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臣的重大失误
倘若我们把明政权比作一个企业，那么，当崇祯皇帝未亡前，他理所当然是这个企业的老板，在法律上则被称之为法人代表。当他死后，北京完全陷落，明政权的中心由北方转向南方。在新的皇帝未被拥立前，其南京首辅、兵部尚书史可法被视为最高指挥官，因老板的缺位，他这个总经理成为崇祯皇帝之后暂时的法人代表，在掌握公印的同时，还负有重大责任。而此时的凤阳总督马士英，顶多是若干副总经理中比较重要的一员。
许多人将南明政权迅速瓦解的源头指向马士英和阮大铖。其实，倘若不是史可法在决策上的重大失误，马士英及他的幕后策划者阮大铖是无法实现其阴谋的。而史可法若不是受到东林党人的压力，也不会犯此错误……
但无论如何，史可法是一位值得人敬重的、可以流芳千古的文天祥式的人物。所以，每每想到他所犯的重大失误，总是令人不胜感慨。
（一）
明朝建国初年，本以南京为其首都。等朱元璋的五儿子朱棣夺取皇权以后，就把京师迁到北京，而将南京作为留都，保留其形式上的中央机构，依然有兵、礼、吏、户、刑、工六部。其中，以参赞机务兵部尚书为首席大臣。
崇祯死亡前后，南京兵部尚书是史可法。
史可法，祖籍大兴，1602年生于河南祥符（今开封），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初任西安府推官，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物资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得到很好的声誉。崇祯五年（1632年）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右参议。崇祯十年（1637年），因与农民起义军作战，在战火中立下功绩，加官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治皖颇多惠政。崇祯十二年（1639年）出任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兼抚凤阳、淮安、扬州，漕政有起色。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擢升为南京兵部尚书。
《明史》记载：“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可见，史可法在军队上有很高的威望。他还很有文采，受到著名东林党人左光斗的栽培，左光斗殉难前夕，史可法秘密探望，受到左光斗最后的教诲，要他继承并发扬东林党的事业，由此，史可法在文坛及舆论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再加上在户部、漕运等多方面的成绩，史可法称得上是一位全面的将才。他对明朝廷的忠诚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他所率的军队曾遭到重挫，按理应受到严惩，但向来严厉的崇祯皇帝给了史可法戴罪立功的机会，使史可法对明廷更加忠贞不二。
史可法出任兵部尚书的时候，北方战局已是相当严重。鉴于明朝廷所处的险恶环境，史可法忧心忡忡，积极训练军队，随时准备救援北京。待京师危急，史可法接到崇祯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后，他马上领衔发布“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称：“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并率军渡江，北上勤王。而当军队到达浦口防区的时候，却又得到了京师陷落的确切消息，史可法北向痛哭，改穿丧服，回到南京，召集南京的大臣商议对策。
因北京失陷，南京自然成为政治中心。又因皇帝已死，册立新君成为当务之急。
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被起义军俘获，没能逃出北京，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可选者只有散在各地的藩王。而究竟哪个藩王是最佳的人选，却是众口不一。再加上新君的继立涉及到各种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所以，此事很快变得非常棘手。
南方的各路政治人物一时间活跃起来，纷纷加入到新旧更替的权利争斗当中。
此时，几位藩王当中，以血缘关系讲，崇祯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最有资格当选。但桂、惠二王均在广西，距南京较远，不像福王近在淮安，在地理上占据优势。且桂王、惠王均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以兄弟关系来继统更为妥当。除上述三人外，神宗（朱翊钧）的侄儿——潞王朱常淓，也因避乱逃到淮安，卷入拥立新君的政治风波当中。
（二）
平心而论，按照当时的伦理观念，福王朱由崧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南明的第一位皇帝。这样会少许多的麻烦，也有利于在大乱之后尽快地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权。可是，由于福王朱由崧牵涉到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而有些人抓住这个历史问题大做文章，便使得南明政权从一开始便陷入到明朝长久形成的党争泥沼当中，而不能以崭新的有生机的面貌出现。
我们也不必讳言，抓住历史问题做文章的始作俑者，就是东林党、复社的骨干成员。
东林党，起初本无所谓“党”。万历年间，削职官员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创立东林书院，讲学会友，以一民间组织而放眼天下，“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影响越来越大，形成可以和当权者抗衡的大气候。“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东林人士关心国事的同时，他们也逐渐形成强大的舆论、政治力量，遭到官场中齐、楚、浙三党的攻击，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起初非常开明，是进步知识分子尊崇并乐于参加的民间组织。但到天启年间，当东林党中的许多人士做了高官后，东林党随之迈入朝堂，更深地牵涉到朝政大事当中。东林党中不乏有见识、有气节、敢于和恶势力做斗争的进步人士，但也不能否认，东林党人开始斤斤计较于党派之分，与自己政见相左的便排斥为异党，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党争。到崇祯死、南明推选新君的时候，东林党人的党争意识仍起了巨大的消极作用。
前礼部侍郎钱谦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礼部员外郎周镳等人连成一片，强烈反对由福王朱由崧继统。其深层原因即与“党祸”有关。
《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中记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国本论起，两党相攻击如仇雠；嗣是有妖书之役，梃击之役，迄数年不定。神宗晚节，郑贵妃宠愈甚，其子曰福王，上于诸子中独怜爱之；王皇后无子，光宗于兄弟居长。久未册立，而贵妃早贵，顾天下有出郑氏上者辄觖望，即上亦两难之。一时名流以伦叙有定，请早建太子，语颇侵郑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继不绝，而言者弥众，皆以斥逐为名高。政府如沈一贯与申时行、王锡爵，皆主调护，而言者遂并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册光宗为太子，而福王之国河南，所以赉予甚厚，诸子不得与比焉。国本既定，两党激而愈甚：泰昌、天启红丸之役，移宫之役，中朝相争，如蜩螗沸羹，与梃击号为三案。及魏忠贤为政，浙党尽归魏氏，作书言三案事，诉斥东林，号曰《三朝要典》。于是东林骈死牢户，余斥逐殆尽。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党皆锢之终身。”
上文中的郑贵妃就是朱由崧的祖母，其中的“福王”即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以他们的权力之争为起点，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的“妖书”、“梃击”、“移宫”三案及后来对三案的评定，将东林党人深深地卷了进来，并有着无数鲜血作代价。可以看出，最初，在东林党人维护“伦序有定”的激烈斗争下，神宗和郑贵妃想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图谋最终未能得逞。东林党人占了上锋。但在太监魏忠贤当权后，重评“妖书”、“梃击”、“移宫”三案，编造种种不实之词，攻击东林党人，东林党人由此付出血的代价。当崇祯即位，拨乱反正，对三案自然又是另一种说法了，指向了对东林党人有利的方面。如此翻来覆去，围绕着三案反正、反反正，以气节相标榜的东林党人与其对立面展开激烈的党争，牵涉到无数人的仕途与命运。所以，作为与三案渊源很深的福王朱由崧，自然受到东林党人及其延续“小东林”（复社）成员的高度警惕。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及其党人将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因此，从集团利益考虑，他们要想办法阻挠之！
当然，钱谦益等人不便说出自己私下的顾虑，想当初，东林党人就是以坚定不移地捍卫“伦序”而著称的，现在他们却是要想办法推翻“伦序”观。所以，钱谦益等人尽力找出能放在阳光下的其他理由来反对福王，以“立贤”为名，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欲“立”必须先“破”，钱谦益等人四出活动，称福王朱由崧是如何的品行不端，根本不具备做皇帝的美德，而潞王朱常淓则不同，其贤德之名远近皆知。其实，从后来的史实可以看出，“指甲长可六七寸，以竹管护之”的潞王朱常淓，远不像钱谦益等人所说的那样贤明，钱谦益等人不过以此为幌子而已。东林、复社掌握着强大的舆论阵地，于是，“江南北诸绅，则群起拥潞王”（陈贞慧：《过江七事·计迎立》），并列出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
不容置疑，钱谦益等人拥立潞王还有另一层用意：因为潞王本不当立，如果钱谦益他们努力使潞王当选，为新君立下奇功，日后必然会受到重用。这自然是个人的小算盘了，不会放在纸面上的。
主持大局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他在感情上倾向于东林党人，对福王也有所顾忌；但在思想上，他又认为应该按伦序迎立福王。他对福王朱由崧做过考察后，认为朱由崧本人不是一个能掀多大风浪的人物，而舍亲立疏则可能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不利于新王朝。
一次，史可法试图说服东林党人改变观点，他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其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意思就是，我们何妨迎立福王，他听从我们的观点，又有何患呢？
不料，此言论一出，拥立潞王者大哗。又征询士绅们的意见，也多憎恶福王。这些士绅们自然不乏随舆论而转的投机分子。史可法却因此对拥立福王之事“引避不言矣”。
事实上，尽管当时的舆论界掀起了强大的“拥潞”风潮，但许多有识之士仍主张由福王朱由崧继统。淮抚路振飞即认为：“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李清在《三垣笔记》中也记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议。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予语里人解少司马学龙曰：福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并说：“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由此可见，伦理次序在当时人们的内心深处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而与党争无关的中间人士及广大百姓，更是以此为人生信念。
拥立潞王势必会引起巨大的混乱，这是史可法能够看得清的。但他又深受东林党人的压力，在此南明根本问题上，不具备果敢的魄力，反而试图寻求另外一种折中而完美的方式。
岂不知，在时局瞬息万变的转折关头，刻意寻求面面俱到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残。
（三）
史可法处于两难的境地，当时代需要他做出雷厉风行的决策时，他却有点犹疑。他转而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议，密议的结果是“以亲以贤，惟桂乃可”。他决定拥立远在广西的桂王。
史可法对自己两全其美的决策似乎很满意，第二天就以手书告知诸臣：“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他的用心也是非常良苦的，既避开了矛盾的焦点，使南京的官绅没有意见；而且争取了马士英的支持。马士英作为凤阳总督，直接管制着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等总兵，史可法试图借重马士英获取军队方面的支持。如此，一个各方面都满意的结果出来了。史可法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没有想到，他所借重的马士英实则另有算盘，而一些潜在的他没有重视的势力正在暗中运作，使事态迅速逆转。
马士英自与史可法密议后，欲抢占拥立大功，马上邀请诸臣在江浦会晤，以便在新朝廷布置心腹。但南京大臣们对其反应冷淡。姜曰广没有赴约，其他大臣也多不去，给马士英面子的只有李沾、郭维经很少的几位。马士英见事不可为，迅速返回凤阳布置。一回凤阳，突然得知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已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马士英马上背弃与史可法的约定，转而成为拥立福王的领军人物。接着，在马士英的策动下，驻扎在江淮间的另外一支军队的总兵刘泽清也由“拥潞”转为“拥福”。如此，在南方统军最多的左良玉、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五位将领中，有四位全部拥立福王，而左良玉对此虽有异议，却远在湖北。不仅如此，马士英还贿赂了以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为首的军功贵族（这些人是帮助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将军们的后裔），阮大铖则联络了南京城内摇摆不定的投机分子，而凤阳太监卢九德则继续与南京城内的太监集团相勾结。一个强大的“拥福”势力正在形成，而史可法没有及时得知，他甚至写信给马士英，继续陈述福王朱由崧七不可立的理由，这样的白纸黑字很快成为马士英制约史可法的把柄。
时机成熟，马士英迅速给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写信，称：“吾已奉福藩，主三军也。”口气强硬地宣布拥立福的决策。南京各大臣被韩赞周邀请到家中，传阅马士英的书信，开始时都非常错愕，但随即知道此事已成定局，于是唯唯称是，表示同意。
韩赞周本来就与卢九德、阮大铖等穿一条裤裆，见此情景，马上因势利导，命人笔墨伺候，请众臣在纸薄上画押签字，表示臣服福王。姜曰广提出异议，说：“不可！夫为天下立君，而若是之草草，非所以光昭令典也；是举也，高皇帝在天之灵，其实式凭之。盍出而大号焉！明晨祭告，然后行事。”（陈贞慧：《过江七事·计迎立》）此事被阮大铖探知，密告马士英，马士英大喜，认为姜曰广不画押的举止，是对新皇帝的大不敬，日后可以以此压制。
明代一朝，以文官权重，而至此特殊时期，武将拥兵自重，逐渐掌握主动权。且马士英等人此次所拥立的福王，在文官们的内心深处，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此议一旦形成，那些“拥立潞王”、“拥立桂王”的规划迅速瓦解。
就连钱谦益也有这样的表现：“钱谦益侍郎触暑步至膠东（指高弘图）第中，汗渴，解衣，连沃豆汤（指解暑之绿豆汤）三四瓯。问所立？膠东曰：'福藩。’色不怿，即告别。膠东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钱悟，仍坐定，遽令仆市乌帽，谓：'我虽削籍，尝经赦矣，候驾龙江关。’”（谈迁：《枣林杂俎》仁集，《异议》条）
福王即位已成定局，却苦了史可法。史可法因有把柄落在了马士英手中，有苦难言。当然，他还是以大局为重，没有闹意见，转而护送福王至南京就任监国。
当福王一行到达南京时，“所过民家俱供香花，纵市人瞻仰，都人以纱灯数百盏来迎。生员、孝廉时有伏谒于道傍，人情欢豫”（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甲申日历》）。似乎又是一番繁盛的景象。殊不知，这些繁盛背后正隐藏着重重杀机：马士英居功专权，阮大铖小人得志，太监们重新跋扈，武将们拥兵乱为，党争重新加剧，新朝一片混乱……而这一切的根源实与史可法有很大关系。李清评论：“使诸臣果以序迎，则上何至书召四镇，士英与杰又何得居功？非钱谦益、吕大器误之而何？”（李清《三垣笔记》）这固然很有道理。但是，钱谦益、吕大器毕竟没有主持大局，而史可法则是真正拥有决策大权的。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无数次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当中，有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假如选择正确，以后的路就好走了。假如选择错误，以后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
政治路线上，更有站对路、站错路的说法。
一个王朝的命运也是如此。
当然，我们不能把弘光政权迅速瓦解的责任推在史可法身上。但无论如何，千古名臣史可法在历史的关键时期，犯了一个致命的失误，对新朝廷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