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病毒，又回来了？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前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再次出现埃博拉疫情。

这是自1976年首次发现埃博拉病毒以来的第11次疫情，上一次疫情在今年的5月14日刚刚宣告结束。按照频次来看，这种严重瘟疫其实从未走远。

更何况，新冠病毒的阴影还笼罩在这个世界上空。虽然非洲大陆相对来说受新冠影响较小，但仍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两种烈性疾病并行，结果会如何，没有人能预测。

说来讽刺，新冠疫情爆发的初期，许多人以过去埃博拉的疫情作为历史的参照。但原来，历史从来没有真正成为历史，而是一直周期性地蛰伏在我们身边。

 

1976年，非洲的埃博拉河流域出现了一种怪病，不断有人开始出现高烧、腹泻、出血的病征，并很快都不治而亡。河流沿岸的55个村庄因此生灵涂炭。

刚果（金）的一位医生将一位染病修女的血样，通过飞机送到了比利时的热带医学研究所。血样装在一个保温瓶中，就是那种普通的、用来装咖啡的保温瓶。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个保温瓶里装着一场巨大的灾难。

科学家很快对血样进行了化验，一开始，他们认为那是马尔堡病毒——一种曾经引起大型感染的危险病毒，但很快他们意识到情况还要严重得多。

这不是马尔堡，这是比马尔堡更凶险的新面孔。

根据病毒的爆发地点，这种新病毒被命名为埃博拉病毒。

年轻的比利时科学家皮奥特动身前往非洲，许多同行的同事感到恐慌。这也很正常，他们要面对的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瘟疫，而且整个瘟疫的发病机制、传播途径、病毒的来源都是未知。

但皮奥特倒是充满了兴奋的使命感，他当时27岁，正是年少有为的好时光。他后来回忆说，送别时，大家都一如往常地说“再见”，但那时候的“再见”听起来，倒好像是“永别”的意思。

等科学家一行人在非洲的土地上着陆，那位提供血样的修女已经因病情急剧恶化死去。

皮奥特观察发现，育龄女性的发病率非常高。原来育龄女性去做产检时需要进行例行注射，但当地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常常是几个人共用针头。

另外，皮奥特还发现，当病人死于埃博拉感染后，参与葬礼的人也会有许多感染——他分析是因为他们处理尸体的过程中会接触病人的体液。

传播途径被初步确定了：血液和体液。

于是他和同事们开始着手切断这种传播。如我们刚刚经历的新冠，面对仍然没有找到针对性治愈方式的埃博拉，人们能做的就是：洗手、隔离、增强抵抗力。在医疗条件远没有今日发达的1976年，依靠这种老派手段，疫情得到了控制。

但人们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埃博拉疫情又爆发了多次。病毒变异进化出了多种亚型，而且没有人能预测知晓，病毒到底会从哪里爆发，又会在哪里结束。

1976年以后，最大的一次爆发发生在2013-2014年间的几内亚。这也是病毒第一次登陆人口稠密的西非，疫情传播得很快。这场大爆发最后带走了超过一万条生命，事实上的数据应该还会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当时，在几内亚的邻国塞拉利昂，有一位女医生声称自己能以草药治疗埃博拉，于是有大量几内亚的病患穿越边境涌入塞拉利昂。

草药自然被证实无效，但是疫情因为这一大波的人员流动而扩散，引发了一场跨境传播。除了人员的流动，还有各种不利因素，比如当地的水源珍贵，非洲居民不舍得用净水洗手；医疗条件差；气候炎热适宜病毒传播；长期战乱导致政府无法有效控制疫情的发展……种种原因的叠加下，埃博拉病毒在西非肆意横行。

恐惧的人们走投无路，会携带着病毒画出比任何时候都要大的行动轨迹。

 

相比起过去，更危险的事情是，现代文明使得病毒已经不受地缘的限制，只需要一班航班，病毒就可以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

2014年9月，利比里亚裔的美国人邓肯从利比里亚参加完亲戚的葬礼后回到美国，并且在美国出现了病症——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埃博拉病毒登上飞机并且首次在北美登陆。邓肯最终不治身亡，照料他的护士也出现了症状。好在护士最终痊愈，邓肯身边的人也无一感染。

2014年10月，病毒又出现在欧洲。一位西班牙护士在照顾病患的过程中也被感染。幸运的是，她最终痊愈，身边也没有人因此感染。

在国际力量的支持下，西非的疫情最终在2015年才宣告结束。看起来，埃博拉好像放过了非洲以外的地区，因为非洲的疫情太严重了，人们有时间来严防死守。但就算是这样，这也更多是因为幸运。

毕竟病毒，随时有可能以一种令我们感到陌生的面目再度回来。

这种病毒究竟有多恐怖?

理查德·普雷斯顿是著名的非虚构写作者。1994年，他写下了《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从此长居畅销书排行榜。恐怖大师斯蒂芬·金曾经评价说：《血疫》的第一章，是我读过最可怕的故事。

于是有读者表示，斯蒂芬·金肯定没有读完这本书，因为第一章之后，一章更比一章可怕。

第一章里描述了一场埃博拉疫情的爆发过程。第一个病患莫内在感染后的短短几天内：

他的整个头部都变成了黑色和青色。面部肌肉在下垂，结缔组织在消融，一张脸像是挂在底下的骨头上，仿佛面部正在逐渐脱离颅骨。他张开嘴，向口袋里呕吐，吐个没完没了——呕吐确实不会停止，他的胃部早就空了，但他还在不停吐出液体。

他已经昏迷，但还在继续呕出血液和黑色物质。这时响起了床单撕裂的声音，那是大肠完全打开，血液从肛门向外喷射。血液里混着肠壁组织。他排泄出自己的内脏。肠壁组织脱落，随大量鲜血一同排出体外。莫内已经崩溃，血液正在流尽。

在之后，这一恐怖大师都想象不出的场景，在现实生活里一遍遍发生。

埃博拉是一种丝状病毒，一旦入侵人体，便开始了迅速复制的过程。病毒没有感情、不会思考和犹豫，只是复制、复制、复制，唯一的目标就是侵占人体、损毁内脏。

埃博拉病毒

这种病毒效率极高，3-5天内就能让人充满痛苦地死去，但即使宿主死去，病毒仍然能够继续传播。

埃博拉主要通过体液传播。残酷的是，感染后的症状正是呕吐、腹泻、内出血、外出血等等，大量产生的血液、呕吐物、排泄物、唾液、眼泪都是传播途径，这也使得陪护埃博拉病人成了一种超高危的工作。

图源：《血疫》

更何况，这种病毒的致死率惊人。

在有记载的几次爆发中，死亡率分别为：88%（1976）、100%（1977）、81%（1995）、83%（2007）、71%（2013）……这样的数据意味着，一旦感染，很有可能在劫难逃。

作为“第四级病毒”，埃博拉病毒是病毒学上危险程度最高的一种。作为对照，曾经让人类付出惨痛代价的非典和艾滋病毒都还只是三级。

图源：《血疫》

要进入研究埃博拉病毒的第四级实验室，必须穿戴最高级别的防护服——防护服密不透风，犹如潜入深海，需要佩戴氧气装置。人们对埃博拉的恐惧可见一斑。

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凶险的病毒可能也不为过。

疫情的爆发往往伴随着一段漫长时间的无知、偏信、困惑与恐慌。当陌生的病毒向人类世界进军时，几乎一定还会产生大量的伦理问题。

曾有人说，埃博拉最残忍之处在于，这几乎是一种通过“爱”来传播的病毒。

有数据证明，在2014年的几内亚疫区，三分之二的感染是由当地的丧葬习俗造成的。那些因为埃博拉丧生的人，他们的亲人依依不舍地亲吻遗体、冲洗遗体，于是病毒在这一场又一场的告别中不停传播。直到有宗教领袖在公开场合呼吁大家暂停这种旧的礼俗。

因为几次大爆发都发生在医疗条件不够发达的非洲，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亦相当有限。外国的救援队前来干预，却无法说服一个个惊恐的母亲把孩子交给他们带去隔离和医治。

从现代科学的立场来看，他们不够配合、甚至有些“愚昧”。但这种反应，也是母亲的人之常情。

在纪录片《血疫：埃博拉的故事》里，一位白人女性救援队员对此感同身受，她说，设身处地地想，如果自己身处疫情的风暴中心，身边不停有人死去，这时有身穿防护、全副武装的陌生人要来带走她的孩子，她一定不让他们带走。

另一方面，面对这一类公共危机的时候，陌生人之间变得极度疏离和不信任。

一位曾经在2014年受训前往利比里亚疫区抗疫的医生索卡·摩西在Ted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说，当他所在的医院出现了第一例埃博拉致死的病患后，流言和恐慌比病毒传播得还要更快。第二天，医院的病人几乎跑光，甚至许多医生和护士也逃离了现场。

现在回头来看，在这样凶险的疫情和强势的病毒面前，谴责他们缺乏公共道德和职业素养都显得没什么意义了，毕竟人在巨大的恐慌下，“活命”是最直接的一种本能。

但病毒也因此四处流窜，并随之进入失控的状态。

当国际力量介入为疫区提供帮助时，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除了条件本身的艰苦，他们还不得不面对当地人的恶意。

在疫情爆发中心的几内亚，针对国际救援人员的暴力尤其多。根据世卫组织的记录，有暴徒毁坏了救援队员的车辆、消毒设备和补给，而救援队员只能藏匿于灌木丛中；更有一组队员在暴力袭击活动中全员遇害。

为什么会这样？当地经济落后文化封闭。人们面对完全陌生的救援人员，把他们当成了外来的入侵者，而四处喷洒的消毒设备则被认为是传播疫病的罪恶之源。在这种偏离现代文明的认知里，悲剧一起接一起发生。

更严重的是疫情之后的次生灾害。即使病毒终于暂时停手，歧视和隔阂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

《时代周刊》曾经采访了一位名为菲利普·爱尔兰的救援医生，他在救援的过程中自己也感染了，但经过治疗，非常幸运地康复了。他说，当自己走出医院，感觉自己好像是走向自由之路的曼德拉，门口守候的医生、记者都为他喜极而泣，但当他靠近时，人们本能地退后了一步。

在疫情结束后，仍然有许多幸存者长期遭受后遗症的痛苦。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已经被改变了。失去双亲的幼儿变成了孤儿，妻子离开曾经染病的丈夫，痊愈后的病人失去自己的工作，而所有非洲裔的面孔，那时候在境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防备。

这一切，可能对于刚刚经历了新冠的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几乎每一次传染病的大流行都会复写这样的失序：恐慌在流言里加倍发酵，人们毫无目的的逃窜；科学的防治方式推进缓慢，甚至招致敌意；在一切终于过去了之后，另外一些灾难才刚刚开始，疾病甚至成了一种身份，永远无法靠免疫力来治愈。

面对灾难，我们真的有吸取教训，变得更加聪明一点？似乎很难对此乐观。

我们身处一个后疫情的时代，似乎急于忘掉疫情中沉重的部分，我们想要快一些重新开始。很少有人还在关注千里之外非洲土地上的新疫情。

但那些真的和我们没有关系吗？

引用那本以94年出版的《血疫》中的话：

假如苏丹埃博拉病毒扩散到非洲中部，几周内就会到达喀土穆，再过几周将攻破开罗，紧接着抵达雅典、纽约、巴黎、伦敦、新加坡——它有可能传遍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但这种事终究没有发生，苏丹的危机很快结束，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毫不知情。苏丹发生的事情相当于秘密引爆了一颗原子弹。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人类离一次重大生物灾难有多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