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危机的治理：从历史学到教训
疫情危机的治理：从历史学到教训
©文 \ Rahim Taghizadegan（奥地利）
翻译：禅心云起
我们目前可能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因为这是一场多向度的危机：首先，大流行病给旅游业、服务业和贸易造成了灭顶之灾。其次，出现了具有地缘政治背景的油价冲击。第三，严重依赖准时制生产和远距离生产商的供应链中断引发了震荡。第四，由于风险评估不同，以及对西方各国政府是犯有疏忽大意，还是散布恐慌以便大规模限制公民自由的分歧，导致了一场信任危机。最后，过度扩张的“一切泡沫”，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得到修正，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已山穷水尽。
我们面对的是“命中注定的打击”，而不是什么“黑天鹅”事件。没有一种危机本身是不可预测的，更不用说大流行病了。2012 年，由德国联邦议院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早对一种类似 SARS （非典）病毒引发大流行病的情景进行了分析和详细计算，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果。多年来，至少比尔·盖茨本人不断发出警讯。因此，当前的震荡指向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社会学习能力的下降。在整个危机干预期间，这种能力下降可能还会加剧，从长远来看，这是最大的危险。
当然，禁足令带来的经济震荡，也会对健康产生影响——这是许多人忽视的一个事实。公共卫生和经济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人们期望中寿命更长且生活质量更高，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的日益繁荣。古代的生活方式“与环境和谐”的说法，不过是浪漫的幻想。政府实施的措施导致了看不见因此很容易被忽视的贫困后果。经济学家可能倾向于计算——但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也算不出来。人们可以将经济损失与潜在死亡人数做比较，但罕有人认为这种比较在道德上是合理的。然而，要视而不见也并非那么容易：这确实令人有进退维谷之感。
一方面，经济损失对预期寿命有着看不见的但直接的影响，并且由于复杂的效应，必定会夺去一些生命：例如，自杀和杀妻，缺乏阳光、缺乏锻炼、饮食失衡等等，都给健康增加了负担，仅有空气质量的改善促进了健康。另一方面，这种损害更为直截了当，相对于我们比较中的另一端，也即在当前不完整的知识状态下不干预的情况。
如果仅比较西方国家目前的死亡人数，干预对生命的损害肯定更大。但所有进行这种比较的逆向思维者，都忽略了疫情前沿的心理创伤经历：问题不在于病毒的直接致命性，而在于重症监护患者数量明显呈指数级增长。由于在没有做到持续的接触回避——主要是社会干预而不是国家干预的情况下——感染速度极快，在疫情前线的医生，突然面临着不得不做出让谁在无助中死去的决定。
这种死亡最初只会影响高风险组别，然而，对任何人来说，倾刻间，老年亲属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窒息而死，这种无法与父母或祖父母道别的情况，都是一种极端强烈的体验，以至于产生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干预的压力！这可能看起来不经济，但在伦理和认识论上都是必须的。正因为我们所知甚少，所以抑制这种指数级别般惊心动魄的场景，是摆在头等的大事。
然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社会学习水平低和制度失灵。早期预警阶段仍有充裕的时间，本应让我们足以追随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成功故事。如今这些地方对公共生活的限制要少得多，可直接归咎于大流行病的经济牺牲相应也要轻微得多。
如果目前除了干预措施之外，没有其他选择，而干预措施可能随时随着新的发现而改变，那么限制经济损害的问题就出现了。由于干预是由政策制定者下令进行的， 如今为了减少损害，几乎所有人都在考虑采取经济和货币政策措施。但当前政策干预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做出了错误判断。西方政治家很少启动创新，而是犹豫迟疑地紧跟社会趋势。这里的压力显然来自于社会。
不仅欧洲的情况如此，而事实证明了伊朗的情况（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因为这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黎巴嫩市政当局的行动（在一个功能失调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是如此。从纯粹理性主义观点来看，避免看得见的、突然升级的痛苦，而接受看不见的、长期分散的痛苦作为回报，这种态度似乎是“非理性的”。然而，在这种纯粹理性的基础上采取行动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判断错误，即使有最好的论据和最热心的劝说，大多数人也绝不会赞成。
政治只能分配从当前或未来的生产力中产生的东西。因此，通过政策进行损害赔偿只能基于以下前提之一：首先，政治家比私人决策者能够更好地评估形势和未来。其次，债务工具能够在今天产生未来的税收收入，更早的使用可以节省更高的成本或意味着更大的繁荣。因此，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当前重新分配私人决策者较差使用的资金，以便于政治决策者更好地利用资金；或现在重新分配将来较差使用的私人或政治资金，以便于今天更好地利用这些资金。
目前，第一个前提似乎不太可能成立。对照亚洲模式，这些看似出于震惊而采取的极端措施，清楚地表明政客对形势的评估是错误的。当然，社会也并不更具有前瞻性，而且再分配当然也不会把资金从社会中更短视的人转移到更有远见的人的手中。从逻辑上说，它只能从那些今天仍然创造价值的人，转移到那些今天不再创造价值的人的手中。
因此，唯一的选择——政治似乎对此是肯定的——是第二个前提：用新债务来避免紧急状态。但由于事实上无息政府债券成了央行越来越重要的资产，这意味着货币的创造。我们已经习惯于用新的货币创造，来应对每一次价格调整。长期以来，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一直被用于这一目的，而各国央行要么已经落入、要么正在落入零利率陷阱。这些干预的后果，是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扭曲，还有学习过程的进一步延迟。
当然，大家难以坐等当前灾难的结束。停止生产过程，比让它们重新运转要容易得多。原则上，价格下跌和公司破产，让生产结构转移到那些对未来有向好预期的人手中。今天，这意味着掌握在那些更强健者的手中，他们能够更灵活地处理新情况，并先于他人意识到潜在的（盈利）可能性。航空公司可以消失在空气中，而飞机——除了一些奇特的例外——则不可能消失。
目前，有过多生产结构是由那些使用不当的行动者所控制，比如所谓的“僵尸企业”：我说的“不当”是指不符合人们当前和未来的需求和计划。但危机总指向消极的意外——换句话说，大多数人的评估都出错了，这也许会导致震荡。一个社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越差，它在危机中的无能为力也就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结构可能很快就会遭到摧毁，因为新的、更好的企业家和投资者涌入已呈衰退之势。
最大的危险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资本被严重低估的部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为它是无形的：知识。发达的生产结构更多是精神上而不是物质上的。生产停滞可能威胁到知识的必要转移、增加和维护。经济相关知识需要实际应用，才能保持新鲜，否则很快就会过时。
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忽视了精神的这一面。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就业。由于扭曲的经济结构，许多就业远远不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经济所必需的那种知识工作。由于扭曲生产结构的惰性，越来越多就业得以存留，这往往不再代表净生产，而是代表净消费——也就是说，实际附加值低于成本，特别是考虑到机会成本。另一部分就业服务于过程控制，并由于技术发展的惰性而继续存在于事实上技术停滞的经济中：因此，它需要人手，只是因为没人有理由和能力去优化过程。
许多人习惯于把就业看作是收入的分配来源，视为获得薪水的许可。事实上，所有的收入都必须来自于生产力，来自于将活动与资本结合起来，以更好地满足他人的需求。再分配，尤其是隐蔽的（但更重要的）货币再分配，掩盖了这种必要性，但从长远来看，并没有消除它。
如果生产由于一场灾难中断，这导致你所在地区生产效率突然下降到零，那该怎么办？这样的挑战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人难逃一死，在这之前，他通常会经历一段时间的生产力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养老准备金，并以事故和疾病的预防措施作为补充。这一准备金的传统方式是储蓄：将收入转化为资产。这条道路早变得过于艰难，还受到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严重惩罚，只有少数人还在走这条路。这导致了对再分配依赖的增加，这最终必然导致由于人口统计学（老龄化）而造成的灾难性准备金短缺。
我们目前正在品尝这一苦果。越来越多人的月薪月月花光，同时还拥有负资产（债务），这证明了迄今为止，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一直在下降。如果突然因为失业、竞争带来的替代、糟糕的创业决策、疾病、与年龄有关的问题甚至意外灾难而导致了收入崩溃，生存就立即受到威胁。因此，鉴于大流行病，现在出现的基本问题是：这样的准备金缺口能否由货币政策来填补？
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毕竟，以往准备金缺口的扩大，恰是由货币政策造成的。财政政策已被货币政策所取代。这又回到了第一个前提：要求回归财政政策。那么，货币政策就不应再将财富重新分配给富人，而应成为从富人向穷人再分配财富的一种工具和表象 。
不幸的是，货币政策取代了财政政策，正是因为前者也已经用尽了。西方国家都处于拉弗曲线的上端：财政再分配导致用于分配的蛋糕的消失。德国和法国处于人才外流的最前沿：企业家和富人成群结队地移民，或放弃创业和资产积累。
认为“直升机撒钱”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将使再分配变得更加可持续，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这项措施越不寻常，正确预测其后果的人就越少，从中受益的人也就越少。在一个被货币政策扭曲的经济体中，财富收获最多的总是那些最好地预测央行政策后果的人，无论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货币政策为每个人创造的基本收入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它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影响：每个人的基本购买力不能由货币政策创造，而只能由生产力创造。
“直升机撒钱”的方式直接导致了价格控制、资本控制和经济崩溃的滞胀。在最好的情况下不适用于美国，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一旦发生危机，对美元的需求就会增加：因此，向到美国公民分配的美元，实际上是将购买力从外国人（较晚收到美元的人）转移到美国人（较早收到美元的人）身上。这种方法会一直奏效，直到美元不再是世界货币——世界货币也并非永恒的。
几乎所有的货币、财政和经济政策措施——如果它们倾向于修复损害、奖励无学习能力者、妨碍结构调整并进一步破坏可持续的生产力基础——都会导致干预的螺旋式上升。唯一明智的政策措施是暂时缓解最紧急的需求，并防止资本消费方面的灾难。所有其他措施都以一种自愿方式自然而然地从社会中产生——当然也可以由作为社会一部分的政治家来刺激、配合和支持。这些措施将这场灾难视为机遇。毕竟，这不是“黑天鹅事件”。它指明了大多数人忽视的灾难性缺点。
现在，我们有机会实现全球的网络化世界，以迎接包括流行病在内的新挑战。这种新病毒常被视作流感的对照物来加以处理。事实上，这个比较显示了流感的创伤，我们以一种失败主义的方式接受了流感，而不是通过创新做出反应。
在流感季，幼儿园的感染率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还有越来越多其他疾病）。事实上，这尚未导致决定性的技术、教育和体制措施，显示了我们所谓现代社会的停滞不前。医院里的医源性疾病，也是完全无法忍受的。对许多老年人来说，他们在一次无伤大雅的跌倒后躺在医院里，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欧洲卫生保健系统的门诊诊所，在疫情爆发前常常人满为患，以至于病人通常要在拥挤条件下，与其他传染性病人一起等待很多很多个小时——因为没有优化流程的动机。
尤其是在奥地利，似乎从历史中什么教训也学不到。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 曾经被他那个时代的专家嘲笑过！当前的疫情暴露了医院中仍然存在的严重疏忽（我丝毫没有怀疑许多医生的英勇努力，尤其是现在）。但也许现在是时候对“医院”的概念提出全盘质疑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惨痛的教训：缺乏防护设备，缺乏结构灵活性，领导能力薄弱，流程不良，缺乏创新。今天好的工作室一般都有 3D 打印机，因为有时没有合适的组件。哪家医院配有 3D 打印机呢？哪怕缺失的组件会导致生命危险。
突然之间，在家工作成为可能，人们需要数字化，并认识到了对于冗余予以同步流程优化的价值。对损失最好的补偿方法，是当前痛苦的学习过程导致对过程、结构、技术解决方案、公司和机构的评估和改进。现在还采用补贴贷款来扩大规模，补偿（比如说）静态的零售贸易或大众旅游，只会在未来造成更大的问题
目前最好和最迫切需要的政策措施是：对于那些和重症监护患者的护理有关的所有劳动收入，对于那些和用于大流行病管理的技术援助生产有关的所有营业额，都应该立即免除税收。这一减免要系统性地加以扩展，克服进一步的严重短缺，不是带来刹车效应，而是启动激励，如促使更多的医生承担个人风险和责任，让生产能力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尽快地进行重组。
为了使必要的生产结构重组取得成功，一定程度的团结当然是必要和有益的。但团结绝不能成为抵制这种变革的借口。对大多数人来说，当前的灾难震荡是一个反思和重新定位的阶段。让我们利用这次机会，恢复我们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以免下一次灾难再度成为“命中注定的打击”！在过去的岁月里，当社会注定要遭受灾难时，它们总是预先衰落了很长时间：由于先前的瘫痪、学习能力下降和创新能力的缺乏。
大多数西欧人和美国人总认为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甚至认为他们必须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智慧来规训或可能拯救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前提是其他人将承担他们无限慷慨的代价）。我希望，当前的震荡将给我们带来自知之明，赋予我们新的谦卑，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不是处于历史的终结，而是生活在一个我们必须不断学习的充满活力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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