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学者是一种最有缺陷的动物

答李家浩先生
——兼说“故意隐匿”及其他
李零

编者按

李零先生此文涉及了好几位学人，但我们时隔十几年之后重新推出此文的用意初不在观摩“江湖”（据说，学界也是一个江湖）上的所谓“二李之争”。我们认为，跳出这一具体事件，李零先生的很多说法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学人而言:比如对权威的态度，对学术规范的执着，以及学术共同体自身对“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这一理念或准则该有的敬畏。

过去，我们的学界有这样一个现象，明明是一个好的值得讨论或驳难的公共议题，但我们似乎都倾向于选择私下里解决。比如，我结了一个项目，但成果里面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讹误或疏忽，一旦听闻哪位学人要对此撰文加以商榷或批判，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会通过私人网络在私下里解决:请这位学人按而不发，并诉说从申项到结项的种种不易与艰辛。老实说，这是典型的“前现代”思维，在学术专业化的今天，恐怕并不合适。正是因为有这种事实存在，在学术界发生争鸣之时，我们往往据以逆推，相信学术争鸣之后隐藏的是私人恩怨。结果就是，我们学术界——也许该推广到我们整个社会——这种公、私领域的错位，给学术自身的发展无形中添加了很多障碍，值得我们去反思。

5月25日，从山西回来，有个学生告诉我，李家浩先生在简帛网站发文章，专门攻击我，让他倍感痛心，希望我到网上看一下。我说，此公开口会讲什么，我已司空见惯，近于麻木。因为我，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他们都知道，从1992年以来，他是“批判李零专业户”，专业化到什么程度，我几乎可以这么讲，那是每文必批，非我不写，不但笔伐（在学术刊物上批），而且口诛（在北大课堂上讲），甚至拿我当靶子，辅导学生写论文，手榴弹专朝我脚后跟扔。难怪葛兆光跟我开玩笑，说他是你“最忠实的读者和追随者”，你应该感到高兴。

现在，我到网上看了一下，高兴当然是高兴不起来。但情况还真像刘东形容，那是狗血淋头，他行少见。我的感觉只有四个字，文雅一点吧，叫“彼何人斯”。

说实话，我本不愿拿他和我之间长达十年的不快来耽误大家的时间。因为，时至今日，我也好，我的同行也好，明眼人都清楚，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压根儿就不在学术是非（所以也不可能拿到台面上去讲）。相反，学术是他的泄愤工具。以我的为人和写作习惯，我不能像他一样，同样把学术当泄愤工具（像有些朋友建议，对他进行“反侦察”，给他来个“大窝脖”）。十年来，我除了受其感染，免不了反唇相讥，偶尔说两句揭露其为人的话（而且仅限于其不讲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一面），他打十枪，我还一枪（这是高说，实际上，我拢共也没讲几句话），从不就学术本身进行争辩。因为，我讲对了，他批错了，文章摆在那里；我讲错了，他批对了，文章也摆在那里。争也徒劳，辩也无益，我费那个劲干什么。更何况，我不会像他那样，总是一天到晚琢磨人，琢磨完了还“百思不得其解”。其实，作为学术同行，就是我们交恶已久的今天，我也还保持着对他的尊重（大家可以翻我的文章）。这不仅是因为，在战国文字研究上，他比我起步早，确实有很多学术成就，值得我学习和佩服（我不是因为怕他，才这么讲），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得遵守学术规范，人、书要分开看（有些人，我是“读其书”，不“想见其为人”，距离产生美感），甭管你的同行多讨厌，凡是作为学术参考最必要的东西，不管是褒是贬，你都得引用（对讨厌的人尤其要防止以人废言）。反正我是这样理解的：引用和好恶无关。比赛再激烈，你也不能拿脑袋磕人，咬对方耳朵。至于他想告诉读者什么，我早替他做了总结，那就是，李零者，荒谬之化身也（可如果我真是这样的笨蛋，他为什么还兴趣盎然，穷追猛打，乐此不疲呢）。他对我不依不饶，让我看着都累。我心里想，您要觉得古文字是你们家开的店（不错，要搁当年，擅此绝学的还真没几人，他是其中之一，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我现在就给您腾地方。不用您开除，我自己就把自己给开除了。几年前，我已向裘先生提出离开古文字研究室，获其允准。前不久，在香港开会，我跟古文字学会的负责人赵诚、吴振武先生一桌吃饭，又口头辞去了学会理事，以后也不打算参加学会的活动。事情简单至极，根本用不着兜那么大圈子。

因为事情愈演愈烈（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我还一枪，他会再打十枪），行里行外，难知底里。这里，我把有些事情，拣主要的讲（他东拉西扯的事太多，我懒得和他理论），直奔主题，做一次性澄清，帮这位先生明白一点（他老说他想不明白），算是我的告别演说吧：

（一）李文主要是针对我的《感想》一文。此文涉及他，也涉及胡平生先生，让他们受不了。照他说，胡已驳之在前，我没吭声；他斥之于后，我把文章撤了。好像我是害怕他们。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讲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文章原来是发在简帛网站，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孔子还是卜子，二是张政烺先生考数字卦，他的说法对不对，是不是被他本人放弃。关于第一个问题，过去媒体炒得很凶，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是裘锡圭先生倡之，李学勤先生和之，他俩是头号权威，大家靡然风从。当时，我觉得，我讲话很客气也很委婉。我说“孔子”是我释的（有上博剪贴本和早期释文为证），要说错那是我错，咱们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我说，问题是出在马承源先生发表的材料。因为，他把我贴在一起的简文一分为三，只把中间一段挑出来，当单独一篇，证据根本没发表。今天，大家都知道，马先生把证据发了（附在其《孔子诗论》的注里），裘先生也好，李先生也好，他们都已放弃前说。可见我的意见并没错（但谁都不愿提起这一点）。有人说，我文章火气太大，其实是习惯不同，范式不同。他们不习惯跟权威讨论，特别是平等讨论，国内没这个风气。我认为，如果和权威讨论就是火气大，我没脾气。但咱们看着权威犯错误（其实裘先生已经解释，他的意见只是即兴发言，本没什么惊天动地，热闹都是鼓吹者闹出来的），不但不指出，还跟着起哄架秧子，这不是爱护权威，而是陷害权威（文革时候，毛老人家，全民皆捧，全民皆拍，这个教训太深刻）。比如武汉会议，裘先生检讨，说“绝伪弃诈”应改释“绝为弃虑”，大家都说高风亮节，全会号召，群起而学之，又是靡然风从。我就不这么看。第一，我佩服裘先生，但我是拿他当人，不是拿他当神，以为他不犯错误，或者虽犯，也是“高级错误”（有人说是“尧舜不能加”）；第二，对他老人家，我不能当众面折，会后，我给他信箱放个条，把我知道的证据列出，说明他原来的考释其实是对的，现在的检讨反而是错的（这个意见，我一直没写文章，只是最近修改《郭店楚简校读记》，躲不过了，才简单说了几句）。其实，我真希望，这些权威能及早发现问题，有修正的时间和机会，哪怕我说话不得体，甚至有错误的地方。可惜的是，大家讲光荣传统。李家浩先生说，他是中国人，所以只能“为尊者讳”，好像外国的学术规范是专为外国人或像我这样不懂尊重长者、权威的人而设，我想这是误会。我的犯颜直谏，没人提倒也罢了，不承想，竟落得个得罪天，得罪地，谁都不敢登。我自己都有点糊涂，怎么和李家浩先生一样，静夜深思，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我的文章，最初是给《中国史研究》，因为我一直欠辛德勇先生的情。他们先是同意发，但很快又顾虑害怕，因为不好意思，乃托唐晓峰跟我解释。我说，您别不好意思，我该讲的在网上都讲了，不发没关系。后来，安徽会议，我没参加，他们要我务必交篇文章。我说，我无积稿，你们敢登，就是这篇，不敢登就算了。不知怎么回事，此事竟被胡平生先生探知，他给我的同学赵超打电话，请他转达，说要“跟我私了”，求我把文中涉及他的文字删掉。我想，他本来也不是我讨论的中心人物，过去也常有来往，在单位又是众矢之的（令人遗憾的是，那里的恩怨也是寄托于学术斗争），咱们也别墙倒众人推，趁机落井下石，所以就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我跟赵超说，都是熟人，又不是不认识，有什么事直接打电话，我不记仇。其实，胡先生该记得，达园会上，发言之前，我俩是坐一块儿，很多想法都是当面交换，然后才到会上讲。他要说他不是那个意思，或者像他跟赵超讲的，大家都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韩自强一直不错，是个宽仁深厚之人，那我也希望。可惜的是，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他和他的同门李家浩先生，恐怕不是这样。比如，他在一次大会上，当着很多人的面，糟蹋林梅村，就是一个例子。但不管怎么说，他说改，我就改。我猜，改完，他该满意了吧？不然。我改完了，他又把电话打到安徽大学黄德宽校长处，叫他们给我施压，命我把稿中涉及裘、李二师的文字也尽行删去，而且还诡称这是何琳仪先生的主意。何先生打电话说，他根本没讲。我在电话里跟何先生说，第一，黄校长如果慑于胡先生的压力，不敢登，千万别犹豫，退之可也；第二，黄校长如果指出我涉及二师的地方错了，我可以删去，否则我一个字不删（其实删了这一部分，也就没有这篇文章）；第三，如果古文字学界没有公道，我可以退出古文字学界（其实我早有此意，很早以前，还跟吴振武先生写信说过）。每句话，我都是认真讲的。然后，据何先生转达，黄校长的意思是，他没有意思迫我就范，只是建议我删掉某些口气，比如我批评李学勤先生，他把张政烺先生的说法称为“有人说”，我加了括号，说“国内很多学者都不知道，这是有违学术规范的”。何先生说，黄校长的意思，话是不是重了，好像教训长者，劝我改。我说，行，又把这句话给删了。然后呢，问题好像解决了吧？不然。我在香港呆着，何先生又打电话，急着找我，说胡平生的波刚平，李家浩的波又起，非把现在他发在网上的文章塞给会议论文集，说是你们虽然结了稿，我可以出钱登文章。何先生问我意下如何，我还是原来的话：我的文章，大家早知道，登不登无所谓，你们怕得罪谁，也别怕得罪我，要登他的，就别登我的（他跟我是如影随形，我还偏偏不肯成全他）。然后呢，何先生回话说，李家浩说，李零撤，我也撤，最后就撤到网上来了。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二）我想说一下什么叫“故意隐匿”。其实这个话题在很多年前就已提出（拙作《大音希声，善言不辩》，《读书》1997年12期，3-9页）。我强调这个问题重要，是因为无视这个问题，就很难建立良好的讨论气氛（我文章结尾的话，就是有鉴于此，并不专门是对李家浩先生说的），也难以被读者查核利用，维持学术传承。因为我早就说过，现代论文的脚注不是用来寓褒贬，而是用来供查寻，起目录学的作用。我记得，好几年前，在吉大开古文字会，吴振武教授发言，他的稿子里有两段批评，文字是用引号括起，但没有人名，也没有出处。轮我发言，我问吴先生是怎么回事，下来他跟我讲，这两条，一条是老师的话，一条是师兄的话，没办法。比如这种情况，就是属于“故意隐匿”（有别于检索不周的“无意遗漏”），不管这个“有意”是善意，还是恶意。虽然我也知道，咱们中华民族有尊老传统（未必爱幼），吴先生的用意是替尊者讳，出发点是好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不是专门责怪吴先生。但我认为，这样做，照样不合学术规范。文章都引出来了，怎么可以不交代出处。咱们总不能说，凡是外国人讲的，中国就不来这一套；我是中国人，就可以不讲学术规范。因为如果我们允许善意的“故意隐匿”，就不能防止恶意的“故意隐匿”。在北大，凡审查论文，对这类问题，我一直是反复强调（老先生我不管，年轻人和同辈，我不能不说）。可惜的是，现在，不仅很多学生不明白，很多教授也不明白（根子是教授不明白）。李文讲这个问题，有点东拉西扯，其实问题很简单，他要讲的是谁，明眼人都知道。你只要简简单单说，你对李零是心存善意还是满怀仇恨，你是想让读者知道问题的来龙去脉，还是为了恶心他，说凡是李零讲的就是错的，不就结了（读读他的文章，再读读我的文章，看看他是怎么引用我，我是怎么引用他，比较一下，事情很清楚）。特别奇怪的是，他把许多本来和这个概念无关的问题也扯了进来。比如，他一直说，如果我利用了我在整理上海竹简中的知识，又不肯引用原始材料，就是“故意隐匿”。那么我想解释一下，我说的“故意隐匿”，其实是指：（1）用沉默的方式，故意抹杀别人的成就。比如他考九店楚简，故意不提大家对他的批评，也从不引用我的或其他人的在他看来属于“不入眼”的成果（吴振武教授帮我找了一条他从肯定角度引我的文章，结果还是属于我转述李学勤先生的意见）。（2）用暗示的方式，故意指桑骂槐，明明谁都知道是指什么人，内容也讲了一大通（不同于针砭时弊，不针对个人的批评），却偏偏不肯交代出处。比如他对我使用的“有人说”，就是属于这一类。（3）对讨论背景挑肥拣瘦，把他认为该为尊者讳的地方藏起来，跳过去，专批难解心头之恨的对手，柿子找软的捏，伪造讨论背景。比如讨论“太一辟兵”，予说是受李学勤、王育成先生启发，但承受批评，只我一人（他这么批，是给了我不应有的荣誉）；他讲“幣”字，我早从上博楚简发现，而且向夏德安教授指出，文章和他同时发，而且是在同一书上，他骂李零旧说不可容忍，却不提自己的旧说毫不着边，甚至去批引我的夏德安先生，现在还诬我是抄他的说法；他讲《文物报》上的大武戈是伪器，说承黄锡全先生转告，而故意不提是我告黄先生的。这和他讲的“故意隐匿”完全不同。我想，第一，在我们这行，谁都知道，没有发表的材料，我不能引用，这不叫“隐匿”。第二，材料未发，但已寓目，利用已知线索，对已发材料下判断，乃寻常之事，朱德熙和裘锡圭先生多次用过，他本人也多次用过，这也不能叫“隐匿”。比如他讲楚国先祖“穴熊”，材料就是高先生让我送裘先生，现在还未发表。第三，我根本就没想跟他争什么发明权，也没想跟他比高低。我在这方面兴趣很小。比起时下很多古文字学家，我更关心结果，而不是过程，当然属于粗枝大叶、轻描淡写的一路，但他没有权利说，我就不能讲话，更不能说，我讲对了也等于不对，说过了也等于没说。我只想告他，从引文规矩讲，别人讲过了，您也知道了，就别假装不知。您要还是听不懂，我跟您讲，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

（三）我读李文，最有意思的是，我不知他为什么，偏对我和国外学者来往很敏感。大概，他以为我一强调学术规范，就是挟洋自重，以势压人。比如我说我和罗泰先生初识，曾一块“吃冰激凌论英雄”，听他介绍美国汉学界。我真没想到，这等小事也值得他注意，竟大做文章，不厌其烦注了一大堆涉及我和这些学者交往的文章。不明事的人还以为，我是炫耀自己和外国人吃冰激凌，吃了一次不够，还要吃上好几回（比如有个学生就拿这一问题来问我）。其实，我讲吃冰激凌，拢共只有一回，就是旧版《中国方术考》的序言，并且后来收进了《放虎归山》。大家不妨读一下我的原文，那是我第一次出国的感受，其中不但没有一句崇洋媚外，反而倒有许多苦中取乐的自嘲。凡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到外国，纯粹是不得已；我和谁谁谁交往，也是再普通不过的私人交往。没有一次是官方安排，也没有一次是主动接洽。如果我提到他们引用了我的意见，那不过是说，有人还看重我的想法，没像他那么霸道，专以一己之私见为他人作生死断谳。我的序言也好，其他文章也好，纯粹都是记感受（我喜欢在序言里讲这种感受，并注明写作时地），有好也有坏，批评很多。比如这里讨论的学术规范，我在《读书》讲它，一上来就是批西方的弊病，如西方的抬杠，西方的矫情。我压根儿就不同意，凡是外国人讲的就一定对。他大概不知道，我顽固坚持的是“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因而和这些学者时有争论，甚至很激烈，因此被某些想不开的汉学家（或亚汉学家）视为“民族主义者”。其实，我根本就没把出国当回事，也希望他别把出国当回事。您对我有气就朝我撒，犯不着跟外国人也过不去，恨屋及乌，又是批夏德安，又是跟罗泰他们致气。还有，您也别自己作践自己，说那么多酸词。我写过《入山与出塞》，那跟您毫无关系。您何必以为我引朱德熙先生的话（批评中国学者固陋的话），那肯定就是指您，非给自个儿扣一顶“土包子”的帽子，而且还要注明，是“不曾出塞”的“土包子”。这都哪儿和哪儿呀。

（四）我想在这儿说明一下我对古文字学界的某些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包涵。我知道，很多同行和我的看法不一样，关键是学术范式不同。第一，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问题，我认为，近百年的“罗王之学”是一门气度很大的学问（涉及古器物和考古，历史和文献），我不赞同，只有搞字形排队，考字释字是唯一的学问（唐兰先生说，古文字学是被“章黄之学”革出教门的，我知道的罗王传人，他们绝大多数都不属于这一类型），也不认为，只有长篇大论考一个字，才有资格讲话。第二，尽管古文字学是一门积小成大的学问（杨树达先生是以“积微居”名斋），但从总体上讲，它也同样是“大道理管小道理”：文义通读管具体的字，辞例线索先于文字分析。第三，引而申之，还有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就是大能容小，小不能容大，有容乃大。古文字学是研究微观的学问，古人叫“小学”，但我们不能把它做成“小心眼儿学”，专以识字、辩难，给人挑错为务，排斥这门学科本来就有的其他研究方法（如果古文字学是这样的学问，我宁肯不当古文字学家）。比如，我就坚决不同意说，郭沫若、陈梦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古文字学家，或者像时下有人吵吵的，说连李学勤先生也不是古文字学家。第四，我认为，古文字学是门很容易犯错误的学问（绝大多数古文字学家，都是照着镜子抽嘴巴，抽一天都抽不过来），虽千锤百炼之大家也绝不可免。你对别人不宽容，也是对自己不宽容。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更多地从积极方面着眼，从总体和大处着眼，对前人，对同行，对长者，对幼者，都宽容一点。别把自己当“吸尘器”。

我和我的学生一再说，批评不是“毁人不倦”（我对国外的“毁人不倦”也同样反感）。我说过：

将来你们写论文，可能会批评很多说法。这是非常正常的。但你们一定要记住，批评是要抱有极大敬意的，是要存宽仁深厚之心的。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如果我们批评的对象是一塌糊涂，您老又何必劳心费神，如蝇逐臭，穷追不舍，甚至还要拖着大家和你共享这种快乐呢？我认为批评的目的并不就是匡谬正俗，甚至也不是维护纯洁。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推进学术。如果你的批评对象真值得批评，那一定说明人家还是做了很多努力，还是为你铺了路。如果你通过你的批评，超过了人家，既推进了自己的认识，也推进了别人的认识，你难道不应该感谢人家吗？所以，我理解，在学术规范的背后，最重要的还是“人”。很多人的不守规矩，关键还是“目中无人”，或者“拿人不当人”（拙作《志气和规范》，《书城》2002年3月，48-50页）。

在目前的讨论中，我最不满意的是，很多人把太多的精力花在批评别人，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特别是批他踩着的“肩膀”（而且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北京话叫“得了便宜还卖乖”。我是丑话说在前面，好话说在后头。如果说，我对李家浩先生也曾反唇相讥，有失君子风度，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说实话，我从内心为我的还击感到内疚和惭愧。因为在一封写给裘先生的信中，我说过这样的话：

高明先生说的好，你们再也不要像我们的上一辈那样，很多行中最优秀的学者，他们反而互相瞧不起。

学者是一种最有缺陷的动物。其最大不幸就在于，往往正是在最需要相互补充，因而也最需要相互敬重的地方，他们却总是同室操戈，陷入相互的蔑视与仇恨。

您和李学勤先生是一个例外，我很羡慕这样的关系。

2002年5月26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