从祖父清止府君葬有日。府君病且革，治命乞先生铭隧道之石。今既八年矣，敢请。’昔公之殁，予在京师，未及哭寝门。今赞善君将治命，郑重千里以书相属，不佞其忍辞？乃据赞善所为行述序而加铭。”[25]但秋谷《谈龙录》却说：“余曾为先叔祖清止公行实，中间颇有所讳。阮翁为益数行，余自是甘自疏。”《行实》今存于《饴山文集》卷十，渔洋所益何句不得而知。据文中所述：“计当世之文，无逾新城王先生；而先生与公累世交契，周旋最久，习亦无逾先生者。执信状公而有所不知，先生其知之。况执信学于先生者也，虽荒略，敢以为请。”这里不仅对渔洋推崇备至，甚至自称学于渔洋，态度甚为谦抑，可以视为“甘自疏”的敬而远之态度。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渔洋请急返里迁葬。秋间，吴雯上京，途经天津访友，邂逅正客天津的秋谷。《饴山诗集》卷十八《怀旧诗十首人各一小传以相识之岁月为先后尔》忆其事云：
余好用冯氏法攻人之短，惟莲洋不以为忤。其作字用冯法，粗知间架，然不能工也。晚相值于津门，出诗卷见示，曰：“曩之所攻，悉删改矣。”乃知其非名辈所及也。属余论定，余请俟异日。盖其时正逢阮翁之怒，不敢阑入诗坛故耳。
卷九《天津喜晤老友吴天章兼呈其所主张君》即当时所作，末云：“老我数年来，袖手复掩耳。谤多固可畏，才尽亦知耻。胡然此相见，马逸不能止。莲洋诗格如莲花，引我亭亭出泥滓。请君高咏结交行，和我狂歌从此始。”诗中历述自己因开罪渔洋所受到的压力，虽表示袖手自退，不敢言诗，但言下殊为忿忿，可见桀傲之气依然不驯。而且“谤多”云云或容有夸张，因为渔洋并不是气局促狭的人，今存文字中也没有贬斥秋谷之处，只有暮年笔记中有一则暗寓讥讽（详后），除非门下士群起而攻之——这并没有材料证明，否则是不至于“谤多”的。况且当时秋谷往谒渔洋，渔洋还希望和解彼此的过节，嘱其作诗。《饴山文集》卷二《冯舍人遗诗序》述：“庚辰，有不获已，再入京师，垂得量移矣，一夕忽卒。余废居山中，久乃闻之。明年，将往哭先生。适渔洋公暂假归新城，余过谒公，问先生临殁状，相对陨涕。时余方以论诗逢公之愠。先生诗，皆公所谂者，言将尽取而论定之。余至先生家，遂不问其诗，避嫌且不忍也。”这次相见的情景，据张云章《朴村文集》卷八《赵赞善涓流集序》：
益都赵赞善秋谷先生，幼负踔绝之才，未弱冠擢礼部高第，入翰林，摆落制举家言，一意肆力于古今体诗，其为诗遂屈侪偶而上之。新城司寇王先生方以诗名冠海内，称诗者莫不宗仰山东之学。然山东自王先生而外，咸自谓不敢与赞善齿。赞善欿然益自下，曰：“太白不作黄鹤楼诗，自逊前人也。横骛何为者？”于是噤不作诗者四五年。王先生知之，曰：“噫，子过矣，因退避老夫耶？”遇其来，为置酒而酌之，请弛其禁。于是赞善复稍稍事吟咏，逾年而编次成集，题曰涓流。[26]
张云章是渔洋门人，对渔洋的知遇之恩极为感激，此序对两人的关系及秋谷噤不作诗的原因殊有文饰，但渔洋主动修好的姿态还是很明显的，而这处在渔洋的位置尤属难能可贵。不知何故，秋谷未将这篇序文刻入集中，研究者也不知道这条材料，遂使两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遮蔽了。十月，渔洋将赴京，外甥赵执端奉母（渔洋季妹）命来新城乞为亡父撰墓志铭，秋谷为此铭书石，大体维持了两家的亲情戚谊。
此后就再没有两人往来的资料。康熙四十三年（1704），渔洋罢官归里，除偶与老友谢重辉、门人朱缃兄弟往还外，读书著述，闲居度日。康熙四十五年（1706）后作《古夫于亭杂录》，批评冯班诗学，捎及“世人于冯定远，乃有皈依顶礼，不啻铸金呼佛”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以为即指赵秋谷而言，但终究比较隐约。赵秋谷作《谈龙录》则极力讥诮王渔洋的诗学与为人。自序称“余自惟三十年来，以疏直招尤，固也，不足与辩。然厚诬亡友，又虑流传过当，或致为师门之辱。余私计半生知见，颇与师说相发明。向也匿情避谤，不敢出，今则可矣”，其肆无顾忌的语气很像是渔洋下世后所为。序末纪年署康熙己丑即四十八年（1709）六月，若非文字有误，就很可能是假托。因为黄叔琳撰《赵执信墓表》，谓：“先生之诗得法于虞山冯定远，与冯大木赋《诸葛铜鼓歌》，新城公见而亟称之，目为二妙。新城公殁，先生奔哭之恸，曰：'典型杳矣！’其相爱重如此。”[27]可见到渔洋去世为止，秋谷对渔洋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尊敬。“其相爱重如此”云云，恐不免是为尊者讳。秋谷的奔哭之恸究竟有多少诚意，是颇令人怀疑的。他对渔洋的成见在渔洋生前隐忍不发，迨渔洋作古乃大肆诋讥，不肯放过一个攻击、贬抑渔洋的机会，两人的胸襟由是相形。
二．王、赵的关系与《声调谱》
讨论王、赵两人的关系，不能不触及《声调谱》的来源问题。据秋谷《谈龙录》自序说：“新城王阮亭司寇，余妻党舅氏也，方以诗震动天下，天下士莫不趋风，余独不执弟子之礼。闻古诗别有律调，往请问，司寇靳焉。余宛转窃得之，司寇大惊异；更睹所为诗，遂厚相知赏，为之延誉。然余终不肯背冯氏。”正文又云“阮翁律调，盖有所受之，而终身不言所自。其以授人，又不肯尽也。有始从之学者，既得名，转以其说骄人，而不知己之有失调也。余既窃得之，阮翁曰：'子毋妄语人。’余以为不知是者，固未为能诗；仅无失调而已，谓之能诗可乎？故辄以语人无隐，然罕见信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也转载此说，但未言王渔洋古诗声调之学受于何人。据渔洋门人惠周惕之孙惠栋说，渔洋的声律学说得自钱谦益，而钱谦益又是得自冯班[28]。秋谷门人仲是保《声调谱序》叙其源流及其谱成书经过益详：
唐诗声调迄元来微矣，明季寖失，古诗尤甚。吾虞冯氏始发其微，于时和之者有钱牧翁及练川程孟阳。若后之娄东吴梅村，则又闻之于程氏者矣。顾解人难得，惟新城王阮亭司寇及见梅村，心领其说，方欲登斯世于风雅，执以律人，人咸自失。然率无有得其说者。我饴山先生独宗冯氏，已窥其微，乃宛转窃得之。司寇知，戒勿洩。先生顾否，有来叩者即揭案头唐贤诗本指示各体声调，不少吝。间或上援子建，下逮东坡，要亦随叩随应，偶举一隅，非竟作谱也。一时弟子辈从旁载笔，退集前后所录为谱，成一卷。后有叩者辄以投之，意不欲以口舌劳先生也。迩年来颇有解人频频叩乞，元录失去，反求副于他所，倚模不无少错。余惧转倚转讹，既非先生指示声调本意，而亦失冯氏发微之旨，且贻笑于冥冥中之司寇也。因园问业之余，亟请先生重加点注，录为定本，以待他日之授梓焉。[29]
据《重修昭常合志》载：“是保字友夔，隐居读书，为村塾师。工诗，有中吴、广陵怀古诗各八首，赵秋谷游虞见之，特加叹异，挈归以训诸孙，为刻其集，遂终老焉。”[30]汪由敦撰秋谷墓志铭与黄叔琳撰墓表都载仲是保依秋谷十九年，以风痺卒于馆次。以如此亲近的师生关系，仲是保的叙述应该是较可信的。序作于乾隆三年(1738)戊午七月，弟子辈记录的声调讲说，至此方由秋谷本人审核定稿，编成《声调谱》，那么在此之前《声调谱》的内容就尚未定型。考渔洋著述，也从未提到过《声调谱》，而只有些关于声调的零星意见，可信渔洋生前确无类似《声调谱》的著述，秋谷从渔洋处“窃得”的只能是学说而不是成书。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两句一联中，断不得与律诗相乱”和“将转韵处可入律调”的规则，对王渔洋的学说有所发展，并在古、近二体各分为二类的见解上达到远较渔洋为深刻的认识[31]。
限于资料，秋谷“宛转窃得”声调学说的经过已不太清楚，据《谈龙录》所述，时间应在秋谷登朝为官至斥放还乡之前。尤珍《沧湄诗稿》卷十六有《示儿世求二首》云：“喜汝清吟无俗调，学诗恰似老夫诗。近来邮寄渔洋语，从此推敲更不移。”“横空排奡韩公句，脱手弹丸坡老吟。谁向两家参妙理，千秋山水有知音。”自注：“托询阮亭先生作古诗法，与赵伸符宫赞言合，故识之。”[32]尤珍为渔洋友人尤侗之子，从渔洋学诗。此诗是康熙三十七年八月尤珍在苏州养病时作，当时其子世求托问作古诗法于渔洋、秋谷，结果两人所言相同。可见当时秋谷业已“窃得”古诗声调之说，而渔洋也并不以其说为矜秘。其实，早在《然灯记闻》所载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渔洋与何世璂论诗语中，就已阐述了古诗声调的基本原理，要说渔洋矜秘其说，不肯示人，可能是秋谷的误会。
那么秋谷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误会，当时渔洋为什么不肯指示他，以至他只能“宛转窃得”呢？鲍鉁《裨勺》以为是渔洋“欲致之门下而后授之”。依我看，秋谷向渔洋求教古诗声调之学乃是在两人相交的早期。秋谷曾对李重华说：“少时作诗，请政阮亭。阮亭粗为点阅，其窍妙处吝不一示。因发愤三四月，始于古近二体，每体各分为二，盖古体有古中之古，古中之近；近体有近中之古，近中之近，截然判析明白。自此势如破竹，诗家窍妙，具得了然于心矣。”[33]其时渔洋于古诗声调之学或已有得于吴梅村，但未必是有系统的学说；从后来他阐述的见解来看，也没有形成有条理的学说，大体只是一些粗略的纲领[34]，以唐人的古诗创作实践来衡量，更难说是不刊之论[35]。对这样一种基于感性经验的、还不成熟的认识，稍微谨慎一点的人都不会轻易示人，更不要说像渔洋这样举足左右，便有轻重的一代宗师了。只有到丁父忧乡居时选《五七言古诗选》，对唐宋以降古诗下了一番揣摩功夫，他才对古诗声调有了体会，才敢指示学者。另外，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的解释也不失为一种值得参考的意见：
古诗固有声调，然佳诗自尔合拍，苟非佳作，即依样填砌，可称诗乎？渔洋讲究声调，赵氏求其秘不得而恨之，而遂攻之。不知渔洋非靳之也，实知此说类村夫子所为，贻笑方家，故羞与之耳。吾知渔洋者也，赵氏冤之矣。[36]
确实，在那个时代，诗格诗法之类的蒙学读本，有名望的诗家是决不屑于染指的。所以从元代杨载、范德机诸诗格到袁枚《随园诗法丛话》，人们不需要考证就一致认定是出于伪托。传为渔洋所撰的《律诗定体》、《王文简公古诗平仄论》两书，前者虽属破天荒之作，但那些平仄规则并非诗家未窥的独得之秘，而只是口耳相传的老生常谈，前人不曾列为图谱，只是没觉得有必要而已。后者举二十三首作品（四首见于赵谱），在必须讲究的字旁注以平仄，偶加说明，与赵《谱》相比较形同于无。赵《谱》兼论五七古，王《论》专论七古，不及五古；赵《谱》以诗为本，就诗点注平仄，间提示规则；王《论》以规则为本，先提出规则，后举诗作证之；赵《谱》论声调主第五字，王《论》兼重第三字，谓“出句终以二、五为凭，落句终以三平为式”。尽管翁方纲比勘两家之说，力主《律诗定体》、《王文简公古诗平仄论》为渔洋真笔，而《声调谱》不过是秋谷自述，非渔洋诗学之真传，极力维护王渔洋的原创性。但我仍怀疑渔洋后人所刻《律诗定体》等二书，是《声调谱》行世并产生很大影响后，渔洋后人为捍卫祖上的发明权，辑其生前绪论而成。渔洋有关古诗声调的见解散见于晚年门人所记诗问语录中，综合董理之本不是难事，但错误却在所难免，所以连最崇敬王渔洋的翁方纲也不能尽为之回护。每遇抵牾难通之处，或谓非渔洋之言，或谓非渔洋定论，不得不多有商榷。
三．王、赵诗论之分歧
由上文的梳理，我们已能大致了解王、赵二人的交往始末。赵秋谷在苏州的一番讥讽无疑是交恶的直接诱因，但他所以有那一番话，则显然是对作为诗坛盟主的王渔洋早有不满。这种不满不光是针对渔洋的作风，如所谓“阮翁素狭”，还针对渔洋的创作和诗学。《谈龙录》开宗明义，便借两人“谈龙”之喻的不同，象征性揭明他与王渔洋诗学的异趣。今人论王、赵二人的理论分歧，也总是由“龙”喻谈起。张光兴先生更从三个方面具体概括了两人艺术观念的不同：（1）从诗人与生活的关系看，赵执信主张要贴近生活，而王士禛则以“清远”为宗；（2）从诗人与作品内容的关系看，赵执信侧重于再现，王士禛则倾心于表现；（3）从诗人与社会、读者的关系看，赵执信重社会，重读者，王士禛重自我[37]。不过他举的例证常与他要说的问题不相关，比如将二家的“龙”喻说成是抽象美和具象美的问题，即属文不对题。而且，他所指出的对立也不具有根本的对立性和冲突。比如第一点，他说王士禛以山水、田园作为自己主要的审美对象、表现对象，“他所玩味的是一种'意境’，而不是和现实贴得很近的生活”。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山水田园就不是和现实贴得很近的生活吗？又如第二点，他说渔洋“往往以诗家的冷静与沉着去观照现实，过滤生活，然后去艺术地表现生活，而不是对现实生活作直接的逼真的描摹”。我们又要问，“过滤”和“艺术地表现”在此究竟是什么意思？“冷静和沉着”地观照现实生活和“直接的逼真的描摹”能构成艺术方法的对立吗？由于对文本的误读和概念使用的随意，王、赵两家诗学的根本差异并没得到妥帖的辨析。
首先看著名的“谈龙”之喻。《谈龙录》开卷云：
钱塘洪昉思升，久于新城之门矣。与余友。一日，并在司寇宅论诗。昉思嫉时俗之无章也，曰：“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鬣，一不具，非龙也。”司寇哂之曰：“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是雕塑绘画者耳。余曰：“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恍惚望见者，第指其一鳞一爪，而龙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于所见，以为龙具在是，雕绘者反有辞矣。”昉思乃服。此事颇传于时，司寇以告后生而遗余语，闻者遂以洪语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说以相难。惜哉，今出余指，彼将知龙。[38]
首先应该肯定，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诗作的章法问题，而不是虚与实、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39]，更不是什么抽象美和具象美的问题。洪升针对当时作诗“无章”即不讲章法之敝，强调章法完整性的重要。这在诗家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故渔洋哂之，提出章法更高的境界是变化莫测。门人刘大勤也曾问过类似的问题：“昔人论七言长古作法，曰分段，曰过段，曰突兀，曰用字，曰赞叹，曰再起，曰归题，曰送尾，此不易之式否？”渔洋答：“此等语皆教初学之法，要令知章法耳。神龙行空，云雾灭没，鳞鬣隐现，岂令人测其首尾哉？”[40]章法完整只不过是基本技能，而变化莫测则由技进乎道了。这种境界，中人以下是不易解会的，以赵秋谷的悟性虽不能说是中人以下，但他似乎也不理解，或许他更愿意普渡众生，乃主张变化固然重要，但完整性仍须一目了然。这种说法貌似折衷平正，实则无的放矢。从答刘大勤语可知，王渔洋的不见首尾只是说不见针脚，泯灭痕迹，与章法的完整并不矛盾。秋谷斤斤于首尾完整的触目可见，适见其仍不脱时文习气的思维定势而已。
“谈龙”之喻原只是个叙述结构的问题，但秋谷却借题发挥，将它曲解为有龙无龙、真龙假龙的问题，从而上升到诗歌创作主体性的高度，对渔洋诗歌创作的主体性缺失即“诗中无人”提出批评。秋谷诗学以冯班为宗，冯班诗学的核心是重申汉儒诗教的道德理想，以《诗大序》的观念对晚明诗风的流弊拨乱反正。故秋谷批评渔洋，首先就站在这一基本立场上。《谈龙录》写道：
诗之为道也，非徒以风流相尚而已。《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冯先生恒以规人。《小序》曰：发乎情，止乎礼义。余谓斯言也，真今日之针砭矣夫。[41]
这里矛头所指的“以风流相尚”不用说是王渔洋。渔洋诗风的“以风流相尚”，如果说是指浮华和脱离现实，那么如何评价，本是可以讨论的。但问题是秋谷并不着眼于道德判断并身，他将“止乎礼义”的传统命题作了新的阐释：“诗固自有其礼义也。今夫喜者不可为泣涕，悲者不可为欢笑，此礼义也。富贵者不可语寒陋，贫贱者不可语侈大，推而论之，无非礼义也。其细焉者，文字必相从顺，意兴必相附属，亦礼义也。”这就将礼义解释为一种对表达上的真诚以及所表达内容与身份、时间、地点相切合的要求。这是从吴乔“诗之中须有人在”之说所受到的启发，具体说就是“夫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是又与于礼义之大者也。若言与心违，而又与其时与地不相蒙也，将安所得知之而论之？”这从道理上讲倒也不错，遗憾的是他成见在胸，落实到具体的事例上，就出现判断失误。即以前引《谈龙录》论渔洋《留别相送诸子》、《与友夜话》而言，其说不可谓不辩，后来王培荀也颇赞同，并引《谈龙乐》论田雯《视河工》诗“泛言河上风景，不知谁为主人，谁为过客，但知数典，为诗中无人。虽訾当时，实为后学度尽金针，犯此病者不少也”以证之[42]。然而他们都忘了，诗的体验是非常个人化的，一人有一人的心态，一时有一时的情境，作者此时此地的感触他人是无权非议的。更何况秋谷出使山西典乡试时23岁，而渔洋使南海时已51岁，少年放逐的赵秋谷根本难以体会长年久宦者的心态。康熙十一年（1672）渔洋初典四川乡试时，正经历连年骨肉亲朋伤逝之痛，“志意沮丧，无复生人之乐”[43]。使南海之前，他又经历了康熙二十一年胞兄东亭、老友陈维崧、二十二年表兄徐夜、挚友施闰章之丧，虽然启程前不久的九月二十日，继室陈孺人生了第三女阿宫，但她能否平安长成呢？子息的连连夭殇使每个孩子的到来对渔洋都是忧喜参半的事，后来阿宫也只活了十岁。还有老父的健康也让他挂怀。果其不然，翌年九月二十八日，太公即下世。当渔洋起程之际，虽然不如康熙十一年出京时那般凄怆，但也不能说是欣然前往。在这种情况下，诗歌传统中的羁旅之悲作为题材的因袭力量就很容易左右作品的情调。更进一步说，即便没有上述个人心境问题，难道渔洋非要写成“冠冕通南极，文章落上台。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杜甫《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那样，才算与其身份相称，才算“诗中有人”吗？那样的王渔洋，就只能说是个声势烜赫的钦差，不是他文人本色了。再说《与友夜话》一首，友人乃是老名士余怀，以69岁的老人只身南游，无非是“途穷仗友生”（杜甫《客夜》）罢了，“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穷途”之句自然有宽慰老友的意思，很难说不是真实的感受，而出于为文造情，故作感伤。如果这样的作品也要目为诗中无人，那么秋谷自己的创作中绝不是没有类似的例子。后来郭兆麒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向阅赵秋谷先生《谈龙录》，谓'诗中要有人在’，因非王渔洋先生奉使祭告南海诗'游子哭穷途’之句。及读《并门集》，开卷便道'行路难’等语，亦未辩是锁院衡文之命官。则秋谷诗中亦可谓无人矣。”[44]在这一点上，秋谷的批评应该说是过于苛刻的。后人对渔洋“诗中无人”的印象，大抵源于这一指摘，其实并无道理。当代学者论及王渔洋的诗歌创作，已改变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误会，提出“诗中能否写出真实感情，有无真我面目，乃诗作能否感动人的重要因素。王士禛的'神韵诗’，正是在这一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诗中写出了真景真情真我的面目，因而能够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45]。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赵秋谷对渔洋的批评虽有意气的成份，但根本则归结于两家理论渊源之别。渔洋诗学宗司空图、严羽，而秋谷宗冯班。渔洋曾对冯班有所批评，秋谷也力贬严羽。首先他认为司空图持论甚宽，严羽不足比并。《谈龙录》论之云：
司空表圣云：味在酸咸之外。盖概而论之，岂有无味之诗乎哉？观其所第二十四品，设格甚宽。后人得以各从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极则也。严氏之言，宁堪并举？冯先生纠之尽矣。[46]
此言泛泛而论，当然不错，但若以辨家数论，则全未入门。《谈龙录》又云：
唐贤诗学，类有师承，非如后人第凭意见。窃尝求其深切著明者，莫如陆鲁望之叙张祜处士也。曰：“元和中作宫体小诗，辞曲艳发，轻薄之流，合噪得誉。及老大稍窥建安风格，读《乐府录》，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间出，讲讽怨谲，与六义相左右。善题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别处，此为才子之最也。”观此，可以知唐人之所尚，其本领亦略可窥矣。不此之循，而蔽于严羽呓语，何哉？[47]
这段文字论张祜前后诗风之异，自然是有参考价值的，“善题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别处”也公认是张祜的独到本领。但就唐人诗学而言，所论还只是皮毛，没什么特别精彩之处。若非逞意气，以此来贬抑严羽诗论是不太合适的。沧浪诗学之深，连笃学如冯班都不能理解，像秋谷这样论学粗枝大叶的人就更难窥见堂奥了。明代以来，论诗多门户之见。冯班本人独主晚唐，秋谷遂捍之而排击其余。不仅秋谷，虞山后学直到嘉道以后还力为乡曲先辈辩护。张守诚《海虞诗话后序》说：“自来说诗者多矣，要必能阐格律之精，始可与言宗派之别。吾虞二冯先生之评《才调集》，推为正宗，盖非珍其绮丽而特贻其典则者也。虞山派于是乎尊，果能铸金呼佛，则必神悟风骚，妙参比兴，而不离其宗。渔洋与秋谷龃龉而訾謷之，可尽信乎？”[48]秋谷能懂得山东诗学“各有所就，了无扶同依傍，故诗家以难”[49]，却不能身体力行，足见其只可为虞山门下一偏裨而不得自张一帜，实在是很自然的结果。
平心而论，秋谷《谈龙录》对渔洋的批评，除“朱贪多，王爱好”一语是诛心之论，为后人所许，其他都难以令人首肯。如论渔洋对前代诗人的态度：“刘宾客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道之言也，白傅极推之。余尝举似阮翁，答曰：'我所不解。’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又薄乐天而深恶罗昭谏。余谓昭谏无论已，乐天《秦中吟》、《新乐府》而可薄，是绝《小雅》也。若少陵有听之千古矣，余何容置喙！”[50]渔洋是否贬杜，翁方纲早有回答，从他编的《渔洋杜诗话》，可以看出渔洋对杜诗所知不是一般的深，研讨也不是一般的细。至于不喜欢白居易、刘禹锡、罗隐诗，容有个人趣味在，但渔洋不喜欢白居易，决不是鄙视《秦中吟》《新乐府》，秋谷在这一点上又不免无的放矢。再如对《唐贤三昧集》的批评，阎若璩的批评着眼于考据，倒也言之有据，而秋谷论之，谓“李颀《缓歌行》夸耀权势，乖六义之旨；梁鍠《观美人卧》直是淫词，君子所必黜者”，持论未免迂腐。要之，秋谷指斥渔洋处，无理之词多，曲解之词多，不实之词多，意气之词多。职是之故，后人平章其议论，多左袒渔洋，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四库提要》于两家诗论持调停之说，谓：“诗自太仓、历下以雄浑博丽为主，其失也肤；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为宗，其失也诡。学者两途并穷，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滞而不灵，直而好尽，语录史论皆可成篇。于是士禛等重申严羽之说，独主神韵以矫之，盖亦救弊补偏，各明一义。其后风流相尚，光景流连，赵执信等复操二冯旧法，起而相争。所作《谈龙录》排诋是书，不余遗力。其论虽非无见，然两说相济，其理乃全，殊途同归，未容偏废。”[51]从大体上论定两家诗论的互补意义，固然不错；具体到实际的批评，恐怕秋谷的指摘多不能成立，而渔洋诗学的博大精深则更非秋谷所能望其项背。
由于《谈龙录》的广泛流传，王、赵两人的关系常成为后人议论的话题。真正从理论上裁量的倒不多，主要是对两人的人格及处事方式加以评说，而且其倾向几乎是一致同情王渔洋而谴责赵秋谷。判断的焦点不是集中在谁是谁非，而集中于为人的厚薄。
事实上，王渔洋对赵秋谷尽管也有不满，但表达得相当含蓄，《古夫于亭杂录》提到铸金师事冯班的人显然指赵，但并不挑明，而是作为一类人来讥讽。赵秋谷则不同，除了在渔洋生前屡出不逊言词外，渔洋死后更是大肆指斥，不少宽假。这种加恶口于死者的行径未免让人齿冷。据金农说：“昔赴莱东，道经临淄，邂逅赵秋谷詹事，索予诗，哑哑抚掌曰：'子诗造诣，不盗寻常物，亦不屑效吾邻家鸡声，自成孤调’。”[52]这里的“邻家鸡声”，易宗夔《新世说》卷八以为指王渔洋而言，显然是不错的。据《冬心先生集》卷二《章丘绣江亭寄杭孝廉士骏桑贡士调元》诗考之，金农此行约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时渔洋下世已八年，秋谷提到他，仍是一付轻薄的口气。金农本是个艺术全才，诗书画印俱工，其艺术旨趣不同于王渔洋，乃是很正常的。他在自序中说“或有跻予于巨公派别者，予曰：昔徐师川不深附西江，张伯雨能超乎铁雅，诗古各有体，趋今何如则古邪？乃鄙意所好，常在玉溪、天随之间”，也不奇怪[53]，但秋谷却借称赞冬心而捎带鄙斥渔洋；日后作《跋王麓台画卷》称渔洋没不数年，藏书数万卷散若飘风，言外不无幸灾乐祸之意，适见其气量之狭隘。
秋谷在文字中几乎不放过任何奚落和攻击王渔洋的机会。雍正元年（1723）为亡友王易撰《慈峨王君墓志》（《文集》卷八》），特别提到：“新城王司寇见其文笔，欲罗而致之门下，君毅然拒之。盖其素守如此，其所由不售者欤？”这是暗示王易的坎坷不售与拒入渔洋门下有关。雍正九年（1731）六月作《冯舍人遗诗序》，言及冯家请渔洋撰序，则说康熙四十年（1691）渔洋返里时不便动问，“讵知先生既没三十有一年，而妄为品题校正仍有待于余，若阴有主之，不欲委诸他手者”。这是暗示渔洋因冯廷櫆不愿依附门下，故对遗集漫不经心，迟迟不着手校订。雍正十年（1732）作《怀旧诗十首》，怀吴雯一首序云：“卒后，其集闻送新城，阮翁为作墓志，且删定其集。迄今将二十年矣，而未行于世。意其时阮翁耄而多忘，未几遂亡，未及归诸吴氏耶？若然，池北藏书散失殆尽，《莲洋集》从可知矣。”[54]这也是暗责渔洋薄于情谊，校订故人遗诗的工作一再稽延。其实渔洋对校订亲故诗集一直是很用心的，所以才留下评选校订之集多达八十余种。无奈渔洋自中年后家门多故，更兼职掌剧曹，难得有暇从事笔墨丹黄，老友邵长蘅请为集序，也稽延多年，久久不能报命。这在半生赋闲的赵秋谷是绝对无法想象的。怀陈恭尹一首序又云：“初岭南有四大家者，余识其三：元孝与梁佩兰、王隼也。三子之视元孝，犹宋牧仲之并阮翁耳。阮翁昔奉使过岭，著《皇华纪闻》，极称元孝。而元孝顾大有不满之言。虽文人自古相轻，然阮翁之受侮可谓不少也欤？”[55]陈恭尹内心究竟如何评价渔洋不得而知，但表现出来是相当热络的。渔洋使粤抵广州，恭尹往谒，以手镌“独漉之贻，渔洋宝之”八字的端砚相赠。以后又常寄诗通问，渔洋都殷殷作答。如果陈恭尹真如秋谷所言，对渔洋大有不满之言，则固为“当面输心背后笑”的伪君子，又何足挂齿？而秋谷津津乐道之。凡此之类，非但丝毫无损于渔洋的清名，适足自形其心地之卑琐而已。
秋谷在奚落渔洋的同时还处处不忘抬举自己。如《怀旧诗》怀洪升一首序云：“虽及阮翁之门，而意见多不合。朝贵亦轻之，鲜与还往。才力本弱，篇幅窘狭，斤斤自喜而已。见余诗，大惊服，遂求为友。”[56]怀顾以安一首序亦云：“侄在翰林中，粗有文藻。小谢视其诗，辄唾骂，且曰：'尔曹安得有识字者？’其侄病之，遍索有时名者之作，咸骂如前，虽阮公亦不能免。最后见余诗于他所，击节叹赏，归而笑其侄曰：'仅一人，而尔又不解，奈何？’遂来缔交。”[57]自视自誉竟至于此，未免太不自量，亲友中也不以为然。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二载：
益都赵执端字绥庵，秋谷从弟，渔洋之甥，著有《宝菌堂遗诗》二卷。为诗专摹渔洋，有《过渔洋旧居》诗曰：“突兀龙门群仰望，飘零宅相独徘徊。依然万壑朝宗在，不禁蜉蝣撼树来。”视秋谷《谈龙录》极诋渔洋，可谓臭味各别。”[58]
乾隆八年（1730）夏，屈复作《消暑诗十六首》，“赵太史秋谷”一首注：“闻今尚在，骂渔洋如故。”[59]可见在当时，秋谷对渔洋的诽诋已成为诗坛笑谈播于人口。至其同情者，李重华之外罕见，郑方坤勉强可以算一个。《国朝名家诗钞小传》称：“当秋谷之初登仕版也，渔洋公方踞骚坛，执牛耳，士之执贽于其门者，稍获奖饰片辞，即无不取大名以去。而秋谷以同里故人子，岸然自异，雅不欲附于籍、湜、秦、晁之列，甚且作《谈龙录》以见意，若昔人之针膏肓而起废疾者，语固未必有当，然亦可谓孤情绝照，不屑屑焉随人作计者也。”[60]而其他批评家都不喜欢秋谷的态度，雍正间鲍鉁《裨勺》云：
赵秋谷一生与渔洋龃龉。渔洋没后，著《谈龙录》以诋之，晚年作《冯舍人诗序》犹剌剌不休。齐鲁间人相传，秋谷少求古诗音节于渔洋，渔洋矜秘，欲致之门下而后授之，故成终身之怨。孔东塘作《燕台杂兴诗》，亦于渔洋有微词，讽其龙门高峻，但未如秋谷之明目张胆也。（中略）托秋谷指摘渔洋，如落日风尘昏句，乃微瑕小疵，乌足以掩其日光玉洁哉？徒自露其褊急耳。[61]
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四还就秋谷对冯班的尊崇，评论了冯班的诗作，以见秋谷好恶取与之悖于清理：
秋谷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謷，独折服冯定远《钝吟杂录》，叹为至论。至具朝服下拜。常谒定远墓，以私淑门人焚刺于冢前。按定远名班，江南常熟人，有《冯定远集》及《钝吟杂录》。其说诗力排严羽，尤不取江西宗派，此有卓识。惟定远诗虽具情思，而风格未高，集中知名句，如“燕去谩为朱户客，鹊飞应识绛河人”，“千树秾华千树雨，一番晴暖一番风”，“如画仙山不能住，始知刘阮是粗才”，“不知一夜前村雨，多少春泥上燕巢”，数诗风格平弱，若较之阮亭集中名句，似不足为衙官门吏，不知秋谷何以倾倒如是？殊不可解。[62]
经《四库提要》平章两家之说后，批评家尽管仍指责赵秋谷肆意诋毁渔洋的轻狂态度，谓其“贬刺渔洋，太入阴狠”[63]，“至尖极冷，下笔如刀”[64]。但对其诗学却给予了理性的评价。如舒位《瓶水斋诗话》云：
赵秋谷尝乞渔洋为观海集序未允，遂相诋諆。又著《谈龙录》，皆非服人之论。秋谷有论诗绝句云：“画手权奇敌化工，寒林高下乱青红。要知秋色分明处，只在空山落照中。”此诗似为渔洋而发，而此论则知诗者也。近蒋心余先生论渔洋云：“兰麝绕珠翠，美人在金屋。以之待姬姜，未免伤幽独。唐贤临晋书，真意苦不足。”可为定论。[65]
此外，秋谷论朱竹垞与王渔洋之“朱贪多，王爱好”一语，虽然翁方纲驳之，说“汝自腹俭耳，朱何尝贪多；汝自不要好耳，王何尝爱好？”[66]但后人多资为口实。徐熊飞许其论之甚当[67]，陈仅谓“实为二家定评，即爱王者，不能为之讳也”[68]，戴磐《桑阴随记》也说：“赵秋谷著《谈龙录》，所以诋阮亭者尖刺入髓，后人多议之。其评阮亭、竹垞曰'朱贪多，王爱好’，斯却道着。”[69]柴萼《梵天庐丛话》卷十则许为公论，这都表明秋谷对渔洋的批评在某些地方是深中其弊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王赵交恶的起因主要在于秋谷轻狂狷急的个性，诗学主张的差异尚是次要因素。如果是性情宽厚之人，即便论诗不合，也不至于恶口相向，肆意诋讥。在渔洋一方并未有什么激烈的言行，主要是秋谷的所作所为，不能不招人非议。中国学人论学，每挟以意气，挟以私怨，甚至出以下劣手段，古今皆然，又岂独一个赵秋谷而已！
注释 ：
[0] 王应奎《柳南随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3页。
[1] 陈友琴《从赵执信的诗风说到他的诗论》、《读赵执信〈饴山堂集〉札记》，均收入《长短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持类似看法的还有张健《〈谈龙录〉述要》，《大陆杂志》第29卷第6期，1964年9月版；赵蔚芝《赵执信和王渔洋在诗坛上的分歧》，《文史哲》1982年第5期；邱世友《赵执信谈艺术的真和形神、虚实》，《水明楼小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王英志《赵执信〈谈龙录〉管窥》，《清人诗论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张光兴《王士禛、赵执信诗学观之比较》，《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刘光中《美的追求与善的追求》，《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严迪昌《赵执信论》，《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彭玉平《王士祯、赵执信关系考辨》，《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
[2] 吴宏一《赵执信〈谈龙录〉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通讯》1995年；收入《清代文学批评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
[3] 王士禛《渔洋续集》卷十五有《秋夕同张晴峰工部颜修来吏部宋牧仲谢方山二刑部幼华给谏集孙树百给谏斋听修来弹琴作》，树百即孙蕙字。
[4] 本文所述王、赵两人事迹的系年，均据笔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一书考证。
[5] 赵蔚芝、刘聿鑫编《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下引赵著，均据此本。
[6] 赵执信《谈龙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315页。
[7] 戴璐《藤阴杂记》卷二，并详李森文《赵执信年谱》。
[8]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9] 吴雯《莲洋集》卷三，康熙刊本。
[10] 王渔洋《蚕尾集》卷二《和赵伸符宫赞寄门人洪昉思绝句》、冯廷櫆《冯舍人遗诗》卷四《读秋谷寄洪昉思绝句却寄三首》。
[11] 卢见曾辑《国朝山左诗钞》卷四十，乾隆刊本。
[12] 陈恭尹《独漉堂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13] 王士禛《池北偶谈》，下册第414页。
[14] 王士禛《池北偶谈》，下册第416页。
[15] 杨钟曦《雪桥诗话》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
[16] 王士禛《池北偶谈》王廷抡跋，康熙三十九临汀郡署刊本。
[17] 据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今年有《二月十六日渡江作》诗，阎若璩至白下在二月。张潮辑《友声新集》卷一载阎若璩书：“两番晤对，快所未闻，真可谓虚而往，实而归矣。重有恳者，新城先生《唐贤三昧》、《十种唐选》、《五古七古诗选》暨《谥法考》，邺架定有，尽简付一目，感激何啻假三十乘也。望望。”道光刊本。
[18] 阎若璩《与赵秋谷宫赞》，《潜邱札记》卷五，乾隆十年刊本。
[19] 王渔洋《居易录》卷十九载阎咏书，述百诗语曰：“新城公博极群书，作诗字字有根据，豈容轻议？议之者所谓蚍蜉撼大树耳。”徐自笑曰：“吾作新城公桓谭得否？”
[20] 赵执信《谈龙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311页。
[21]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一，《阮葵生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册第891页。
[22] 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载赵执信评阎若璩诗语。
[23] 王晫《今世说》，清刊巾箱本，下同。
[24] 赵执信《谈龙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312页。
[25] 王士禛《蚕尾续文集》卷十四，康熙刊本。
[26] 张云章《朴村文集》，康熙刊本。
[27] 王荫桂修《续修博山县志》卷十四“艺文”，民国二十六年博山三元堂书店铅印本。
[28] 惠栋《刻声调谱序》，《松崖文集》卷一，聚学轩丛书本。
[29] 翟翚《声调谱》仲是保序，谈艺珠丛本。
[30] 郑锺祥修《重修常昭合志》卷三十“文学”仲是式传附，光绪三十年活字印本。
[31] 详本书第五章“王渔洋与清代古诗声调论”。
[32] 尤珍《沧湄诗稿》，康熙刊本。
[33]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938页。
[34] 详笔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第五章“王渔洋与清代古诗声调论”。
[35] 详笔者《韩愈七古的声调分析》（《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1997年5月版）一文，收入《百代之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6] 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卷十六，光绪蘧学斋刊本。
[37] 张光兴《王士禛、赵执信诗学观之比较》，《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赵蔚芝《赵执信和王渔洋在诗坛上的分歧》(《文史哲》1982年第5期)、刘光中《美的追求与善的追求》（《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也从比较王、赵两家的诗风入手，辨析了两家诗学观念的异同。
[38] 赵执信《谈龙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310页。
[39] 吴宏一《赵执信〈谈龙录〉研究》，《清代文学批评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69-170页。
[40] 刘大勤记《师友诗传续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153页。
[41] 赵执信《谈龙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311页。
[42] 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道光刊本。
[43] 梁熙《晳次斋稿》附录渔洋书信，康熙刊本。
[44] 郭兆麒《梅崖诗话》，《山右丛书初编》，民国二十六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铅印本。
[45] 严明《清诗特色形成的关键——论康、乾时期的诗风转变》，《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46] 赵执信《谈龙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314页。
[47] 赵执信《谈龙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315页。
[48] 单学傅《海虞诗话》卷首，民国四年铜华馆排印本。
[49] 赵执信《谈龙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312页。
[50] 赵执信《谈龙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313页。
[5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唐贤三昧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730页。
[52] 金农《冬心先生续集》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雍正十一年广陵般若庵刊本。
[53] 其实据法式善《梧门诗话》卷二：“寿门同里丁敬身《题冬心集后》云：'予爱髯诗，每欲手抄其七言绝句为一卷。令书此序（按指《冬心续集自序》），乃语髯曰：子援赵詹事邻鸡之语，应指新城。特新城未见子耳，使见之，其倾倒必有出于诸公外者。奈何承天水公阳秋口吻乎？’髯无以对，第曰：'吾袖中一瓣香，从未为过去贤劫诸佛拈却。子言良是，行当为蚕尾老人作最后之供，以忏此罪过。’”可见寿门后亦颇有悔意。
[54] 赵蔚芝、刘聿鑫编《赵执信全集》，第322页。
[55] 赵蔚芝、刘聿鑫编《赵执信全集》，第324页。
[56] 赵蔚芝、刘聿鑫编《赵执信全集》，第323页。
[57] 赵蔚芝、刘聿鑫编《赵执信全集》，第323页。
[58] 邓之诚《骨董琐记》，民国间排印本。
[59] 屈复《弱水集》卷十四，乾隆刊本。
[60] 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古今诗话丛编》，台湾广文书局1971年影印本。
[61] 鲍鉁《裨勺》，雍正刊本。
[62] 林昌彝《海天情思录》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9－90页。
[63] 钱振锽《星影楼壬辰以前存稿·诗说》，清刊本。
[64]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65] 舒位《瓶水斋诗集》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66] 梁章钜《退庵随笔》引，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983页。
[67] 徐熊飞《修竹庐谈诗问答》，周维德辑注《诗问四种》，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263页。
[68] 陈仅《竹林答问》，周维德辑注《诗问四种》，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43页。
[69] 戴磐《桑阴随记》，清刊本。
原载《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编辑\排版：张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