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亚光：唐代出访使臣及其贡献
唐代与周边国家的友好交往，一个显著的表征就是使节（臣）的频繁往来。据史书记载，当时前来唐朝的国家和地区有“七十余蕃”，或“七十二国”。当然，这“七十余蕃”或“七十二国”中，既包括域外的国家和地区，也含有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当时的外国，而且现在其地仍在中国境外的国家”（或地区），至少有“数十国之多”。尽管它们遣使的目的不一，使节的类型有别，但各国（地区）使节络绎不绝地来到唐朝，则构成唐代社会一道亮丽的风景。为了显示唐朝的博大与友好，唐朝统治者非常注重“外交”的礼节，不时派遣使臣出访。据不完全统计，唐朝出访日本的使臣有高表仁、郭务悰、刘德高、司马法聪、道濬、袁晋卿、皇甫东朝、鉴真及其弟子、沈惟岳、陆张什、孙兴进、赵宝英、陆珽、高鹤林等;出访高丽、百济、新罗的有沈叔安、朱子奢、长孙师、陈大德、相里玄奖、邓素、金恩兰、归崇敬、陆珽、顾愔、盖埙、韦丹、元季方、崔廷等;出使印度及南洋等国的有玄奘、梁怀璥、李义表、王玄策、蒋师仁、义净、慧超、何处罗拔等;出使波斯等国的有王名远、裴行俭等。这些不同时期出访的使臣，就身份而言也是不同的。有的是作为回访使臣，有的是政治使臣;有的是朝廷委派，有的则是民间往来，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因此，他们肩负的使命既有单一的，又有多项的;既有主动的，又有被动的;他们在异域他国的活动时间既有很长的，也有极短的。但无论何种形式、何种身份，他们代表的都是“唐朝”，展示的都是“唐人”形象，并促进了唐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交往。
一、唐代出访使臣杂考
1.出访日本的使臣
众所周知，日本“遣唐使”是中日友好交往的典型代表。关于日使来华的情况，尽管中日史籍记载有差异，但一般认为日本经过正式委命的遣唐使有19次，实际到达唐朝的也有12次。因此，随着“遣唐使”的往返，唐朝也有不少使臣到达日本，其主要任务是“伴送”“护送”日本“遣唐使”回国。
高表仁是唐朝第一位出访日本的使臣，出访时间约在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根据日本史籍记载，日本第一次派遣使者赴唐是在舒明二年（630年），即唐贞观四年。这次以大仁犬上御田锹、大仁乐师惠日为首的遣唐使于舒明四年八月回到日本。在他们返回时，唐朝派遣高州刺史高表仁伴送。
唐高宗时，有郭务悰、刘德高、司马法聪3位使臣出访日本。郭务悰的出访被日本人看作是镇守百济的刘仁轨派出的私人使节，是为了刺探日本的情况，因此，没有入境。为了表达唐朝派遣使臣的真诚，在郭务悰遭受曲折，回唐之后的第二年（665年），唐朝又派刘德高出访日本，并“遞上函表”。刘德高时任朝散大夫沂州司马上柱国，当刘德高使团到达筑紫时，日廷使大友皇子见之，并令小锦下守大石、小山下坂合部石积送之还。天智天皇六年（667年）十一月，遣唐副使坂合部石积等回国时，唐廷又派熊津都督府司马法聪伴送，并到达了筑紫。
唐玄宗时期出访日本的有袁晋卿、皇甫东朝。袁晋卿是应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之邀，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而出访日本的一位学者。据《续日本纪》卷35，光仁天皇宝龟九年（778年）十二月条载：“庚寅，玄蕃头从五位上袁晋卿赐姓清村宿祢。晋卿唐人也，天平七年（735年）随我朝使归朝，时年十八九。”天平七年三月“入唐使从四位上多治比真人广成等自唐国至，进节刀。”据此可知，袁晋卿是随第九次遣唐使船来到日本的。
沈惟岳、陆张什等人是唐肃宗时期出访日本的两位使臣。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日廷因迎前遣唐大使藤原清河，派遣大使高元度率九十余人赴唐。当时唐朝还处于“安史之乱”，日使未能抵达长安。唐肃宗诏令谢元和送高元度一行到苏州，并令沈惟岳等人以唐船送还日本。据《续日本纪》载：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五年（761年）八月“押水手官越州浦阳府折中冲赏紫鱼袋沈惟岳等九人，水手越州浦阳府别将赐绿陆张什等卅人送元度等归于朝，于大宰府安置。”沈惟岳、陆张什等39人由于受到风阻，未能返唐，后来成为侨居日本的侨民。
唐代宗时期出访日本的有赵宝英、孙兴进、高鹤林、陆珽。赵宝英、孙兴进是为了伴送小野石根回国而出访日本的。但途中遇飓风，赵宝英与随行的六七十人溺水身亡。只有孙兴进抵达日本。当时日本天皇派遣将军发六位以下子弟八百名充骑队，蝦夷二十人充仪卫，迎之城门外。“慰劳毕至，响宴于朝堂，赐锦三千纯”。高鹤林出访日本在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即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十年（779年）。高鹤林，《新唐书》《旧唐书》无传，从《全唐诗逸》知，“官都虞侯、冠军在将军、试太常卿、上柱国”。他在日本期间，写下了《因使日本愿谒鉴真和尚既灭不觐尊颜嗟而述怀》一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鉴真和尚的崇敬之情。[1]陆珽，《新唐书》《旧唐书》无传，但从韦应物《送陆侍御还越》，钱起《送陆珽侍御使新罗》《重送陆侍御使日本》推测，陆珽出使日本在唐代宗大历三年之后。
2.出访朝鲜半岛的使臣
唐初，朝鲜半岛上三国鼎立。高丽、百济、新罗，为祈求唐朝的庇护或达到吞并对方的目的，纷纷派遣使节来唐。唐廷则不断派遣使臣出访，进行“斡旋”。特别是当三国遇到国难、大丧时，唐廷总是委派级别较高的官吏前往吊丧、慰问。
唐武德年间，高丽多次“遣使朝贡”，并将隋末流亡高丽的“华人”，“以礼宾送”，唐高祖非常开心。武德七年（624年），唐廷派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高丽，“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2]。这是唐朝使臣第一次到达朝鲜半岛。随后出访的使臣是朱子奢，其使命是“持节传旨，平三国之憾”[3]。史载：“武德九年（626年），新罗、百济遣使讼建武，云闭其道路，不得入朝。又相与有隙，屡相侵掠。诏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往和解之。”朱子奢以其“仪观”，出色地完成了使命。长孙师出访高丽在贞观五年（631年），“帝诏广州司马长孙师临瘗隋士战胔，毁高丽所立京观。”[4]陈大德出访高丽在贞观十四年（640年）。史载：高丽“遣太子桓入朝献方物，帝厚赐赉，诏使者陈大德持节答劳。”高丽王建武盛陈兵以见者。大德还奏，帝悦。”可见，陈大德这次出访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贞观十七年，相里玄奘出使高丽，劝说高丽“勿攻新罗”[2]。但唐廷的这次“斡旋”没有奏效，高丽“不从”，从而导致了后来唐朝对高丽的讨伐。
公元675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结束了半岛上三国鼎立的时代。自此，新罗与唐的关系更为密切，双方“走动”非常频繁。新罗一有“国丧”等大事，唐廷便派使臣前往“吊祭”、慰问。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新罗王兴光卒，唐“仍遣左赞善大夫邢璹摄鸿胪少卿，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仪同三司、新罗王”。当时，与邢璹一同出访的还有府兵曹参军杨季鹰。唐廷之所以选派邢璹、杨季鹰出访，是因为邢璹“惇儒”、杨季鹰“善棋”。天宝二年（743年），承庆卒，唐廷“诏遣赞善大夫魏曜往吊祭之。册立其弟宪英为新罗王”[2]。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新罗国王金宪英去世，国人按其传统拥立其子金乾运为王，并派大臣金隐居奉表赴唐，请求唐廷予以册命。按照惯例，唐廷需颁发册文，并派使臣前往宣读。归崇敬以仓部郎中、御史中丞身份，被委以“吊祭册立新罗使”，监察御史陆珽、顾愔为副使。大历三年（768年），归崇敬“持节斋册书”赴新罗，唐廷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当时，许多大臣、诗人前来送行，预祝出访成功。归崇敬一行日夜兼程，“操节以济大海”。当他们乘船行至海中时，“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情况十分危急。为防意外，船员放下小艇，请崇敬上艇“避祸”。归崇敬说：“今舟中数十百人，我何忍独济哉？”后来，海风稍息，波平浪静，船只安全抵达新罗。到达新罗后，归崇敬一行马不停蹄，“宏宣王风”，以示唐廷“怀远”之意，顺利完成了“吊祭册立”使命，增进了新罗与唐朝的友好关系。[6]
此后，出使新罗的还有盖埙、韦丹、元季方、崔廷、源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新罗国王死，无子，国人立宰相金良相嗣。贞元元年（785年），唐廷派遣户部郎中盖埙“持节命之”。贞元十四年（798年），新罗又遇国丧，第二年唐廷便命司封郎中韦丹前往册立。永贞元年（805年），唐廷又命兵部郎中元季方前往新罗册立“新王”。元季方是“北门学士”之一元万顷的孙子，出使新罗前曾任度支员外郎、金膳二部郎中。“王叔文用事，惮季方不为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罗。新罗闻中国丧，不时遣，供匮乏，季方正色责之，闭户绝食待死，夷人悔谢，结欢乃还。”[7]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新罗国王死，来告丧。唐廷命职方郎中崔廷前往吊丧，“且命新王”。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命太子左谕德、兼御史中丞源寂持节前往新罗“吊祭册立”[5]。
3.出访印度及南洋诸国的使臣
唐代到过印度半岛及南洋诸国的中国人很多，特别是大批僧人西去求法，加强了唐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往来。比如说，玄奘、义净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但除了这种形式外，还有以使臣身份到达以上国家和地区的。
王玄策是中印关系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虽然其职位较低（朝散大夫，從五品），但他先后三次出访印度，是当时沟通中印关系的一位杰出政治使者。
出访南洋诸国的是达奚弘通。关于达奚弘通出使一事，《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收录了他撰写的《海南诸蕃行记》一书。此书已亡佚，但南宋王应麟所辑的《玉海》卷十六引《中兴书》所说，可知此书记载的是达奚弘通“自赤土至虔那、经三十六国”之事。据考证，达奚弘通活动年代约在七世纪下半叶。他曾任唐州（今河南泌阳）刺史，出使的时间大约在唐高宗上元中。
4.出使波斯等国的使臣
唐代出使波斯的使臣，有籍可查的有王名远和裴行俭。他们出使的任务主要是护送流亡的波斯王子回国。七世纪中叶，阿拉伯势力开始伸入中亚地区，首当其冲的是波斯王朝。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波斯萨珊王朝国王伊嗣俟在逃亡中死于木鹿附近的一所磨坊里。王子卑路斯逃往吐火罗，并向唐“请兵救援之”。龙朔元年（661年），唐廷“诏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8]。这是唐廷为声援波斯而派出的第一位使臣。后来，阿拉伯兵退，卑路斯继位为王。但不久又遭阿拉伯进攻，卑路斯不得不携带残部外逃，他们辗转中亚各地，于674年来到唐朝长安，寻求庇护。于是，唐廷再次派遣吏部侍郎裴行俭护送之。
裴行俭出身名门望族，是一位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大臣。《旧唐书·裴行俭》记载：“行俭幼以门荫补弘文生。贞观中，举明经，拜左屯卫仓曹参军。时苏定方为大将军，甚奇之，尽以用兵奇术授行俭。显庆二年，六迁长安令……高宗以行俭工于草书，尝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帝览之称善，赐帛五百段。行俭尝谓人曰：'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裴行俭具有丰富的治军理政经验。在出使波斯之前，曾先后担任西州都督府长史、安西大都护、司文少卿、吏部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出使波斯大约在唐高宗仪凤三至四年（678—679年），出使的目的：一是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回国，二是侦察吐蕃等蕃落的情况。
拂菻，在唐代实指东罗马帝国及西亚地中海诸地，先后6次遣使来唐。而出使拂菻的则是供职唐廷的波斯人阿罗喊。在洛阳附近发现的阿罗喊墓石留下阿罗喊出访这方面的业绩。依据墓石，阿罗喊在唐朝的官职是“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唐显庆年间（656—660年），以其“功绩有称，名闻□□，出使召来”，又“授将军北□领使，侍卫驱驰”。随后，被委任为“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出使拂菻。他在“拂菻西界立碑”，“宣传圣教”，遂使“诸国肃清，于今无事”。[9]
二、唐代出访使臣的贡献
由于资料所限，以上对唐代出访使臣的梳理是不系统、不完整的，甚至是“挂一漏万”的。但是从有限的资料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唐代对外交往的浓浓情谊和宽广胸怀。因此，在“把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对外开放推到最高阶段”的过程中，唐代出访使臣也是功不可没的。概括起来，其作用与贡献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不辱使命。从以上的杂考中，我们可以看到使臣的每次出访，都肩负着重任。无论是作为“伴送”“护送”者，还是作为“吊祭册立”使;无论是护送流亡的波斯王子回国，还是“送佛袈裟”到印度半岛，使臣们都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如武德、贞观时期，朝鲜半岛正处于三国鼎立走向统一的历史时期。高丽、百济、新罗都想吞并对方，主宰半岛。因此，三国之间实行“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连续不断地遣使来唐，意欲借助唐朝的力量来壮大各自的声势。他们有时三国同来，有时两国一道，在唐廷争宠，或指责对方。为此，唐廷不得不以第三方的身份进行调停、斡旋。武德九年（626年），朱子奢受命前往朝鲜半岛，“平三国之憾”，使新罗与高丽“会盟”，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另外，像王名远充使西域、裴行俭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回国，都以其机智，完成了使命。阿罗喊在拂菻“宣传圣教”，遂使“诸国肃清，于今无事”。
第二，传播文化。这些使臣在完成使命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把唐文化带到了异域他国，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如第三次出使印度的王玄策，其主要目的就是“送佛袈裟”。王玄策这次出使印度，前后历时4年，介于玄奘取经归来之后，义净赴外求法之前，是一次“官方”的宗教交流活动。当时，印度菩提寺主戒龙为王玄策等设大会，双方互赠“佛物”，起到了互相交流的作用。再比如，开元之后，唐朝派往新罗的使臣，尽管主要是去“吊祭册立”，但唐廷十分注重使臣的“文化素质”，使臣在新罗也极力展现唐文化的魅力。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廷选派邢璹、杨季鹰出访新罗时，唐玄宗诏邢璹曰：“新罗号君子国，知《诗》《书》，以卿惇儒，故持节往，宜演经谊，使知大国之盛。”还有的使臣由于客观原因，未能返国，在成为当地侨民的同时，也把唐文化带入了当地。如我们从《续日本纪》和《日本后纪》等史籍中见到的在日唐人中，像袁晋卿、皇甫东朝、沈惟岳、陆张什就是显著的例证。袁晋卿是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而出访日本的一位学者。他精通《尔雅》《文选》语音。到日本后，被赐姓清村宿祢，叙从五位上，作大学音博士，协助吉备真备等讲授汉语音韵学，以矫正“吴音”，普及“唐音”，历任玄蕃头、大学头、安房守等职。皇甫东朝最擅长音乐，曾在天平神护二年（766年）十月和皇甫升女一同在舍利会上演奏唐乐，叙从五位下，第二年任雅乐员外助兼花苑司。沈惟岳、陆张什等人是伴送高元度而东渡日本的。后来，由于受到风阻，沈惟岳、陆张什等39人未能返唐，成了侨居日本的侨民。沈惟岳叙从五位，赐姓清海宿祢，官至美作权椽。应该说，无论是返唐的使臣，还是由于种种原因留在异域他国的使臣，他们对传播、移植大唐文化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三，展现唐风。古代外交使臣，是一个王朝的正宗代表。他们的言行举止、仪表风态，既关涉使命完成与否，也直接反映着一个王朝的风貌，从而影响其在异域他国的声誉。因此，历代王朝对外交使臣的择、遣甚为重視。一般地说，他们来自名望高士，具有知识渊博，通古导今，廉慎知礼，举止适中，思维敏捷、应机善变，口齿伶俐，当机立断等特点;还能够履不测之险而无所惮，处困辱之地而无所屈。唐代出访的使臣在“宏宣王风”、传递唐廷友好之时，则把唐人的精神风貌带到了异域他国，进一步加深了周边国家地区人们对唐朝的好感。如出访新罗的归崇敬就以廉洁清正、克己奉公的为官形象赢得了新罗人的尊敬与爱戴。他出访新罗，一改此前官员的陋习，所携行李除生活物品外，别无他物。返唐时，对新罗的各种馈赠也一一谢绝，“囊橐惟衾衣”。目送着这样一位廉洁的大使，新罗人无不肃然起敬，交口称赞。
参考文献：
[1]高步云.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2]旧唐书·高丽传[Z].
[3]新唐书·朱子奢传[Z].
[4]新唐书·高丽传[Z].
[5]旧唐书·新罗国传[Z].
[6]方亚光.外交廉吏归崇敬[J].江苏地方志，2004（2）.
[7]新唐书·元季方传[Z].
[8]旧唐书·波斯传[Z].
[9]端方.陶斋藏石记：卷21[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