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被施行绞刑，施刑时间竟长达40分钟，24年后真相才查清楚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展出着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物，这里的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一个或者几个颇有来历的故事。也正是这些传奇的故事，将特殊的历史使命赋予了一些本来看似普通的物件。
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在每件珍贵展品的前方都会有一个单独的编号。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了便于管理，给每件文物编订的。当然也有部分重要文物将会分配到特殊的编号，例如在博物馆中的“001号文物”。
能够在中国最顶级的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被编为“001号”，也足可见此物非同一般。
大部分没有亲眼见到“001号”文物的人，不免会有一些惊讶，这天字一号的宝物，不是珠光宝气的稀世珍宝，也不是巧夺天工的精密宝件，而是一副刑具，一具杀人的绞刑架。
没错，就是一副绞刑架，一副普普通通的绞刑架，它本身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而它之所以被安放在这个特殊的位置，就是因为曾经有一个伟人在这副刑具之上英勇就义。这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先驱，李大钊先生。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副绞刑架以及和它有关的人开始讲起。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的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后，新中国公安部门立即展开了对反革命分子的追捕工作。那些双手曾经沾满革命烈士和群众鲜血的罪恶分子，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共北方地区总负责人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而参与抓捕和迫害他的犯罪分子，却一直逍遥法外。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命令公安部长罗瑞卿，重启李大钊同志被害一案的调查，务必将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抓捕归案，绳之以法。
公安部迅速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下达命令，令各地、各机构统筹协查当年京师警察局相关人员，调查工作随即展开。
1951年6月，铁道部公安局在一次行动中抓捕了一名中统特务。经审讯，该犯名叫阎振郎，北伐事情供职于张作霖麾下的京师警察局，曾参与过对李大钊的抓捕行动。
根据公安部的协查通报，铁路公安局立即将这个情况向公安部汇报，随后将此案连同案犯一同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
根据阎振郎提供的线索，北京公安干警很快锁定并抓捕了当年参与李大钊一案的吴郁文、雷恒成、陈兴亚等人，另有曾参与审讯李大钊的蒲志忠投案自首。
当年李大钊被害一案的真相，至此全部浮出水面。
1927年，张作霖发现已经隐匿踪迹的李大钊在舆论上依旧非常活跃，共党的活动也非常频繁。他断定李大钊还在北京，肯定是藏在了某个不起眼的地方。
于是他命人挖地三尺，在北京到处搜查中共和国民党人，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找出李大钊。后来，京师警察局抓到一个中共交通员李渤海，经过审讯此人供出了李大钊的位置及相关人员。
当时李大钊在苏联大使越飞的帮助下，藏匿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就住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俄国老军营里。
4月6日，陈兴亚、雷恒成和吴郁文等人率领三百余名警察、宪兵，浩浩荡荡地闯进了西交民巷，将李大钊一家及数十名中共、国民党党员抓捕。
由于事出突然，李大钊没有任何防备，另外当时的李大钊也没有太多地下工作的经验。除了数十名革命志士被捕以外，还有大批机密文件被搜走，据说这些文件整整装满了七辆卡车。
李大钊被捕当天，曾想开枪反击，但是顾及自己的小女儿李星华在身旁，所以虽持枪但并未反击。他的那支勃朗宁手枪，被执行抓捕的侦缉处副处长夺去，后来被其据为己有。
李大钊4月6日被捕，至4月28日遇害，期间在狱中度过了22天。
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提到过，张作霖对李大钊恨之入骨。本来张作霖对待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态度，并没有如此激烈。一般抓到之后，打一顿，吓唬吓唬，再要点钱，也就放了。
但由于李大钊后来针对张作霖发起了一系列的行动，让张作霖意识到这个人不是一般人物。而且在他的领导下，中共的能量也越来越大，如果不尽早将其除掉，将来老张的东北也保不住。
李大钊曾经策反了张作霖手下大将郭松龄，致使张作霖身处险境，损失惨重。后来李大钊又成功使冯玉祥与南方革命政府联合，一致针对奉系军阀。而吴佩孚、孙传芳也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吴佩孚的地盘上甚至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
李大钊具有如此大的能量，并且处处针对自己，这让张作霖起了杀心。不过，逮捕李大钊之后，张作霖并没有立即杀害李大钊。因为他也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在现代人的眼中，李大钊当时最明显的一个身份是中共创始人兼北方地区总负责人。而在当时，李大钊是中国极具影响力的革命家，爱国人士，北大老师，国民党代表，中共的身份实际上是保密的。
因此，当李大钊被捕的消息一经公布，社会各界纷纷组织救援。很多社会知名人士，公开发表声明要求张作霖放人，也有人致信张作霖言明利害关系，告诉他李大钊不能杀。
北京各大院校的学生也组织起来，向安国军政府施压，强烈要求释放李大钊等人。
因此，此时的张作霖有些骑虎难下，一方面自己是真的想杀掉李大钊，另一方面安国军政府刚成立不久，如果因杀掉李大钊而失去民心，多少都有些得不偿失。最重要的是李大钊是国民党代表，和孙文的关系极好。那时北伐军正在步步逼近，张作霖正打算与蒋介石和谈，如果杀了李大钊，担心会影响双方和谈。
所以，张作霖抓捕李大钊之后，只能先行拷问，暂缓执行死刑。
另外，张作霖希望能通过酷刑击垮李大钊，使其屈服，这样对中共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同时，他还希望能从李大钊那里问出关于中共北方地区的详细情况，以便彻底拔除中共网络。
李大钊在被捕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知道，张作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自己的，活下来的希望渺茫。因此，他早就做好了以身赴死的准备。
作为张作霖的死对头，被京师警察局逮捕，严刑拷打肯定是少不了的。自4月6日李大钊等60余人被抓捕之后，就轮番被反动警察提审。所谓的审讯，没有别的花样，就是京师警察局里面所有的刑具。
尤其是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身上肯定还有更多的秘密。敌人妄想通过严酷的刑罚，迫使李大钊吐露我党以及国民党、苏联、共产国际方面的所有机密。
李大钊是什么样的人物，岂会因为自己的皮肉之苦而出卖灵魂。无论敌人使用什么样的刑罚，无论再怎么样威逼利诱，李大钊始终坚守党的秘密。
对于自己在中共内部的真实身份，李大钊坚决不承认，对于国民党的工作，李大钊承认了一部分。但这一部分是他在南方协助改造国民党时期的公开活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
至于他和北伐军暗中联系，又联络苏联、共产国际的事情，李大钊则表示一概不知，不清楚。气急败坏的反动警察没有别的办法，既然不说，那只有变本加厉地折磨他了。
本就是文弱书生，再加上连日的拷打，李大钊的身体很快就扛不住了。但是，他的精神状态依旧很好，意志依旧坚强，不仅自己坚持斗争，还勉励狱中的同志，要坚定信念，革命到底。
入狱没几天，李大钊就已经是伤痕累累，身体极度虚弱了。为了避免李大钊等人顶不住酷刑而死，京师警察局中间暂停了刑讯逼供，以便让他们身体稍微恢复之后再进行拷问。
此时的李大钊心中依旧是自己所信仰的革命，以及他日夜憧憬的未来。
李大钊等人被多次带上所谓的“法庭”接受审判，在庭上，李大钊正义凛然，列举反动军阀和列强在中国的种种罪行。对于自己坚信的革命，他始终坚持是为了拯救中国，拯救自己受苦受难的万千同胞。
面对李大钊义正言辞的态度，以及列举的种种现实，负责审讯的反动官员一时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但他们的工作并不是要给李大钊等人一个公正的审判，他们的任务是将更多的罪行强加到这群革命者的身上，给处死李大钊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
张作霖此时还留着李大钊他们，实际上最大的顾虑是北伐军。因为毕竟国共两党当时还是合作关系，国民党北伐军内有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再考虑到李大钊和孙中山的关系，使得张作霖迟迟下不了决定。
不过，张作霖不知道的是，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此时正在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后来臭名卓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其实在对付共产党方面，蒋介石和张作霖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如果中共真的像苏联希望的那样，只是作为国民党的辅助，帮助国民党统一国家，巩固政权，成为一个民主党派。蒋介石也不会大动肝火，大开杀戒。
在张作霖看来也是一样的，如果这帮秀才、文人，只是喊喊口号，主张什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充其量游行示威一下。张作霖也不会向他们开枪。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各党派不同，他们开始延伸到军队之中，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作霖，都把军队看做是自己的命根子，他们明白，只有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有真正的政权。军队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军队，其他一切都是空谈。
同样的道理，如果在自己之外再出现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无论以前和自己的关系有多亲密，那都将成为自己的敌人，你死我活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对于自己的工作方法和革命道路，有过激烈的争论和各种探索。李大钊和陈独秀都认为军事力量是革命必不可少的保障。只不过二人在如何实现和利用军事革命的方式方法上有较大分歧。
陈独秀认为，中共既然已经成立，就应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建立一个完全听党指挥的军队。他是反对与国民党合作，并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的。但是在中共成立的早期，无论规模还是实力，与国民党相比都太过弱小。中共甚至连自己运行的经费都需要共产国际的支援，更别说发展自己的武装了。
而李大钊则认为，未必一定要发展中共自己的武装力量，因为那样不仅难度太大，并且必定要耗费长久时间。因此他希望能借助类似冯玉祥、吴佩孚等具有进步思想的军阀力量，借力打力先消灭反动军阀。然后在促成他们与国民党的合作，最好能合并成为一支革命力量。如果仅凭军阀之间的矛盾无法消灭反动军阀，还可以借助苏联强大的军队，来帮助中共完成军事革命。
无论两派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最终都触动了既得利益者最敏感的神经---军队。
李大钊不仅策反了郭松龄，而且还多次组织冯玉祥、吴佩孚等联合起来与奉军作战。张作霖已经无法忍受这么一个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翻云覆雨了。
而南方的国民党高层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威胁，无论是在黄埔军校里，还是在北伐的路上。蒋介石和他的幕僚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中共在自己军队中的势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膨胀。越来越多的优秀军校生和官兵开始倒向中共，认同他们的革命理念，适应他们的工作方式。
更加可怕的是，有一些主力部队里的中共党员甚至占了绝大部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共军队。“四一二事变”之后仅仅三个半月，中共就在南昌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八一起义”。起义的部队全部为北伐革命军部队，人数接近三万，并且是北伐军中的精锐主力。
这也从客观上说明，中共确实已经发展了一支庞大规模的部队，而这正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事变的直接原因。
李大钊在监狱里虽然坚决不承认自己和中共有关，和北伐军有联系。但是从东交民巷搜出的七卡车文件，很快就被整理出来了。其中那些未被销毁的机密文件，就包含了与北伐军，甚至是苏联方面联系的电报、信件。
而这些信件的内容直接指向一个目标，奉系张作霖。因此，无论李大钊是否承认，仅凭这些机密文件就足够张作霖发飙了。
本来苏联大使馆也在向张作霖施压，毕竟苏联有重兵驻守在东北边境，张作霖不得不顾及老毛子的眼色。但是在抓捕李大钊的同时，也抓获了十余名俄罗斯人，这些人都是苏联共产党员。
他们参与李大钊的秘密工作，实际上也参与了针对奉系的军事活动，这使得苏联大使越飞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很难强行逼迫张作霖放人。
因此，从法律层面上讲，那七卡车文件成了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的权威证据。张作霖尽管是土匪出身，但是建立了政权，凡事还是要讲些道理，所以他命人将部分证据公布出来，以便取得舆论的支持。
根据在东交民巷搜出的大批文件，京师警察局派专人整理出了关于李大钊秘密联系苏联方面，计划配合北伐军攻占东北的内容。整理出一本《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对社会公布，这一招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至少迫使苏联方面有所避讳。
由于李大钊遇害之后不久，北伐军就迫近北京，张作霖自知不是革命军的对手，因此率军撤回关外。这本《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以及另外一份《北京军警搜查俄馆界详记》，出版时间极短，数量也极少，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甚少。
根据后世查到的资料，和审讯吴郁文等人得知，李大钊在狱中确实受到过酷刑折磨，并被多次审讯。但李大钊并没有承认自己和中共有任何关系，也没有透露和中共有关的任何信息。当提审人员把搜到的证据拿到他面前时，他也扭头不看，只是说不知道，不清楚。
目前北京档案馆中共搜集到两份关于李大钊在狱中的文字资料。一份是《狱中供词》，另一份是《狱中自述》，这其中都没有透露党组织的任何信息。也由此可见，在受到生命威胁的最后时刻，李大钊依然心系国家与民族，坚持自己对党的忠诚与信仰。
实际上张作霖对于是否处死李大钊有过犹豫，他也曾致信阎锡山、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得到的回复均是赞同死刑。
最终帮助张作霖下定决心的人是蒋介石，因为此时他已经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彻底撕下了自己的面具，开始赤裸裸的残害中共党员以及进步人士。
张作霖致电蒋介石询问对李大钊的处理意见，蒋介石很快复电，建议张从速执行。最终，张作霖决定对李大钊等二十名革命党人，进行审判，然后执行死刑。
一般说来，革命党人接受审判应该是在民事法庭接受审判，但张作霖坚持要对这些人军法处治。这就出现一个违反逻辑的情况，对不是军人的人执行军法，与理与法都讲不通。
如果这事发生在东北，根本用不着这么费事，老张说杀谁直接拉出去毙了。可在北京，则必须顾虑各方势力，虽然成立了安国军政府，但老张也不是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的。
为了掩人耳目，张作霖又别出心裁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就在京师警察局内部，开始对李大钊等人的审判。审判实际上就是走个过场，匆匆走了一个多小时的流程，最终宣判李大钊等人死刑，立即执行。
李大钊在审判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结局，因此他向张作霖提了一个要求，如果要杀他，不要实行枪决。
张作霖答应了李大钊的要求，还特意从外国人那里买来了一个比较先进的绞刑架。
4月28日下1时许，李大钊等二十名革命义士走出牢房，来到刑场。他们也早已知道自己将为革命而献身，并没有一丝的慌乱与恐惧。
据记载，行刑的第一个人就是李大钊。这二十个人依次排好队，在行刑之前按顺序签名，京师警察局为他们刑前拍照，一切都有序进行。
由于这个绞刑架是刚刚购置的，行刑人员还没有熟练其操作方式，于是便拿李大钊来“试手”。
据说，绞刑虽然能够留得全尸，但也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死法。刽子手先将绳索套在李大钊的脖颈之上，让其站到指定位置，然后尝试按下开关。
李大钊脚下的挡板则立刻打开，李大钊当时便双脚腾空，被绳索死死地吊在半空之中。
就在李大钊即将断气之时，刽子手又将他抱起，解开绳索。
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并不满足就折磨李大钊一次。等到李大钊喘息逐渐均匀，他们竟然又一次将他推上了绞刑台，再一次上演了之前的一幕。李大钊又一次被悬吊在空中，但刽子手并没有给他一个痛快，在李大钊即将咽气的时候，他们又把他放了下来。
直到第三次，丧失人性的刽子手，结束了对他的折磨，将李大钊残忍地杀害了。三次绞杀，对李大钊施刑时间竟长达40分钟，然而一般人则只有20分钟，可见张作霖对于李大钊多么痛恨。李大钊死后，另外是十九名革命义士依次走上绞刑台，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员、革命先驱李大钊，用自己的生命阐释了自己对革命的信心与忠诚。正是因为有了革命先烈们的牺牲，才有了革命的最终胜利，才有了后来的新中国，才有了我们今日的盛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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