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人谈艺》连载 54
“诗词中有句”，此古人对诗词之基本要求之一。并谓：“……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诗一日作百首也得。”细思量之，此“句”，须为可供人传颂不衰之绝妙佳句也，不然，一般通顺甚至小有新意之句，平凡作家篇什间亦当自然而然出现，则何须论者如此珍视乎。而只这能供人“传颂”且至于历时“不衰”之句，又怎可由常人俯拾得之！此中必有斯人之尽数学问、整体性灵及全部人格识见之卓然升华。无此则断与斯“句”无缘。有此，或亦不排除其一时偶尔轻易得之。
至若词作中所谓“有篇有句”者，静安先生谓：“唯李后主降宋后诸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所赞范围宽窄固可容人争议，唯此议题本身，使人警觉。无论诗词文章，皆各自成一浑然协同发力、通体光华圆满之完整物事也，原本不当“有句而无篇”或“有篇而无句”。“有篇无句”，文字必平淡沉闷；而“有句无篇”，则其各自为政、少欠秩序美感矣。譬如绘画，幅中焉可一派死寂之迫塞抑或色光陡然兀突乎？故尔凡为斯艺之人，皆不可不慎思之。
静安将唐五代北宋词家比之倡优，而将南宋后词家比之俗子，且言“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此令人思之终至于认同。盖倡优者，所秉毕竟为天地间“应劫而生之清明灵秀之气”（《红楼梦》语），故与贩夫俗子辈乃有天壤之别。而一旦真有所谓“俗气”侵入文艺作品，譬如词作，则其作境界高低，焉得不为之浮动。是以吾亦尝言“画中可有诸气……唯独断不可有伧俗气与小家子气”（见此《谈艺》前文）。盖无论诗词书画，其间一经浸染斯气，则“格调”实难谈起矣。固然，此却为事理本身“绝对”与“基本”之判断，至若“唐五代北宋之词家”与“南宋后之词家”是否可作此断然划分，而且“世俗”与“俗”又是否可以同日而语，已然另当别论。
静安“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之论，令吾掩卷以思。斯实堪为当今文坛流弊之针砭矣。众所周知，作为传统礼教与“假、大、空”风气之反动，近二十余年来，国朝文艺高扬现实人性人欲，屡“闯禁区”，通体而言，确亦非是没有长进。然“儇薄”之风，却也随之大长，甚至已成燎原之势。君不见举国上下、街头巷尾及虚拟世界各大网站触目之处，尽皆一派香艳情色？且仅此犹嫌不足，必得挖空心思弄它些“关键词语”，以诱驻足之人掏钱或点击。更有号称“纯文学网站”者，端是几乎成了“纯色情文学网站”，其进站之口，“黄风”之盛，使人真真联想及所谓“艳窟”或“肉林”。吾委实不知此等作者皆是怎样了。——莫非，现今果已至“无色不成文”欤？且说到底，岂又是回避描写吾人之情欲性爱而故充“夫子”，只汝何必定要弄得个象要自家“急切叫卖”似的？罢，此事原非深奥，哪须反复论证。唯奉劝为彼文之人，不妨将静安之语细细咀嚼，倒看或多或少亦有些心得也未。
静安又谓：“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吾注目“游词”二字，默然有思。此二字未识出处，自不应妄加指认；然其必近“轻薄戏谑、虚浮不实”之意，则确凿可知。这词作中须对人与事作恳切描写（即心存“忠实”），自不待言了。即使于景物，倘稍有油滑敷衍之笔，所作之整体意蕴或基本水准，又安得不被其害？故尔凡大家写景，亦必如写人叙事状物般苦苦推敲，耗尽心血。是以人间传世词作，其中方有无数感人美景焉。怀此填吟嗜好者，不能不关心于是。
《人间词话—删稿》末后数篇，但言艺须具内美之神而不单有外表之能，尤其强调艺者（诗人）虽可视一切外物为游戏材料（即题材），终须以热心为之，且复其间“严重”与“诙谐”二者亦缺一不可。此吾皆心然首肯焉。艺无神髓，仅存浮华或枯槁之壳，安可玩味；而个中神髓倘不竭心尽意研求，即使研求亦无形通脱、实审慎之为事态度，斯艺也，又曷可兼得其真美与生动。
闲观《文心雕龙》，偶见斯语：“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这“同时之贱”四字，既道出作者阅世之明达，又道出文学之士几多悲哀！吾观乎，世人之好文慕艺，据实质而言，一般皆有意无意将其作骨董对待，又几曾会将那作者真视为有血有肉鲜活之人。况负才之士本身，大多心高气傲，兼之多少又还有些常情常理不容之怪癖，因而曷可径称常人之心、尤其是必须他人绝对俯就的帝王之心？是以吾今劝告常人、特别乃是质本庸常而相对身居高位之人：千万千万，休要轻发“秦皇汉武式”慨叹；而尔等一经有缘真实面对自感心仪的才人学士，却是必得倍加抱以宽容精神，包容一己等闲断难容忍之事，或方可不悖自家礼贤敬士初衷。当然，或者那“同时之士”在人心中天然已如收藏业界之“新货”般不可能值几大钱，此则非是兹论犹可涵盖的了。
又，《文心雕龙》之“程器”一篇，历数古代著名文士及将相行为之疵咎，然终能结论云：“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此实知人与通达事理者。而比诸今世艺界文坛，其事理，自当亦复如是。虽则，士亦血肉之人，焉得完美；然人之为人，立身处世之根本大节，却又曷可亏欠。苟亏之，譬如出卖良知以媚倒行逆施之权贵，其人其行既已为世之识者所恶，其文其艺，犹岂复能为彼所重？——不过，此毕竟偏重于其精神层面而言，至若手法末事，自当排除于外。盖小人岂又一无长技哉！
《文心雕龙》之“风骨”篇又云：“《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此已将艺文中“风骨”二字特别凸示点化。吾谓：斯所谓“风骨”，实为作品之神意骨骼，是其精气之所出，体力之所倚，魂魄之所寄也。而彼又何赖其口面间屡发大言哉。大言人皆能仿，鹦鹉亦可学舌。唯此“风骨”，未赋品格操守之士，纵勤习之，而必不可得；非禀才德性情之人，即使当面视之，亦终未必能见。
承上。“通变”篇又谓：“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观之而有触于衷。坦言之，吾则尤心仪于此所谓“变文”。盖文事若人心性，焉能固守其“常”；是以必发乎至情，藉托其为人之整体识见并依其个体特征，更每因具体事境而灵活处对——如俗语“因势利导”然——乃方有文章之真境界。而其“常”又何可断然相悖，此亦若人存心根本之正与善者，一旦失之，其心性及言行必至流于妖邪，又怎得符于天道而动人心扉。总之，是仍可归于彦和先生之论：“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承上。“定势”篇乃言文章“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举若干实例之后，由是又言“宫商朱紫，随势各配……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是将文体必当随文义生发、文之神魂情愫须与其骨肉形体高度合一方得完美生动态势之要义阐释透辟。不知天下学人见诸此论体会如何，则吾辈见之，是静思为文之事、反观吾为之文且必欲剔审之，此心方得安矣。
承上。观其“声律”篇，乃思及文章之音韵关系。苟发声之美仅属诗词欤？则吾每读好文，即使散文，亦觉其声韵铿镪，音律和美，是适朗于口而荡激乎心矣。尝见人赞他人美文，喜曰“诗般语言”，殊当此谓。盖文章精魄，毕竟于托诸字义之外，亦然藉于口嗓以发心声也。固然，文之首义，终在其精魄本身，岂容本末倒置。故尔今言及于此，并非倡导所谓“形式主义”，不过提醒为文者，作文之时，仍须留意其文句之音律节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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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一生所涉艺文事体庞杂。今自度时光金贵，此余生也，唯限致力于中式传统之画、文、诗、书四艺。又忖之，欲将其品透玩深，焉得不立个章法与规矩，或曰须得定下个追求之目标。故尔，在从前所拟翰墨丹青艺事标杆之外，此亦分别将其他三项依序补足。
吾之文事追求
凡有所感，皆立主旨。
涉笔成趣，郁乎文意。
取西法之严密逻辑分析与相对完整句式，得中体之约博宏深及简劲直捷感觉。俗生感遇但能触动心弦，必予捋理构架以成篇章，且是文无定法，任凭意兴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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