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液经法图》以味成方法则(1)

《辅行诀》曰:
   经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五气,化生五味,五味之变,不可胜数。今者 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
   味辛皆属木,桂为之主,椒为火,姜为土,细辛为金,附子为水。
   味咸皆属火,旋覆[花]为之主,大黄为木,泽泻为土,厚朴为金,硝石为水。
   味甘皆属土,人参为之主,甘草为木,大枣为火,麦冬为金,茯苓为水。
   味酸皆属金,五味[子]为之主,枳实为木,豉为火,芍药为土,薯蓣为水。 
   味苦皆属水,地黄为之主,黄芩为木,黄连为火,白术为土,竹叶为金。 
   此二十五味,为诸药之精,多疗诸五脏六腑内损诸病,学者当深契焉。 
《辅行诀》又曰:
   陶云:肝德在散。故经云:以辛补之,以酸泻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适其性而衰之也。  
   陶云:心德在耎。故经云:以咸补之,苦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陶云:脾德在缓。故经云:以甘补之,辛泻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陶云:肺德在收。故经云:以酸补之,咸泻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辛以散之,开腠理以通气也。
   陶云:肾德在坚。故经云:以苦补之,甘泻之;肾苦燥,急食咸以润之,至津液生也。

《经法图》是用中医辨证之五行(五脏)病症,以中药之五行药性来对症下药,是以五行生克制化之关系,来论述“针对病象,判断病症,处以方药”之用药法则总结。即《经法图》是将病理、医理、药理一起归总到五行之中,实行“统一规则与口径”进行辨证施治。因此,笔者曾作如下总结:

这个图中,每个用味作为相克的一方的体味。合味作为相克的一方的用味。刚好符合五脏能量的传变规律。

 小补肝汤

组成: 桂枝(辛)干姜(辛)五味子(酸)各三两大枣(甘)十二枚(去核)

煎服法: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心中悸者,[加]桂枝一两半;中满者,去枣;心中如饥者,还用枣;咳逆头苦痛者,加细辛一两半;四肢冷,小便难者,加附子一枚,炮;

组方法则分析: 按照《辅行诀》“诸药之精”药味记载:桂枝味辛属木;干姜味辛属木(以辛补之)。五味子味酸属金(金克木,以酸泻之)。大枣味甘属土(木克土,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1)按照《辅行诀》记载的“以辛补之,以酸泻之,肝苦急,急食甘以补之”的法则组方。
    (2)严格以二补一泻一“急食”的格局组成。
    (3)药味为4味,分量上补泻之品为3两,“急食”之品为 1两(计量单位特殊者除外),煎药的液体容量为8升,煮取3升,服法为“日三服”。
    (4)肝病诸方中仅小补肝汤附有加减法。
    (5)其余四脏“小补”方(除小补心汤),基本同样遵循以上四条法则。

大补肝汤
组成:

 桂枝(辛)干姜(辛)五味子(酸)各三两旋覆花(咸)代赭石(咸)烧竹叶(苦)各一两大枣(甘)十二枚(去核)
煎服法:

 上七味,以水一斗,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升]
组方法则分析:

 按照《辅行诀》“诸药之精”药味记载:桂枝味辛属木;干姜味辛属木(以辛补之)。五味子味酸属金(金克木,以酸泻之)。大枣味甘属土(木克土,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旋覆花味咸属火;代赭石味咸属火(木生火,为肝木之子)。竹叶味苦属水(水生木,为肝木之母)。
    (1)在小补肝汤的基础上加入3味药物,其中两味是治疗“我生”之脏———心的虚证的小补心包汤的两味“补品”旋覆花(咸补)、代赭石(咸补),另一味则是小补心包汤中的“泻品”竹叶(苦泻)而成。
    (2)大补肝汤与大泻肝汤一样也是五味俱全。
    (3)药味为7味,所加另三味之分量均为1两,煎药的液 体容量为1斗,煮取4升,服法为“日三夜一服”。
    (4)其余四脏“大补”方(除大补心汤),基本同样遵循以上法则。

小泻肝汤
主治 治肝实,病两胁下痛,痛引少腹迫急,当有干呕者。
组成 枳实(酸)熬芍药(酸)生姜(辛)各三两。
煎服法 上三味以清浆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不瘥,即重作服之。
组方法则分析 按照《辅行诀》“诸药之精”药味记载:枳实味酸属金;芍药味酸属金(金克木,以酸泻之)。生姜味辛属木(以辛补之)。
    (1)按照《辅行诀》记载的“以辛补之,以酸泻之”的法则组方。
    (2)严格以二泻一补的格局组成。
    (3)药味为3味,分量上各药均为3两(计量单位特殊者除外),煎药的液体容量为3升,煮取1升,服法为“顿服”。
    (4)其余四脏“小泻”方(除小泻心汤),基本同样遵循以上三条法则。

大泻肝汤
组成 枳实(酸)熬芍药(酸)甘草(甘)炙各三两黄芩(苦)大黄(咸)生姜(辛)切各一两
煎服法 上六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温分再服。
组方法则分析 按照《辅行诀》“诸药之精”药味记载:枳实味酸属金;芍药味酸属金;(金克木,以酸泻之)。生姜味辛属木;(以辛补之)。甘草味甘属土;(木克土,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黄芩味苦属水;(水生木,为肝木之母)。大黄味咸属火;(木生火,为肝木之子)。
    (1)在小泻肝汤的基础上加入三味药物,其中两味是治疗“我生”之脏心之实证的小泻心包汤的两味药味不同的主要药物黄芩(苦泻)、大黄(咸补),另一味是本脏急食之品甘草(甘缓)。
    (2)大泻肝汤的药味辛咸甘酸苦五味俱全。
    (3)药味为6味,所加除“急食”之品的另外两种药味,其分量均为1两(计量单位特殊者除外),煎药的液体容量为5升,煮取2升,服法为“日再服”。
    (4)其余四脏“大泻”方(除大泻心汤),基本同样遵循以上法则(依此法则,大泻肾汤所加的三味药应该是两味小泻肝汤中不同药味的主药,再加一味肾宜急食之品而成,

《辅行诀》五脏病症诸方的组方法则均以之为基石。
     从以上补泻法则及属性表已可看:

补某脏者,必为该脏之本味,如以木之本味辛补肝;

泻某脏者,必为克该脏之味,如以克木之酸味泻肝;

某脏急食者,必为该脏所克制之味,如肝急食之甘,为其木所克之土味。

试观其余诸脏,概莫能外。
    对补泻法则含义的简析说明,《辅行诀》的五脏补泻法则自成严密的生克制化体系

以大补肝汤为例:

大补肝汤组成:桂枝、干姜、五味子、旋覆花、代赭石、竹叶、大枣
     小补肝汤组成:桂枝、干姜、五味子、枣
     小补心包汤组成:代赭石、旋覆花、竹叶、豉
     由以上三方的组成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大补肝汤是以小补肝汤原方加上小补心包汤的主要药物而成。充分体现了方中有方,子母同治的组方结构特点。这种特点同样体现在其余四脏相应方剂当中。
      这种子母两脏间方剂的联系,是与子母两脏间症状、病机的联系密切对应的。

斟酌虚实,补泻兼施
    《辅行诀》五脏病症诸方以虚实为辨证定性的主要依据,对于五脏内伤杂病而言无疑较“寒热、表里”更具代表性及普遍意义。因而各脏病症诸方就是在虚实辨证的基础上,斟酌其不同病机发展程度以补泻之,轻虚则以小补,重虚则以大补,轻实则以小泻,重实则以大泻。然而,《辅行诀》补泻诸方并非虚则纯用其补,实则纯用其泻,而是在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的基本原则之下,非常重视补泻兼施。这一点在小补泻方中体现得比较清晰,兹以小补泻肝汤为例说明如下:
   小泻肝汤:枳实(酸泻)、芍药(酸泻)、生姜(辛补)
    从药味补泻角度,二泻一补,泻中寓补;从主治功效角度,枳实、芍药降气破滞以泻肝气盛逆的同时,生姜辛通行滞,畅遂肝木之性,可谓以通为补之滥觞。
   小补肝汤:桂枝(辛补)、干姜(辛补)、五味子(酸泻)、枣(甘缓)
    从药味补泻角度,二补一泻,补中寓泻;从主治功效角度,桂枝、干姜温肝阳、益肝气,五味子在此处之泻,当理解为“降逆气”,因小补肝汤有“气上冲心”的症状,肝寒而致浊阴上逆,五味子酸敛之性与桂枝相伍,具平冲降逆之功。
     由于这些药物在与相应病机症状的对应上都是相当合理且丝丝入扣的,因此笔者认为,《辅行诀》五脏病症方的组方者是充分考虑了药味补泻搭配及主治功效的需要,使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了一起。
     同时,古人的补虚泻实观与今日也有所不同,其内涵更加丰富,除了补益虚损和泻泄实满之外,还具有根据五行生克制化补其不足,制其太过之义,所谓“亢害承制”。如小泻肝汤用于肝木太过之实证,味酸之品既是在抑肝木,也是在扶肺金,以金制木,以利恢复肝肺两脏生克制化之平衡。 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层面理解:
     首先,五味组方是有其合理内核的。且不论今天尚且时有运用的“辛甘散”、“酸苦涌泻”、“酸甘化阴”、“辛开苦降”等法则,即使以饮食的五味论,我们也知道何种病宜食何味,不宜食何味的常识,说明五味与人体疾病确有联系。现代药理研究也证明,药物的药味与其特定的化学成分及功效间的确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如辛味药多含挥发油,酸味药多含鞣质,苦味药多含生物碱、甙类,甘味药多含氨基酸、糖类、维生素,咸味多含无机盐、硫酸钠等。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常用的许多效果卓著的经方如半夏泻心汤、四逆汤、理中汤等都见于《辅行诀》中,同时也都充分体现了五味补泻组方法则,这些都说明古人的这一组方理论确有认真学习的必要。

法度严谨,有如战阵
     通过前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辅行诀》诸方具有非常严谨的结构,无论是药味的组合,每方的味数、分量、煎煮法、服法、甚至煎煮的水量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笔者认为一方面充分体现了《辅行诀》方剂非常具有系统性;另一方面也容易令人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其方机械刻板,不宜于临床。
    其实,对于《辅行诀》五脏病症诸方的法度严谨,笔者认为应当理解为是确立一种规矩、法则,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对其具体方剂的运用应当是不离亦不泥,既要深刻领会其法则背后的义理和实践结晶,又要灵活运用。
     仅以煎煮法为例:小大泻方的煎煮水量分别是三升、五升,煎取药液均为二升,服药频次均为日再服;小大补方的煎煮水量分别是八升、一斗,煎取药液分别为三升、四升,服药频次分别为日三服及日三夜一服。补方用水量明显大于泻方,煎取药液也多于泻方。笔者认为,盖因水多方容久煎,使滋补成分更易析出,煎取药液量多则适于虚症治疗所需的一日三服以上的服药频次;水少一则煎煮时间较短,使泻实之品的活性成分得以充分保留,二则药物成分浓度更高,药力更为醇厚,可以保证在一日再服的情况下驱逐实邪。至于补方服药频次多于泻方,则盖因毕竟补虚宜于人体而泻实难免伤身之故。
     可见《辅行诀》五脏病症诸方的严谨法度是在中医传统理论指导下,结合临床实践,理法方药一以贯之的经验结晶。整齐划一的方药“战阵”,其中蕴涵着临床正邪斗争的客观“战争”规律,我们既要认真学习、领会其精义,谨守法度,又不可纸上谈兵,不知变通。
     以上分析只是笔者的管窥之见,但已可看出《辅行诀》中所载五脏病症诸方的独特性,与目前通行的组方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方剂历来就有“经方”与“时方”之分,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客观差异。这种差异并非仅仅体现在药物配伍,还体现在与之一脉相通的病机理论、组方法则、用药方法、分量、煎服法等等方面。
   《辅行诀》,不仅保留了数十首隋唐以前的方剂,而且完整记载了这些方剂的配伍法则以及药物选择的依据,对于认识与分析经方的组方法则提供了重要参考。尤其以药物之味的五行属性进行方剂配伍的方法更是已经失传千年,无论金元以后的组方理论还是如今的临床用药,均未见再有类似的组方之学,从临床应用与文献考证角度都值得进一步挖掘其中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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