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读书上了瘾
中枢神经经常受到刺激，便形成习惯，这就是“瘾”。所以瘾是一种浓厚的兴趣，如酒瘾、烟瘾、网瘾、球瘾、赌瘾……所以这个“瘾”与“病”同属一个偏旁。毫无疑问，瘾也是一种病。当一个人读书上了瘾，跟一个人喝酒上了瘾一样，其结局是颇令人担忧的，一旦无法自拔，极有可能面临种种危险。
这里说的读书，当然是指阅读。不是看手机的浅阅读和屏阅读，我说的是深阅读、纸阅读，是一种形式上看起来像模像样的捧着一本书看的那种阅读。
几十年来，我的爱好无非就是读书，而且还买了许多书。有读者问我，泉溪书房到底有多少书？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我几次装修房子，总要首先给书们安排一个舒适宽敞的空间，所以每次总吓得木匠师傅瞪出眼睛。2010年有过一次书籍搬迁，包装用大号的塑料箱，运输用四方牌拖拉机，为了节省上楼搬运的力气，我们创造性地使用滑轮，用绳子进行空中吊送，两人在楼下，两人在楼上，足足用了一个下午。我估计那时孔夫子搬家也不至于这么气喘吁吁，那些竹子做的书哪有现在的书重。而且我发现自己有个坏习惯，但凡是我屁股长期粘坐的地方，总会慢慢长出一个书房来。现在，我已经有三个书房了，如何让三个书房的书们胜利大会师，竟是摆在未来的一个难题。
即便如此，对于读书，我仍然停留于形式。很多书，一直停留于“买来了”这个阶段。很多阅读，一直停留于浅尝辄止。我总结回顾，自己大半辈子的个人阅读史，真正称得上读书是从2014年开始的。如果排出一个时间轴，大致如下：
2014年，我偶尔翻阅最新印制的线装本《乾隆诸暨县志》，竟被里面的孝子故事感动，于是，我开始读古文，断标点，将诸暨古代的孝子孝女拉扯成一个个现代人可以读懂的故事。乾隆县志读完了，又找来光绪县志读。我开始走上一条“以读促写，以写促读”的道路。那一年我的古文阅读能力还很稚嫩，尽管读得很用功，但也读得很吃力。现在回头看自己写的东西，仍有许多内伤。2015年下半年，诸暨孝德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前，一本名为《诸暨孝事》的书，早就在那里等着它了。这一年，我无意中站在了诸暨文史的大门外。
2015年，因为读古文慢慢读出了感情，我开始读杨维桢。仍然是沿着“孝”这条道路，我发现杨维桢十分注重孝子的歌颂与弘扬，于是，把《杨维桢诗集》翻了个遍，把所有咏孝子的诗找了出来，并对艰涩难懂的古乐府诗一首首进行解读，阅读的结果就是年底印了一本小书：《蓼莪情——杨维桢咏孝诗笔记》。其时我很有成就感，认为自己一定是国内第一个研究杨维桢咏孝诗的人。这一年我还跟潘丹一起，联合陈钢、魏永达，把诸暨图书馆的家谱翻了一个遍，结果我们很应景地出版了一本《我们的传家宝——诸暨家训汇编》，同时还写了一本没有出版的《我们的传家宝——诸暨家训纵论》。这是一次古文断句的集中训练。
2016年，上半年受邀旁听“水浒与枫桥三贤”研讨会，我的古汉语老师佘德余教授提出《水浒传》作者可能是杨维桢，我心里不服气。会后我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水浒传》，前后读了两遍，读了好几个月。接着又在电脑上找杨维桢的《东维子集》，大致浏览了一遍。结果我慢慢地背叛自己，从原来的“死不承认”，到最后的“坚决拥护”。那一年店口要开水浒研讨会，他们来向我约稿。那一年浙江举行G20峰会，单位天天日夜加班加点。我竟以加班为乐，利用所有的空余时间，在四个月时间内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寻找施耐庵》。这本书加速出版，于年底诞生了枫桥三贤文化研究会，并在枫桥镇政府举行了新书首发式。但我的眼睛也加速近视，开车时我竟看不清前车的车牌号码了。后来，我也因此被其他读书人骂作神经病，说我在哗众取宠，博人眼球，非要把这一个死人说成另一个死人。我知道是我钻到书本里太深，中了阅读的毒了。
2017年，开始研究枫桥三贤。先是小打小闹，编一本枫桥三贤文化研究会的《枫桥风雅颂》。后来研究会被不怀好意的人搞得粉碎，我决定自己独自静心阅读研究。先从陈洪绶下手，把他的《宝纶堂集》细嚼了两遍，然后把所有陈洪绶研究的书籍翻了个底朝天，慢慢就找到了切入口。我发现所有陈洪绶研究的书籍都是类同的，不是你抄我就是我抄你，了无新意，而以讹传讹也成为一大通病。我寻找专家们的遗漏，寻找专家们的错误，继续深入研读原著，让陈洪绶自己的作品说话，这就慢慢地积成了《陈洪绶的未解之谜》一书。这部书稿一直冷藏在电脑里，因为阅读仍在继续，文字在不断充实，发现在不断增多。
2018年，我开始关注王冕。王冕的名气最大，而资料最少，我把所有能买到的王冕资料都买来了。迄今为止，我一定是占有王冕资料最多的人。我在家里放着一套没有标点的《竹斋集》复印本，我在单位放着一套《竹斋集》点校本。白天在单位阅读，晚上在家里阅读，不放过他的任何一首诗。我的目标很远大，想弄一本《王冕评传》，还要弄一个详细的《王冕年谱》。随着阅读的深入，那种令我精神愉悦的瘾，也就越来越大。初读王冕时，我撰文说王冕隐居在我们村九里山。读到后来，我不得不撰文纠正自己的说法，将王冕隐居地定位于绍兴城南九里。我终于寻找到了《光绪诸暨县志》造假的证据，以及县志和相关古籍对王冕诗歌的误读。这一年，我彻底陷进去了。我越来越清醒地认为，与其把时间浪费在会场里听领导作报告，还不如把时间挥霍在阅读古籍上。于是年底，我听从内心召唤，把人家求之不得的领导职务硬是退还给了组织。从此，我坐拥时间，埋头故纸堆，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和写作了。
2019年，我谋划构建人生的最后一个书房，打算把所有书汇聚到泉溪畔，于是忙于老家的原拆原建。但阅读仍在见缝插针。上半年我把我们村的名人陈伟的《耐安类稿》搞到手，将其中有现实意义的《诲尔录》作了点校。这一年，我发现我的古文阅读突飞猛进，很是神奇。我还顺便把我们村旗杆台门的人物作了梳理，边读边写，基本完成我们村庄的勾勒与素描。后来，我又开始阅读骆问礼的《万一楼集》，一边阅读，一边点勘，一边写作，一边编年谱。我定了个三年计划，用三年的时间阅读，最后拿出一本《万一楼集》点校本，一本骆问礼研究的文稿，一套骆问礼的年谱。年底时，我差不多完成了一半点校，从历史尘埃里钻出来的二十多万个文字，一个个生龙活虎地跳进了我的电脑。但是，无可奈何地，因为没有人关注骆问礼，没有人重视骆问礼，我的阅读成了真正的冷阅读，我的写作成了真正的冷写作。我跌进了阅读的冷宫，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可我的心头却热火朝天。
2020年，我告诫自己悬崖勒马，为自己的眼睛着想。但事实上我已经读古书读上瘾了，难以立即戒掉。在疫情影响下，我仍高价购买陈洪绶父亲陈于朝的《苎萝山稿》，高价购买《杨维桢全集校笺》，凡是枫桥相关的书籍，我必须拥有。我穿插阅读点校《苎萝山稿》与《万一楼集》。我已经深深体会到，读书的瘾带给人的快感，甚于烟酒的快感。当我始终关注枫桥，始终阅读枫桥时，阅读的快感中已生出一种“融会贯通”，生出一种“探索发现”。我活在当下，却时时穿越到古代，被历史上的那点鸡毛蒜皮事诱惑，老是想把阅读的收获分享给大家。我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担心如此放纵下去，非把两只眼睛弄瞎不可。所以，我开始撤退。我跟自己说，刹车，刹车，赶紧刹车。万一某天，我把头彻底埋进故纸堆，再也抬不起来的时候，岂不成为一个笑话。所以我开始掉头，从文史的大门里逃出来，逃回乡村，我开始阅读描写乡村的散文与小说。我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这些年我没有白活。我的一年，相当于人家大学教授的三四年，人家有讲学，有应酬，有会议，我一天到晚不是把头埋在文字里，就是把眼睛贴在电脑前，所有的时间都被枯坐这个姿势吸收干净。我的读书没有功利，不是为了发表论文，不是为了评定职称，更不是为什么名利，所以我读得随心所欲，写得随心所欲。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的腹是我的文字仓库，那里有100个G的容量，每年要交一笔仓库保管费。现在堆放的文字资料已占据一半，其中许多是我阅读后吐出来的东西，那是我精神在吐丝作茧。若干年后，我在书房里把自己读成古人后，那么我的后代只要进入文字仓库，就能打捞从我身上掉落的一片片思想的鳞片，和从我身上掉落的一片片灵魂的羽毛。
那时候，农村里念经老太婆肯定没有了，阴曹地府可能已流行手机扫一扫了，一扫几个亿的冥币，一扫又几个亿的冥币。我因为眼睛读瞎了，就不想再用手机了，就让我的后代从我的文字仓库里往出给我烧纸吧。清明烧它一个文件夹，冬至烧它一个文件夹，今年烧几本书，明年烧几本书。当全部的文字都化为灰烬，我就跟着烟灰慢慢地升到了天堂。那时候，我读书的瘾，终于彻底地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