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 | 理洵：知堂三题

朝花夕拾

周作人继承了这种眦睚必报、尖刻诙谐的根性。所以有人说他温厚的个性是‘修养来的圣人’，而‘不是天生的圣人’，还是说得很到家的。”

知堂三题

文 | 理洵

周作人之“药堂”

周作人自编文集中有几个集子都与“药堂”有着关联，如《药味集》、《药堂杂文》、《药堂语录》，显然这与他的书斋号关系密切，文字的编成亦多在此一时期，亦即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或四十年代初期。实际上，详细观察，一九三八、三九两年，作者的文字结集出版还是断档的，一九三七年出了一册《瓜豆集》，一九四〇年才出了一册《秉烛谈》。作者何以喜用“药堂”二字，颇费思量。

周作人常用的书斋名号较多，如早期所用的“右安书屋”、“苦茶庵”、“苦竹斋”，后来的“药草堂”、“十药草堂”、“东郭书塾”、“苦雨斋”等，似乎都为读者所熟悉，当然最为熟悉的也可能就是“苦雨斋”了。此外亦有笔名与堂号混用的情况，如“知堂”、“智堂”等，亦偶见于文字落款。显然，“药堂”的来历，大致是应与“药草堂”、“十药草堂”相关的，说简称亦不能算作偏颇。

实际上，周作人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四日作过一篇文章《药草堂记》，应是能够看出“药堂”堂号的来历的，此文他在《药堂语录》序中亦曾提及，只可惜我在前此后此的几种册子中并没有翻看到，又从网上搜罗了一番，终究是不见踪影，只好多看了几遍序文，以解胸中的块垒了。周氏说，“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不过要说有也可以说得，盖此处不用别的名称总有些缘故，即此说是意义亦可耳。数年前作《药草堂记》，曾说明未敢妄拟神农，其意亦只是摊数种草药于案上，如草头郎中之所为，可是摆列点药就是了，针砭却是不来的，这也值得说明。”此语意思似乎是，自己的文字，可以载道，但不须救世，即所谓“针砭却是不来的”，然而虽是如此说，效果当然却是不能如此就可罢了的。而后又说，“吾语岂能有此等药味，但得平淡过去，不求为良药，故无须苦口，吾乡人家夏日常用金银花夏枯草二味煎汤代茶，云可清暑，此正是常谈的本色，其或庶几近之，亦是本怀也。”何尝是没有说出了自己的为文之道。

以此，许亦能看出堂号“药堂”的况味来，只是未免有些缺憾，这都是未曾见到他的那篇《药草堂记》的断章取义的说谈，要说切中肯綮亦或未知，然而倘能申说他的准确的胸臆仅有一二的分量亦是觉得满足的。我的读书常常满足于不求甚解亦或一知半解，觉得这样方不走进牛角尖，自己才是松懈的，这，亦然应是另外一种缺憾了。

周作人《药堂语录》

周作人《药堂语录》收文五十篇整，大多为他在《庸报》发表过的文字，写作时间在一九四〇年倾，次年应报社之约才编订了这个集子出版。这些文字的成就，作者在后记中有所交待，“近数年来多读旧书”，“读过之后或有感想，常取片纸记其大概，久之积一二百则，有友人办日报者索取补白，随时摘抄寄与，二三年来原稿垂尽矣。”抄与《庸报》的约在四五十则，亦即《药堂语录》的内容。文字大多极短，五六百字上下，多者千字左右，已极少见。各篇内容，无非先从书的版本、卷数、著者、得书因缘说起，而后摘取书中所感兴趣者一鳞半爪说开去，但亦极为节制，点到为止，可以为月旦评，可以作索隐志，都为不可，总之是与书相契，略述己意而已。倘读得一两篇，原亦无可无不可，只是多读几篇，难免失了兴致，顿觉枯燥乏味，此时亦难免想起著者后记中的另一段话，“读一部书了，偶有一部分可喜，便已满足，有时觉得无味，亦不甚嫌憎，对于古人何必苛求，但取其供我一时披读耳，古人云只图遮眼，我的意思亦至如此。”一层意思是亦可将他作古人看，不必苛求则可，另一层意思是偶有一部分可喜便应满足，只图遮眼罢了，于是才觉得过得去。

民时众人似乎都有个习惯是，快至年末终了，总喜欢拿出一年写就的文字做个小结，归纳在一起，条件成熟便可出一本集子，篇数多少且不论，文体差别且不论，得失优劣且不论，就只是集结在一起，便是一年的收获了。这一点，以周氏兄弟最为鲜明，可以从前序后记中得知。《药堂语录》显然有此意。此集原在《庸报》刊载时，栏目名为“药草堂随笔”，又作《药草堂语录》，成书时书名显然变通而省俭了。

作者又说，“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不佞虽未受五戒，生平不打诳语，称之曰语录，自信可无惭愧者也。”称之为“语录”且不论，只是药草堂名，究竟有无意义，多少总须是应有一点的罢，世间总有人说“名可名，非常名”的，亦或只有作者才真正明白“本无甚意义”中的“意义”罢。

“巷内驴鸣”

抗日战争结束，汪伪政权垮台了，曾经被特任为伪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亦自然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重返北京大学国文学院国文系讲坛，讲佛教文学课程，但据时在北大读书的邓云乡回忆，“这时他虽然每天仍坐着自用车到红楼来，却并未来上课，课是由许寿裳老先生哲嗣，后来到了台湾大学的许世英教授代上的。”

这时的知堂，也许是故作镇静，也许是不以为然，仍然平静地过着他的日子，去琉璃厂淘旧书，阅读、写文章，生活节奏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很快，时局的改变，北大他却是待不下去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北平各报纷纷刊载前一日重庆专电：“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准备赴平，倾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一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学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与以收容。’”本来校长为胡适，但这时他在海外，由傅斯年代理。

周作人见报后在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这篇“文”，应该是他于十二月二日所写的文章《石板路》，文末落款年月后缀入“时正闻驴鸣”数字。文章自故乡的石板路说起，引经据典，而至于石桥，倒是平静得出奇。实际上，仅过了几日，十二月六日，他就因汉奸案被国民政府逮捕送至北平炮局胡同监狱里了，翌年五月，以飞机解送南京关押于老虎桥监狱。飞机上可以带书，周作人带了他自己的一本集子《谈龙集》。

周作人所谓“又闻巷内驴鸣”，一般的解读，是指他辱骂傅斯年的。重庆接收大员到北平时，素少求人的周作人曾写信与傅斯年，这位昔日的门生、“新潮社”的战友，表示自己苦于无奈，被逼下水，且并没有为敌人做什么事情，希望看在昔日的情分上，解自己于“倒悬”。傅斯年性情耿直，嫉恶如仇，平日里就有“傅大炮”的美誉，一怒之下，对周作人的信件详加批注，公开发表，以昭世人，搞得周作人丢尽了脸面，二人因此结下了梁子。其实要说，傅斯年对于周作人的看不起，大致从西南联大敦促他南下至昆明而无果时就开始了。

有一种解读认为，周作人以傅斯年谈话为“驴鸣”，是借用了明末遗民傅山的典故。傅山是明末清初具有民族气节的典型人物，是有名的学者、杂家，无意于宦途，与官方有着极大的不合作精神。他被人称作是研治诸子“开山立派”式的人物，著名的观点之一，“或问长生久视之术，青主曰，大丈夫不能效力君父，长生久视，徒猪狗活耳！或问行生精汉魏古诗赋，先生曰，此乃驴鸣犬吠，何益于国家？”是主张诗文应该“生于气节”的。周作人的所谓“驴鸣”，即来自于傅山“驴鸣犬吠”之语，细细想来，这种解读，能否作一家之言，还是可以让人莞尔一笑的。

周作人对于傅斯年的辱骂与嫉恨，在以后的日子里，可谓绵绵无期。身处老虎桥监狱，他以写打油诗来书愤，其中多首是含沙射影针对傅斯年的。《骑驴》诗云：“仓促骑驴出北平，新潮馀响久销沉。凭君箧载登莱腊，西上巴山作义民。”诗后一条自注就说：“骑驴系清朝状元傅以渐故事，此乃谓傅斯年也。”借用傅以渐身形奇硕不便骑马而骑驴上朝，以及南宋笔记《鸡肋篇》中登莱义民食人肉的故事，讽刺忠义之士的假面背后躲着野蛮的食人者，可谓恨之入骨了。当然，他此时所怨恨的，不只傅斯年，还有很多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就写道：“近年所见事、人中，败类卑劣、无人理者，沈启无之外，有赵万里、王纺源、顾子刚、沈兼士，此辈何多也？又皆是浙西与吴人，亦奇。”显然找骂，一笑。

耿传明在《晚年周作人》一书中谈到周作人“巷内骑驴”的日记，说，“这显然是拐着弯骂人了。他的祖父介浮公就颇擅此道，周作人继承了这种眦睚必报、尖刻诙谐的根性。所以有人说他温厚的个性是‘修养来的圣人’，而‘不是天生的圣人’，还是说得很到家的。”挖苦他人，且连及到了他的祖宗，亦不能不算作是尖酸刻薄了一点罢。

配图：网络 / 编辑：闺门多瑕

理洵，字安父，别署新雨堂，书评人、作家。出版有《与书为徒》《猎书记》《铁未销集》《魏晋风流多少事》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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