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毒品案件中，律师应如何针对“口供”等言词证据进行有效辩护？

刑事案件中，证据必须具备“三性”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毒品重刑案因有判处死刑的可能，其据以定案的证据更应具备“三性”。实践中，“口供”等言词证据容易在合法性、真实性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辩护律师应当在熟练掌握毒品刑事案件证据规则的前提下，认真研究卷宗材料，发现言词证据的取得存在违规甚至违法之处时，应当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有针对性地进行“合法性”、“真实性”之辩，帮助法庭去伪存真，最大限度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笔录制作是否规范（合法）的问题。重大毒品案，一般都有讯（询）问的录音录像，通过仔细比对录像录像与相关笔录，有时会发现个别案件笔录记载不规范、不客观，有擅自增减甚至复制黏贴的情况，还有一些案件存在讯（询）问过程不合法或者在讯（询）问过程中不文明、不规范的行为。

比如，笔者孙金山律师在法院从事刑事审判时曾办理过一起毒品案，讯问录像中犯罪嫌疑人光着上身，录像也没有声音（没有录音），可以看出嫌疑人在录像中精神萎靡，庭审中被告人翻供，称自己在侦查机关遭受过殴打（“他们用东西把我的头蒙住，对我拳打脚踢，还不让我穿衣服”），笔者主持法庭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最终将被告人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依法排除，以其庭审供述定案。

2018年笔者曾代理过一起公安部督办的跨国走私、制造、贩运毒品案，这个案子由广东某市司法机关承办，公安在侦查时把这个大案子分为四个系列案，笔者为第四分案的第一被告人刘某辩护。这个案子侦查人员在讯问刘某时存在两处比较明显的违规：一是录音录像显示，当刘某问及何时可以请律师时，侦查人员讲：“你是有权利请律师的，但那是到诉讼时候的事情了，现在还不是请律师的时候”，侦查人员的这一行为明显是在暗示刘某“侦查阶段不能请律师”，是通过欺骗的方式“变相剥夺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利”；二是通过威胁要抓刘某妻子的方式给刘某施加压力，要求其认罪。录音录像显示，侦查人员讲：“这些事情祸不及家人，有些人全家七口全进来了，你不想让你那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父亲再失去母亲吧？”刘某讲：“这个事情与我老婆没有关系的！”侦查人员讲：“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的，只要案发前与你有大额的钱款往来我们就可以抓人的！”而后，刘某交代了罪行。但值得一提的是，刘某在交代罪行前的21天内均未能聘请到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且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刘某便翻供，称在侦查机关受到了侦查人员的威胁，如果不认罪，公安就会抓其老婆，而且还欺骗他到了法院才能请律师。这个案件，一审法庭虽然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最终并未排除刘某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以制造毒品罪判处其死缓。

还有，张某运输毒品案，在询问未成年女性证人廖某过程中，无女性工作人员参与，而根据《刑诉法》规定，询问未成年女性证人时应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又如，笔者代理一起跨省贩运毒品案，该案系上海警方办理，公安人员在广州将正要交接毒品的林某与吴某抓获时，林某的女友蔡某与其同行，蔡某系未成年人，虽然询问笔录上有蔡某父亲的签名，但这个签名明显是“事后补签”的，因为林某一伙被抓获的时间是22：10，蔡某询问笔录结束时间显示次日0:35，而蔡某父亲是不可能在3个小时内从陆丰赶至广州的，据此，可以确认侦查人员在询问蔡某时其法定代理人未在场，违反了《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再如，刘某运输毒品案，第一次讯问的录音录像显示，侦查人员在讯问前有打刘某耳光的行为；还有，王某等贩卖毒品案，由于被告人不配合讯问，侦查人员在讯问时夹杂一些辱骂言语，相关情节虽不构成刑讯逼供，但起码属于执法不文明，有影响量刑的可能。

其次，是同步录音录像是否执行到位的问题。是否严格“同步”？是否“全程”录音录像？是否“先供后录”？是否“多供少录”？查阅笔录签字的过程是否也录？

如申某等贩卖毒品案，讯问申某的录像显示时间为2016年3月19日22:25-20日01:15，但卷中并没有该时间对应的讯问笔录，同时该录像也没有声音（无录音），录像显示侦查人员并没有记笔录，难以排除是在威胁嫌疑人。

再如程某贩卖毒品案，除有两次讯问进行了完整的录音录像外，其余录像均是在讯问完毕，嫌疑人、证人阅读笔录、签名前就中止录像设备。

还有，任某等贩毒、运输毒品案，由于缺少任某最关键的第四次供述的讯问录音录像，导致被告人提出刑讯逼供辩解后，缺少证明取证程序合法的直接证据，二审环节法庭对相关供述不予采信，任某的毒品犯罪数量和刑期均相应减少。

上海刑事律师孙金山认为，毒品犯罪案件中，辩护律师一定要重视言词证据的辩护，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因为其直接影响着当事人犯罪事实的有无、量刑的轻重甚至死刑的适用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