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晚期蜀口及蜀口最后的名将——曹友闻（1）

南宋晚期蜀口及蜀口最后的名将——曹友闻

序言：

蜀口地区即南宋的利州路辖区，范围在如今的陕南汉中安康和甘肃陇南地区。这一地区地处秦岭和大巴山之间，是四川的门户，也是南宋距离西北产马区最近的地方，还长期是南宋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西军驻扎地，战略意义十分重要。自富平之战后，蜀口利州路地区进则北伐关陇，退则扼守蜀口屏蔽四川保障。然而自吴曦之乱后的二十年里，因为宋金嘉定战争及历任制帅的无能，使得四川蜀口防务极度削弱。而蒙古两次武力借道蜀口更让蜀口的防务近乎于崩塌。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后，蒙古在江淮防线遭到挫败，在荆襄败于孟珙，唯独在四川蜀口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蜀口最后的能让蒙古忌惮的将领仅有曹友闻一人，而曹友闻最后战死也意味着南宋在蜀口再无可战之军。也意味着南宋已经无力扼守蜀口了，只能逐渐退守夔州一带扼守川峡了。

南宋中晚期前的蜀口利州路与吴氏家族

南宋立国江淮，防御格局基本上如同东晋南北朝，北方之金国蒙古宛如东晋之五胡和南朝之北魏。而且金国、蒙古的实力远强于昔日的五胡和北魏。而南宋立国江淮，核心是江南地区，而江南北部的江淮地带是屏蔽江南核心区域的最重要缓冲地区。南宋在两淮主要是两个路级行政区划，即淮西和淮东，淮西在庐州即合肥，淮东在扬州。而中部的京湖战区主要包括京西南路和荆湖南北路，重点地区是襄阳、鄂州、江陵。而西部就是四川战区，及川峡四路。利州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而利州路又经常被分为利州西路和利州东路。在四川四路中，利州路地处前沿要地，其余三路是后方，保障利州路的军需后勤以及联系京湖地区。

南宋的利州路管辖范围与北宋大体类似，但却是不一样的。南宋利州路的管辖区域是宋金战争的直接产物。北宋灭后，金国一段时间内重点进攻西部，富平之战后击败宋军西军主力，原陕西六路大部沦陷。随后宋军吴玠等部在蜀口的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等大战中接连挫败金军南下的进攻，此后宋金双方在秦岭一带陷入了对峙的局面。南宋要越过秦岭北伐关陇困难重重，而金国要跨越秦岭进入汉中南下四川也颇多阻碍。而南宋的利州路地区也包含一部分原陕西六路南部的残余地区，这就是日后南宋蜀口防线中的关外五州地区。即西和州（原岷州）、凤州、成州、阶州和天水军。在这五州中，天水军是原北宋的秦州地区南部分。其余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政区。

南宋当年能保有利州路，吴玠、吴璘兄弟功不可没。而南宋蜀口防务的创建和发展也皆赖吴氏兄弟的规划。吴玠是陕西德顺军人，今宁夏隆德县。早年从军参与征战西夏，后参加富平之战。富平之战后，吴玠因为在和尚原作战中扼守险要击败金军，封镇西军节度使。是南宋早年将帅中第三个荣膺节度使的将领，仅次于刘光世和韩世忠。而吴玠的节度使军功不同于刘光世和韩世忠，刘韩二人主要赖救驾勤王之功，而吴玠是抗金的实实在在的军功，可以说吴玠是南宋第一位因抗金而荣膺节度使的将领。吴玠此后在蜀口地区与金军恶战多次，挫败了金军南下四川的图谋，因为巨大的战功官至川陕宣抚使，统一指挥四川蜀口全部驻军。吴玠死后，蜀口驻军被分散为三大支，分属吴璘、杨政和郭浩。在绍兴和议前的北伐中，蜀口这三支驻军统一归属四川宣抚使胡世将指挥，表现突出，仅次于中路京湖战区岳飞所部。绍兴和议后，京湖战区岳飞和江淮的韩世忠、张俊兵权被罢。而四川因为距离临安遥远，吴璘等兵权仍然还在没有被解除，成为少数的还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绍兴和议后，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建议朝廷将利州路分为利州东路与西路，统军将领的经略安抚使中的经略二字被取消，并对四川防务和兵力部署做了重新安排。经过一系列的安排后，蜀口防务形成以吴璘驻兴州、郭浩驻金州、杨政驻兴元府的三大将主政的局面。川陕驻军分为三地屯驻, 和平时可镇抚当地, 战时东出金州, 经略商虢; 西出兴州, 占据秦陇; 兴元府则居中策应。吴璘等三人的军队主力分别驻扎于兴州、兴元府和金州地区。三人也都带节度使头衔，级别相当，即蜀口三大将。虽然三人级别相当，但吴璘在其中最具有实力。吴璘为利州西路安抚使兼知兴州，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统辖的是吴玠主力部队，兵力六万人，主力部署兴州和关外五州地区，骑兵在万人左右。杨政为利州东路安抚使兼知兴元府，兵力在两万人，骑兵两千左右。郭浩为金房开达安抚使兼知金州，兵力在万人左右，骑兵千人。而三人中，郭浩是原北宋名将郭成之子，资历比吴氏兄弟要老的，但战功逐渐落后，虽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而杨政长期是吴玠的属下，对吴玠兄弟一直十分敬重。

从绍兴和议后到海陵王完颜亮再度南下时的二十多年里，南宋普遍苟且偷安。秦桧集团对战斗力最强的岳飞京湖军打压最力，京湖防务最为薄弱。而两淮原韩世忠、张俊主力被纳入三衙行列。只有蜀口地区因为天高皇帝远事实上被保留了下来并继续稳固发展。海陵王完颜亮南侵作战中，吴璘已经成为当时宋军高级将领中资历战功最高者，统一指挥四川所有军队，以奉国军节度使、利州西路安抚使兼领四川宣抚使、陕西河东招讨使，在西线收复秦、陇、环、熙、河、兰、会、洮、巩、积石军、镇戎军和德顺军等十二州军，陇右全部光复。在收复陇右的作战中，吴璘的儿子吴挺表现出色，成为后起之秀。收复陇右这个辉煌胜利在南宋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为巩固这个胜利，吴璘征得虞允文同意后，取消了原来出兵关中的计划，要从四川抽调“官军及弓箭手、忠义人两万余人以分戍秦陇、德顺之险要”，计划凭借陇山之险，确保陇右地区。后因孝宗误听史浩之言被迫撤军德顺进而兵败。之后金军为了逼迫南宋接受隆兴和议，大举南下蜀口攻陷天水军。吴璘闻听后抱病北上在成州击败金军，收复天水军，重新巩固蜀口。

吴璘在隆兴和议后几年去世，此后十年里吴氏家族暂时离开了蜀口地区。不过随着虞允文的去世，孝宗深感蜀口之重要性和人才的重要，将吴璘之子吴挺于淳熙元年（1174）重新派回蜀口任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同时建节为定江军节度使。五年（1178）又加任利州西路安抚使兼知兴州。吴氏家族得以重掌蜀口防务大权。不过吴挺虽然战功显赫，但资历毕竟不能和父伯相比，加上朝中对于吴氏权重的忌惮，吴挺的权势只能直接控制利州西路地区，对东路和四川其余地区影响相对有限。吴挺在利州西路十几年里，殚精竭虑小心翼翼的经营蜀口地区，重新恢复父亲时代蜀口的防御，并强力要求确保战马需求，随时为战争在做准备。不过吴璘在北伐线路问题上与孝宗的想法是大不相同的。吴挺有过实战经验，作战路线上沿袭父亲吴璘的思路，重点以陇右为主，而孝宗则主张以关中凤翔为主。吴挺因积劳成疾，在光宗绍熙五年（1193）去世。

从吴玠绍兴元年（1131）和尚原之战到吴挺绍熙五年（1193）的这六十二年里，只有乾道三年（1167）到淳熙元年（1174）这七年的时间，吴氏家族没有掌控蜀口兵权，其余半个多世纪里，蜀口主力的兵权一直掌握在吴氏家族手中。故而吴氏家族成为南宋早期中期实力最强的家族之一。而吴氏家族兄弟父子三人虽然也不免骄横跋扈，但对蜀口确实是尽心尽力。

简单的来说，从吴玠草创蜀口防务，到吴璘时代形成和发展，吴挺延续，蜀口形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道即外三关：大散关、皂郊堡、黄牛堡。而在第一道防线中，吴玠吴璘兄弟多次在和尚原血战，而和尚原却一直不在南宋范围之内。绍兴和议、隆兴和议，虽然吴璘、胡世将、郑刚中、吴挺、杨沂中等名将重臣不断向高宗、孝宗阐述和尚原之重要性，但无奈每次和议，和尚原都被放弃。大散关隶凤州梁泉县，在凤翔府宝鸡县之南，为秦蜀往来要道。两山关控斗绝，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实表里之形势也。大散关虽险，但它必须借助关前的和尚原才能构成一个有机防御的整体。和尚原四周陡峭，顶上宽平，还有水泉，便于屯兵，易守难攻，地势比大散关更险要。大散关距离和尚原咫尺，凭原下视，看到大散关才“如蚁蛭”一般大。失去和尚原之后，宋军不得不南退三十里，“于关内得兴赵原为控扼之所”，又“预筑凤州之黄牛堡，以塞散关之冲”。吴璘就曾向胡世将建议：“须据此地以逸待劳，期破敌众，然后乘势，图复陕西，若失此原，则璘等枝梧，亦自费力。”第二道防线即前述之关外五州。在这五州之中，吴玠兄弟创立了四处家计寨，即西和州之仇池，凤州的秋防原，阶州的杨家崖,成州的董家山。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家计寨地处险要必经之路，建于高山之上，有水有田可以食用耕种。平时居民散布于城中，战时则聚集家计寨，敌军南下到此常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第三道防线即内三关，仙人关、武休关、七方关。仙人关在兴州北部，凤州成州和兴州的几乎交界地带，武休关在凤州和兴元府的交界地带，七方关在成州南部的阶州境内。三关扼守蜀口与汉中的要道，三关南部就是汉中和兴州地区附近了。除了这三关外，还有饶凤关、白水关等关隘，也是战略要地。

如果失去了以上三道防线，那么就只能在汉中、兴州一带作战，也就意味着四川的大门基本不复存在了。而如果汉中、兴州也保不住，那么四川就无险可守了，四川的战略价值也就大幅度降低了。

蜀口的重要性

蜀口在南宋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地缘地形上，蜀口三关五州位置在如今的陕南和甘肃南部，是陕甘川三地的交界地带，地形复杂，崇山峻岭，易守难攻。有关外四州即有整个巴蜀，所以四州之地虽小却为蜀地门户。吴氏兄弟时代，除了重点经营三关外，就是经营大散关一线，并在谈判中竭力争取和尚原，但没有成功。此外在五州地带利用天险也修建了几个山城，利用天险而成，为保蜀的最前沿。南宋对蜀口的利用和防护长期以来一直是比较成功，南宋治理蜀口的功劳不亚于诸葛武侯和唐朝的韦皋太尉。

军事部署上，整个南宋的军事布防体系，重点是北边的边界地带和临安府附近。临安为行在（南宋一直将临安称为行在，法律意义上不是首都），三衙禁军的殿前司和侍卫步军司一直驻守临安附近，兵力最多。其次军事布防最重的就是川陕地区了。川陕因为距离临安遥远，难以有效控制，所以吴家在川陕和川陕的制帅一直有比较大的自主权。川陕驻军主要集中在蜀口地区和兴州、兴元府、利州一带，最多时候兵力有十万之众，即便宋蒙开战前，川陕蜀口驻军名义上也有五六万，加上配合的忠义民兵也有七八万。

经济价值上，四川在南宋的经济价值是极为重要的。南宋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国的经济精华地带是苏杭地区，两湖流域次之，成都平原自古为天府之国，为历朝历代所重视，唐朝时候就有扬一益二之说了。四川在南宋时代对南宋的经济贡献最高时候可达三分之一以上。蜀口虽然比较贫瘠，但仓储却十分的丰富。南宋川陕战区军粮仓库较多，主要分布在利州路前线地区：武阶之仓、三同庆之仓、七凤集之仓十有一，西和之仓十有五，金、洋之仓二十有七，其大者则如利、沔、兴元，每月各支家粮万石，而鱼关一处计取财赋，几收十分之四。从关外五州到兴元府、沔州、金州三大集结区和利州、鱼关，都有仓库。

交通后勤上，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南宋时候蜀道难却是另外一番情形。南宋的各种运输，尤其是军事运输依赖于山路，但更多依赖于水路。水运，主要依靠嘉陵江航运。嘉陵江在两宋时期水量充足，水质清澈，适合船只往来，是南宋蜀口驻军粮运的主要方式。史载，四川总领所每年支付军粮150万石，其中约130万石依靠水运，占85%以上。嘉陵江流向是自北向南，流经今宝鸡、凤县、两当、徽县、略阳、宁强、广元、南充、合川，在重庆附近汇入长江。所以南宋时代的沔州、利州为蜀口战略重镇，与其是粮运要道有着重要关系。宋蒙前期两次军事冲突后，尤其是托雷制造辛卯之变后，严重破坏了南宋川陕的后勤和交通，南宋被迫重新依赖陆路运输，军事补给成本加大，对军事行动十分不利。

军用马匹上，古代作战，战马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两宋众所周知都十分的缺马，南宋更是缺马。蜀口地区地处陕甘南部，距离中国优良的河陇产马区距离较近，是南宋优质军马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来源地。南宋从蜀口西部地区与游牧民族交易的马匹被称为西马，最高时代每年从蜀口茶马贸易交换来的西马近五千匹，大部分主要用来保障三衙禁军，因为军马来源于蜀口地区，所以蜀口驻军每年也能获得一部分的优质军马，同时还单独允许兴州（沔州）驻军与少数民族交易一定的马匹，每年约在七百匹左右，是为朝廷对川陕驻军的优待。其它战区如荆襄、两淮和两广很难使用优质的西马，偶尔分配到一些也是杯水车薪。因为有比较可靠的军马来源，所以南宋川陕战区的骑兵数量也是除禁军之外最多的，巅峰时代有约1.5万，中晚期也在5000左右，在南宋这个缺马的时代，能一次性调集数百甚至上千骑兵的也只有川陕战区了。因为有一定数量的骑兵，南宋蜀口之军也是南宋为数不多的具备较强野战攻击能力的军队。金蒙战争中后期，因为金国的监牧地带即马场大多为蒙古所破坏掠夺，金国也在陇右市马，相当程度上分走了一些本来可能为南宋获得的马匹。宋蒙战争开始后，蜀口又最早沦陷，南宋从此是彻底与中国传统优质产马区无缘了。失去蜀口马匹后，成都府路又沦陷，1259年广西的横山寨也沦陷，南宋连从两广获得马匹的来源也断了。

士兵素质上，南宋川陕驻军最初是北宋末年精锐的与西夏战斗的西军之后。吴玠吴璘兄弟、杨政还有刘光世早年都在北宋的西北与西夏作战过，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南宋的川陕驻军大部分也是吴玠兄弟和诸多将领当年的部曲故旧和原西北居民。北方来的这些流民难民有着相对东南而言较强的军事素质，一直是优秀的士兵来源地，临安行在方面也一直抽调西军精锐来卫扈东南。嘉定和议后，蜀口也一直有过大大小小的冲突，如宋夏联合攻金，安丙平定红巾之乱，所以蜀口之人经历的战事较多，相对在身体素质和骑射方面以及作战经验上都有着不错的条件。

因为蜀口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又地处最前线，还是最远的战场，蜀口统帅还有一定的便宜职权，所以这个地方最早开打也最早沦陷。虽然蜀口至关重要，但是川陕地带自吴曦之叛后已经各方面的衰落，军队整体战斗力下降，以都统制为代表的军人集团被以制置使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所控制，难有再如吴玠、吴璘和吴挺时代的能力与威望。同时大小不断的战乱波及蜀口和四川内陆，蜀口和四川内陆的潜力被极大的破坏，这些多年来因为相对的平静和日后安丙、崔与之杰出的治理才能所掩盖。在面对有空前强大的蒙古铁骑和用兵十分灵活的拖雷之后，之前的种种隐患统统的暴露，而且蜀口制帅自崔与之之后是一个不如一个，从此而言，蜀口遭到大破坏和后来的最早沦陷也不足为奇了。

金国控制下的原北宋陕西六路

南宋四川四路

吴玠吴璘像

附：谭其骧先生版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最标准的，但也存在一些细节误差。如四川四路中并没有表示皂郊堡等地，反划在了金国境内。而皂郊堡是南宋与大散关齐明的关隘。上图是四川四路北境营再向北推进一些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